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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加坡報章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
林任君
關於新加坡的發展理念和模式，中國內地研究的人不少，尤其是新加坡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各方麵的政策。政治領導人、政府、執政黨、行政體製以及個別公私機構在新加坡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產生的影響，也是中國學者較感興趣的一些課題。
相形之下，對新加坡媒體在國家的發展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涉獵的研究，顯得比較有限。
作為一名來自新加坡的報人，《聯合早報》的總編輯，我今天想以業者的身份跟大家討論這個課題，分享這方麵的經驗。
我認為，新加坡獨特的新聞模式，可以說是國家整體發展模式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是一種什麽模式呢？可以肯定地說，那不是西方普遍奉行以及在西方強勢影響下出現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那種一味挑戰權威、製造對抗和爭端的“敵對新聞學”（Adversarial Journalism），也不是一些國家所遵行的那種漠視新聞的時效性、一味要求口徑一致的“指令新聞學”（Command Journalism），而是一種可以概括為“負責任的新聞自由”（Responsible Press Freedom）的建設性新聞模式。
新加坡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在1965年被逼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時，不但貧窮落後，失業率高，作為一個毫無腹地、完全沒有天然資源，卻又有多個種族、語言、宗教並存的小島，更潛伏著各種足以引發社會衝突和政治動蕩的暗流。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三大種族組成，即華族、馬來族和印度族，以及一個較小的歐亞裔社群。宗教方麵則更加複雜多元，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錫克教等。曆史、地理和政治因素，使新加坡這個麵積隻有700平方公裏的島國，成為華夏、伊斯蘭和基督教這三大世界文明的交匯之處；美國學者亨廷頓教授所提到的那些足以引起“文明衝突”的條件，這個彈丸小國可說差不多都具備了。
但是，新加坡卻沒有像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一樣，被這種種不利的條件拖垮而失敗沉淪，而是在43年後的今天，從第三世界迅速躍升為第一世界國家，不但經濟發達、國民安居樂業，而且社會穩定、秩序井然。
這主要當然應歸功於國家領導高瞻遠矚、選擇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政府務實高效、勵精圖治，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全力以赴等因素。然而，假如沒有媒體的積極配合，在營造人民共識、促進社會和諧，從而協助政府貫徹政策、推動國家發展等方麵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新加坡的建國道路肯定不會那麽順利。許多國家的媒體，不但沒有協助促成共識，反而通過挑戰一切權威、突出歧見、放大爭端等聳動性的報道方式，使得社會共識根本無法形成，甚至造成社會各種矛盾的深化和激化，破壞了穩定，更嚴重的是引發了衝突。
其實，新加坡今日的媒體模式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至少在獨立之前，各語文報章多以所屬族群利益為重，也因為當時國家還沒有成立，而以原籍國為效忠對象。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生的兩場宗教和種族流血衝突，雖然有其政治、社會和外力的導因，但一些報章的煽情報道或政客利用報章的直接煽動，肯定起了導火索的作用。
即使在脫離馬來西亞初期，由於獨立來得突然，國家意識一時尚未形成，各種舊影響勢力依然存在，一些沿襲過去方針和做法的報紙也不全然是以“新加坡國”為效忠對象。因此，一直到70年代初，還不斷發生一些外國勢力試圖滲透本地報章、影響新加坡的政治和社會的事件。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大力發展經濟、消除失業、改善民生，確保新加坡的生存之餘，也開始整頓報業，加強對媒體的管製，並采取行動對付個別受外國勢力資助滲透的報章和一些被認為受外力指使顛覆社會的報業老板和新聞從業人員，使各語文報章以國家而不再是族群或其他內外勢力為效忠對象。
新加坡政府主要是通過法律的手段管製報章，1974年訂立的《報章與印刷館法令》（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是對報業公司的控製權和報章行為進行規範和約束的最重要法律。
這個法令對新加坡報章的股份結構、業務、出版及發行等作出了種種明確的規定。其中一些主要規定包括：報刊必須有新聞、通訊及藝術部長發出的準證才能出版，準證必須每年更新；總編輯人選雖由報館管理層決定，但必須獲得部長批準；報業公司的董事必須是新加坡公民；任何個人或機構不得擁有公司超過5%的股份；股份分管理股和普通股兩種，管理股占總股份的1%，隻能發給那些獲得部長批準的新加坡公民或機構，在有關委任或開除任何董事或報館職員的投票表決中，每份管理股擁有200票的表決權，等等。
除了這個直接管製報紙的法律之外，其他法律，如《誹謗法》、《煽動法》、《內部安全法》、《官方機密法》等，都對新加坡報章形成了直接或間接的約束。
自那時起，隨著報章出版公司在新法律下紛紛掛牌上市，不再受家族或企業的控製，成為真正的公共公司，報紙跟政府的關係從此步上正常化的、非對抗性的道路。但彼此間關係的改善並不純然是政府立法管製的結果，而更多是報紙和政府對國家的命運逐漸形成休戚與共的共識使然。危機四伏之中的逆境求存、一無所有之下的艱辛建國，使大家對新加坡處境之危險和立國基礎之脆弱有了刻骨銘心的體會。
大體上說，新加坡報章這三十多年來在國家發展中扮演的是政府夥伴的角色。報章幫助政府宣傳國家社會發展的目標，上情下達，通過引導輿論凝聚人們對這方麵的共識，協助動員人民來實現目標；以讀者易懂的方式，圖文並茂報道並解釋政府的政策，使政策得以順利貫徹，施政效果事半功倍。
另一方麵，報章也如實反映輿情，反饋民意，下情上達，幫助政府了解人民對政策的反應，掌握社會脈搏和民間情緒，以便知所調整，及時在政策或措施方麵作出回應，改善對國家的治理。此外，報章也照實報道負麵新聞，從不回避或淡化，讓真相曝光，將問題暴露，使國家社會能夠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在錯誤中吸取經驗，健康成長。
這是一種和政府若即若離的夥伴關係，報章認真看待本身的橋梁角色，積極促進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雙向溝通，從而協助實現國家發展的目標，促使社會在和諧中繁榮進步。
新加坡的這種媒體模式，和許多采納“敵對新聞學”的西方和發展中國家地區是截然不同的。奉行敵對新聞理念的媒體認為必須挑戰他人的權威才能建立本身的威信，尤其是必須時時挑戰政府的權威或質疑政府的動機。它們喜歡渲染矛盾，製造爭端，挑起對抗，甚至對種族、語言、宗教這類容易觸動敏感神經的課題也毫無避忌。在這類媒體大行其道的地區，不但社會和諧或穩定難以實現，即使要凝聚最基本的共識、追求有益人民的目標也非常困難。
新加坡的模式可說是介於這種“敵對新聞學”和光譜另一端的“指令新聞學”之間。後者往往因為要求高度的“口徑一致”和過度擔心負麵報道的影響，而通過新聞檢查或行政幹預手段，阻礙媒體對事實的及時報道，從而漠視了新聞的時效性和剝奪了人民的基本知情權。這類媒體傾向於“報喜不報憂”，而且往往“慢三拍”，使人民無法及時獲取重要的信息。
介於兩者之間的新加坡報章模式，可用“負責任的新聞自由”來概括形容。它一方麵賦予報人根據本身的專業判斷進行報道和批評的自由，包括自由報道負麵新聞和批評政府的政策或施政方式，另一方麵則要求這種自由以國家整體利益為依歸，並受到社會責任的約束，服膺於崇高的新聞道德和專業精神。
如前所述，新加坡今天的這種媒體模式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報章和政府之間經過一段磨合期漸漸成形的。這個模式行得通，有其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
客觀因素方麵，除了直接和間接約束媒體行為的法律之外，主要還有：新加坡很幸運地擁有一個廉潔、賢明、正直、有效率的政府；法律製度、行政係統和司法過程高度公正透明，能有效預防、製止或懲罰貪汙濫權行為。這使得新加坡報章無須像一些國家的媒體那樣對政府一直抱著懷疑或質疑的態度，甚至自我授權“替天行道”，調查挖掘當權者的濫權枉法行為。此外，國家領導對人民和媒體的開誠布公，政府官員對報章領導人普遍存在的尊重和信任，不時通過吹風之類的途徑幫助報人了解政策動機及背景等，顯示政府很重視並肯定媒體在社會建設和政策落實過程中的角色。政府也時常邀請報人同其他企業界和民間組織的代表一起，參加一些政府機構的谘詢委員會或法定機構的董事局，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也讓他們從中了解政策思路和決策過程。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客觀因素。
主觀因素方麵，除了報人對政府的立國理念和發展策略高度認同之外，新加坡新聞從業員的基本價值觀與他們的西方同行大相徑庭也是個重要的原因。他們大致上尊重權威，以和為貴，以大局為重，視群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他們並不具有一些外國同行的那種自以為在替天行道的心態，也沒有那種“必須通過挑戰權威來建立本身權威”的包袱。此外，主流媒體的從業員一般具有高度的專業和自律精神，中庸厚道，知道適可而止，不會窮追猛打。
新加坡這種“負責任的新聞自由”模式運行的結果，既維持了報章的公信力，受到讀者的充分信賴，也確保了重要信息的高度流通，及時、準確、可靠而且透明，讓讀者能夠最快掌握影響國計民生的消息，獲取最新知識。這既有利於經濟發展，也有助提高人民對重大國家社會課題的認識，促進共識。
同時，報章也有意識地加強社會的凝聚力，促進種族、宗教和諧以及政治穩定，發揮了社會公器的效用，獨立並積極地維護民主法治和公平正義。這樣一來，報章協助推動了國家社會向前發展，而不是助長無休無止又無謂的爭論、毫無必要的折騰，在精神耗損中拖慢社會前進的腳步。
新加坡能夠在不斷取得高速經濟增長、大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維持社會秩序和紀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的管理及科技知識的同時，杜絕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會偏差，保留亞洲社會的特性和本質，也避免了其他一些新興國家和地區伴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種種政治和社會弊端，這是使“新加坡發展模式”在國際上受到重視和引起興趣的原因。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鄧小平就曾說過：“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
中國近年來對新加坡的各方麵經驗借鑒了不少，但似乎對媒體方麵的經驗比較忽略。因此我今天與大家分享新加坡報章模式的經驗，希望能引起中國朋友的注意和興趣。
（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
關於新加坡的發展理念和模式，中國內地研究的人不少，尤其是新加坡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各方麵的政策。政治領導人、政府、執政黨、行政體製以及個別公私機構在新加坡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產生的影響，也是中國學者較感興趣的一些課題。
相形之下，對新加坡媒體在國家的發展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涉獵的研究，顯得比較有限。
作為一名來自新加坡的報人，《聯合早報》的總編輯，我今天想以業者的身份跟大家討論這個課題，分享這方麵的經驗。
我認為，新加坡獨特的新聞模式，可以說是國家整體發展模式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是一種什麽模式呢？可以肯定地說，那不是西方普遍奉行以及在西方強勢影響下出現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那種一味挑戰權威、製造對抗和爭端的“敵對新聞學”（Adversarial Journalism），也不是一些國家所遵行的那種漠視新聞的時效性、一味要求口徑一致的“指令新聞學”（Command Journalism），而是一種可以概括為“負責任的新聞自由”（Responsible Press Freedom）的建設性新聞模式。
新加坡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在1965年被逼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時，不但貧窮落後，失業率高，作為一個毫無腹地、完全沒有天然資源，卻又有多個種族、語言、宗教並存的小島，更潛伏著各種足以引發社會衝突和政治動蕩的暗流。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三大種族組成，即華族、馬來族和印度族，以及一個較小的歐亞裔社群。宗教方麵則更加複雜多元，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錫克教等。曆史、地理和政治因素，使新加坡這個麵積隻有700平方公裏的島國，成為華夏、伊斯蘭和基督教這三大世界文明的交匯之處；美國學者亨廷頓教授所提到的那些足以引起“文明衝突”的條件，這個彈丸小國可說差不多都具備了。
但是，新加坡卻沒有像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一樣，被這種種不利的條件拖垮而失敗沉淪，而是在43年後的今天，從第三世界迅速躍升為第一世界國家，不但經濟發達、國民安居樂業，而且社會穩定、秩序井然。
這主要當然應歸功於國家領導高瞻遠矚、選擇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政府務實高效、勵精圖治，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全力以赴等因素。然而，假如沒有媒體的積極配合，在營造人民共識、促進社會和諧，從而協助政府貫徹政策、推動國家發展等方麵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新加坡的建國道路肯定不會那麽順利。許多國家的媒體，不但沒有協助促成共識，反而通過挑戰一切權威、突出歧見、放大爭端等聳動性的報道方式，使得社會共識根本無法形成，甚至造成社會各種矛盾的深化和激化，破壞了穩定，更嚴重的是引發了衝突。
其實，新加坡今日的媒體模式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至少在獨立之前，各語文報章多以所屬族群利益為重，也因為當時國家還沒有成立，而以原籍國為效忠對象。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生的兩場宗教和種族流血衝突，雖然有其政治、社會和外力的導因，但一些報章的煽情報道或政客利用報章的直接煽動，肯定起了導火索的作用。
即使在脫離馬來西亞初期，由於獨立來得突然，國家意識一時尚未形成，各種舊影響勢力依然存在，一些沿襲過去方針和做法的報紙也不全然是以“新加坡國”為效忠對象。因此，一直到70年代初，還不斷發生一些外國勢力試圖滲透本地報章、影響新加坡的政治和社會的事件。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大力發展經濟、消除失業、改善民生，確保新加坡的生存之餘，也開始整頓報業，加強對媒體的管製，並采取行動對付個別受外國勢力資助滲透的報章和一些被認為受外力指使顛覆社會的報業老板和新聞從業人員，使各語文報章以國家而不再是族群或其他內外勢力為效忠對象。
新加坡政府主要是通過法律的手段管製報章，1974年訂立的《報章與印刷館法令》（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是對報業公司的控製權和報章行為進行規範和約束的最重要法律。
這個法令對新加坡報章的股份結構、業務、出版及發行等作出了種種明確的規定。其中一些主要規定包括：報刊必須有新聞、通訊及藝術部長發出的準證才能出版，準證必須每年更新；總編輯人選雖由報館管理層決定，但必須獲得部長批準；報業公司的董事必須是新加坡公民；任何個人或機構不得擁有公司超過5%的股份；股份分管理股和普通股兩種，管理股占總股份的1%，隻能發給那些獲得部長批準的新加坡公民或機構，在有關委任或開除任何董事或報館職員的投票表決中，每份管理股擁有200票的表決權，等等。
除了這個直接管製報紙的法律之外，其他法律，如《誹謗法》、《煽動法》、《內部安全法》、《官方機密法》等，都對新加坡報章形成了直接或間接的約束。
自那時起，隨著報章出版公司在新法律下紛紛掛牌上市，不再受家族或企業的控製，成為真正的公共公司，報紙跟政府的關係從此步上正常化的、非對抗性的道路。但彼此間關係的改善並不純然是政府立法管製的結果，而更多是報紙和政府對國家的命運逐漸形成休戚與共的共識使然。危機四伏之中的逆境求存、一無所有之下的艱辛建國，使大家對新加坡處境之危險和立國基礎之脆弱有了刻骨銘心的體會。
大體上說，新加坡報章這三十多年來在國家發展中扮演的是政府夥伴的角色。報章幫助政府宣傳國家社會發展的目標，上情下達，通過引導輿論凝聚人們對這方麵的共識，協助動員人民來實現目標；以讀者易懂的方式，圖文並茂報道並解釋政府的政策，使政策得以順利貫徹，施政效果事半功倍。
另一方麵，報章也如實反映輿情，反饋民意，下情上達，幫助政府了解人民對政策的反應，掌握社會脈搏和民間情緒，以便知所調整，及時在政策或措施方麵作出回應，改善對國家的治理。此外，報章也照實報道負麵新聞，從不回避或淡化，讓真相曝光，將問題暴露，使國家社會能夠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在錯誤中吸取經驗，健康成長。
這是一種和政府若即若離的夥伴關係，報章認真看待本身的橋梁角色，積極促進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雙向溝通，從而協助實現國家發展的目標，促使社會在和諧中繁榮進步。
新加坡的這種媒體模式，和許多采納“敵對新聞學”的西方和發展中國家地區是截然不同的。奉行敵對新聞理念的媒體認為必須挑戰他人的權威才能建立本身的威信，尤其是必須時時挑戰政府的權威或質疑政府的動機。它們喜歡渲染矛盾，製造爭端，挑起對抗，甚至對種族、語言、宗教這類容易觸動敏感神經的課題也毫無避忌。在這類媒體大行其道的地區，不但社會和諧或穩定難以實現，即使要凝聚最基本的共識、追求有益人民的目標也非常困難。
新加坡的模式可說是介於這種“敵對新聞學”和光譜另一端的“指令新聞學”之間。後者往往因為要求高度的“口徑一致”和過度擔心負麵報道的影響，而通過新聞檢查或行政幹預手段，阻礙媒體對事實的及時報道，從而漠視了新聞的時效性和剝奪了人民的基本知情權。這類媒體傾向於“報喜不報憂”，而且往往“慢三拍”，使人民無法及時獲取重要的信息。
介於兩者之間的新加坡報章模式，可用“負責任的新聞自由”來概括形容。它一方麵賦予報人根據本身的專業判斷進行報道和批評的自由，包括自由報道負麵新聞和批評政府的政策或施政方式，另一方麵則要求這種自由以國家整體利益為依歸，並受到社會責任的約束，服膺於崇高的新聞道德和專業精神。
如前所述，新加坡今天的這種媒體模式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報章和政府之間經過一段磨合期漸漸成形的。這個模式行得通，有其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
客觀因素方麵，除了直接和間接約束媒體行為的法律之外，主要還有：新加坡很幸運地擁有一個廉潔、賢明、正直、有效率的政府；法律製度、行政係統和司法過程高度公正透明，能有效預防、製止或懲罰貪汙濫權行為。這使得新加坡報章無須像一些國家的媒體那樣對政府一直抱著懷疑或質疑的態度，甚至自我授權“替天行道”，調查挖掘當權者的濫權枉法行為。此外，國家領導對人民和媒體的開誠布公，政府官員對報章領導人普遍存在的尊重和信任，不時通過吹風之類的途徑幫助報人了解政策動機及背景等，顯示政府很重視並肯定媒體在社會建設和政策落實過程中的角色。政府也時常邀請報人同其他企業界和民間組織的代表一起，參加一些政府機構的谘詢委員會或法定機構的董事局，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也讓他們從中了解政策思路和決策過程。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客觀因素。
主觀因素方麵，除了報人對政府的立國理念和發展策略高度認同之外，新加坡新聞從業員的基本價值觀與他們的西方同行大相徑庭也是個重要的原因。他們大致上尊重權威，以和為貴，以大局為重，視群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他們並不具有一些外國同行的那種自以為在替天行道的心態，也沒有那種“必須通過挑戰權威來建立本身權威”的包袱。此外，主流媒體的從業員一般具有高度的專業和自律精神，中庸厚道，知道適可而止，不會窮追猛打。
新加坡這種“負責任的新聞自由”模式運行的結果，既維持了報章的公信力，受到讀者的充分信賴，也確保了重要信息的高度流通，及時、準確、可靠而且透明，讓讀者能夠最快掌握影響國計民生的消息，獲取最新知識。這既有利於經濟發展，也有助提高人民對重大國家社會課題的認識，促進共識。
同時，報章也有意識地加強社會的凝聚力，促進種族、宗教和諧以及政治穩定，發揮了社會公器的效用，獨立並積極地維護民主法治和公平正義。這樣一來，報章協助推動了國家社會向前發展，而不是助長無休無止又無謂的爭論、毫無必要的折騰，在精神耗損中拖慢社會前進的腳步。
新加坡能夠在不斷取得高速經濟增長、大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維持社會秩序和紀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的管理及科技知識的同時，杜絕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會偏差，保留亞洲社會的特性和本質，也避免了其他一些新興國家和地區伴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種種政治和社會弊端，這是使“新加坡發展模式”在國際上受到重視和引起興趣的原因。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鄧小平就曾說過：“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
中國近年來對新加坡的各方麵經驗借鑒了不少，但似乎對媒體方麵的經驗比較忽略。因此我今天與大家分享新加坡報章模式的經驗，希望能引起中國朋友的注意和興趣。
（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