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研究（第1卷）

7、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王浦劬教授的致辭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深圳大學校領導，各位領導和嘉賓：

　　大家上午好！

　　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我非常榮幸地應邀出席這次學術會議，謹此代表中國政治學會，熱烈祝賀深圳大學新加坡經驗與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研討會召開，祝賀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成立！

　　會議的召開和新加坡研究中心的成立，不僅為深圳大學增設了政治學研究的學術平台，強化了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的優勢和學術製高地位，而且為我國政治學研究和新加坡研究增添了新的力量和新的陣地，對我國的治國理政、科學發展和政治發展的學術研究和實踐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新加坡研究，不僅是國別研究，而且是特定治理模式和政治發展價值、製度、途徑和方式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對於中國的學者和政治領導者來講，新加坡研究更加具有特殊意義，這種特殊意義不僅因為我國領導人和治國者對新加坡模式和經驗的高度重視，對於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治國理政模式的深層思考，而且也基於以下理由：

　　第一，新加坡和中國傳統文化同根同源，這種文化的同根性形成社會文化的深層結構同構性，由此成為新加坡與中國在社會、政治和管理等方麵及其發展的文化層次和內容方麵的最大可比性，同時，這種文化的同根性也為中國學者和新加坡學者圍繞國家治理和發展問題，包括治國理政的方略、目標、價值、體製、方針和政策，社會和政治發展的模式和路徑，提供了文化深層次對話與溝通的平台和基礎。

　　第二，新加坡具有獨特的經驗和獨特的發展模式，按照學界既有研究，新加坡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獨特的模式，這樣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經驗，不僅在政策層麵具有治政理政的借鑒作用，在政府管理的方法途徑層麵具有借鑒作用，而且對於進一步推進社會政治發展和治國理政的目標模式和途徑選擇具有借鑒意義。幾十年來，新加坡從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逐步發展成為經濟發達、社會文明、治理有方、法治嚴明的國家，由此積累的經驗和發展途徑，值得深入發掘。

　　另一方麵，如前所述，從傳統文化屬性上，新加坡傳統文化屬性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濃厚特色，因此，可以認為，新加坡模式是中國傳統文化圈中的獨特模式。這樣一種獨特的模式，並沒有按照西方近現代政治邏輯，必然把西方式民主與效能、廉潔等價值聯係在一起，而是把東方特有的威權、法製與效能、廉潔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新加坡的發展模式和治國方略中有若幹要素值得人們去思考、分析、回味、體味和借鑒。同時，這也使得新加坡模式和經驗不僅具有新加坡本國治理的經驗意義，具有在中國傳統文化圈背景下加以詮釋的獨特意義，而且也具有現代化、政治發展和治理模式的獨特性形成的世界意義。

　　第三，新加坡畢竟有自己的特定的國情政情，在很多方麵不同於中國，因此，新加坡的發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在許多方麵也不同於中國，或者說，兩國之間存在不可比較性。中國有自己的國情政情，有自己的曆史發展及其路徑規定，由此形成了中國特色，同時，從發展取向來講，我們建設和發展的是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政治方麵，我們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新加坡與中國的這些不同之處，同樣需要準確認識和正確把握，一方麵，需要準確分析兩國的差異性，不僅在當前意義上明確哪些是新加坡獨有的國情政情，而且需要從曆史縱深和發展邏輯意義上明確哪些是新加坡獨特的發展道路和曆史邏輯。另一方麵，需要深入思考怎樣正確認識和看待這些差異性，既從差異性中看到兩國的特殊性，又從差異性中看到治國理政和推進發展的著力點和借鑒性。

　　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認真深刻回顧總結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無論對於曆史還是對於未來，都具有重要意義。從政治學和行政管理學的角度看，從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曆史進程中，可以進行若幹特定發展模式的總結和研究：

　　第一，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發展的模式。三十年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發展模式既不同於西方早期現代化國家，也不同於前蘇聯、東歐地區進行的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的發展模式。中國三十年的政治經濟改革發展過程，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一過程是通過經濟發展推動政治發展，在經濟體製改革中實現政治改革，以多種方式綜合推進政治經濟改革的過程，是通過經濟改革推動國家治理，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擴展和提升社會主義民主的過程，如同黃衛平教授指出的那樣，中國整個改革進程，事實上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相互交叉、相互推進的互動過程。因此，總結中國三十年的政治經濟改革發展模式，是我們的重要任務。

　　第二，中國社會的治理模式。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發展取得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三十年前，從安徽、深圳等地啟航，經過三十年的曆史進程，已經使得中國社會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無疑，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改革發展及其成就，與中國社會的成功治理是緊密相關的。或者換言之，中國以什麽樣方式治國理政，促進社會經濟改革發展取得了這樣的成就，這些治國理政的路線方針原則的核心內涵是什麽，比如黨的領導、依法治國與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結合的戰略的核心價值是什麽？這些治理方略、方針政策是如何製定實施的？在中國治理經驗基礎上，是否形成了東方大國特有文化背景和曆史進程中的中國治理模式？如果說中國的治理經驗已經上升為治理模式，那麽，這一模式與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治理模式又有哪些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

　　第三，中國政府的管理模式。就分析意義上講，治理模式是政治學的分析工具，是指社會政治權力主體，特別是執政黨對社會的政治管理。而中國政府的管理模式，則更多講的是中國的行政管理模式。從中國國家管理的政治實踐來看，行政在國家政治運行中具有強勢功能，這種行政強勢的政治，當然不能像有的學者概括香港政治那樣，將其概括為行政吸納政治，但是，中國的行政係統，尤其在政府政治層麵，執政黨領導下的中國行政係統的確發揮著獨特的強力作用。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民主，與這樣的行政強勢係統有著密切關係，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行政管理體製改革，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也具有行政民主的重要特色。那麽，中國政府管理模式是什麽樣的模式？這樣的模式發展趨勢如何？對於中國政治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來說，中國政府管理模式的變化發展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國已經有改革開放三十年經驗的積累，這些經驗蘊涵著豐富深刻的內容，需要深入發掘和提升。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的今天，在深圳探討中國三十年的發展模式，並且把中國發展經驗與新加坡發展經驗進行相互對比和分析，既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更具有深沉厚重的曆史意義。

　　應該指出的是，深圳大學的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和新加坡研究多年堅持不懈，產生了不少重要優質成果，形成了良好的學術基礎，在國內學界，尤其是政治學與行政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受到廣泛矚目。這些研究是深圳大學政治學與公共行政學科的學術製高點，也是其學術優勢和亮點。相信通過這次會議，會進一步推進新加坡研究，推進中國政治發展和中國治理發展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為國家實現科學發展，建設共同和諧的社會，做出更多的學術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