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峽地區出土的唐宋瓷器與茶文化
（一）茶文化的起源
我國茶事起於何時，據我國第一部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文化的專著，距今1200多年前的唐陸羽撰《茶經》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茶經》卷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1172頁。神農是中國史前時期的一個傳說人物，距今至少有6000年左右。據陳祖椝等考證，神農並非是一個人，而是生活在南方的一個氏族部落，他原是被辱稱的“三苗”、“九黎”。根據三苗的活動範圍，認為神農這部族或部落，最早可能生息在川東和鄂西山區，他們首先在這裏發現茶的藥用，並進一步當成了采食對象，後來西南一支或其後裔分散在四川更廣泛的地區生活，在茶的食用基礎上，首先發明了茶的飲用。陳祖椝、朱自振編：《中國茶葉曆史資料選輯》，農業出版社1981年版。陸羽《茶經》又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拚櫚，如丁香，根如胡桃”。從《茶經》這條記載，及神農這個部族或部落最早生息在川東和鄂西山區無誤，與陸羽《茶經》說：“茶……在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其地理位置，均在今三峽區域及周邊地區。再根據三國魏張揖著《廣雅》記：“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薑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張揖：《廣雅》，載《太平禦覽》卷7876，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版，第3834頁。此荊巴也是屬三峽區域，若把以上三條記載聯係一起，不難看出三峽既產茶，更會製茶，知道如何飲茶，及茶的好處能醒酒，提神等等，故說三峽是茶文化的搖籃。但多數專家認為中國茶文化的搖籃是巴蜀，此我並不反對，可我認為太籠統，搖籃應該是最早的、時代持續最長與最多的地方。故當以三峽之地，更為確切。
（二）茶文化的拓展
眾所周知，巴人的祖先廩君最早就是生息在鄂西的清江流域，發祥於川東。而三峽地域既有鄂西，亦有川東。巴人在發展與遷徙中，與蜀與楚常互相攻伐，時好時壞，特別是與蜀的關係更密切，茶文化即傳到蜀地，其後蜀與楚亦先後學會種植與享用茶，發展了茶文化。關於巴人茶文化見諸文字記載較詳細的是晉人常璩所著的《華陽國誌·巴誌》，該處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人勇銳頑強，“歌舞以淩殷人”，迫使紂王的軍隊“前徒倒戈”。為周滅商立下了戰馬功勞，巴人被周王室正式冊封為諸侯，爵以子，其首領稱巴子。巴國向周王朝的納貢物有“桑、蠶、麻、紵、魚、鹽、銅、鐵、丹、漆、茶、蜜”等物，茶為其中之一。在巴國境內“園有芳蒻、香茗”。芳蒻即魔芋，香茗為茶葉。這些記載，說明巴人在西周初年不僅能加工出可為貢品的茶葉，還出現了栽培的茶園，這不是一月一日能取得的，說明巴人飲茶和茶業的曆史十分悠久，遠應推到商以前。
至遲從商末周初，巴國與蜀國交往不斷，文化互為滲透，蜀國也很快有茶的種植。據《華陽國誌·蜀誌》載，“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明人楊慎著《郡國外夷傳》說：“葭萌，《漢誌》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謂茶曰葭萌，蓋以茶氏郡也”。葭萌在今四川廣元市內，是古蜀國的一個城邑，秦滅蜀置葭萌縣。葭萌是以茶命名，即證明在戰國以前是出產茶葉的地方。巴與楚連界，在春秋戰國仍是時友時敵，或錯居，無疑巴的茶文化對楚有極大的影響：如湖南的“茶陵”，據《茶陵圖經》載，“茶陵者，所謂陵穀生茶茗焉”。南宋蜀人魏了翁《邛州先茶記》考證說：“茶陵《漢誌》書荼陵，陸顏諸人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敢撤易字文”。“從荼陵”漢時才改讀“茶陵”這一點，可以推知，荼陵當在戰國以前就生產茶了。史念書：《中國茶葉史略》，載《農業考古》1983年第2期，第268頁。
關於全國飲茶之始，據清初學者顧炎武著《日知錄》說，“自秦人取蜀後，始有茗飲之事”。說明全國各地對茶文化的種植享用，是在秦國吞並巴、蜀以後才慢慢傳播開來的，也就是說中國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茶文化的傳播啟迪下發展起來的。
（三）茶文化的普及
西漢時期司馬相如的《凡將篇》稱茶為“荈”，將茶列為23種藥物之一，是我國曆史上把茶作為藥物的最早文字記載。茶為文學歌詠之始，是西漢成帝時王褒《僮約》：“膾魚炰鱉，烹茶盡具”、“牽犬販鵝，武陽買茶”。第一句反映出西漢時成都附近不僅飲茶成風，而且富豪人家已有專門的烹飲茶具。後一句說明由於茶的消費和貿易的需要，茶葉已經商品化了，故出現“武陽”一類的茶葉市場。三國魏張揖《廣雅》說：“荊巴間采茶做餅，成以米膏出之”，即是說將茶壓成餅，以便保存和運輸，這顯然是為適應茶貿而作的一大改進。在長江下遊，吳國的孫皓，因韋曜酒量小，吳主孫皓給他特殊照顧，“密賜茶荈以代酒”陳壽：《三國誌·吳·韋曜傳》，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頁。西晉初傅鹹著《司隸教》說：“聞南方有蜀嫗作茶粥賣，為廉事打破其器具。後又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又《廣陵耆老傳》說：“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賈，自旦至夕，其茶不減”。以上記載說明街市窮人賣茶遭到迫害，同時還反映了飲茶習俗已由上層人士普及到一般市民。與此同時，南方茶葉開始大量輸入北方，如《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說：“前得安州幹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劉琨是西晉將領和詩人。這封信與茶有關的，主要是“真茶”二字，所謂真茶，是針對假茶而言，也就是說市場上常常有假充市，這正說明北方已有茶市貿易了。據《洛陽伽藍記》，王肅自南齊奔逃北魏，在洛陽不習慣食羊肉及酪漿，仍“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北魏給事中“劉縞也慕劉肅之風，專習茗飲”範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頁、第148頁。說明當時洛陽已有茶茗供應了。在南朝時，茶還為祭祀所用，如梁武帝臨終前，囑：“我靈上，勿以牲為祭，唯設餅、茶、幹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鹹同此製。”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三，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頁。茶樹也遍及東南各地，據《續搜神記》：“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大叢茗處，放之便去，須臾複來，乃探懷中桔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杜育《荈賦》說：“靈山為嶽，奇產所鍾”，“厥生荈草，彌穀被岡”，足證種茶之盛。
（四）茶文化的繁榮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強盛的一個王朝，也是中國茶文化獲得發展的新興時代。自盛唐末至中唐時期，茶業已發展為全國性的生產事業，並進一步融入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有茶書、茶稅、茶邊銷與外銷。
中國第一部茶書，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書，是唐時陸羽著的《茶經》，陸羽博采眾書，廣做調查，親身實驗，於中唐德宗元年（公元780年）刊發，這是我國茶文化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正如《新唐書·陸羽傳》稱《茶經》：“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優備；天下益知飲茶矣”。在《茶經》未麵市以前，茶之名稱，因地域語音、方言的差異，名目繁多，有稱茶為檟、茗、荈、蔎、搽、葭萌、荼、苦荼、阜蘆、過羅、物羅、酪奴等。自《茶經》始，才統稱為“茶”。此後，茶文化大興，不僅民間飲茶成風，文人墨客、寺廟僧道都喜茶嗜茶，出現了大量詠茶頌茶的文學作品，茶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1.神州南北，飲茶成俗
據唐《封氏聞見記》載，“茶……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禪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以此轉相效仿，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王公朝士無不飲者。按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唐李鈺《論王播增榷茶疏》：“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蠲渴之，難舍斯須。至於天閭之間，嗜好尤切。”
2.產茶之廣，名茶之多
據陸羽《茶經·八之出》把我國產茶區劃分為八大區，山南、淮南、浙西、劍南、浙東、黔中、江南、嶺南共43州《封氏聞見記校正》下冊卷6，北京哈佛燕京社，1933年鉛印本，第1頁。再結合唐代其他文獻記載來看，唐代茶葉產區已遍及今四川、陝西、湖北、雲南、廣西、貴州、湖南、廣東、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河南等14個省區，基本與現代產茶區相當。陳宗懋主編：《中國茶經·茶史篇》，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頁。
據唐人李肇《唐國史補》載，“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潤、明月、芳蕋、茱萸蓼，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嶽州有邕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鷺，壽州有霍山之黃牙，蘄州有蘄門之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足見名茶之多。
3.茶貿興旺，達於邊陬
唐代由於飲茶者眾多，消費量大，有力地促進了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發展。據唐《封氏聞見記》，“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集山，色額甚多”。詩人許渾《送人歸吳興》：“綠水棹雲月，洞庭歸路長。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所謂“茶檣”，是指專門運輸茶葉的船隻，其“洞庭”是指蘇州洞庭東、西山。詩中描寫的是運河兩岸新興的茶船碼頭。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迎”。以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以上不難看到，唐代內地茶葉貿易有了巨大發展，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也突顯出來。
唐代的邊茶貿易也很興盛，據《唐國史補》，“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讚普問曰，此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讚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這些都是唐時浙江東、西，與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名茶，當然能夠享用這些美茶的，隻能是讚普之類的上層統治者。又據《封氏聞見記》，唐代中期以後，飲茶風盛行南北，“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這些記載，充分反映了唐時茶貿興旺之景象。
4.茶庫林立，茶神顯位
隨著茶貿易和消費量的增加，在一些鄉鎮城市，出現了蓄茶倉庫。《唐國史補》載：“江南有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都者初至，吏白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乃往，初見一室，署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雲‘茶庫’，諸名畢貯，複有一神。問曰：‘何也？’曰：‘陸鴻漸也。’刺史益善之。”從這段記述可知，一個小小的驛站都設有茶庫，在城鎮就自不待言了。同時，該書所記為唐開元至長慶（713—842年）事，而陸羽卒於貞元末（804年），世人在陸羽去世後不足二十年，即把他奉上“茶神”尊位。李肇、趙璘著：《唐國史補·因話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可知人們對陸羽的崇拜之情。
5.茶情詩意，流芳千古
唐代飲茶蔚然成風，成為當時人們的風雅韻事之一。當時的詩人騷客把茶作為創作題材和吟詠對象，茶助詩，詩頌茶，據統計，唐詩中的茶文化詩略約500餘首。現選數首名人詠茶詩如下：
盛唐時：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並序》：
“餘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流……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
嚐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白如鴉，倒懸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灑芳津，采服潤肌骨。
杜甫《巳上人茅齋》：
“巳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中晚唐時：
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來新茶》：
“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嚐陽羨茶。……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五碗肌骨輕。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
元稹《茶》一字至七字詩：
“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
《茶琴》
“自拋官後春多醉，不讀書來更覺閑。琴裏知間唯綠水，茶中故舊是蒙山。窮通行止長相伴，誰道吾今無往還。”
道釋名家詠茶詩：
皎然《飲茶歌送鄭容》：
“丹丘羽人輕玉食，采茶飲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之，骨化雲宮人不識。雲山童子調金鐺，楚人茶經虛得名。嚐君此茶去我疾，使人胸中蕩憂栗。”
貫休《贈靈鷲山道潤禪師院》：
“常恨煙波隔，聞名二十年。結為清氣引，來到法堂前。薪拾紛紛葉，茶烹滴滴泉。”
從以上各詩人對茶的讚頌，無不閃射出他們對茶之深愛與需求。白居易是唐代作茶詩最多的人，他的茶詩計50餘首，占全唐茶詩十分之一，曾自稱是“別茶人”白居易：《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全唐詩》卷440，第1093頁。詠茶詩體現了詩人以茶助詩興，以茶破睡魔、除疾憂、以茶待客、與茶常相伴的高雅情趣，茶也成為詩人墨客高僧之間的友誼與文化交往的紐帶。
（五）茶文化的鼎盛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繼續發展的階段，出現了市民階層，市井文化發達，帶動茶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使之達到了鼎盛時期。茶具的發展更是百花齊放，百花爭豔，而以黑釉瓷獨領風騷。
1.茶文化的社會化
兩宋時，飲茶之風更盛於唐，以茶待客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以茶坊會友進行娛樂，以茶肆進行商貿極為普及，凡鬧市和居民集中地，茶坊鱗次櫛比。據北宋朱彧著《萍洲可談》記，“今世俗，客至則必啜茶……此俗遍天下”王文渾輯：《說庫·萍洲可談卷八》上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東京夢華錄》記：“出朱雀門東壁，亦人家，東去大街……以南東西兩教坊，餘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又“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巷裹角，茶坊每至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即謂之‘鬼市子’……又投東，歸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夜遊吃茶於彼”。這些記載，說明了北宋時的汴京（今河南開封），除有白天營業的茶館外，還有商販拂曉前進行交易的早茶館，以及一種專供仕女們夜遊飲茶之茶館。
至南宋時，茶文化有新的發展，臨安城（今杭州）茶坊名目繁多，裝飾各異，可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要。灌圃耐得翁《都城記勝》記：“大茶坊張掛名人書畫，在京師隻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待久也，今茶坊皆然……茶樓多都人子弟占此會聚。”吳自牧《夢梁錄》說：“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鬆異檜等物其上，裝飾門麵，敲打響盞歌賣，止用瓷盞漆托供賣，則無銀盂物也……大凡茶樓多有富室子弟諸司直下會聚……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宋·吳自牧：《夢梁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頁。此外還有人員不清、嘈雜不息的俞七郎茶坊、朱骷髏茶坊、郭四郎茶坊、張七相幹茶坊等，為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的蹴球茶坊、一窟鬼茶坊、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等等。總之在杭州各類不同的群體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茶館，人們既在茶肆中盡情享受到茶文化的樂趣，同時，又可利用這一場所開展各種各樣的社交活動。
除茶館外，還有一批其他賣茶形式。據《夢梁錄》記，“夜市於大街，有車擔設浮鋪，點茶湯以便遊觀之人”；“杭州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冬月雖大雪，亦有夜市盤賣。至三更後，方有提瓶賣茶。冬間，擔架子賣茶”。綜上所記，南宋時杭州各類茶坊、茶肆、茶攤、茶擔，提瓶賣茶的多種形式，反映了宋時嗜茶習俗的盛行情形。
此外《夢梁錄》還記：凡官府春宴、鄉會等宴席及富豪士庶吉筵凶席，多設茶酒司，官府稱賓客司，“專掌管客過茶湯，斟酒、上食，喝揖而已，民庶家俱用茶酒司掌管筵席”。這些記載表明，宋時無論是官府或庶民百姓均請用“茶酒司”掌席，已把茶文化上升為禮儀程式了。
2.鬥茶與分茶
宋繼唐，飲茶並不僅是一種解酒、提神、除疾、益壽延年的物質享受，而且已升華到精神享受的高層麵。其突出表現是在上層社會中盛行的鬥茶、分茶活動。
鬥茶，又名茗戰，最初是一項促進茶葉生產的農事評比活動。唐末宋初，貢茶日繁，為選優納貢，需品茶、試茶，後逐漸在此基礎上升華為鬥茶。鬥茶被視為一件極有趣而高雅之樂事，是比茶質、比技術、鬥輸贏的品評活動。
鬥茶最流行於士大夫階層，王公貴族、文人雅士更莫不樂於此道。如蘇軾就有鬥茶的愛好，“看分香餅，黃金縷、密雲龍，鬥贏一水，功敵千鍾。”宋·蘇軾：《行香子》，載唐圭章主編《全宋詞》，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03頁。“君不見，鬥茶公子不忍鬥小團”宋·蘇軾：《玉兔茶》，載北京大學古文獻所編《全宋詩》卷79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9175頁。蔡襄任福建轉運使時，監製貢茶，於皇祐三年（1051年）著《茶錄》，其中也載鬥茶之事。唐庚著《鬥茶記》亦言：“政和三年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鬥茶於寄傲齋。”宋徽宗趙佶在他的《大觀茶論》中也說：“天下之士勵誌清白，竟為閑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篋之精，爭鑒裁之別。”關於鬥茶的方式，蔡襄在《茶錄》中記：鬥茶先要鬥色，茶色貴白，“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鬥試，以青白勝黃白”。又說：茶盞，“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新建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燲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鬥試家自不用。”據馮先銘先生研究，“當時鬥茶，是把茶製成半發酵的膏餅碾成細末，放在茶碗內，再沏以初沸之開水，水麵即浮起一層白色的沫，自然是以黑色茶盞為宜。鬥茶的勝負是以青白勝黃白；其次是茶湯，以茶湯水痕先退為負，耐久者為勝。”馮先銘：《從文獻看唐宋以來飲茶風尚及陶瓷茶具的演變》，載《文物》1963年第1期，第12頁。
分茶，是取用團餅茶末，以沸水衝點攪動，使茶乳變幻出各種花鳥魚蟲圖紋，甚至幻出文字。這是一種茶遊藝，兩宋時流行。據《東京夢華錄》記，“禦街一直南去，過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有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街北薛家分茶、羊飯、熱羊肉鋪，向西去皆妓女鋪舍，都人謂之‘院街’。禦廊西即鹿家包子，餘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這段記載，表明開封設分茶店之多，及玩分茶遊藝之普及，茶店已成為一種娛樂場所。據宋初陶穀著《荈茗錄》記，“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茶百戲。”宋楊萬裏《澹庵坐上觀顯人分茶》詩：“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禪異泉手，隆興元春新王爪。二者相遭兔甌麵，怪怪奇奇真善幻。”這是讓茶水在兔毫紋碗中產生奇奇怪怪的畫麵，以爭奇鬥幻。四川蒲江人魏了翁，亦有讚頌分茶碗的詩，他在《魯提幹獻子以詩惠分茶碗用韻為謝》中寫道：“禿盡春窗千兔毫，形容不盡意陶陶。可人兩碗春風焙，滌我三升玉色醪。”陸遊亦愛玩“分茶”，在他的《臨安春雨初霽》詩有“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之句。
為了便於在鬥茶和分茶中觀嚐茶麵上的白沫變化，品嚐者對茶具之選用更加考究，故多選用黑釉瓷，以黑襯白，黑白分明，由於這種特殊的茶文化風尚盛行，使黑釉瓷得到極大的發展。
（六）茶文化與茶具
1.唐代茶具，青瓷為貴
中國人飲茶，十分講究盛茶之具，因此瓷器與飲茶密不可分，成為中國茶文化的組成部分。唐代詩人在詠茶時，也沒有忘記對茶具的欣賞與研究，這使我們更全麵地領略到唐人的茶文化精髓。筆者花了大量時間閱覽了《全唐詩》，將其中與茶具相關的詩輯錄了出來，現摘錄相關詩句如下：
杜甫《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白居易《睡後茶興憶楊同州》：
“此處置繩床，傍邊洗茶器。白瓷甌甚潔，紅爐炭方熾。”
皮日休《茶甌》：
“邢客與越人，皆能造瓷器，圓似月魂墮，輕如雲魄起。”
顧況《茶賦》：
“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甌。”
劉言史《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湘瓷泛輕花，滌盡昏渴神。”
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
“滿火芳香碾曲塵，吳甌湘水綠茶新。”
陸龜蒙《奉和襲美茶具十詠·茶甌》：
“豈如珪璧姿，又有煙嵐色。光參筠席上，韻雅金罍側。直使於闐君，從來未嚐試。”
韓偓《橫塘》：
“蜀紙麝煤沾筆興，越甌犀月發茶香。”
以上所詠茶具都是瓷器，其中提到的白瓷，有四川的大邑窯、河北的邢窯所產，青瓷有越窯、吳窯、湘瓷所產，而以越窯所產最多。關於吳窯是今什麽窯，產於何地，不知其詳，但古時以地域命名，吳窯當在江蘇一帶。對於“湘瓷”，筆者認為就是著名的“長沙窯”。長沙窯的地望就在湖南的湘江東岸，既燒造青瓷，又燒高溫的釉下彩繪瓷湖南文物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窯》，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據周世榮先生考證研究，長沙窯也燒製茶具，有書銘“茶埦”的瓷碗周世榮：《從唐詩中的飲茶用器看長沙窯出土的茶具》，載《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根據考古發掘出土物與傳世品，結合文獻考證，唐時飲茶之盛具，既稱碗，也稱甌，其形多敞口，斜直壁或微弧，瘦底，底足以玉璧底為主。
唐代瓷器的發展已形成南青北白的主要格局，但至遲於中唐時，南方的湖南長沙窯已大量燒製青釉高溫釉下彩瓷，因此唐中期後，應是青瓷、白瓷、青釉彩繪瓷三大類品種，在茶具中這三類瓷器又為不同階層與不同情趣的飲茶愛好者所擇用。唐人李肇《唐國史補》所記：“內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無論是白瓷還是青瓷，唐代文人常以玉比頌，體現了中國儒家思想“君子以玉比德”的高尚情操。
陸羽在《茶經》中說：“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嶽州上，壽州、洪州次。或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甌；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以下，越州瓷、嶽州瓷皆青，青則益茶。”由此可見唐人茶碗用瓷的色澤，雖然有喜歡邢窯白瓷的，也有愛好越窯青瓷的，但在陸羽看來，越窯青瓷類玉，瓷青茶綠，更能增添茶的韻味。
唐時盛茶之具，除茶碗之外，還有茶瓶、茶托。
茶瓶：唐人李濟翁《資暇錄》記：“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係，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茗瓶即茶瓶。從陝西西安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出土的青瓷短嘴器，底墨書：“老尋家茶社瓶，七月一日買。壹。”孫機：《唐宋時代的茶具與酒具》，載《中國曆史博物館刊》1982年總第4期，第115頁，老尋家茶社瓶。此瓶之形，喇叭口，長頸，豐肩，肩設短流，把手連接與肩，深腹，餅足，足壁微外撇。類似造型的器物，越窯有寧波出土的唐大中二年（848年）墓的青瓷短嘴壺林士民：《越窯與青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彩版74.定窯有1965年河北曲陽許城出土的白釉執壺穆青編：《定窯藝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頁。邛窯有青釉繪釉下藍綠斑彩短嘴壺陳麗瓊：《邛窯古陶瓷發展概述》，載《邛窯古陶瓷研究》，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照27.長沙窯有青釉繪釉下彩葉狀紋壺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等編著：《長沙窯》，彩版41，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在三峽出土器物中，亦有不少類似的茶瓶，其中較多的屬邛窯與長沙窯，它們與典型器物如長沙窯短嘴壺青釉書褐彩行草銘文“鎮國茶瓶”極似田申：《壺·瓶與蓋》，載《長沙窯研究》創刊號，青釉褐彩題記壺“鎮國茶瓶”，長沙窯研究會2006年印，第41頁。。
茶托：《資暇錄》又載：“茶托子，始建中（780—783年），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指，取褋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為製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稱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焉。”據此，茶托似是唐人發明，但在東吳晚期墓中，就出土有成套的茶具，其中包括青瓷盞托、鐳缽、帶蓋缽等；1975年江西吉安南齊永明十一年（439年）墓就出土了一件青瓷蓮瓣紋盞托羅勁鬆：《江西出土六朝青瓷所蘊涵的社會文化習俗》，載《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第77頁。浙江梁天監九年（510年）和普通四年（523年）出土的托盤；三峽庫區萬州曬網壩南朝磚室墓亦出有青瓷五盅盤托肖貴田：《曬網壩的考古與傳說》，載《文物天地·三峽文物搶救重慶篇》，中國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頁。，這種五盅茶具在江西、福建等南朝墓中均有出土陳宗懋等主編：《中國茶經》，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彩版4頁，古代茶具、茶碗、茶托。從上可知茶托的發明與使用早在三國和南朝時期就已經有了。
三峽出土的唐代瓷茶具，其產地有越窯、長沙窯、邛窯、邢窯、定窯等，其品種有茶碗、茶托、茶瓶，又以茶碗數量最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峽庫區雲陽明月壩唐代集鎮、寺廟遺址中，出土了較多的越窯、邢窯、長沙窯、邛窯等窯口茶具。據發掘者記，“在寺廟的踏跺石下，清理出上下相扣的邢窯白瓷碗和白瓷盤各一件，碗盤均為五葵口，胎質細膩，釉色均勻，是唐代白瓷的佳品，應是當初舉行奠基儀式，有意識放置的祭祀品。”李映福：《明月照耀千年古鎮——雲陽明月壩唐代集鎮遺址發掘記》，載《永不逝落的文明——三峽文物搶救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以茶具奠基，表明茶在佛家修煉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這是因為茶能能驅眠、清心、陶情，唐代佛道二教是茶業的主要消費者之一。唐時佛教盛行，信徒眾多，直接推動了茶業的發展。據統計，在《全唐詩》中提及茶事活動的詩詞，僧道寫作竟占總數的2/10.他們不單是嗜茶的鼓吹者，還是種茶技術與茶道、茶藝的實踐家和創造者。
2.宋代茶具，黑釉最佳
宋時由於飲茶風的改變，茶碗的體形皆小於唐，名曰盞，口多弇口，其次是斂口、侈口，以弇口為主，器壁為斜弧，底小多矮圈或平足。在四川廣元窯、重慶塗山窯還有玉璧底，除盞外，還有各式盞托等。
兩宋五大名窯（定、汝、官、哥、鈞）皆燒製茶具，其他如越窯、龍泉窯、耀州窯、景德鎮窯、建窯、磁州窯均有燒造，真可謂百花盛放，豔麗多姿，各競其美。而在鬥茶、分茶用瓷中其獨領風騷的是黑釉紋茶盞。各地製瓷大師們利用釉的物理化學特征及火焰的藝術，創造千變萬化、神奇莫測的窯變紋，如兔毫、鷓鴣斑、玳瑁、油滴、虹彩與精美絕倫的曜變紋等，以及借鑒中國傳統藝術中的剪紙，移植於黑釉瓷上，創造了剪紙貼花紋飾。而這些雅俗共賞、意境蘊涵深邃的紋樣，絕大部分裝飾於茶盞上。製造這類紋飾的窯口，以福建建窯為主，其次是重慶塗山窯，江西吉州窯，全國其他地區多根據自身特點仿效發揮，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黑釉瓷窯係。
兩宋時，文人高士吟詠黑釉紋茶盞之名篇不乏其例：
陶穀《清異錄》：
“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
祝穆《方輿勝覽》：
“兔毫盞出甌寧之水吉”。
範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
“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
梅堯臣《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
歐陽修《和梅公儀嚐茶》至和二年：
“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瀟灑有餘清”。
蔡襄《北苑十詠·試茶》：
“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
蘇軾《送南屏謙師》：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
黃庭堅《和答梅子明王楊休點密雲龍》：
“建安甕碗鷓鴣斑，穀簾水與月共色”。
《西江月·茶》：
“兔毫金絲寶碗，鬆風蟹眼新湯”。
秦觀《滿庭芳·其三茶詞》：
“香生玉塵，雪濺紫甌圓”。
宋徽宗趙佶《大觀茶論》：
“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
惠洪《與客作茶戲成》：
“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甌絞刷鷓鴣斑”。
陸遊《試茶》：
“北窗高臥鼾如雷，誰遺香茶挽夢回。綠地毫甌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閩來。”
楊萬裏《陳蹇叔郎中出閩漕別送新茶，李聖俞郎中出手分似》：
“鷓鴣碗麵雲縈字，兔褐甌心雪作泓。”
葛長庚《水調歌頭·詠茶》：
“汲新茶，烹活水，試將來。放下兔毫甌，滋味舌頭回。”
三峽地區出土的宋代茶具，有青瓷、青白瓷、黑釉瓷，而以黑釉瓷為主。黑釉瓷中的窯變紋，如兔毫、玳瑁、油滴最常見，其鷓鴣斑、虹彩、曜變最珍貴。
這裏特別要提及四川本地的瓷窯產品。宋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茶文化的流行和東部瓷器的大量輸入，刺激了四川黑釉瓷的燒造與發展，重慶塗山窯異軍突起，並成為瓷器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黑釉瓷原料在四川地區來源廣，其產品價廉物美，深得峽區先民的青睞，消費量巨大，現在峽江兩岸遺址多有出土。
（七）三峽地區唐宋茶具眾多的原因
三峽地區的曆代瓷器，豐富多彩，絢麗多姿，涉及品種和窯口眾多。經初步統計，其能識別的主要瓷窯多達30餘個，來自全國各地。在重慶地區有重慶塗山窯、巴縣清溪窯、榮昌拱橋壩窯、合川鹽井窯。在四川地區有成都市青羊宮窯、琉璃廠窯，雙流牧馬山窯，灌縣金鳳窯、玉堂窯，蒲江東北窯，邛崍市邛窯，彭州的彭縣窯，樂山市的蘇稽窯、西壩窯，廣元瓷窯，達縣的達州窯，江油的青蓮窯。在長江中遊的有湖南青竹寺窯、湘陰窯、嶽州窯、長沙窯、衡山窯，江西的洪州窯、景德鎮的湖田窯、安徽的繁昌窯。屬長江下遊的有浙江的越窯、甌窯、婺州窯、龍泉窯、德清窯。屬於北方地區的有河北的邢窯、定窯，陝西的耀州窯，河南的臨汝窯、鈞窯、磁州窯、當陽峪窯等。在這些出土於三峽一帶的瓷器中，最美最多的是唐宋時代的茶具，有碗、盞、盞托、瓶、茶碾、擂缽、臼杵，最多且最具代表性的是茶碗、茶瓶、茶盞、盞托等。出土如此之多的茶具，其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
1.曆史因素
唐宋時期，中國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因而唐中期茶文化有了新的突破，以及陸羽《茶經》的問世，對茶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茶經》中，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學的雙重內容，及飲茶的藝術與儒、釋、道三教的飲茶情況，在評比各地所產茶碗等茶具上，亦促進了瓷業的發展，唐時瓷業的發展與飲茶習俗的發展相互作用。茶與瓷均是商品經濟中重要商品之一，商品的流通是無孔不入的，盡管峽路險灘水惡，入蜀難出蜀險，並有“五月下峽，死而不吊”之慘狀，但至中唐時是“五月下峽，官船千艘，不損一隻”，杜甫於760年至765年寓成都，有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的詩句，在夔州也有“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白牓千家邑，清秋萬估船”的句子所引詩句見《全唐詩》卷229、卷230、卷229、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3頁、第567頁、第566頁、第536頁。這些說明東南沿海與蜀地有廣泛的商道聯係。唐五代以及兩宋，我國各個窯係的茶具正是通過這個通道源源不斷地流入巴蜀地區，並影響了巴蜀大地瓷器的生產與消費。所以這一帶出土的茶具品種豐富、數量眾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2.產地因素
三峽地區多高山峽穀，氣候溫暖，濕潤多霧，適於茶樹生長，至唐時名茶甚多，有的還被列入貢品。三峽的開州的紫牙、忠州的芳餅、夔州的香山、涪州的多陵，峽州有碧潤、明月、芳蕋、茱萸蓼等等；宋時則有合州的水南茶、夔州的香山茶、涪州的賓化茶，都是有名的佳品。峽區既是產茶區，又兼茶質優良，其茶文化之盛，茶具遺存之多，也就不難理解。
3.文人的倡導
唐宋時期，士大夫中多嗜茶之人，由於他們社會地位高，社會聲望大，因此飲茶風氣也明顯受到他們的影響。唐時劉禹錫、白居易被貶官夔州、忠州，其間就寫過不少與茶有關的詩。如劉禹錫《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客至茶煙起，禽歸講席收”；《酬樂天閑臥見寄》：“詩情茶助爽，藥力酒能宣”；以及《西山蘭若試茶歌》等。白居易有《琴茶》詩：“琴裏知聞唯淥水，茶中故舊是蒙山”；《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則以“我是別茶人”的自詡。北宋著名詩人黃庭堅在黔州與戎州前後六年，其間還親耕於茶，作有敘述黔州采茶的習俗與質地的《踏莎行》：“畫鼓催春，蠻歌走銄，雨前以焙誰爭長，低株摘盡到高株，株株別是閩溪樣（閩溪茶是貢茶）”；還有描寫黔州茶的包裝與品質名氣的《阮郎歸》：“黔中桃李可尋芳，摘茶人自忙……青箬裹，絳紗囊，品高聞外江”，等。南宋時，陸遊也曾經流寓四川。陸遊出生茶鄉浙江紹興，他一生嗜茶，在《陸遊全集》中存詩9300多首，有關茶事的詩詞有320多首，為曆代茶詩之冠。他曾擔任過福州茶官，自稱是唐代陸羽後人，或前身就是陸羽。其《西窗雨後》詩雲：“我是江南桑苧家，汲泉閑品故園茶”；《戲書燕兒》詩：“水品茶經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詩中的“桑苧家”、“竟陵翁”皆是陸羽的別名。還有《三遊洞前岩下小潭水甚奇取以煎茶》詩：“囊中日鑄（日鑄是紹興的貢茶）傳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嚐”；可見其陸遊不僅是嗜茶，還是一個“茶迷”。他在巴蜀流寓九年，曾任夔州通判兩年，對夔州茶坊景象記憶深刻難忘，在離蜀東歸25年後（嘉泰三年即1203年）還念念不忘，撰寫了《三峽歌》九首，其四：“錦繡樓前看賣花，麝香山下摘新茶。”
綜上所述，三峽地區是茶文化的發源地，飲茶傳統源遠流長，瓷器的燒造與貿易也很發達，因此才有大量精美的唐宋茶具出土。而這些珍貴的遺珍瑰寶，與中國茶文化關係密切，為今人再現了唐宋時期熠熠生輝的瓷器文化與茶文化，並為我們對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我國茶事起於何時，據我國第一部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文化的專著，距今1200多年前的唐陸羽撰《茶經》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茶經》卷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1172頁。神農是中國史前時期的一個傳說人物，距今至少有6000年左右。據陳祖椝等考證，神農並非是一個人，而是生活在南方的一個氏族部落，他原是被辱稱的“三苗”、“九黎”。根據三苗的活動範圍，認為神農這部族或部落，最早可能生息在川東和鄂西山區，他們首先在這裏發現茶的藥用，並進一步當成了采食對象，後來西南一支或其後裔分散在四川更廣泛的地區生活，在茶的食用基礎上，首先發明了茶的飲用。陳祖椝、朱自振編：《中國茶葉曆史資料選輯》，農業出版社1981年版。陸羽《茶經》又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拚櫚，如丁香，根如胡桃”。從《茶經》這條記載，及神農這個部族或部落最早生息在川東和鄂西山區無誤，與陸羽《茶經》說：“茶……在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其地理位置，均在今三峽區域及周邊地區。再根據三國魏張揖著《廣雅》記：“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薑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張揖：《廣雅》，載《太平禦覽》卷7876，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版，第3834頁。此荊巴也是屬三峽區域，若把以上三條記載聯係一起，不難看出三峽既產茶，更會製茶，知道如何飲茶，及茶的好處能醒酒，提神等等，故說三峽是茶文化的搖籃。但多數專家認為中國茶文化的搖籃是巴蜀，此我並不反對，可我認為太籠統，搖籃應該是最早的、時代持續最長與最多的地方。故當以三峽之地，更為確切。
（二）茶文化的拓展
眾所周知，巴人的祖先廩君最早就是生息在鄂西的清江流域，發祥於川東。而三峽地域既有鄂西，亦有川東。巴人在發展與遷徙中，與蜀與楚常互相攻伐，時好時壞，特別是與蜀的關係更密切，茶文化即傳到蜀地，其後蜀與楚亦先後學會種植與享用茶，發展了茶文化。關於巴人茶文化見諸文字記載較詳細的是晉人常璩所著的《華陽國誌·巴誌》，該處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人勇銳頑強，“歌舞以淩殷人”，迫使紂王的軍隊“前徒倒戈”。為周滅商立下了戰馬功勞，巴人被周王室正式冊封為諸侯，爵以子，其首領稱巴子。巴國向周王朝的納貢物有“桑、蠶、麻、紵、魚、鹽、銅、鐵、丹、漆、茶、蜜”等物，茶為其中之一。在巴國境內“園有芳蒻、香茗”。芳蒻即魔芋，香茗為茶葉。這些記載，說明巴人在西周初年不僅能加工出可為貢品的茶葉，還出現了栽培的茶園，這不是一月一日能取得的，說明巴人飲茶和茶業的曆史十分悠久，遠應推到商以前。
至遲從商末周初，巴國與蜀國交往不斷，文化互為滲透，蜀國也很快有茶的種植。據《華陽國誌·蜀誌》載，“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明人楊慎著《郡國外夷傳》說：“葭萌，《漢誌》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謂茶曰葭萌，蓋以茶氏郡也”。葭萌在今四川廣元市內，是古蜀國的一個城邑，秦滅蜀置葭萌縣。葭萌是以茶命名，即證明在戰國以前是出產茶葉的地方。巴與楚連界，在春秋戰國仍是時友時敵，或錯居，無疑巴的茶文化對楚有極大的影響：如湖南的“茶陵”，據《茶陵圖經》載，“茶陵者，所謂陵穀生茶茗焉”。南宋蜀人魏了翁《邛州先茶記》考證說：“茶陵《漢誌》書荼陵，陸顏諸人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敢撤易字文”。“從荼陵”漢時才改讀“茶陵”這一點，可以推知，荼陵當在戰國以前就生產茶了。史念書：《中國茶葉史略》，載《農業考古》1983年第2期，第268頁。
關於全國飲茶之始，據清初學者顧炎武著《日知錄》說，“自秦人取蜀後，始有茗飲之事”。說明全國各地對茶文化的種植享用，是在秦國吞並巴、蜀以後才慢慢傳播開來的，也就是說中國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茶文化的傳播啟迪下發展起來的。
（三）茶文化的普及
西漢時期司馬相如的《凡將篇》稱茶為“荈”，將茶列為23種藥物之一，是我國曆史上把茶作為藥物的最早文字記載。茶為文學歌詠之始，是西漢成帝時王褒《僮約》：“膾魚炰鱉，烹茶盡具”、“牽犬販鵝，武陽買茶”。第一句反映出西漢時成都附近不僅飲茶成風，而且富豪人家已有專門的烹飲茶具。後一句說明由於茶的消費和貿易的需要，茶葉已經商品化了，故出現“武陽”一類的茶葉市場。三國魏張揖《廣雅》說：“荊巴間采茶做餅，成以米膏出之”，即是說將茶壓成餅，以便保存和運輸，這顯然是為適應茶貿而作的一大改進。在長江下遊，吳國的孫皓，因韋曜酒量小，吳主孫皓給他特殊照顧，“密賜茶荈以代酒”陳壽：《三國誌·吳·韋曜傳》，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頁。西晉初傅鹹著《司隸教》說：“聞南方有蜀嫗作茶粥賣，為廉事打破其器具。後又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又《廣陵耆老傳》說：“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賈，自旦至夕，其茶不減”。以上記載說明街市窮人賣茶遭到迫害，同時還反映了飲茶習俗已由上層人士普及到一般市民。與此同時，南方茶葉開始大量輸入北方，如《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說：“前得安州幹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劉琨是西晉將領和詩人。這封信與茶有關的，主要是“真茶”二字，所謂真茶，是針對假茶而言，也就是說市場上常常有假充市，這正說明北方已有茶市貿易了。據《洛陽伽藍記》，王肅自南齊奔逃北魏，在洛陽不習慣食羊肉及酪漿，仍“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北魏給事中“劉縞也慕劉肅之風，專習茗飲”範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頁、第148頁。說明當時洛陽已有茶茗供應了。在南朝時，茶還為祭祀所用，如梁武帝臨終前，囑：“我靈上，勿以牲為祭，唯設餅、茶、幹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鹹同此製。”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三，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頁。茶樹也遍及東南各地，據《續搜神記》：“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大叢茗處，放之便去，須臾複來，乃探懷中桔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杜育《荈賦》說：“靈山為嶽，奇產所鍾”，“厥生荈草，彌穀被岡”，足證種茶之盛。
（四）茶文化的繁榮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強盛的一個王朝，也是中國茶文化獲得發展的新興時代。自盛唐末至中唐時期，茶業已發展為全國性的生產事業，並進一步融入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有茶書、茶稅、茶邊銷與外銷。
中國第一部茶書，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書，是唐時陸羽著的《茶經》，陸羽博采眾書，廣做調查，親身實驗，於中唐德宗元年（公元780年）刊發，這是我國茶文化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正如《新唐書·陸羽傳》稱《茶經》：“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優備；天下益知飲茶矣”。在《茶經》未麵市以前，茶之名稱，因地域語音、方言的差異，名目繁多，有稱茶為檟、茗、荈、蔎、搽、葭萌、荼、苦荼、阜蘆、過羅、物羅、酪奴等。自《茶經》始，才統稱為“茶”。此後，茶文化大興，不僅民間飲茶成風，文人墨客、寺廟僧道都喜茶嗜茶，出現了大量詠茶頌茶的文學作品，茶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1.神州南北，飲茶成俗
據唐《封氏聞見記》載，“茶……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禪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以此轉相效仿，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王公朝士無不飲者。按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唐李鈺《論王播增榷茶疏》：“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蠲渴之，難舍斯須。至於天閭之間，嗜好尤切。”
2.產茶之廣，名茶之多
據陸羽《茶經·八之出》把我國產茶區劃分為八大區，山南、淮南、浙西、劍南、浙東、黔中、江南、嶺南共43州《封氏聞見記校正》下冊卷6，北京哈佛燕京社，1933年鉛印本，第1頁。再結合唐代其他文獻記載來看，唐代茶葉產區已遍及今四川、陝西、湖北、雲南、廣西、貴州、湖南、廣東、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河南等14個省區，基本與現代產茶區相當。陳宗懋主編：《中國茶經·茶史篇》，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頁。
據唐人李肇《唐國史補》載，“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潤、明月、芳蕋、茱萸蓼，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嶽州有邕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鷺，壽州有霍山之黃牙，蘄州有蘄門之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足見名茶之多。
3.茶貿興旺，達於邊陬
唐代由於飲茶者眾多，消費量大，有力地促進了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發展。據唐《封氏聞見記》，“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集山，色額甚多”。詩人許渾《送人歸吳興》：“綠水棹雲月，洞庭歸路長。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所謂“茶檣”，是指專門運輸茶葉的船隻，其“洞庭”是指蘇州洞庭東、西山。詩中描寫的是運河兩岸新興的茶船碼頭。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迎”。以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以上不難看到，唐代內地茶葉貿易有了巨大發展，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也突顯出來。
唐代的邊茶貿易也很興盛，據《唐國史補》，“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讚普問曰，此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讚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這些都是唐時浙江東、西，與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名茶，當然能夠享用這些美茶的，隻能是讚普之類的上層統治者。又據《封氏聞見記》，唐代中期以後，飲茶風盛行南北，“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這些記載，充分反映了唐時茶貿興旺之景象。
4.茶庫林立，茶神顯位
隨著茶貿易和消費量的增加，在一些鄉鎮城市，出現了蓄茶倉庫。《唐國史補》載：“江南有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都者初至，吏白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乃往，初見一室，署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雲‘茶庫’，諸名畢貯，複有一神。問曰：‘何也？’曰：‘陸鴻漸也。’刺史益善之。”從這段記述可知，一個小小的驛站都設有茶庫，在城鎮就自不待言了。同時，該書所記為唐開元至長慶（713—842年）事，而陸羽卒於貞元末（804年），世人在陸羽去世後不足二十年，即把他奉上“茶神”尊位。李肇、趙璘著：《唐國史補·因話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可知人們對陸羽的崇拜之情。
5.茶情詩意，流芳千古
唐代飲茶蔚然成風，成為當時人們的風雅韻事之一。當時的詩人騷客把茶作為創作題材和吟詠對象，茶助詩，詩頌茶，據統計，唐詩中的茶文化詩略約500餘首。現選數首名人詠茶詩如下：
盛唐時：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並序》：
“餘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流……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
嚐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白如鴉，倒懸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灑芳津，采服潤肌骨。
杜甫《巳上人茅齋》：
“巳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中晚唐時：
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來新茶》：
“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嚐陽羨茶。……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五碗肌骨輕。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
元稹《茶》一字至七字詩：
“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
《茶琴》
“自拋官後春多醉，不讀書來更覺閑。琴裏知間唯綠水，茶中故舊是蒙山。窮通行止長相伴，誰道吾今無往還。”
道釋名家詠茶詩：
皎然《飲茶歌送鄭容》：
“丹丘羽人輕玉食，采茶飲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之，骨化雲宮人不識。雲山童子調金鐺，楚人茶經虛得名。嚐君此茶去我疾，使人胸中蕩憂栗。”
貫休《贈靈鷲山道潤禪師院》：
“常恨煙波隔，聞名二十年。結為清氣引，來到法堂前。薪拾紛紛葉，茶烹滴滴泉。”
從以上各詩人對茶的讚頌，無不閃射出他們對茶之深愛與需求。白居易是唐代作茶詩最多的人，他的茶詩計50餘首，占全唐茶詩十分之一，曾自稱是“別茶人”白居易：《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全唐詩》卷440，第1093頁。詠茶詩體現了詩人以茶助詩興，以茶破睡魔、除疾憂、以茶待客、與茶常相伴的高雅情趣，茶也成為詩人墨客高僧之間的友誼與文化交往的紐帶。
（五）茶文化的鼎盛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繼續發展的階段，出現了市民階層，市井文化發達，帶動茶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使之達到了鼎盛時期。茶具的發展更是百花齊放，百花爭豔，而以黑釉瓷獨領風騷。
1.茶文化的社會化
兩宋時，飲茶之風更盛於唐，以茶待客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以茶坊會友進行娛樂，以茶肆進行商貿極為普及，凡鬧市和居民集中地，茶坊鱗次櫛比。據北宋朱彧著《萍洲可談》記，“今世俗，客至則必啜茶……此俗遍天下”王文渾輯：《說庫·萍洲可談卷八》上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東京夢華錄》記：“出朱雀門東壁，亦人家，東去大街……以南東西兩教坊，餘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又“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巷裹角，茶坊每至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即謂之‘鬼市子’……又投東，歸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夜遊吃茶於彼”。這些記載，說明了北宋時的汴京（今河南開封），除有白天營業的茶館外，還有商販拂曉前進行交易的早茶館，以及一種專供仕女們夜遊飲茶之茶館。
至南宋時，茶文化有新的發展，臨安城（今杭州）茶坊名目繁多，裝飾各異，可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要。灌圃耐得翁《都城記勝》記：“大茶坊張掛名人書畫，在京師隻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待久也，今茶坊皆然……茶樓多都人子弟占此會聚。”吳自牧《夢梁錄》說：“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鬆異檜等物其上，裝飾門麵，敲打響盞歌賣，止用瓷盞漆托供賣，則無銀盂物也……大凡茶樓多有富室子弟諸司直下會聚……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宋·吳自牧：《夢梁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頁。此外還有人員不清、嘈雜不息的俞七郎茶坊、朱骷髏茶坊、郭四郎茶坊、張七相幹茶坊等，為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的蹴球茶坊、一窟鬼茶坊、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等等。總之在杭州各類不同的群體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茶館，人們既在茶肆中盡情享受到茶文化的樂趣，同時，又可利用這一場所開展各種各樣的社交活動。
除茶館外，還有一批其他賣茶形式。據《夢梁錄》記，“夜市於大街，有車擔設浮鋪，點茶湯以便遊觀之人”；“杭州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冬月雖大雪，亦有夜市盤賣。至三更後，方有提瓶賣茶。冬間，擔架子賣茶”。綜上所記，南宋時杭州各類茶坊、茶肆、茶攤、茶擔，提瓶賣茶的多種形式，反映了宋時嗜茶習俗的盛行情形。
此外《夢梁錄》還記：凡官府春宴、鄉會等宴席及富豪士庶吉筵凶席，多設茶酒司，官府稱賓客司，“專掌管客過茶湯，斟酒、上食，喝揖而已，民庶家俱用茶酒司掌管筵席”。這些記載表明，宋時無論是官府或庶民百姓均請用“茶酒司”掌席，已把茶文化上升為禮儀程式了。
2.鬥茶與分茶
宋繼唐，飲茶並不僅是一種解酒、提神、除疾、益壽延年的物質享受，而且已升華到精神享受的高層麵。其突出表現是在上層社會中盛行的鬥茶、分茶活動。
鬥茶，又名茗戰，最初是一項促進茶葉生產的農事評比活動。唐末宋初，貢茶日繁，為選優納貢，需品茶、試茶，後逐漸在此基礎上升華為鬥茶。鬥茶被視為一件極有趣而高雅之樂事，是比茶質、比技術、鬥輸贏的品評活動。
鬥茶最流行於士大夫階層，王公貴族、文人雅士更莫不樂於此道。如蘇軾就有鬥茶的愛好，“看分香餅，黃金縷、密雲龍，鬥贏一水，功敵千鍾。”宋·蘇軾：《行香子》，載唐圭章主編《全宋詞》，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03頁。“君不見，鬥茶公子不忍鬥小團”宋·蘇軾：《玉兔茶》，載北京大學古文獻所編《全宋詩》卷79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9175頁。蔡襄任福建轉運使時，監製貢茶，於皇祐三年（1051年）著《茶錄》，其中也載鬥茶之事。唐庚著《鬥茶記》亦言：“政和三年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鬥茶於寄傲齋。”宋徽宗趙佶在他的《大觀茶論》中也說：“天下之士勵誌清白，竟為閑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篋之精，爭鑒裁之別。”關於鬥茶的方式，蔡襄在《茶錄》中記：鬥茶先要鬥色，茶色貴白，“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鬥試，以青白勝黃白”。又說：茶盞，“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新建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燲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鬥試家自不用。”據馮先銘先生研究，“當時鬥茶，是把茶製成半發酵的膏餅碾成細末，放在茶碗內，再沏以初沸之開水，水麵即浮起一層白色的沫，自然是以黑色茶盞為宜。鬥茶的勝負是以青白勝黃白；其次是茶湯，以茶湯水痕先退為負，耐久者為勝。”馮先銘：《從文獻看唐宋以來飲茶風尚及陶瓷茶具的演變》，載《文物》1963年第1期，第12頁。
分茶，是取用團餅茶末，以沸水衝點攪動，使茶乳變幻出各種花鳥魚蟲圖紋，甚至幻出文字。這是一種茶遊藝，兩宋時流行。據《東京夢華錄》記，“禦街一直南去，過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有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街北薛家分茶、羊飯、熱羊肉鋪，向西去皆妓女鋪舍，都人謂之‘院街’。禦廊西即鹿家包子，餘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這段記載，表明開封設分茶店之多，及玩分茶遊藝之普及，茶店已成為一種娛樂場所。據宋初陶穀著《荈茗錄》記，“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茶百戲。”宋楊萬裏《澹庵坐上觀顯人分茶》詩：“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禪異泉手，隆興元春新王爪。二者相遭兔甌麵，怪怪奇奇真善幻。”這是讓茶水在兔毫紋碗中產生奇奇怪怪的畫麵，以爭奇鬥幻。四川蒲江人魏了翁，亦有讚頌分茶碗的詩，他在《魯提幹獻子以詩惠分茶碗用韻為謝》中寫道：“禿盡春窗千兔毫，形容不盡意陶陶。可人兩碗春風焙，滌我三升玉色醪。”陸遊亦愛玩“分茶”，在他的《臨安春雨初霽》詩有“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之句。
為了便於在鬥茶和分茶中觀嚐茶麵上的白沫變化，品嚐者對茶具之選用更加考究，故多選用黑釉瓷，以黑襯白，黑白分明，由於這種特殊的茶文化風尚盛行，使黑釉瓷得到極大的發展。
（六）茶文化與茶具
1.唐代茶具，青瓷為貴
中國人飲茶，十分講究盛茶之具，因此瓷器與飲茶密不可分，成為中國茶文化的組成部分。唐代詩人在詠茶時，也沒有忘記對茶具的欣賞與研究，這使我們更全麵地領略到唐人的茶文化精髓。筆者花了大量時間閱覽了《全唐詩》，將其中與茶具相關的詩輯錄了出來，現摘錄相關詩句如下：
杜甫《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白居易《睡後茶興憶楊同州》：
“此處置繩床，傍邊洗茶器。白瓷甌甚潔，紅爐炭方熾。”
皮日休《茶甌》：
“邢客與越人，皆能造瓷器，圓似月魂墮，輕如雲魄起。”
顧況《茶賦》：
“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甌。”
劉言史《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湘瓷泛輕花，滌盡昏渴神。”
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
“滿火芳香碾曲塵，吳甌湘水綠茶新。”
陸龜蒙《奉和襲美茶具十詠·茶甌》：
“豈如珪璧姿，又有煙嵐色。光參筠席上，韻雅金罍側。直使於闐君，從來未嚐試。”
韓偓《橫塘》：
“蜀紙麝煤沾筆興，越甌犀月發茶香。”
以上所詠茶具都是瓷器，其中提到的白瓷，有四川的大邑窯、河北的邢窯所產，青瓷有越窯、吳窯、湘瓷所產，而以越窯所產最多。關於吳窯是今什麽窯，產於何地，不知其詳，但古時以地域命名，吳窯當在江蘇一帶。對於“湘瓷”，筆者認為就是著名的“長沙窯”。長沙窯的地望就在湖南的湘江東岸，既燒造青瓷，又燒高溫的釉下彩繪瓷湖南文物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窯》，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據周世榮先生考證研究，長沙窯也燒製茶具，有書銘“茶埦”的瓷碗周世榮：《從唐詩中的飲茶用器看長沙窯出土的茶具》，載《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根據考古發掘出土物與傳世品，結合文獻考證，唐時飲茶之盛具，既稱碗，也稱甌，其形多敞口，斜直壁或微弧，瘦底，底足以玉璧底為主。
唐代瓷器的發展已形成南青北白的主要格局，但至遲於中唐時，南方的湖南長沙窯已大量燒製青釉高溫釉下彩瓷，因此唐中期後，應是青瓷、白瓷、青釉彩繪瓷三大類品種，在茶具中這三類瓷器又為不同階層與不同情趣的飲茶愛好者所擇用。唐人李肇《唐國史補》所記：“內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無論是白瓷還是青瓷，唐代文人常以玉比頌，體現了中國儒家思想“君子以玉比德”的高尚情操。
陸羽在《茶經》中說：“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嶽州上，壽州、洪州次。或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甌；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以下，越州瓷、嶽州瓷皆青，青則益茶。”由此可見唐人茶碗用瓷的色澤，雖然有喜歡邢窯白瓷的，也有愛好越窯青瓷的，但在陸羽看來，越窯青瓷類玉，瓷青茶綠，更能增添茶的韻味。
唐時盛茶之具，除茶碗之外，還有茶瓶、茶托。
茶瓶：唐人李濟翁《資暇錄》記：“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係，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茗瓶即茶瓶。從陝西西安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出土的青瓷短嘴器，底墨書：“老尋家茶社瓶，七月一日買。壹。”孫機：《唐宋時代的茶具與酒具》，載《中國曆史博物館刊》1982年總第4期，第115頁，老尋家茶社瓶。此瓶之形，喇叭口，長頸，豐肩，肩設短流，把手連接與肩，深腹，餅足，足壁微外撇。類似造型的器物，越窯有寧波出土的唐大中二年（848年）墓的青瓷短嘴壺林士民：《越窯與青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彩版74.定窯有1965年河北曲陽許城出土的白釉執壺穆青編：《定窯藝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頁。邛窯有青釉繪釉下藍綠斑彩短嘴壺陳麗瓊：《邛窯古陶瓷發展概述》，載《邛窯古陶瓷研究》，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照27.長沙窯有青釉繪釉下彩葉狀紋壺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等編著：《長沙窯》，彩版41，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在三峽出土器物中，亦有不少類似的茶瓶，其中較多的屬邛窯與長沙窯，它們與典型器物如長沙窯短嘴壺青釉書褐彩行草銘文“鎮國茶瓶”極似田申：《壺·瓶與蓋》，載《長沙窯研究》創刊號，青釉褐彩題記壺“鎮國茶瓶”，長沙窯研究會2006年印，第41頁。。
茶托：《資暇錄》又載：“茶托子，始建中（780—783年），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指，取褋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為製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稱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焉。”據此，茶托似是唐人發明，但在東吳晚期墓中，就出土有成套的茶具，其中包括青瓷盞托、鐳缽、帶蓋缽等；1975年江西吉安南齊永明十一年（439年）墓就出土了一件青瓷蓮瓣紋盞托羅勁鬆：《江西出土六朝青瓷所蘊涵的社會文化習俗》，載《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第77頁。浙江梁天監九年（510年）和普通四年（523年）出土的托盤；三峽庫區萬州曬網壩南朝磚室墓亦出有青瓷五盅盤托肖貴田：《曬網壩的考古與傳說》，載《文物天地·三峽文物搶救重慶篇》，中國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頁。，這種五盅茶具在江西、福建等南朝墓中均有出土陳宗懋等主編：《中國茶經》，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彩版4頁，古代茶具、茶碗、茶托。從上可知茶托的發明與使用早在三國和南朝時期就已經有了。
三峽出土的唐代瓷茶具，其產地有越窯、長沙窯、邛窯、邢窯、定窯等，其品種有茶碗、茶托、茶瓶，又以茶碗數量最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峽庫區雲陽明月壩唐代集鎮、寺廟遺址中，出土了較多的越窯、邢窯、長沙窯、邛窯等窯口茶具。據發掘者記，“在寺廟的踏跺石下，清理出上下相扣的邢窯白瓷碗和白瓷盤各一件，碗盤均為五葵口，胎質細膩，釉色均勻，是唐代白瓷的佳品，應是當初舉行奠基儀式，有意識放置的祭祀品。”李映福：《明月照耀千年古鎮——雲陽明月壩唐代集鎮遺址發掘記》，載《永不逝落的文明——三峽文物搶救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以茶具奠基，表明茶在佛家修煉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這是因為茶能能驅眠、清心、陶情，唐代佛道二教是茶業的主要消費者之一。唐時佛教盛行，信徒眾多，直接推動了茶業的發展。據統計，在《全唐詩》中提及茶事活動的詩詞，僧道寫作竟占總數的2/10.他們不單是嗜茶的鼓吹者，還是種茶技術與茶道、茶藝的實踐家和創造者。
2.宋代茶具，黑釉最佳
宋時由於飲茶風的改變，茶碗的體形皆小於唐，名曰盞，口多弇口，其次是斂口、侈口，以弇口為主，器壁為斜弧，底小多矮圈或平足。在四川廣元窯、重慶塗山窯還有玉璧底，除盞外，還有各式盞托等。
兩宋五大名窯（定、汝、官、哥、鈞）皆燒製茶具，其他如越窯、龍泉窯、耀州窯、景德鎮窯、建窯、磁州窯均有燒造，真可謂百花盛放，豔麗多姿，各競其美。而在鬥茶、分茶用瓷中其獨領風騷的是黑釉紋茶盞。各地製瓷大師們利用釉的物理化學特征及火焰的藝術，創造千變萬化、神奇莫測的窯變紋，如兔毫、鷓鴣斑、玳瑁、油滴、虹彩與精美絕倫的曜變紋等，以及借鑒中國傳統藝術中的剪紙，移植於黑釉瓷上，創造了剪紙貼花紋飾。而這些雅俗共賞、意境蘊涵深邃的紋樣，絕大部分裝飾於茶盞上。製造這類紋飾的窯口，以福建建窯為主，其次是重慶塗山窯，江西吉州窯，全國其他地區多根據自身特點仿效發揮，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黑釉瓷窯係。
兩宋時，文人高士吟詠黑釉紋茶盞之名篇不乏其例：
陶穀《清異錄》：
“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
祝穆《方輿勝覽》：
“兔毫盞出甌寧之水吉”。
範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
“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
梅堯臣《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
歐陽修《和梅公儀嚐茶》至和二年：
“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瀟灑有餘清”。
蔡襄《北苑十詠·試茶》：
“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
蘇軾《送南屏謙師》：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
黃庭堅《和答梅子明王楊休點密雲龍》：
“建安甕碗鷓鴣斑，穀簾水與月共色”。
《西江月·茶》：
“兔毫金絲寶碗，鬆風蟹眼新湯”。
秦觀《滿庭芳·其三茶詞》：
“香生玉塵，雪濺紫甌圓”。
宋徽宗趙佶《大觀茶論》：
“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
惠洪《與客作茶戲成》：
“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甌絞刷鷓鴣斑”。
陸遊《試茶》：
“北窗高臥鼾如雷，誰遺香茶挽夢回。綠地毫甌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閩來。”
楊萬裏《陳蹇叔郎中出閩漕別送新茶，李聖俞郎中出手分似》：
“鷓鴣碗麵雲縈字，兔褐甌心雪作泓。”
葛長庚《水調歌頭·詠茶》：
“汲新茶，烹活水，試將來。放下兔毫甌，滋味舌頭回。”
三峽地區出土的宋代茶具，有青瓷、青白瓷、黑釉瓷，而以黑釉瓷為主。黑釉瓷中的窯變紋，如兔毫、玳瑁、油滴最常見，其鷓鴣斑、虹彩、曜變最珍貴。
這裏特別要提及四川本地的瓷窯產品。宋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茶文化的流行和東部瓷器的大量輸入，刺激了四川黑釉瓷的燒造與發展，重慶塗山窯異軍突起，並成為瓷器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黑釉瓷原料在四川地區來源廣，其產品價廉物美，深得峽區先民的青睞，消費量巨大，現在峽江兩岸遺址多有出土。
（七）三峽地區唐宋茶具眾多的原因
三峽地區的曆代瓷器，豐富多彩，絢麗多姿，涉及品種和窯口眾多。經初步統計，其能識別的主要瓷窯多達30餘個，來自全國各地。在重慶地區有重慶塗山窯、巴縣清溪窯、榮昌拱橋壩窯、合川鹽井窯。在四川地區有成都市青羊宮窯、琉璃廠窯，雙流牧馬山窯，灌縣金鳳窯、玉堂窯，蒲江東北窯，邛崍市邛窯，彭州的彭縣窯，樂山市的蘇稽窯、西壩窯，廣元瓷窯，達縣的達州窯，江油的青蓮窯。在長江中遊的有湖南青竹寺窯、湘陰窯、嶽州窯、長沙窯、衡山窯，江西的洪州窯、景德鎮的湖田窯、安徽的繁昌窯。屬長江下遊的有浙江的越窯、甌窯、婺州窯、龍泉窯、德清窯。屬於北方地區的有河北的邢窯、定窯，陝西的耀州窯，河南的臨汝窯、鈞窯、磁州窯、當陽峪窯等。在這些出土於三峽一帶的瓷器中，最美最多的是唐宋時代的茶具，有碗、盞、盞托、瓶、茶碾、擂缽、臼杵，最多且最具代表性的是茶碗、茶瓶、茶盞、盞托等。出土如此之多的茶具，其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
1.曆史因素
唐宋時期，中國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因而唐中期茶文化有了新的突破，以及陸羽《茶經》的問世，對茶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茶經》中，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學的雙重內容，及飲茶的藝術與儒、釋、道三教的飲茶情況，在評比各地所產茶碗等茶具上，亦促進了瓷業的發展，唐時瓷業的發展與飲茶習俗的發展相互作用。茶與瓷均是商品經濟中重要商品之一，商品的流通是無孔不入的，盡管峽路險灘水惡，入蜀難出蜀險，並有“五月下峽，死而不吊”之慘狀，但至中唐時是“五月下峽，官船千艘，不損一隻”，杜甫於760年至765年寓成都，有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的詩句，在夔州也有“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白牓千家邑，清秋萬估船”的句子所引詩句見《全唐詩》卷229、卷230、卷229、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3頁、第567頁、第566頁、第536頁。這些說明東南沿海與蜀地有廣泛的商道聯係。唐五代以及兩宋，我國各個窯係的茶具正是通過這個通道源源不斷地流入巴蜀地區，並影響了巴蜀大地瓷器的生產與消費。所以這一帶出土的茶具品種豐富、數量眾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2.產地因素
三峽地區多高山峽穀，氣候溫暖，濕潤多霧，適於茶樹生長，至唐時名茶甚多，有的還被列入貢品。三峽的開州的紫牙、忠州的芳餅、夔州的香山、涪州的多陵，峽州有碧潤、明月、芳蕋、茱萸蓼等等；宋時則有合州的水南茶、夔州的香山茶、涪州的賓化茶，都是有名的佳品。峽區既是產茶區，又兼茶質優良，其茶文化之盛，茶具遺存之多，也就不難理解。
3.文人的倡導
唐宋時期，士大夫中多嗜茶之人，由於他們社會地位高，社會聲望大，因此飲茶風氣也明顯受到他們的影響。唐時劉禹錫、白居易被貶官夔州、忠州，其間就寫過不少與茶有關的詩。如劉禹錫《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客至茶煙起，禽歸講席收”；《酬樂天閑臥見寄》：“詩情茶助爽，藥力酒能宣”；以及《西山蘭若試茶歌》等。白居易有《琴茶》詩：“琴裏知聞唯淥水，茶中故舊是蒙山”；《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則以“我是別茶人”的自詡。北宋著名詩人黃庭堅在黔州與戎州前後六年，其間還親耕於茶，作有敘述黔州采茶的習俗與質地的《踏莎行》：“畫鼓催春，蠻歌走銄，雨前以焙誰爭長，低株摘盡到高株，株株別是閩溪樣（閩溪茶是貢茶）”；還有描寫黔州茶的包裝與品質名氣的《阮郎歸》：“黔中桃李可尋芳，摘茶人自忙……青箬裹，絳紗囊，品高聞外江”，等。南宋時，陸遊也曾經流寓四川。陸遊出生茶鄉浙江紹興，他一生嗜茶，在《陸遊全集》中存詩9300多首，有關茶事的詩詞有320多首，為曆代茶詩之冠。他曾擔任過福州茶官，自稱是唐代陸羽後人，或前身就是陸羽。其《西窗雨後》詩雲：“我是江南桑苧家，汲泉閑品故園茶”；《戲書燕兒》詩：“水品茶經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詩中的“桑苧家”、“竟陵翁”皆是陸羽的別名。還有《三遊洞前岩下小潭水甚奇取以煎茶》詩：“囊中日鑄（日鑄是紹興的貢茶）傳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嚐”；可見其陸遊不僅是嗜茶，還是一個“茶迷”。他在巴蜀流寓九年，曾任夔州通判兩年，對夔州茶坊景象記憶深刻難忘，在離蜀東歸25年後（嘉泰三年即1203年）還念念不忘，撰寫了《三峽歌》九首，其四：“錦繡樓前看賣花，麝香山下摘新茶。”
綜上所述，三峽地區是茶文化的發源地，飲茶傳統源遠流長，瓷器的燒造與貿易也很發達，因此才有大量精美的唐宋茶具出土。而這些珍貴的遺珍瑰寶，與中國茶文化關係密切，為今人再現了唐宋時期熠熠生輝的瓷器文化與茶文化，並為我們對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