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畫傳

1.倡導新政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維新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相繼發生，清朝統治在一連串的嚴重衝擊下更顯得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為了平抑國內輿論，取悅帝國主義列強，挽救統治危機，1901年1月，慈禧太後宣布變法，實施新政。

　　1901年，清政府設立“督辦政務處”，具體籌劃新政，委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昆岡、上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麟為督辦政務大臣，又委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為“參預政務大臣”①。督辦政務處在參酌中外政治、製訂“新政”規劃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具體實施新政的主角卻是“遙為參預”的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三個勢力雄厚的封疆大吏。

　　劉坤一不久死去，張、袁二人便成為清末新政的扛鼎人物。

　　在內外大臣的變法條陳中，張之洞與劉坤一往返電商，在七八月間上的《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謹以整頓中法十二條折》和《遵旨籌議變法謹以采用西法十一條折》即《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影響最大。變法三折的形成，張之洞起了主要作用，劉坤一提出了若幹細節性的修改意見，它實際上成為清末新政的實施大綱。在變法三折中，張之洞不僅指出人才對於治國安邦的重要性，還為朝廷治國開出兩劑藥方。張之洞認為治國猶如治病，必須先調其飲食，安其髒腑，引其氣血，去其腐敗，然後才好對症下藥。一方麵，要整頓變通中法之弊，如破常格、停捐納、裁綠營、簡文法等，另一方麵，要廣泛學習西法中有用的東西，如廣派遊曆、練外國操、勸工藝、修農政等。清政府後來實行新政中的許多措施正是來源於這些建議，這裏僅以礦務章程的製定為例。

　　《馬關條約》簽訂後，清政府被迫進一步對外擴大開放，各國不僅開始直接在華設廠製造，而且注目於中國廣大的鐵路投資利益和豐富的礦產資源。1898年，清政府設立礦務鐵路總局，隨即頒布《礦務鐵路公共章程》，試圖規範對礦務和鐵路的投資管理。由於出台倉促，很不完備，章程中的許多條款對於外資並無多大的約束作用，因而不利於路礦主權的維護。《辛醜條約》簽訂後，各國染指中國路礦權利的欲望更加強烈，張之洞、劉坤一頗感憂慮，《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即提出中國應製訂礦律，以進一步規範政府對礦業的管理，使中國自然之大利，不至為中國無窮之大害，主張廣泛采擇各國有關條例，製定一部適合中國國情的礦業法規。

　　1902年，朝廷諭令張之洞、劉坤一主持製訂新的礦務章程。不久兩江總督劉坤一病逝，擔子就落在張之洞一個人身上。他利用署理兩江總督的機會，派人在上海設立編譯局，延聘中、外譯員，采集並翻譯各國礦務章程，又致電駐各國公使譯寄各所在國礦章，開始編譯工作，擇要編輯成12本礦律礦章資料，並延請在上海的英國礦務師布盧特擬訂礦章初稿，又經華洋各員校勘和留學回國的法科畢業生複核，最後由張之洞逐條詳細斟酌修改定稿，前後曆時3年多。礦務章程共有正章74條和附章73條，共147條，比前麵提到的礦務、鐵路公共章程的32條要完備和細密得多，內容包括礦務的管理機構與職掌，對已開之舊商和請開之新商的限製、礦質的分類、地麵權與地腹權的劃分、礦地作股、執照請領及其限製、礦界年租及繳租期限、礦稅等差及繳稅期限、礦商應遵之禁令、礦地樹木和水道的管理、外人合股辦礦的限製與處置、礦工權利與義務、礦警職責與權限等，都有明確的規定。該章程的主旨在於維護國家的礦務主權，如聲明礦產為國家所有，“開采之權屬之國家，無論官辦、民辦或華洋商人合辦，均以奉官局批準為度”，對外商在華辦礦，要求其首先保證“遵守中國法律”，並且必須與華商合股，“以各占一半為度”，“斷不準其獨自開采”。礦章還對英、美、法、德等國商人在中國申請辦礦的礦地最大麵積作出限製，如規定英國：第一、二、三等礦地，分別限製在400、200、100英畝之內；美國：個人所請礦地不得過20英畝，8人以上共同申請，不得過160英畝；法國：自20英畝起，至多以6方裏為限；德國：11英畝至220英畝，等等。1907年，中國《礦務章程》被朝廷批準，公布施行，這是張之洞繼主持製定的各類學堂章程之後，又一部與國際接軌並針對一個行業（礦業）的國家級政策性法規。它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雖然並不足以完全阻止各國對中國礦產的掠奪，但它比較鮮明地體現了維護礦產主權的國家意誌，仍然是難能可貴的。

　　從1901年到1906年，清政府先後發布一係列的命令，陸續推行新政。在政治方麵，改革官製、整飭吏治、修訂法律；在經濟方麵，振興商務、獎勵實業、改革財政；在軍事方麵，改革軍製、編練新軍、創辦巡警；在文教方麵，廢除科舉、改革學製、興學育才。張之洞除了在湖北積極推行新政之外，又在廢除科舉和讚同預備立憲方麵起了主要作用。

　　科舉製度的廢除是清末新政的一件大事，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清末開始出現的新式學堂的發展受到科舉製的嚴重影響，學堂的不少學生仍然以科舉考試為目標，不安心在新式學堂裏學習新的知識。

　　為了加快新式學堂的發展步伐，張之洞多次奏請遞減科舉。1906年9月2日，張之洞會同袁世凱等大臣再次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在眾多封疆大吏的請求下，清廷終於下令停止科舉考試。至此，從隋朝起在中國實行的1300多年的科舉製度終於完全廢除。

　　在廢除科舉製度的同時，張之洞還致力於新的教育體製的確立。受朝廷委托，他和張百熙等組織有關人員，分門擬定《學堂章程》，於1904年1月頒布實行。這是中國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實施推行的新學製，因為這一年是癸卯年，所以又稱癸卯學製。新學製分為三段七級。第一階段為初等教育，其中蒙養園（幼兒園）四年，初等小學（7歲入學）五年，高等小學四年；第二階段為中等教育，設中學堂一級共五年；第三階段為高等教育，分為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三年，分科大學堂三年到四年。癸卯學製對近代中國學校教育組織形式的影響極大，成為了清末民初新式學校教育製度的藍本。

　　相關章程還有各級《師範學堂章程》、《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各學堂管理章程》以及《學務綱要》。

　　1905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隨即開始進行官製改革，由慈禧太後最後裁定新官製案。中央官製改革旨在集權於滿族權貴，原有內閣、軍機處照舊，增加了一些部院；地方官製改革旨在削弱督撫的權力，司法獨立。由此引發了以岑春煊等為代表的“清流”和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濁流”的激烈政爭。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因有慈禧支持，在各地為官期間不懼權貴，彈劾並處罰了一大批買官而來的官員，尤其是逼令荷蘭引渡裴景福和查辦廣州海關書辦、駐比利時公使周榮曜兩案尤其引人注目，但也因此開罪了這些官員的後台慶親王奕劻，自此岑春煊便聯合軍機大臣瞿鴻與慶親王、袁世凱等人展開黨爭。在任期間，他嚴肅吏製，建立警察製度，一舉彈劾40餘名官員，人送綽號“官屠”，與“財屠”張之洞、“人屠”袁世凱並稱“清末三屠”。岑春煊和瞿鴻對奕劻和袁世凱等“濁流”招權納賄十分不滿，但結果是“清流”遭到打擊。袁世凱也遭到慈禧的疑慮，於是她開始扶植其他親貴和重臣來製約袁世凱為首的北洋勢力，從而寄希望於張之洞。

　　9月，張之洞接受慈禧的“召對”，即對立憲表示了十分積極的態度，主張盡快實行憲政，提出“立憲實行，越速越妙；預備兩字，實在誤國”。在此之前，張之洞在立憲問題上是比較謹慎的，而這次卻主張實行立憲，越快越好，幾乎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

　　張之洞不僅主張盡快立憲，而且提出了設立“民選議院”的主張。在1907年，朝野關於設立“民選議院”的呼聲越來越多，禦史徐定超、陸寶忠，給事中忠廉，湖南即用知縣雄範輿、法部主事沈鈞儒都紛紛上奏請設“民選議院”。

　　張之洞在此時提出設民選議院，雖然不算有新意，但是，由他這樣地位的重臣提出，就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自張之洞表態支持迅速立憲後，清廷也確是作出了加快立憲的姿態。1907年9月20日，宣布在北京設立資政院，作為預備議院基礎；10月19日又命令各省督撫在省會設立谘議局，作為地方自治的基礎。谘議局和資政院分別於1909年10月和1910年10月正式開議。但是張之洞還未等到它們的正式開議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