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畫傳

4.權衡新舊

　　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促進了救亡圖存，變法圖強社會思潮的傳播。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聯合各省入京應試的數百名舉人發起“公車上書”，堅決反對批準《馬關條約》。“公車上書”失敗後，康有為等人又在北京籌備成立強學會，刊行《萬國公報》（後改名為《中外紀聞》）擴大維新宣傳的影響，爭取朝野人士的支持。正在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接到強學會發來的公函後，捐助了5000兩銀子作會費以表支持，他的兒子張權則是該會的正式成員。

　　張之洞慷慨解囊，有多方麵的因素。首先，思想上他與維新派有諸多相通之處，不滿現狀、期待改革。其次，張之洞含辛茹苦創辦洋務，卻屢屢招到非議，想利用這股新起的力量來幫助自己推行洋務事業。再次，強化自己的“言新者領袖”形象，創造入參中樞的機會。後來光緒帝果然於光緒1898年電召之洞入京陛見，“輔翊新政”。

　　10月底，康有為專程從北京來到南京，被張之洞安排在兩江總督府內住了20多天，兩人“隔日一談，每至深夜”。對於康有為請張之洞主持在上海成立強學分會，張“頗以自任”，再次捐款1500兩，並派親信幕僚梁鼎芬、黃紹箕等8人陪同康有為去上海，操辦成立強學會。但對康有為的“孔子托古改製”一說，張之洞則明確表示反對。

　　張之洞對康有為的優禮有加，使他在維新人士心目中的形象立刻高大起來。梁啟超上書張之洞，將尚未謀麵的張之洞當做自己的老師。譚嗣同說：“今之兗兗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達權變，講求實濟者，要唯張香帥一人。”張謇也說：“今天下之大官貴人能知言、可與言者，無如南皮。”張之洞也不負所望，對維新派的活動多有支持與回護。上海強學會成立後，即出版《強學報》，在創刊號上，張之洞同意發表由他署名的《強學會序》，意在為維新派造勢。不久，北京強學會因遭彈劾被封閉，張之洞恐牽連到上海強學會，勸其停止活動，暫避鋒芒。第二年，他已經回任湖廣，仍然支持梁啟超、黃遵憲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並捐助500兩。

　　對於維新派中地位僅次於康有為的梁啟超，張之洞也予以格外的禮遇。他曾親筆寫信給在上海主辦《時務報》的梁啟超，禮貌地稱這位隻有二十三四歲的晚輩為“卓老”（梁啟超字卓如），邀請他來武昌盤桓數日。張之洞對梁啟超優禮有加的原因，是想將梁挽留幕府，借其生花妙筆為自己宣傳。梁啟超明白，張之洞思想深處與維新派並非誌同道合，他對於維新派的種種友善舉動，或多或少都包含著利用性質，因而以“滬上實不能離”為由，婉辭了張之洞的邀請。

　　張之洞對《時務報》的讚助和支持是有條件的，這主要表現在對《時務報》的幹涉。這主要涉及有關學術流派分歧、政治主張分歧和有損張之洞個人聲譽等方麵。同時，張之洞還通過汪康年等人，在《時務報》內部對梁啟超多方製約。汪、梁關係惡化後，梁憤而離職，《時務報》遂完全為汪康年等操縱，論調大變。粱啟超與汪康年的交惡實質上是梁所屬的康有為維新派集團與汪所屬的張之洞洋務派集團之間本已存在的思想分歧不斷加深的必然結果。

　　不過戊戌政變發生之前，張之洞與維新派的思想裂痕雖已顯露，但尚未發展到反目相向的地步。這與當時的形勢有關。張之洞在大局未定，維新變法前途未卜的時候，他是絕不會在堅決反對變法、且掌有朝廷實際權力的後黨和力圖借助維新派力量爭取執掌國柄、振刷朝綱的帝黨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斷然抉擇的。他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保持一種為雙方都可接受的折中形象，將大有利於自己在仕途上更上層樓。他的這種努力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帝黨認為張之洞是“言新者領袖”，將張之洞列為入廷樞以主持維新的首要人選，並準備調張之洞入京，隻是因翁同龢從中作梗未果。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詔定國是”，宣布實行維新變法的大政方針，正式啟動後來被稱為“百日維新”的變法運動。張之洞對此非常矛盾。從變法所采取的一係列除舊布新的具體措施看，與他的設想基本相同，而且“天下皆知張之洞本為新黨”。因此，光緒帝如果在康梁維新派的推動和參與下變法成功，對張之洞的仕途應當是利好。但是，就在《定國是詔》發布的第4天，支持光緒帝引進維新派實行變法的翁同龢被慈禧太後指名開缺回籍。

　　翁同龢曾是光緒帝的師傅，現在又是光緒帝推行變法的主心骨。幾天以後，反對變法的榮祿被授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京師軍權。種種跡象表明，仍然掌握著朝廷實權的慈禧太後並不讚同皇帝的所作所為，如果變法失敗，於張之洞的仕途肯定是不利的。張之洞在認準風向以前，於帝、後兩者之間處於兩難的抉擇之中，決定暫時依違其間。百日維新期間，對於光緒帝接連而下的變法諭旨，他既不像湖南巡撫陳寶箴那樣實力奉行，也不像兩廣總督譚鍾麟那樣頂著不辦，而是隨其所好，不緊不慢地辦他幾件，但不再有以往那種奉旨爭言、遇事爭功的熱情。這期間，他聽說袁世凱準備向光緒帝建議召他入樞主持新政，他馬上去電力阻，實際是不願意與風頭正勁的維新派靠得更近。另一方麵，對於慈禧太後的親信榮祿受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立即去電祝賀，這是想與正在走紅的權相重臣搭上關係，實際上也等於在向慈禧太後表示忠心。與此同時，張之洞又不失時機地設法將《勸學篇》進呈給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光緒帝詳加披覽後，下令各省督撫廣為刊布。太後似乎也是看重持論平正通達這一點，對《勸學篇》讚賞有加。這樣，依違於帝後之間的張之洞便有了進退有據、左右逢源的優勢。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再度垂簾聽政，囚禁光緒帝於中南海瀛台，捕殺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等6人，通緝康有為、梁啟超，陳寶箴一批地方和中央官員被革職、充軍。從6月11日開始的“百日維新”運動失敗，張之洞沒有受到任何牽連，安然無恙。

　　張之洞所以能夠平安地渡過這場政治風波，不僅僅因為他寫了《勸學篇》，劃清了與康、梁們的界限，還因為他並不是慈禧太後發動政變所要打擊的對象。當然，張之洞能夠有驚無險地渡過這場政治風波，與慈禧太後一向的特殊恩寵和眷顧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