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畫傳

4.諍言回天

　　晚清京師活躍著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彈時政為任的士大夫。他們大多有聲望地位而無實權實責，思想上傾向於傳統、保守，不僅絕口不談洋務，而且對洋務派的對外妥協退讓，更是抨擊不遺餘力。他們經常上書諫事，直言無忌，頗令權臣不悅，甚至有時也使皇上及兩宮太後下不來台，時人稱之為“清流黨”。清流黨人並無實際組織和固定成員，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反對“洋務”的共同立場把他們暫時聯係在一起，往往一人發難，眾人相幫，互為聲援，形成一股頗能影響朝局的輿論壓力。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既要借重洋務派搞求富、自強的洋務運動來穩固清朝的統治，又擔心洋務派權勢過重，尾大不掉，乃至威脅自己的統治，於是便利用清流黨人來牽製炙手可熱的李鴻章等洋務大吏，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

　　同治光緒年間的清流派以大學士李鴻藻為首，被人稱為“青牛（清流）頭”。李鴻藻是直隸高陽人，曾因力阻重修圓明園而名噪當時。與他密切聯係的清流黨人多為北方籍京官，如潘祖蔭、李慈銘、王懿榮、張佩綸等。張之洞早在外放四川學政以前，便與潘、李等人過從甚密，後來又續娶王懿榮的妹妹為夫人，任滿回京後，又結識清流健將張佩綸，漸成清流中堅，“兩張”被人戲稱為兩隻“青牛角”。在此後的四年中，張之洞這隻“青牛角”為民請命、不避權要、不計禍福，敢於犯顏直諫，表現了秉公持論，伸張正義的清流本色。平反四川東鄉冤案、庚辰午門案、修改伊犁條約等更是讓他名聲大噪。

　　·平反四川東鄉冤案·

　　鹹豐同治年間，清政府為了籌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軍費，在四川橫征暴斂，農民負擔非常沉重。東鄉縣本是川東一個地瘠民貧的窮縣，但各種捐稅卻增加了近10倍，知縣孫定揚為了中飽私囊，又追加了捐稅。1875年，東鄉農民苦不堪言，相約進城請願，向官府提出清算糧賬，減輕負擔。但孫定揚卻謊報百姓聚眾謀反，四川總督文格得報後，嚴令官兵鎮壓。百姓不服，在第二年推舉代表袁廷蛟進京告狀，而袁廷蛟反被刑部拘押回四川，後被處死。東鄉案發時張之洞正在四川學政任內，對案情有所了解，不忍坐視，決定上疏為民請命昭雪。他在一天內連上3折，首先認定這次濫殺無辜，是由於知縣孫定揚誣民聚眾鬧糧為謀叛，並請派兵鎮壓所引起，聚眾鬧糧是由於孫定揚違例苛斂所引起，因此，孫定揚實為釀成這次慘案的元凶首惡。然後，他引經據典，列舉康乾以來朝旨嚴禁苛征加派民負及愛惜民命、嚴懲貪官等事例，請求朝廷以“誣民為叛”罪，將貪官孫定揚治以死罪，否則，不僅無以謝東鄉縣千百之冤魂，無以服袁廷蛟，也無以服當做替罪羊的李有恒。他最後說：此案已過去4年，獄成罪定，是非未明，臣來自蜀中，實有見聞，若不一言，上無以對朝廷，下無以對四川全省之士民，請皇太後、皇上本著祖訓聖嚴、人命至重的一貫精神，平反冤抑，嚴懲首惡及相關大員。慈禧太後對張之洞的直聲敢言早有所聞，見三折言之鑿鑿，情切意篤，立即命刑部重新審理。隨後，朝廷明發上諭，改定原判，平反冤案，承認東鄉民眾進城“鬧糧”並非叛逆，孫定揚、李有恒誣民妄殺，判處死刑，秋後處決，其他與此案相關的數十名文武官員分別給以革職、議處等重懲。沉冤4年之久的東鄉一案被張之洞在1個月內翻過來，朝野上下傳為佳話，張之洞也因此而聲名大作。

　　·庚辰午門案·

　　1880年中秋節前夕，慈禧太後派太監李三順送8盒點心給醇親王奕的福晉。這醇王福晉是慈禧太後的胞妹，光緒皇帝的生母。李三順行至午門時，負責門衛的護軍軍士玉林、祥福等因未接到通知，不予放行。李三順倚仗慈禧之命，強闖宮門，與門衛發生爭執，推搡中碰翻食盒。李三順惱羞成怒，奔回宮內，搶先向慈禧太後告狀。太後聞後大怒，隻聽一麵之詞，命令刑部嚴加審訊。刑部官員雖知此事責任不在護軍，迫於慈禧的嚴令，準備將玉林、祥福革職查辦，充軍邊疆，護軍統領嶽林也要從嚴懲處。

　　消息傳出，張之洞憤憤不平，決心仗義執言，奮力一爭。他與陳寶琛計議，現在慈禧太後正在氣頭上，隻可就嚴門禁、抑閹宦（太監）立論，促使太後自省自悟，不宜為護軍鳴不平。於是，張之洞遞呈《閹宦宜加裁抑折》，開宗明義，直趨主題，說閹宦恣橫，為禍最烈，我朝列祖列宗對宦官的禁限也最為嚴厲，如今皇太後、皇上也不例外，恪守家法，決不寬縱。但近日發生的護軍玉林等毆辱太監及劉振生混入內宮禁地兩案，皆因太監而起，何以不見戒責太監之文。他接著列舉因太監失察而釀巨禍的成例，說明太監未必都忠實可信，如果今後太監竟動托上命，私自出入，妄作威福，宮門護軍又不能盤詰，後果不堪設想。最後，他建議完善內監出入宮門的勘驗製度，以便護軍門衛有所遵循。張之洞此奏的高明之處，是絕口不提該不該處罰護軍門衛，而隻是反複重申嚴厲管束內廷太監的清朝“家法”，隻說太監私自出入是“動托上命”，假傳聖旨，不點明奉有差使，有心為太後開脫，使她有氣無處發。慈禧太後也是明白人，心領神會，立即下令打太監李三順30大板，罰首領太監劉玉祥6個月的俸祿，同時減輕對護軍門衛玉林、祥福的處罰，護軍統領嶽林則免於處分。

　　雖然對太監的處罰隻是象征性的，對門衛的處罰也沒有撤銷，但畢竟迫使金口玉言的慈禧太後改變了自己的決定，意義非同一般，被時人譽為“諍言回天”。這件事情，張之洞既因敢於直諫而獲得朝野的讚譽，又因在諫議中能把握時機和分寸而得到慈禧太後首肯，這也許正是他的成功之處。

　　·修改伊犁條約·

　　1871年，新疆發生回民起義，沙俄乘勢出兵，侵占烏魯木齊、吐魯番及伊犁地區的9座城池。左宗棠率部平定回亂後，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國，談判收回伊犁九城。崇厚是滿洲貴族，曾做過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隸總督、總理衙門大臣，在天津創辦槍炮廠，組建洋槍隊，還出使過法國，算得是滿人中為數不多的有外交經曆的洋務人才。他出國前，張之洞曾代張佩綸奏請朝廷，建議讓崇厚先赴新疆實地考察，並與左宗棠會商後再行赴俄，但沒有被朝廷采納。

　　崇厚不懂外交常識，又不了解新疆邊境形勢，在沙俄的脅迫和愚弄下，不經請示清廷，於次年在克裏米亞半島裏瓦幾亞擅自與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爾斯簽訂《裏瓦幾亞條約》。根據條約規定，中國收回伊犁孤城一座，賠款500萬盧布（折銀280萬兩），並對俄開放三條商路，俄國還獲得陸路通商和免稅等特權。

　　消息傳出，輿論嘩然。不隻清流中人競相抨擊，就是一般官吏，也對這一既喪權辱國，且不合外交慣例的簽約之舉大表不滿。隻有李鴻章出來為崇厚辯護，說崇厚既奉有便宜行事的全權，不能說他無權定約，如果簽定後又反悔，其錯在我，主張承認崇厚所定之約，雖然按條約執行會有後患，但如果拒不執行，後患更大。

　　麵對李鴻章的辯護，張之洞首呈《熟權俄約利害折》，縷析條約中喪權辱國之害，陳述“十不可許”的理由。其中，針對李鴻章所謂如果廢約改議，理虧在我的論調，他指出無非是害怕一經變約，或召釁端，引起中俄間的對抗和戰爭，但此層不足為懼。他認為，“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為了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即使冒戰爭的危險也在所不惜。他進而提出廢約改議的四大要點。一是計決，立即處死擅立條約的崇厚，顯示朝廷廢約的決心；二是氣盛，將條約內容公之於眾，布告中外，內鼓民氣，外求聲援，並明諭邊臣整備以待；三是理長，條約因索伊犁而起，我若暫緩收回，使沙俄處於侵人土地的被動地位；四是謀定，作最壞的打算，急修武備，於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設防，以靜待動，定能製敵。他還旁敲側擊，說李鴻章高勳重寄，每年花幾百萬兩銀子造炮槍，養淮軍，不正是為了今日一時之用嗎，如果不能一戰，要這樣的重臣有何用。

　　此折上呈，兩宮皇太後肅然動容，單獨召見張之洞麵詢對策，特許其隨時可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獻議，以備谘詢。隨即將擅自歸國的崇厚羈押刑部監獄，後判處斬監候即死緩，派駐英公使曾紀澤赴俄重議條約。1880年2月，曾紀澤代表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中俄改訂條約》，爭回原約中被割讓的部分領土，挽回某些利權。在這一年多的中俄伊犁交涉期間，張之洞先後上疏20餘次，指陳利弊得失，權衡輕重緩急，建言獻策，雖不免有書生之見，大言空論，但他堅持認為在強鄰虎視的危急情勢下，中國必須急修武備，以備為戰，以備為講，“我多一分兵威，則敵人少一分要挾”，其憂時愛國之情，耿耿可鑒。後人談及《中俄改訂條約》時，多不忘曾紀澤的功勞，豈不知這背後也飽含了張之洞的多少心血。

　　4年的清流生涯，張之洞收獲頗豐，他的直言急諫博得朝野廣泛的讚譽，他對國家和朝廷的忠心受到太後的賞拔，由六品的教習庶吉士很快擢升至二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擠進官僚集團的高層。4年中，他還結識了一批聲氣相投的朋僚，也熟悉了官僚高層的內幕和官場遊戲規則。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他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

　　當然，作為清流健將，他這隻“青年角”也牴傷和得罪了一些人，他那“遇事敢為大言”的性格，也往往被人譏誚為“空談高論”而不著實際的書呆子脾性，以至20年後，李鴻章還在說他書生氣一點未改。1881年末，張之洞被補受山西巡撫，成為實權在握的封疆大吏，從此開始了政治生涯的新階段。

　　§§二 封疆大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