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畫傳

1.衰象初呈

　　張謇創辦的大生企業集團出現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機，是在1922年。造成危機的原因，既有國外列強經濟侵略的加劇、國內長年的軍閥政治造成的動蕩，以及1921年因國家財政危機，紙幣信用喪失而釀成的金融風暴，和秋季水災造成的棉荒，也有企業運作本身如決策、管理等方麵的缺陷，大規模的業外投資，從而使得本已資金薄弱的企業不堪重負，遇到重大的市場變化，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麵對企業遭遇的重重困難局麵，張謇並未氣餒，而是依仗頑強的意誌，苦心撐持、沉著應對。他曾提出多種建議，如設立鹽墾紡織總管理處，依靠集體的力量進行管理和決策，建立嚴密負責的稽查機製對財務進行監督，甚至聘請國外專業人才予以顧問和協助規劃等，他希望加強科學化的管理來擺脫困境。另外，為了解決大生係統企業資金的嚴重不足，他曾積極地設法向日本和美國的資本家借款，可惜均未成功。

　　1921年，正當張謇得意洋洋地籌備舉辦來年南通自治會第25年報告會，借以紀念自己70壽辰的隆重時刻，通海地區慘遭特大台風暴雨的襲擊，外江內河同時泛濫成災，使得張謇苦心經營的農墾、水利等地方自治核心事業毀於一旦。張謇麵對自然災害的嚴重打擊，並未消沉，他果斷作出決定，將報告會的時間後延五年，推遲到1927年，作為南通地方自治30周年慶典。張謇希望在今後的五年期間內，能夠恢複和重建被破壞的農墾、水利工程設施，並使大生資本集團達到更加繁榮興旺的目標。但是，令張謇萬萬沒有料想到的是，這已經是大生資本集團走向衰敗的開始。

　　1922年，一個驚人的消息突然傳出，大生企業係統的兩大盈利企業——一廠和二廠都出現嚴重虧損，一廠結虧為39萬餘兩，二廠結虧為31萬餘兩。一廠負債總額高達1242.872萬兩，其中“借入款”竟達709.795萬兩；二廠負債總額為352萬兩，其中“借入款”也達125.584萬兩。這兩廠“借入款”主要不是用於紗廠本身的生產經營活動，絕大部分是作為支付鹽墾係統拖欠和“地方事業”墊款之用。此外，在大生一、二廠1922年資產負債表中，所謂“借出款”一項竟分別達到473.133萬兩和125.584萬兩。

　　一直被張謇視為財源利藪的鹽墾事業，由於資金需求量大，又具有相當大的風險性，水利工程尚未完全解決，如遇風潮大災，多數賠累不堪，隻好將這種“鹽墾拖欠”轉嫁到大生紗廠賬冊上，永無歸還之日。例如大有晉公司在1921年遇到大水災，已經收獲的棉花被衝得一幹二淨。大豐公司在1922年播種棉花麵積達15萬畝之多，秋季突遇一場台風暴雨，結果也是全部無收。因此，新南、新通等公司成立不久就倒閉了。勉強維持的像大豫、大賚、大豐3家公司的負債總額，到1922年就高達254.831萬元。張謇苦心支撐的“地方事業”，也需要大筆非盈利性開支，有的短期內無效益，有的僅有社會效益，而沒有經濟效益。由於“地方事業”開支逐年增加，也成為大生資本集團巨額負債的一部分。

　　麵對這一困境，大生資本集團隻有四處求援借債，以求渡過難關。1922年，欠銀行業抵押債款已達397萬兩之巨。但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債務如山，責難紛至。張謇在國內告貸無著的情況下，隻得將起死回生的一線希望寄托在“利用外資”上。據他粗略計算，要想複蘇紡織和鹽墾兩大企業係統，10年之內需要動用3000—4000萬元巨額資金。國內金融界顯然無力提供如此巨大的款項，隻有向外國資本求助。

　　1922年8月，張謇親自委托裕華鹽墾公司經理陳儀、大有晉鹽墾公司經理章亮元、大生紗廠高級職員張同壽前往日本，正式向日本資本家澀澤等提出借貸巨款的請求。日方很感興趣，立即派遣駒井德三到南通來調查並直接與張謇接洽。駒井德三從11月23日至12月10日在南通受到張謇盛情款待，先後對唐家閘工業區和華成、大豐墾區進行參觀並作了詳細的考察，然後把大部分時間用來與張謇商談日方提供貸款的條件上。

　　張謇急於借款解危，提出以大生三個紗廠作為抵押，向日方商借800萬元。日方則意在加強對中國的經濟控製，駒井德三的調查報告建議說：“日方應該於此際進而與該國（中國）之實業家提攜，給以資金或技術上之幫助，使其國人得以完成棉花改良增殖之大事業者，最要緊之事也。今日幸而中國之大資本家且以棉業為中心事業之張謇，先望與日本提攜矣，此豈非天與之好機會乎？”張謇接受了日本壟斷資本提出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經濟“合作”觀點。1923年2月18日他在《為商榷世界實業書》一文中闡發了自己對中日合作的看法。他認為：日本人致力於紡織，但卻沒有土地來種植棉花；中國有廣闊的土地可以種植棉花，可現有能力又不足以自謀發展。這是兩方麵的缺陷，而補救的辦法是實行“經濟互助”，由外國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由中國大量植棉，以滿足各國紡織工業原料的需求。張謇急於尋求國際資金，輕信了日方的承諾；同時將自己的“棉鐵主義”作為犧牲品，讓日本壟斷資本控製自己辛苦半生創立的大生紡織企業和農墾公司，雖然有悖他的初衷，但事出無奈，不得不勉強去咽這顆苦果。

　　即使如此，日方對於長期以日本作為競爭對手的張謇仍不敢掉以輕心，對貸款一事相當慎重。盡管駒井德三已經作了周密調查，貸款合同拖延了兩年之久，仍然不能正式成立。

　　張謇對此十分失望，隻好舍近求遠，再次轉向他一向抱有好感的美國。1923年秋，直係軍閥掌控的北京政府為了籠絡張謇以實業專使的名義派遣張孝若赴歐美考察。當時張謇已經準備向福特等美國資本集團提出借貸要求。恰值美國一些資本家也希望籌辦“中國企業公司”，打算在中國設立綢布、玻璃、陶器、汽車等製造公司，還打算在中國2000個城市遍設電影院。這個企業的母公司的理事，美方預定由前英美煙草公司的特馬斯等5人擔任。中國方麵預定由周自齊、王正廷、張謇等8人擔任。張孝若這個時候赴美國考察，顯然與美國企業界對華投資的積極姿態有關。

　　1924年初，張謇不斷寫信給正在美國考察的兒子，強調國內形勢不佳，要他盡快與福特等集團接上關係，達成合作協議。他說：上海方麵銀根本來就很緊，而江浙矛盾正日益尖銳，戰雲密集，已呈一觸即發的狀態。這種形勢下，舍去輸入外資就沒有更好的辦法，而外資除日本外，也隻有美國了。他又說：從歐洲戰事之後的形勢來分析，現在不可能顧及到國外，因此最後的希望隻有寄托在美國方麵，而美國的財力以汽車大王福特為第一，接下去是大賚，必須找機會聯絡。就墾植業說，不能爭取到大宗資金的援助，前路就很難走。這些觀點可以讓人看到他對國際形勢的熟悉。

　　盡管張孝若遠涉重洋，在美國奔走遊說，龐大的貸款計劃仍然功虧一簣。這其中原因比較複雜，據張謇後來的分析說，日本和美國先後答應借款3000—4000萬元，“說有緒矣，前阻於臨城，後阻於長沙，無可言者。”“臨城”，指1923年5月山東臨城土匪搶劫火車，綁走20多位外國僑民一事；“長沙”，指同年10月下旬譚延闓和趙恒惕隔江炮戰，以致英僑全部撤離，並引起美國領事強烈不滿一事。

　　張謇的分析，不能說沒有道理。因為不久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江浙之戰與第二次直奉戰爭，戰火一直延燒到張謇賴以生存的長江口，南通對岸的太倉、嘉定、昆山、寶山、常州等地遭到嚴重的戰亂破壞，一萬多難民逃避到通海一帶。南通已經成為直係軍閥隊伍頻繁往返之地。外國資本麵對這樣惡劣的投資環境，當然不敢冒險深入。但是，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東西方列強正以更大規模從事政治投資，通過資助各派軍閥混戰的方式，來爭奪在華特權，從而取得範圍更大、更為優厚的對華投資條件。對南通的投資顯然是無法與這一無比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相比較的。

　　江浙戰爭給大生係統帶來極為嚴重的損害。1924年，各鹽墾公司所欠大生紗廠債務已達250—260萬元。由於直奉及川、湘、贛各省戰亂，造成棉紗、棉布滯銷，經營虧損又達400萬元，共計高達650—660萬元。麵對無情的現實，張謇明白：“中國之亂，在乎軍人割據，換言之，即爭奪地盤而已。”怎樣才能結束軍閥混戰的慘痛局麵呢？他沒有任何濟世良方，唯有搖頭歎息而已。

　　1925年，大生資本集團的處境更為艱危，不僅大生一廠的所欠債務已高達906.9萬兩以上，為資本總額的258.89%，資不抵債，破產厄運終於降臨。大生資本集團隻好向雄心勃勃的江浙財團提出清資償債。

　　在此期間，張謇鑒於自己年齡漸老，精力日衰，已經多次在各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求賢為代，希望有賢才使地方各事業安渡難關，進而獲得發展。1925年，大生企業被債權銀團接辦。接辦前夕，銀團派上海永豐錢莊的李升伯來南通考察，並拜望張謇。張謇詳細地介紹了自己創辦各事業的經曆和計劃，並為李升伯製訂了考察路線。當看到李升伯考察後擬定的整改計劃後，張謇非常欣喜地表示讚同，並加以鼓勵。事實上，大生紗廠在李升伯的經營改革下，成功地扭轉了惡化的局勢，使經濟趨於好轉，並且還借助銀團的力量建成天生港電廠，從而改善了動力需求，降低了生產成本。電廠的建成，也算完成了張謇的一大宿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