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畫傳

1.倡導立憲

　　清廷的腐敗無能和東西方列強對中國經濟、文化滲透的加劇，使中國人民一步步陷入水深火熱的深淵。國內的社會矛盾空前激化，處於社會動蕩期中的士人或通過留學外洋，或就讀新式學堂，或閱讀新書報刊，受到新知識、新思想的熏陶，逐步形成了一個富有時代精神和新的知識結構的近代知識分子群體。這一知識分子群體與前輩相比，他們視野開闊，思想活躍，富有政治頭腦。

　　近代知識分子群體雖然都主張變革，然而因為在變革方法和變革目標上的各不相同，內部又分化為兩派。激進的少數派或稱革命派，其主張是必須通過暴力手段，徹底推翻清朝的專製統治，建立民主共和製度。溫和的多數派或稱保皇派，則是主張走君主立憲的道路，他們寄希望於慈禧太後死後的光緒帝複辟，從而通過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維新變法。保皇派的這一政治主張，在海外華僑和國內以紳商為代表的新式資產階層中得到普遍的支持，成為國內外輿論的主流。

　　雖然，腐朽沒落的清王朝統治者在本質上是反對任何革新的，但在“庚子之役”以後，他們的氣焰也稍有收斂，加之東南督撫對他們逆流而動的政策的抵製，更加襯托出清廷的虛弱和地方勢力的日益滋長。假如清政府頑固不化，已經深受立憲派與國內外資產階級擁護的東南地方勢力，就有可能成為變革的主力，從而使清政府成為一具僵死的軀殼。盡管君主立憲本質上也是對專製統治的否定，但清政府如果堅持反對立憲，其結果卻是給革命派造成可乘之機，這是統治者所不願意看到的，事實上也決不肯接受的。兩“害”相權，他們寧可勉強答應吞下立憲這付苦藥，也不願接受宗廟社稷不保的結局。雖然清政府答應立憲，但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虛與委蛇，並不想真正實行；而在溫文而雅的立憲派和上層紳商看來，剛剛在戊戌政變中殺戮過維新派的清朝統治者，如果此時能夠說幾句讚同立憲的話，也已經是皇恩浩蕩了。於是，他們又感激涕零，熱血沸騰，一廂情願地發動了要求立憲的社會活動。

　　“生平萬事居人後”的張謇，並沒有立即成為立憲運動的先鋒。他是一位老成持重的改革家，習慣於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而不是從哲理出發，進行思索，作出判斷。而他一旦作出決斷，付諸行動，就會百折不撓，堅持到底，後勁用足。辦實業、辦教育、舉憲政，莫不如此。張謇讚同並且真正投身立憲運動，是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東渡日本考察以後。日本之行，的確使張謇從實地考察、分析、對比中猛然醒悟，他開始真正明確地意識到：隻是寄希望於宮廷鬥爭，以期光緒皇帝重掌大權，或者單單依靠思想開明的地方督撫來推行新政，都不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必須在發展商會、農會、教育會等社會團體的基礎上，擴大政治活動領域，組織各種政治團體，以至組建新式政黨，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掀起有聲勢的立憲運動。

　　因此，張謇從日本回國後，便積極並且公開倡導和投身立憲運動。他希望借鑒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與做法，采取合法手段成立國會，製訂憲法和建立責任內閣，以此來改變封建專製政體。在此期間，張謇一方麵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魏光燾起草請求立憲的奏稿；另一方麵他與友人編譯刊印《日本憲法義解》、《日本憲法》、《日本議會史》等書作為借鑒，分送各路要人，並輾轉送達內廷，爭取最高統治者的認可。此外，他還不計前嫌，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恢複交往，敦促其帶頭奏請立憲。

　　其實，早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經曆了八國聯軍創痛之後的清廷，就已深感再按祖宗成法難以繼續統治，即於當年年初令京內外大臣條陳變法意見。為此，張謇就應兩江總督劉坤一召請，經過反複修改，撰就《變法平議》疏稿。《變法平議》按清廷六部結構，將變革事宜梳理為42條，並依輕重緩急，劃分了步驟。然而，這個未曾觸及根本政治製度，還屬於比較溫和的變法方案，竟然也都沒有被采納。

　　張謇從日本考察歸來後，在思想觀念上已明顯有所改觀，加上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已逐步地被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所接受，社會輿論也加強了對立憲、自治的宣傳，立憲運動已呈山雨欲來之勢。因此，這個時候的張謇終於一改以往的老成持重，積極地開展了憲政活動。光緒三十年（1904年）三月，清廷賞加張謇三品銜，並任命他為商部頭等顧問官。對於張謇來講，這些頭銜對他經營的實業“或者小有裨益”，而更重要的是借此或許還能加重他在立憲運動中的分量。

　　光緒三十二年（1906）冬，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成立，在這批會員中，大都是江浙工商界的代表及開明紳士，鄭孝胥被推選為會長，張謇與湯壽潛為副會長。不久鄭孝胥辭職，張謇改任會長。預備立憲公會的正式成立，標誌著江浙一帶新興資產階級的崛起，也使上海成為事實上的中國立憲運動大本營。

　　隨著立憲浪潮的蓬勃興起，清廷不得不作出準備立憲的姿態。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張謇奉旨籌辦江蘇谘議局。翌年秋季，江蘇谘議局正式成立，張謇被推選為議長。雖然，谘議局的權力僅限於谘詢的性質，但它作為議會政治的初步，其在監督和評議方麵還是發揮了作用。尤其是為江蘇所屬的地方預算案，與兩江總督毫不留情的抗爭，使江蘇谘議局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和支持，因而馳譽全國。

　　與此同時，張謇還發起和倡導了三次全國範圍的國會請願運動。宣統元年（1909年）的秋天，在張謇聯絡下，16個省谘議局的50餘名代表聚集上海，組成“谘議局請願聯合會”，推出33人的“國會請願代表團”，趕赴北京向清廷請願，呼籲速開國會和設立責任內閣。張謇親自為代表設宴餞行，並作《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書序》，以壯行色，還連夜改定了《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意見書》，由“國會請願代表團”攜去北京，向皇室特別是總攬朝政的醇親王載灃提出忠告。第二年春，鑒於上次請願活動未獲任何實際的成果，張謇等人又組織了比上一年規模更大的請願運動，其時各省入京請願的代表約150人，張謇擬寫了《國會代表第二次請願書》，在請願書上簽名者號稱30餘萬人。當清廷嚴詞拒絕提前召開國會後，張謇等不為所屈，預定翌年初舉行第三次請願，而且規模要比前兩次更大。早在為請願代表第一次赴京餞行時，張謇就作好了碰壁的思想準備。他當時就說過：“設不得請，而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示不已。”充分表達了他積極倡導立憲的堅定決心。在各方麵強大的壓力下，清廷最終不得不宣布，提前於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國會，並且預行組織責任內閣。

　　通過開展上述的一係列卓有影響的政治活動，張謇被一致公認為是當時立憲派運動的領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