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張謇以應邀參觀日本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為契機,對日本進行了為期70天的參觀考察,曆經20座大中城市,考察農工商企業30個,各類學校35所。在考察中,他堅持每看必問,每問必記,每記必思,留下內容詳實的《東遊日記》。對於考察對象,在出行前張謇就有所打算,如他在回答日本記者詢問“東來調查宗旨”時講:學校形式不希望參觀大型的,而是想參觀小的;教科書不希望觀看最新出版的,而是想觀看舊出的;學校風氣不希望詢問在都城的,而是想詢問郊市町村的;辦學經驗不想了解全日製的,而是想了解不完全時的;辦學經費不想詢問政府及地方官給予優待補助的,而是想了解地方上人民是怎麽樣在費用拮據的狀況下自立辦學的。
由此不難看出,張謇出外考察完全是與自身所要從事的實踐密切聯係在一起的,是有備而來,有著明顯的功用性。而事實上,日本的經驗,通過張謇的擇取或發揮,都在他此後的實業與教育實踐中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張謇的日本之行,讓他有機會親眼看到“明治維新”給日本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從而痛切地感到:中國要興旺強盛,必須效法日本實行政治製度的革新。張謇正是抱著這樣一種虛心求教、不恥下問的態度赴日考察的,但在涉及國家和民族尊嚴的問題上,他決不謙讓或喪失立場。比如他在東京靖國神社,看到供奉甲午戰爭中日本陣亡的將士,深有感觸!回國之後,他便在南通修建了民族英雄、明代為抗擊倭寇英勇犧牲的曹頂的祠墓並為其塑像,還在相傳是掩埋倭寇的大墳堆上,加築京觀亭,借以表彰本民族的愛國先驅。若幹年之後,有日本來南通的遊覽者看到之後,與張謇商量,意欲將此改去。但對方得到的回答,是正色的拒絕:“貴國拿甲午年戰勝中國得到的戰利品,陳列在東京的靖國神社,是激勵貴國人的愛國心,是不錯的。我們修這個墳和塑立這個像,是激勵我中國人的愛國心,也是不錯的。”又如經過中日《馬關條約》簽訂處“春帆樓”時,雖說事閱八年,但他的憤慨依舊不減,張謇當時所作的一首詩最能表述這種感情:
是誰亟續貴和篇,
遺恨長留乙未年。
第一遊人須記取,
春帆樓上馬關前。
§§三 事業入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