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畫傳

4.師範教育

　　在大力興辦實業的同時，張謇更注重積極發展教育事業，並逐漸形成“實業教育迭相為用”的思想體係。他提出的“父教育而母實業”主張，成為他各項事業開展的指導綱領。同發展實業一樣，張謇把興辦教育事業放到了關乎國運盛衰和民族存亡的高度來認識。他認為，教育能啟迪民智，促進實業，進而使國家強盛，躋身於世界先進行列。

　　誠然，隨著大生紗廠的創辦成功，其他企業事業的相繼開辦，對專業人才的大量需求更為迫切。特別是要發展新興的現代工業、農業、商業，就需要大量的各種專門人才，而專門人才的培養，必須仰仗教育，其中，師範教育又是普通教育的基礎。因此，他在開辦實業的同時，開始積極興辦新式學堂，首先開辦的是師範學堂。

　　與當時倡言興學者主張創辦大學堂相反，張謇認為，教育必須以小學為根基，而要辦小學，必得通過創辦師範學校來培養師資。他曾深刻講到：國家遭受到外來的屈侮，要想報仇雪恥，不講求學問就沒有依助；要講求學問，不去普及國民的教育就無以為助；要教育普及於國民，沒有師資就不能引導；所以辦新學校必須從小學開始，尤其要從師範學校開始。

　　張謇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秋，就曾極力勸說兩江總督劉坤一興辦新式學校，並為他擬訂了初高兩級小學和中學的課程規劃。翌年春，他又應劉坤一的邀請，赴江寧與友人羅振玉（叔蘊）討論興學的次序，議定從師範學校辦起。可是，他們的建議卻遭到劉坤一身邊一些陳腐官僚的攻擊，說什麽：中國其他事不如人，何至於連讀書也要向人家討求方法？這都是張謇過於相信羅振玉的言論，而羅振玉又是過於相信日本人的過錯。這些話使得劉坤一因此而舉棋不定，張謇感到失望，在與羅振玉商量後，決定回通州自辦師範學校。秋季，他選定通州城東南已荒廢的千佛寺為校址，開始了籌建工作。經過7個月的修建改造，終於在次年四月初一（1903年4月27日），近代中國的第一所師範學校——通州師範正式舉行開學典禮，成為我國師範教育的濫觴。

　　通州師範屬於中等師範性質，主要培養小學教師。當時的教員和學生文化程度都比較高，首批延聘的教員中就有著名學者王國維（靜安）及日籍教師共10餘人。學生來自原來的“貢、監、廩、增、附五項生員”，舊學根底相當高。當時清廷已決定限期廢除科舉考試，因此讀書人也已紛紛轉入新式學堂。報考通州師範學校的士人相當多，連舉人也來應試。張謇隻好宣布，“學生遵旨不取舉人”。學校很快就招足額定人數，正式開課。

　　通州師範學校設置的課程，有管理、修身、曆史、地理、算術、文法、理化、測繪、體操等，基本上適應了高、初兩等小學教授各門課程的需要。不久，通州師範分設了四年製本科、二年製速成和一年製講習等各科，並附設實驗小學，規模更趨完備。以後，又陸續創辦了測繪、蠶桑、農、工等科，還建立了工科教室、農學教室、農場、博物苑、測繪所等。這些設施的建設，實際上已經超出了一般中等師範學校的範圍，具有大專學校的基本建製規模了。同時，張謇為了給女子創造入學機會，還興辦了女子師範學校，這是移風易俗的一大創舉。

　　張謇對師範學校的建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除了為學校籌集經費、製訂章程、延聘教師之外，對於校舍建築、課程設置、教學安排等，也是事事過問，甚至連一些細微的事情也不放過。在開學的演說中，他闡述了辦校宗旨，並對學生們提出期望，他殷切地講：學生諸君，你們必須把前賢提出的將天下看成是一個家庭的天下、把中國當作一個人的中國、民眾都是我的同胞、萬物與我為一體的道理，人人心中都能理解。必須將先已感知者起而引導後知者、先已覺悟者進而引導他人覺悟的責任，人人肩頭上承擔下來。能夠理解，甘願承擔，自然就不會畏懼煩瑣，不會意氣用事，完善自己，完成事業，並且一直堅持下去。孟子就講過，每個人都能成為堯舜般的聖賢。希望各位開拓胸襟，立定誌願，取別人的長處來為己所用。隻要不妄自菲薄，自然也不會妄自尊大。把“忠實不欺，堅苦自立”，當作通州的學風。這樣差不多實業和教育可以擴展而與日俱新。你們能幫助我實現願望，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大幸事，也是你們的榮耀。

　　“堅苦自立，忠實不欺”，此後便成為了師範學校的校訓。開辦師範之初，他曾自豪地宣布：“夫中國之有師範學校，自光緒二十八年始，民間之自立師範學校自通州始。”為了引起社會各方麵對師範教育的重視，他還撰寫了《中國師範學校平議》、《通州師範學校議》、《師範章程改訂例言》等文，闡述師範教育的地位與作用，呼籲政府要提高師範教員的社會地位並“優予俸給”，以鼓勵人們從事和興辦師範教育。其具體建議是：

　　凡是大學、高等、中等各師範本科的畢業生，可相應地給予貢生、舉人、進士的名義，然後讓他們試教高等、中等及小學四年，考評他們的成績，以所教學生的分數多少，區分為最優、次優等差別。進士教高等，最優秀的可以授以國子監丞銜，其次者可以授為博士。舉人教中學，最優秀者授為博士，次優秀的授以學正。貢生教小學，最優秀的授以學正，次優秀的授以助教。其廩生、增生等，可參照貢生來讓他們教小學，最優秀的可以授以府教授，次優秀的授以州學正。監生、附生也參照貢生來教小學，最優秀的授以縣教諭，次優秀的授以縣訓導。隨著資曆和成績的積累，可逐漸遞升到祭酒這一級官職，甚至一直到管學大臣。如果這樣做，則雖然當上了官，仍能終身服務於教育一事。同時又可以同其他科舉進入仕途的人，同享官場的福利了。用這種名義來鼓舞人投身教育，也就是德國任命正教員，以及日本府縣視學官和小學校教員都稱訓導的先例。

　　從以上建議中不難看出，為了扭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為了鼓勵更多的人投身教育事業，同時又能適應當時的國情，張謇可謂是煞費苦心了。

　　關於教師薪俸標準，張謇參照德、日、英、法、俄、美工資製度，並根據當時中國的財力，也擬出薪俸等級，即尋常小學校約每月20或30元，高等小學校約每月30或40元，中等學校約每月40或50元，其專科教師約每月70或80至100元。這種標準，目的還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人來從教。

　　此外，他還主張采取“擢優”、“勵恒”、“彰廉”等獎勵辦法，對教師進行多方麵的獎勵，以激發其責任感和事業心。張謇的建議雖沒有被清政府采納，但他對師範教育的高度評價和重視教師作用、肯定教師社會貢獻的新觀念，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張謇對師範教育的高度重視，根源於他真摯的愛國之心。他渴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以加快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世變亟矣，不民胡國，不智胡民，不學胡智，不師胡學？”他把國民教育作為立國的根本，近代社會進化的基本要素；沒有教育的改革，國民智力的提高、國家富強就是一句空話。“智”並非僅僅是文化知識，還包括思想品質和身體素質等方麵的綜合要求。他指出：國家思想、實業知識、武備精神三種，是教育的大綱，而這恰恰又是我國的一個缺陷。師範是一切教育的源頭，責任不輕，所以尤其要慎重地把國民教育、獎勵實業及以兵式師範體操為主三項內容作為不變的章程。

　　張謇對於學生德智體全麵發展的見解，有助於培養和教育具有愛國主義精神、有專業文化知識和體魄健全的新一代人才。但是，這竟然也引起形形色色食古不化者的反對和抵製。於是，張謇不得不與他們作無休無止的論辯，以求清除他們製造的人為障礙。

　　張謇不僅為師範教育鼓吹呼號，還身體力行地為通州師範學校的創建工程日夜操勞，加之同時他還從事更為緊張辛勞的墾牧公司籌建工作，使他心力交瘁，疲憊不堪。在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中旬（1903年1月中旬）的張謇日記上，已出現“腰酸欬血”4個字。然而，一個具有強烈事業心和責任感的人，疲勞病痛是無法征服他的。他仍然堅持進行著校舍修建工程，且對工程質量一絲不苟。在開學的前一晚，他還和庶務一起檢查學生宿舍，一處一處地敲牢門上掛牌的釘子，甚至親自修整廚房和廁所。殊不知，當時他已50多歲，還具有狀元和翰林院修撰的高貴身份，這是普通人難以置信的。

　　張謇除在通州師範學校附設實驗小學外，光緒三十年（1904年）又創設“通州五屬學務處”，作為統籌推廣新式教育的辦事機構，並陸續在各地興辦一批中學和小學。

　　張謇對所擬教育大綱中有關“實業知識”教育，十分重視。“實業知識”包括技術教育和職業教育，他在師範學校附設測繪、蠶桑、農、工等科，在通州中學附設培養文秘人才的國文專修科，就是為發展中等和高等技術、職業教育作好準備。此後，他又陸續創辦了吳淞商船學校、鐵路學校等，培養中等專業人才。對高等專業人才的培養，他也不餘遺力。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向兩江總督上《請設工科大學呈》，建議在上海製造局附近創建工科大學，把已建成的中國公學改為高等工學的預備科。他認為如此逐漸依次地推進，到四五年後就能見效，則一個科目完備的工科大學就可建成。再三五年後學員畢業，各省熱心發展工業的地方，就能有一支生力軍充入，到時就不像目前的實業，猶如黑夜裏探著路摸索著前行，如同盲人騎瞎馬似的亂闖了。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他又向兩江總督端方提出籌建南洋大學建議：“江寧宜就製造局左近設工科，特設法科。蘇州宜就昆山、新陽有荒地處所設農科，就上海設醫科，至安徽、江西，亦宜各設一文科，或更量設法、理高等一、二科，以備三四年後升入大學。”他還協助創辦了複旦學院。

　　張謇是一位腳踏實地、認真負責的學者，他辦教育主張從基礎教育開始，然後一步一個腳印地發展提高，他認為大學的預備在於有分科高等，而高等的預備又在於有中學。庚子以後，朝廷標榜“新政”，於是匆匆忙忙地興辦學校，都以辦大學作為發端。這種做法後來被人們引為笑柄。張謇的意圖很明確：辦大學必須以高等學校、中學為基礎，根據需要和可能，確定規模和招生人數。而高等學校、中學的發展又要以普通小學的發展為基礎。還得考慮到小學畢業生升學的出路，規劃普通中學、技術、職業學校的發展。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張謇給勸學所、教育會的信中，就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辦學的基本思想和工作態度，以及其考慮之周密細致。信的大意是：

　　我以前在自治公所議論本州教育，說兩年來未曾有進步，其根本原因就在教育未能普及，鎮鄉的小學太少，無法供高等小學的取材。由是而上，影響就達到了師範、中學。所以建議州境範圍裏，應該有初等小學400所。這是按照每所之地縱橫25方裏而說的，算下來學童距離校最遠的是二裏半。每天上學、放學，行走需十裏，同時也可以把這種行路當成是學童們的勤勞練習。然而昨天從崇明久隆鎮到墾牧公司，正逢著小雨，鄉村偏僻，道路非常泥濘。想到如十歲以內之學童，必定不能走這十裏的行程。形勢既然有不便利處，那麽事情就一定難以行得通。於是擬改為每16方裏設一初等小學，這樣就是縱橫四方裏；拿整個州的範圍來計算，就需要600所了。

　　600所小學校中，以500所作為單級，三個年級，每校80人，分三年計，每年27人。以100所為合級，四個年級，每校平均約120人，分四年計，每年30人。三四年後，每年可得初等小學畢業兒童16 500人……以16 500人的一成進入高等小學來計算，也要有1 650人，就必須有十所高等小學才能容納。如今師範附屬小學不算，自第一高等小學以及金沙小學外，還需增設八所，才能算是適量的配置。

　　綜合以上所說的500所初等單級小學，每所建築為草屋蘆障紙窗五間，最節省以300元計算，也需銀15萬元。100所合級小學，每所為瓦屋單牆蘆障紙窗七間，最節省以800元計算，也需銀8萬元。十所高等小學，每所需得教室一級兩間，八間特別教室，合級三間，器具一間，接待室、預備另課室各一間，教員寢室兩間，食堂、廚浴室共五間，過道三間，又表門廁所等四間，共屋30間。這些建築及校具需銀6000元，那麽總計就需銀6萬元。總計需銀29萬元。至於女子高等小學，那還沒有計算在這裏麵。

　　張謇的這個通州小學教育建設規劃，周密翔實，字裏行間洋溢著他對普及小學教育的遠見卓識與深入細致的求實態度，不僅在當時，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仍然值得效法的。

　　張謇將自己大量心血傾注在師範和中小學教育中；作為一個傑出的教育家，他並沒有忘記殘疾人教育。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他向江蘇按察使建議，希望他學習美國的斯坦福，中國的葉澄衷、楊斯盛，捐家資十分之二三，興辦盲啞學堂。此事並未得到任何支持，道理很明白：“中國今日不盲不啞之人民，尚未能受同等之教育，何論盲啞？”但張謇並未因此而灰心喪氣，直到民國元年（1912年），他仍然大聲疾呼：知道師範學校的重要而在建設的，幾乎遍及於中國行省的十分之五六了，所以不殘廢的兒童，不怕沒有人做教師。可是盲啞的兒童，生在貧家的則乞食，生在富家的則閑所無事，除英、美、德傳教士在中國創設有二三所盲啞學校外，搜遍了中國，竟沒有一所。張謇根據西方人口調查提供的數據分析，估計中國至少有80萬盲啞人。“盲啞累累，教育無人”的狀況，構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應當設立盲啞師範傳習所，專門培養有寬厚仁慈、能吃苦耐勞的盲啞教師，進而創辦相關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