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畫傳

1.興辦紗廠

　　甲午戰爭是張謇人生道路的分水嶺，也為張謇改良主義經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機。在這以前，正如他自己所說：是“以讀書、勵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為職誌”。他有強烈的愛國熱忱，對外侮的紛擾，黎民的疾苦，內政的腐敗，官吏的貪婪，特別是對李鴻章屈辱投降的外交政策，有沉痛的譴責和根治的願望。幼年受到注重農事和講求實效的父教，求學時又受經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成為他萌發投身實業意願和產生改良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原因。光緒九年（1883年），為通海的棉花和土布商人奔走減捐；光緒十二年（1886年）會試不第，回鄉倡導蠶桑；光緒十三年（1887年）隨同孫雲錦遠赴開封治河救災，設計出博采古今優點的治河方案，並力主采用外國挖泥器、平地開河器、浮水機器、火車、輪船等先進機械根治黃河，都是進步的經濟思想的具體表現。

　　甲午戰敗，是清朝專製統治與李鴻章投降賣國的外交主張的必然結果。關於這一切，張謇在他彈劾李鴻章的奏折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此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誌士醞釀改革政治，發出了維新變法的呼聲。在民族危亡日益加深、時代風雲變幻莫測的形勢下，張謇的改良主義經濟思想破土而出。這一思想轉變，集中體現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夏天，即前述的他為湖廣總督張之洞撰寫的《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

　　張謇在這份奏疏中，痛心疾首地陳述了《馬關條約》對中國造成的嚴重危害。他著重指出，允準日人於內地開機器廠，製造土貨，設立行棧，“如鴆酒止渴，毒在髒腑”。鑒於西洋的科學技術水平高於華人，而外商的資本又遠厚於本國，張謇擔心條約中對通商的一切約束盡撤，到時西洋各國會喧賓奪主，都來分肥中華，其後患必然是用我國的剝膚之痛，增益彼國富強的資產。這種逐漸被吞噬的後果已是計日可待了。

　　為了救亡圖存，張謇隨即條陳八事，其中，“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三項，集中反映了他的改良主義經濟思想。

　　基於上述對列強在華設廠危害性的揭示，張謇闡述了工業與商業的關係，明確地把發展工業放在富民強國的首位。

　　為加速發展工業，他主張學習後起強國日本的經驗，重工政，建議在各省設立工政局，專門從事這方麵的研究。檢查海關貿易冊中，對每年出口易銷的土貨，改由自己來精加工，擴充它的量，推廣它的銷路。對進口並且銷量大的洋貨，則加以創仿，用以抵擋它的侵入。在工商關係的認識上，張謇的確比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前進了一大步。而這種進步，正是時代的急劇變化所造成。

　　當然，張謇也沒有忽視發展商業的重要性。他認為，在發展工業的同時，必須重視商業的發展。他主張擴大對外貿易，盡可能增加出口，使外貿保持順差（出超），並且牢牢掌握運輸、銷售自主權，“不受外洋挾持”，那麽就可以形成“通商之國愈多而愈富”的良性循環。為了振興商業，他倡議在各省設立商務局，在水陸通衢、貿易繁盛之地設立商務公所，選舉董事，隨時會議，提出和實施“便商利民”，促進商貿發展的辦法。為了振興民族工商業，他主張政府應建立保護獎勵機製。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張謇已經把將培育人才、開辦學堂作為發展工商業的前提條件。他認為，開辦學堂，引進西學，培養和使用各類專業人才是強國之本，他說：人們都知道外洋各國的強盛是由於軍事，卻不知道外洋的強盛更是由於學校的普及。立國的根本在於人才，而人才則來自國家對教育的重視和發展，這是古今中外不可改變的大道理。

　　因此，張謇主張各省廣設學堂，學習各國語言文字，以及種植、製造、商務、水師、陸軍、開礦、修路、律例等各項專門知識，廣泛地延請外洋專家來教習。這樣學了三年後，再將成績較優秀者送往外國深造。為了學習外國先進工藝，他主張各省分頭遣派官員率領工匠，赴西洋各大廠學習。並且對一切種植、製器、紡織、煉冶、造船、造炮、修路、開礦、化學等事，都得學習。他對浪費人才，棄才不用的社會現實提出批評，認為：培養人才在先前，一定要考慮將來他們的使用。如果能預先製訂下章程，那麽則人心受到鼓舞，必定會有人才湧現出來。

　　張謇在《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首次明確地提出了自己救亡圖存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主張。其中，雖大多業已為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所提到過，但新穎、精辟之論仍隨處可見。更為可貴的是，對於張謇來說，這是他個人在經濟思想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的這些經濟主張，在以後的實踐進程中又不斷地得到充實、發展和完善。

　　為奔父喪，張謇於光緒二十年九月十九日（1894年10月17日）離開京城，從天津搭乘海輪南下，於九月二十七日（陽曆10月25日）經由上海回到家中。國難家喪，使他難以自持。此後的數月之中，他忙於喪事雜務，思想仿佛斷了線的風箏，不知所之。而促使他重新振作起來，並且從政治漩渦中遊離出來，向實業救國方麵轉化的契機，是從總辦通海團練開始的。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1895年2月24日），在家賦閑的張謇，得到通州知州轉告新任兩江總督兼署江寧將軍張之洞函件，稱張之洞已奏請任命他總辦通海團練。在此之前，由於沿海地區已經受到日本侵華戰爭的威脅，腐敗、沒落的淮軍、湘軍不堪一擊，各地警報頻傳，京官中有人建議仿照昔年鎮壓太平軍的經驗，由地方鄉紳興辦團練，東北沿海地區新組團練又確實給日本侵略軍有力打擊，這一舉措引起主戰派官員的興趣。通海一帶地處長江入海口，江海要塞狼山鎮即在其間。張謇從2月到6月的5個多月時間裏，為籌辦團練江防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認真負責地起草了《海防團防營製》、《民團續議》，擬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辦法。為了避免過去辦團練籌款擾民的積弊，他率先將自己24箱書籍“付典肆抵質銀千元”，補助團練費用，不搞捐募攤派。

　　然而，張謇也十分清楚：中日戰爭與當年太平天國戰爭不一樣，因此，重辦團練“不易措手”。加之，慈禧太後再也不能容忍任何可能威脅她專製權力的地方武裝集團的存在和發展，籌辦團練之難也就可想而知。

　　果然不出所料，《馬關條約》的簽訂，宣告中日戰爭結束。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四日（1895年7月6日），張謇收到了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發來的撤防公牘，通海團練隨即解散。但此次籌辦團練活動卻為他即將投身的實業生涯開辟了道路。

　　張謇從此與晚清洋務派健將張之洞有了較密切的來往。張之洞（1837—1909年），字香濤，又字孝達，又字香岩，號壺公，又號無兢居士，直隸南皮（今河北省南皮縣）人。同治二年（1863年）中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先後任浙江、四川鄉試副考官，湖北、四川學政，翰林院侍講、侍讀，日講起居注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調任兩江總督。張之洞起自翰林，直言敢諫，是北派清流的重要人物；任督撫後，辦洋務，興實業，是洋務派的頭麵人物。

　　張之洞早在光緒十年（1884年）就對江南名士張謇十分器重，希望將他禮聘入幕。適值張謇不滿李鴻章對朝鮮問題的處理，拒絕了他的延聘。張謇雖然沒有接受張之洞的聘約，但對張之洞並無惡感。這次張之洞剛接任兩江總督，就將通海防務重任托付張謇，彼此也就建立了信任與交流。在外交方麵，特別是當前帝黨主張聯英抗日的問題上，幾乎是一拍即合。張謇對張之洞的洋務業績，早已懷有欽佩之意。張之洞對張謇決心走實業救國之路，也十分讚賞。因此彼此均有相見恨晚之感。張謇在士林中聲譽甚高，加之又是新科狀元，供職翰林院，守製所在的家鄉通州和海門，正是張之洞的轄地。張之洞借此機會殷勤禮聘，正是求之不得。張謇有了張之洞這樣的兩江總督作後盾，對他發展個人事業，也是千載難逢的絕好機會。

　　對張謇本人而言，他世居海門，對家鄉的經濟社會情況，了如指掌。他目睹西方列強，以至後起的日本，由於國力強盛，將中國周邊國家一個接一個地吞並，甚至中國自身現在也已麵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在宮廷政治鬥爭漩渦中的短暫經曆，使他對上層的專製腐敗有比較深刻的了解，他對這個權力機構深感失望。他決心要獨辟蹊徑，紮紮實實地發展實業。家鄉僻處江海一隅，經濟落後，眼下仍處於落後的傳統農業社會，他雖然早在十年之前，就曾著手認真加以改造，引進蠶桑，但終因厘捐沉重，扼殺了這一很有前途的事業。

　　而這一次張謇是以新科狀元、翰林學士的身份回鄉守製，又接受兩江總督張之洞總辦通海團練的重任，自然成為通州地區首屈一指的頭號紳士，威信著於地方，實在是今非昔比。他趁舉辦團練之機，親自為花布商人議辦“認捐”，還經營義莊、社倉，修築石路、石橋，籌劃通、海、泰、如四地合習樂舞（古典禮樂），為書院籌措經費等。這些活動有效地擴大了他在通州地區的社會影響，擴大了他與社會各個層麵的聯係，取得了社會各界對他的信任，從而為他創辦實業、發展經濟，作了良好的前期準備工作。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夏天，張謇與張之洞交往頻繁，他兩次前往張之洞衙署長談，互相交換了關於學務、商務的看法，並提出了開辟海門濱海荒灘的問題。很自然，張之洞十分欣賞這位江南才子的學識和實幹精神，委派他創辦通州實業。作為功成名就的士大夫，要從士林朝著向來被鄙薄的商人群體靠攏，卻是頗費躊躇的勇敢之舉。張謇為使自己痛下決心，投身實業，他是用一種清醒的自責、自省的態度麵對現實的。張謇後來有一段回憶，講他麵對張之洞委派時的心理活動，他說：我自認為自己是一介貧寒之士，最初沒敢答應。後來又想到，如今的讀書人被世人輕視也不是一時了，原因就在於書生喜好說空話，說負氣話，因此世上輕視書生，而書生反過來又輕視世人。如今想尋求國家的強盛，按理應當先從教育著手，還要先培養出能辦教育的適當人才。可當局對此態度晦澀，顯然不足與謀；而有資產者又背離阻隔不能合作。但要辦此事既不能與政府隔膜遠離，又不得不與有資產者相謀劃，因此隻能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這麽想，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又算得了什麽呢？猶豫數日後，這才答應了下來。

　　南通通海地區位於長江北岸，東北濱海，南麵臨江。除南郊的狼山、劍山、軍山、馬鞍山、黃泥山為殘丘外，其餘均為衝積平原。這一地區的氣候溫和濕潤，土壤、溫度、雨量均宜於植棉。通州植棉曆史，遠肇明代天啟年間，距19世紀末已有近300年的曆史。“通州為亞洲產棉勝處”，“通產之棉，力韌絲長，冠絕亞洲”。通海棉花品種中的上等優良花，如青莖雞腳棉，纖維長而色白無塵埃，較富於彈性，不僅居國產花首位，即與印度上等棉相比，也不遜色。通州棉類品種多，產量高，據近代統計：植棉品類達200餘種，年產皮棉約180餘萬擔。由於產棉豐富，通海手工紡紗織布業消化不了，往往運銷徐淮、山東、廣東、福建等地。

　　因此在通州興辦紗廠，作為救國實踐的第一步，是張謇經過慎重考慮的。他在為紗廠擬定的《廠約》中，曾經講到辦此實業的動機和目的。他說：在通州創辦紗廠，既是為通州本地的百姓生存考慮，也是為中國的資源和利益考慮。通州出產的棉花纖維長韌性強，其質量之優為整個亞洲之冠，長期以來，一直是日本紗廠所必需的原料。棉花輸出，紗布輸入，其勢頭一天比一天強。把我國的資源提供給人，人家就用這些資源製成商品轉售給我，這無異於用自己的血來喂老虎，自己還袒著身子心甘情願地做著。如此下去，利益不能守住，我們的民眾一天天貧困下去，國家還有什麽可以依賴的呢？

　　於此可見，張謇的實業活動，一開始就包含著明確的抵製外來侵略的愛國目的。

　　“狀元辦廠”是史無前例的驚世駭俗之舉，對於視“工商”為“末業”的中國傳統社會來說，張謇的舉動，無異於是對傳統禮教原有社會群體的背叛。事實上，這種現象的出現，標誌著傳統的中國封建社會在外國資本主義長達半個世紀的衝擊下，已經分崩離析，走投無路。“狀元”的改弦更張，棄官從商，可以說是時勢使然。張謇的這一壯舉，對於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直走著一條曲折坎坷道路的中國民間資本來說，簡直就是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霖。中國民間資本內受專製壓迫，厘捐苛索；外受洋商排擠、兼並，處境艱難，形態畸形；或投靠洋務企業希求豁免，或附股洋商逃避苛索。他們渴望著有地位有聲望的社會力量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成為溝通他們與官府關係的橋梁，得到官府的保護與支持。為此，許多商人不惜重金通過捐納途徑，讓自身或子弟獲得虛銜封典，成為保護他們企業可以借助的力量。張謇是從正宗的士大夫群體之中脫穎出來，投身商海的，無疑這對方興未艾的民間資本而言，是極大的鼓舞和支持。

　　然而，紗廠的創辦，卻讓張謇領略到了有生以來從未遭遇過的一係列未曾料想到的世間種種艱難與挑戰。

　　在籌辦初期，張謇為了避開企業實權落入官方之手，采用了“商辦”形式，由他勸說、聯合幾位富商分任董事，在上海和通州兩地籌集股金。雖說上海人對辦廠已不希罕，但由於在外資紗廠的競爭下，華商各廠均有不同程度的虧損，致使一些官僚買辦和紳商對投資辦廠持觀望態度。通海一帶，更因風氣閉塞，許多人還不知工廠為何物，盡管一些地主、商人手中擁有相當數量的資金，可就是不原意冒險拿來辦廠。這樣一來，兩地的集股都難以進行，張謇也不得不考慮另謀辦法，於是他退而求其次，改取“官商合辦”形式，即由官方提供擱置上海久未使用的紡紗機，估值50萬元作為官股投資，另由張謇組織紳商再籌50萬元，合作經營。可是，張謇這邊的50萬元的籌集仍然艱難，動議不久，作為發起的股東們，翻悔的翻悔，請退的請退，事情還沒有開始，就已呈現出失敗的兆頭。再加上遭逢上海紗市蕭條，許多紗廠停辦或欲出賣，集股根本無法進行。在這進退維穀的境況下，張謇獨立支撐，又改用“紳領商辦”形式，認領官機的一半，即25萬元，自己再籌集25萬元來辦廠，講明官方隻收取官利，不參與工廠的經營管理。雖說股金已縮減，但全數籌集仍是困難重重，張謇因此常常奔波於通滬等地。麵對鄉黨友朋的訕笑毀阻及官方的空言搪塞，張謇“聞謗不敢辯，受侮不敢怒”，以堅忍不屈的意誌頑強爭取，有時不得不靠賣字來彌補旅費的不夠。盡管如此，他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經曆重重挫折的紗廠，終於在南通唐家閘鎮建成投產。張謇以《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取名大生紗廠。對於廠名的含義，他在日後與友人交談時解釋道：“我們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動搖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句話的解釋就是說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數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當然一無所成，後來張之洞把機器運到南通，要求我組織公司，我接受此機器之後，即以大生兩字命名，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含義。而現在要擴充鹽墾，亦不離此宗旨。換句話說，沒有飯吃的人，要他有飯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夠逐漸提高。這就是號稱儒者應盡的本分。”

　　大生紗廠是通過臨時的挪借告貸，在極其困難的狀況下開工的。因為流動資金的嚴重缺乏，棉花、燃料等也不足所用，而官方與各股東又袖手旁觀，致使張謇窘困萬分，在上海與何眉生、鄭孝胥“每夕相與徘徊於大馬路泥城橋電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籌莫展”。其時，他甚至還想通過出租紗廠抵出資金來加以維持，終因對方一再貶價未能實行。直到開工約半年後，通州棉紗銷路轉暢，紗廠獲得豐厚的利潤，才算渡過了難關。

　　為了銘記大生紗廠創辦過程中所受到的來自各方麵的刁難、捉弄，張謇授意請人畫了四幅“廠儆圖”掛在大生紗廠的公事廳內，用作儆戒。這四幅名為《鶴芝變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的圖畫，分別諷刺了集資過程中洋行買辦潘鶴琴（華茂）、郭茂之（勳）的反複無常，江寧布政使桂嵩慶、太常寺卿盛杏蓀（宣懷）的言而無信，通州知州汪樹堂和幕僚黃階平的暗藏禍心，以及上海商界巨子朱幼鴻（疇）、嚴小舫（信厚）的貪得無厭。四幅《廠儆圖》形象地記錄了脆弱的中國民族工業起步的艱辛。

　　大生紗廠開車伊始，張謇還親自擬定了一份《廠約》，作為企業管理的基本規章。《廠約》共16條，除闡明辦廠目的、動機外，對紗廠各主要部門負責人的責權、利潤分配、獎懲賞罰、工資福利以至職員夥食標準、徒工學習等，都一一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除《廠約》外，全廠各車間、各職能部門也都製訂有詳細具體的管理章程。

　　張謇投身實業，也得到了一些師友的讚賞和鼓勵，如隔江相望的恩師翁同龢，行動雖早已不自由，但在得知大生紗廠開工後，仍欣喜地題贈一聯，表示讚揚和祝願：

　　樞機之發，動乎天地；

　　衣被所及，遍我東南。

　　值得深思的是，回首大生紗廠創辦經過，最終而能獲得成功，這與企業早期創辦者的個人素質和才幹是密不可分的。張謇是一位有學識、有決策能力、有氣魄、有經營才幹的卓越領導者，他是從痛苦的社會人生經曆中覺醒的一位愛國知識分子，能夠自覺擔當實業救國的重任。他具備了早期資本家的基本素質和卓越條件，是大生紗廠主要創業者。大生紗廠早期主事的沈燮均（當地花布商）、高清（當地木商）、蔣成箴（當地典當商）、徐翔林（當地商人）和林蘭蓀（大生紗廠上海賬房），他們大多是通海地區花、布、典當、木材等業的商人，熟悉一般商情，具有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由於他們與張謇有十多年良好的合作關係，彼此信賴，均以個人銀錢入股，自身利益與企業利益完全交織在一起。由於他們多年營運某一行業，各有專長、特點和商業信譽，因而能夠以企業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形成責權利結合，講求效益，共同承擔風險的管理群體，從而使企業的成功有了重要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