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不久,中日戰事已露端倪,主戰、主和成為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兩派相爭的焦點。在這段時間裏,張謇與翁同龢有著非常頻繁的接觸,他憑仗對朝日形勢的熟悉,積極獻策,對翁同龢決意主戰以極大的促進和支持。同時還單獨上疏,痛斥李鴻章不僅“主和誤國”,而且“以庸劣而敗和局”。這些舉動,反映了張謇反抗外侮,維護國家主權的強烈愛國情懷。
就在甲午戰事日益緊張之際,當年9月張謇因父喪,匆匆告假南歸,暫別了紛爭的政壇。次年,守製在家的他得知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在日記中摘錄了條約的主要內容,並憤憤指出此事“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在這一年的夏天,張謇在為張之洞所擬的《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他提出練陸軍、治海軍、造鐵路、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多派遊曆人員、預備巡幸之所等9條建議,表現了他“救亡圖存”的迫切願望。
到了這年的冬天,張之洞來函委托張謇“總理通海一帶商務”,要求他招集商股,盡快將紗廠辦成。此前數月,張之洞就曾授意張謇在通州辦廠,在反複思考“躊躇累日”後,他慨然應允。這是因為他認識到“策中國者,首曰救貧;救貧之方,首在塞漏”,塞漏救貧則必須興辦自己的實業,而“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然而,作為一名士大夫,轉而投身實業,必然要經過一個痛苦的抉擇,張謇就曾把他的這一轉變悲壯地比之為“舍身喂虎”。
如果說,在此之前張謇的思想言行,還未超出一個傳統的愛國士大夫的範疇,那麽這一次所作出的這個關鍵性的決定,則是他日後成為我國早期現代化開拓者的一大曆史轉折。
§§二 躬尋救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