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畫傳

10.鄉居十載

　　把張謇與一般傳統的士大夫相比，他的抱負要宏大深遠得多。他沒有把讀書入仕看成人生唯一的功利目標，他眼光敏銳，已經逐漸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之後，中國社會的變動趨勢。他把振興實業，實現國家的富強作為自己追求的遠大目標。他早就有了“中國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思想，並且十分難能可貴的是，還身體力行，親自付諸實踐。

　　近代的上海是中國生絲出口的大埠，與上海毗鄰的南通、通海地區農村，卻從來沒有植桑養蠶的習慣，張謇卻下了決心，要改變這一狀況。光緒十二年（1886年）春，張謇幫助父親集資購買湖州桑苗，鼓動鄉民賒購，並且分送《蠶桑輯要》。次年春，他與家人一起試育春蠶，又陸續向鄉民分送桕秧、槐秧和油桐子，發展經濟林木。他還請求海門地方官勸諭鄉民興辦蠶桑。可惜他的倡導和宣傳活動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鄉民們對此反應冷淡，應者寥寥。

　　傳統勸農方式無效，張謇轉而采用歐美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集資開辦公司，推銷桑秧，由鄉民自定購買數量。隻記賬，不付現金。3年以後鄉民賣桑葉供公司養蠶，從付給鄉民的現金中扣去樹本和2分利息。

　　張謇幾年辛勤努力仍未獲得應有成效，植桑養蠶事業在通海地區幾乎沒有進展。原因在哪裏？經他觀察，症結在於，通海地區風氣閉塞，商品經濟發展緩慢，農家雖想養蠶，但苦於蠶絲有行無市，新蠶出來時，隻有少數絲棉店采用欺詐行為，壓價重秤收買很少一點。其餘產品苦無銷路。如果運往蘇州、上海銷售，沿途厘卡層層盤剝，大都虧本。

　　張謇明白，隻有免除厘捐，蠶絲業才能在通海地區興旺發達。光緒十八年（1892年），他邀約當地士紳，稟請兩江總督，免除10年絲捐，以興蠶利。經過多方活動，勉強達到目的。阻礙蠶桑發展的障礙掃除後，他又動員地方官招商開行，收購蠶繭，發展蠶絲市場。迄止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通海地區已開設3個蠶行。由於免去厘捐，絲商競相設行，放價收購，蠶繭價格看漲。市場活躍，大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兩年左右，通海一帶增植桑樹逾百萬株，風氣所播，泰興、如皋、靖江爭相植桑養蠶，眼看形成產銷兩旺局麵。

　　豈料新任江蘇厘捐總局總辦穆克登布見利源外溢，馬上翻臉，推翻絲捐成案，嚴令絲商補交曆年免去的絲捐。絲商群情激憤，提出繳帖閉行以抗議官府出爾反爾。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海門同知懼怕蠶農失去生計鋌而走險，懇勸絲商按去年價格30%收購新繭，絲商損失總算在蠶農身上得到補償。可憐蠶農辛苦一年，低價出售後，除去勞力不計，生產成本已超過繭價，資不抵債。農家無利可圖，蠶桑事業又呈偃旗息鼓狀態。湖州商人再到通海推銷湖桑秧苗，竟至無人問津，連本錢也收不回來。

　　蠶桑事業的盛衰起伏對張謇教訓深刻，他大罵“賊民”之官，“不知民為誰何之民，而官以為賊民乃可效忠。”意思是說不知道老百姓是誰人的老百姓，而這些官員卻把欺壓老百姓來當作對國家的效忠。他雖不滿官府所為，但仍將這些“賊民”之官與朝廷加以區別，認為這些官員的所作所為並不是朝廷的本意，以致勸告商民不要反對朝廷，盼望好官日增，“布滿天下”。這是他深受傳統綱常倫理的教育熏陶，堅持以忠君愛國作為自己人生準則的實際體現。

　　張謇自光緒十一年（1885年）回鄉，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十年中，他在家鄉通州先後為民眾辦了多件興利除弊的實事：

　　一是為通海花布減捐。通州、海門一帶盛產棉花，手工棉紡織品生產和流通都很興旺。據說，光緒元年（1875年）土布年銷量已達200餘萬匹。但是，鹹豐同治以來，官府的苛捐雜稅阻礙了通海地區棉紡織等工商業的正常發展。江寧藩司所屬厘捐卡，設在江北地區的就多達187處，通、海兩地即有57處，占全部厘捐卡的近三分之一。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前，兩地年均解繳藩庫厘捐總額約為20萬千錢左右。如果加上官吏層層勒索中飽，商民實際負擔更重。如通州的石港、雙甸兩局，每年額收厘捐不到千串，但實際開銷卻多達3000串，為此，張謇不禁感歎：“聞厘捐擾民，為之發指。”

　　由於張謇家也從事工商業，與通海商家有業務聯係，因此對厘捐的危害有切膚之痛。光緒九年（1883年），張謇即聯絡通州最大的恒記布莊老板沈燮均（敬夫），邀約各處花布商人，不斷稟請官府減少厘捐收數。減少厘捐活動雖未能獲得實際效果，卻使張謇進一步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危害性。

　　張謇曾就這一問題向學使黃體芳作過透辟陳說，大意為：自從太平天國亂事平定，清王朝“中興”以來，20多年內，財政收入都取自厘捐。天下局勢不穩定，則厘金就變成那些繁冗的官員、無德文人及遊蕩之民的謀利的目標，甚至有人認為舍棄厘捐就不成其為國家。然而我卻認為，要使國家穩固就一定要去除厘捐。

　　張謇對厘捐病民誤國的危害性的認識是深刻的。厘捐之征，始於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席卷大江南北之時，清廷為籌措軍費，巧立名目，將額外負擔加之於商稅。重征商稅不利於商業流通，抑製了社會經濟發展，是殺雞取卵的辦法。戰爭年代征收厘捐是不得已而為之，和平時期變本加厲地征收厘捐，實際上是自殺政策。國家要富強，必須使社會經濟繁榮，而經濟繁榮的前提條件是商品流通的發展，市場的發育。而厘捐之征卻抑製了商品流通和市場的發展，因此，必須掃除阻礙商品流通的厘捐，經濟才能繁榮，國家才能富強，即張謇所謂“欲固國必去厘捐”。

　　二是維護地方安全，倡辦地方慈善事業。張謇曆來都十分重視家鄉福祉，維護地方利益。他把地方的建設與發展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光緒十年（1884年），張謇為預防法國海軍可能對通海地區進行的突然侵犯，參與籌辦了當地武裝防衛組織“濱海漁團”，執筆草擬了《漁團章程》，使濱海地區安全有了一定程度的保證。

　　張謇居鄉期間，從備災備荒的共同利益出發，倡議推行“平糶放賑”和建立社倉，預防饑民無食可能造成的社會動蕩。他從自己早年親身體驗的應試艱難的實際問題出發，與當地富豪、布莊老板沈燮均商定增設拔貢辦法，還請求學院增加海門生員名額。增加科舉錄取名額後，當地讀書人進入士人群體的機會大了，有利於吸引更多的人發奮讀書，對提高地方總體的文化水平大有益處。

　　張謇還恢複了海門溥善堂。溥善堂是當地專門負責辦理掩埋無主野屍的慈善機構，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時飭令各地開辦。隨著地方經費的困乏，這一機構逐漸廢棄。衙門吏役、地痞流氓常常利用野屍向鄰近居民敲詐勒索，無權無勢的農戶、中小地主和商人深受其害。張謇重設溥善堂的倡議，迅速得到了當地典當商、木商、布商、煙商、紙商、洋藥商的支持和讚許，妥善解決了一個棘手的社會問題。

　　張謇在家鄉興利除弊，發展地方經濟文化事業的活動，對通海地方社會的文明進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謀求家鄉福祉的一片赤誠，深得父老鄉親的愛戴和信任，為他日後在家鄉大展宏圖，投身實業、教育和文化事業，奠定了可靠的社會基礎。這一時期，張謇為家鄉所做的一切，與他後來將自己一生的主要業績概括為“地方自治”（包括實業、教育、慈善三方麵）之說基本一致。由此可見，張謇立身處世的原則是堅定不移的，雖然他一生也不時地隨著時代潮流的發展而不斷豐富著自己的思想內涵。

　　光緒十三年（1887年）五月，孫雲錦奉調開封知府，再次邀請張謇入幕隨往。八月鄭州黃河決口，張謇奉命勘河，目睹了災民流離失所的慘景以及河防官員層層克扣，導致物料空虛的黑暗局麵，立刻如實匯報，懇請設局賑濟。次月，更奉河南巡撫倪文蔚委托，主持河工計劃，擬具疏塞大綱。為此，他查考大量史書及治水要籍，結合實地考察，提出“乘全河奪流，大治正河，複禹故道”的大膽主張。在此主張因工程太大而被阻後，他又提出以截灘取直法整治黃河南段來化解險情，並建議采用機船疏浚，以便施工。同時，他還五次上書巡撫，申說利害。然而張謇的建議始終未被采納，再加治河官員更換，依然不顧後患地采用舊法堵塞，致使張謇大失所望，憤而離開了工地。

　　張謇自光緒十年（1884年）結束幕僚生活之後也就失去了薪俸，期間除了應試和參與地方公益事業外，他還不得不為全家的生計奔走。光緒十一年（1885年）到光緒十三年（1887年），他曾兩度重返故人孫雲錦的江寧知府、開封知府衙署，替他校閱府試考卷，協理河工，既有益於地方，又聊得薄俸。

　　這一時期，張謇的誌趣仍在教育和地方文化事業，因此，回鄉十載，也是他學術研究最旺盛的時期。

　　光緒十九年（1888年）春，他應聘主持江蘇贛榆選青書院，兼修縣誌。因此張謇有機會對曆代方誌作了一次深入的探討，曾“求宋、明、清名誌讀之，殆十之六七”。同年又應太倉知州的邀請，商談修撰方誌的體例。光緒十七年（1891年），參加編纂了《東台縣誌》。光緒十九年（1893年），又因盛昱推薦，受崇明知縣的禮聘，主持瀛州書院。

　　張謇從光緒十年（1884）起歸隱，到甲午光緒二十年（1894年）戰前的十年間，他在思想上大致有如下的變化：

　　首先，張謇已經從局限性很大的遊幕生涯，走向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他所謂的“歸隱”家鄉，並非消極隱居，而是回到社會生活中去，體察民間疾苦，為地方興利除弊。他勸導蠶桑，倡辦慈善事業，投身地方教育文化事業的行動，已將自己投身於社會變革中，並從中感受到了新的生活，揭示並力圖解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張謇已經初步著手進行的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社會改良計劃，以一個地區為單位，全方位地實施實業（發展經濟）、教育、慈善三大建設，以促成地方社會的富足與安定，亦即張謇晚年將自己一生的追求目標，概括為“地方自治”。這是張謇思想中最具活力，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的精神財富。

　　其次是張謇思想的二重性，他既維護傳統道德，對忠君愛國矢誌不渝，又對專製腐敗的社會現實深為不滿，迫切希望加以改變。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心理的形成，是與他個人的生活經曆密切相關的。他出生在地方偏僻、經濟落後的常樂農村，從小生活在一個富農兼小商的傳統家庭；長期接受的是專製主義的文化教育，渴望科舉入仕，追求功名利祿，是一個典型的科舉製度的殉道者。另一方麵，他成長發展道路上的坎坷不平與磨難不斷的生活經曆，又給了他太多直麵人生的機會；從樸學大師和桐城派先生那裏接受了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學風，使他具備了追求真知灼見，講求實際的優良品格。他有接受新思潮，重塑人生的信念，追求新的價值觀的可能性。但是由於他受傳統思想、封建文化的毒害太深，沒有一場震撼性的社會變動和新思潮、新文化的強大衝擊，他是不可能輕鬆自如地向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轉化的。

　　第三，從社會活動範圍看，這一時期的張謇已經出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突破。一是因知名度的不斷提升，他受到南派清流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會試中得到不同尋常的關照，竭力將他牽引到士人群體的上層，以壯大南派清流的實力，為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服務。因此，張謇即將登上一般常人難以攀登的青雲之路。二是他“歸隱”十年，經營鄉裏，深入下層社會，與商家和鄉民有了廣泛的聯絡，並攜手合作，開創蠶桑實業，初見成效。這兩個突破幾乎同時發生，使他既能平步青雲，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一展政治抱負；又可急流勇退，腳踏實地，實施他的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宏偉計劃。張謇所處的曆史環境，為他截然不同又密切交織的人生道路提供了絕妙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