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畫傳

十一、此人再好不過！他心中完全沒有自己

　　1988年4月27日，在北京協和醫院，95歲高齡的梁漱溟已經病危，這位享譽海內外的教育家、思想家，被外國人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儒家”的老人經醫生、護士全力搶救，精神好了一些。此時此刻，他心裏懷念的，是一生最敬佩的朋友盧作孚。

　　他要在一旁侍疾的兒子，在病榻前代他寫一篇紀念盧作孚誕辰95周年的文章，訴說他的敬佩、懷念之情。他的兒子在這一天的《侍疾日記》中寫道：“盧先生是父親最敬重的朋友，他常說，此人再好不過！他心中完全沒有自己，滿腔是為社會服務。這樣品格的人，社會上找不到。”一個多月後，梁漱溟就帶著對老朋友的無限懷念與世長辭了。

　　梁漱溟生前曾寫過題為《景仰故交盧作孚先生獻詞》一文，文章最後一段是：“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焉。”文字雖短，卻高度慨括了盧作孚的人品。

　　1.一個“淨人”

　　盧作孚身為舊中國首屈一指的航運公司總經理，一般人會認為他即使生活得不豪華，至少也應該是寬裕的。然而誰能想象得到他實際上過的是什麽樣的生活？他的老朋友晏陽初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回憶盧作孚時說：“抗戰時，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買一隻雞給他吃，連這錢都沒有，由此可見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道他的人，都敬佩他。”

　　是嗬，說起來似乎令人不敢相信，堂堂大公司總經理，又兼數十家企事業的董事長、董事，盧作孚怎麽會窮得連隻雞都買不起呢？是的，他除了民生公司總經理的一份薪俸外，確實還有不少收入。每到月底，他兼任董事長、董事的那些企事業，就要向他送上一筆筆數目可觀的輿馬費和紅酬。然而當這些裝著一筆筆錢的紙袋送到他的辦公桌上後，他毫不猶豫，立即在紙袋上大筆一揮：“捐中國西部科學院”，“捐兼善中學”，“捐瑞山小學”，“捐峽區地方醫院”。如1940年3月5日《嘉陵江日報》載盧作孚捐出自己本年1月份在中國茶葉公司、貿易委員會輿馬費300元，補助北碚兼善中學。幾十年來，他堅持隻領一份薪俸，而把其餘的薪俸毫無保留地捐獻到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中去。

　　而他自己的生活不僅不富足，甚至連寬裕也談不上。盧作孚子女多，窮親戚、窮朋友多，要接濟的人也多。因此，一家人的生活必須精打細算。據他的兒子回憶：“我們從來都吃得十分簡單。在我們盧作孚舊居（在重慶北碚原中國西部科學院內，但非盧作孚私宅）。盧作孚在此寫了《論中國戰後建設》。幼年的時候，由於家境太貧窮，不用說吃好，連吃飽也有困難。到後來父親的工資多了一些，每月有六七十元，我們還是吃得很簡單。什麽雞呀、鴨呀、魚呀，與我們家無緣，隻有過節才吃一點，平時有點肉吃就不錯了。抗日戰爭前，豬肉價格比牛肉貴得多，母親就隻買牛肉。抗日戰爭開始，連牛肉也少吃了，尤其是1940年以後，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我們很少吃肉。夏天有一點炒泡豇豆、糖胡豆下飯吃，冬天有一點洋芋泥、炒萵苣下飯吃，就算不錯。即使我們有客人來也是這樣。隻有父親在家的時候，才有葷菜，但也僅僅是蔬菜裏加一點點肉絲或肉片的‘俏葷菜’，大葷大肉是沒有的。”

　　有時，盧作孚工作太忙了，顧不上吃晚飯，深夜回到家，家裏也沒有什麽可吃的，就隻好煮一碗素麵填飽肚子了事。說來令人難以置信，盧作孚一家人幾乎沒有買過現成的衣服、鞋子，全都是他的妻子一針一線做的。不僅如此，他的妻子擅長繡花，忙完了家務，還要做些繡花枕套、兒童的繡花帽子、繡花圍裙出去賣，來補貼家用。盧作孚的子女，從小都是穿他母親做的布鞋，沒有穿過皮鞋。有一次過舊曆年，母親給二兒子買了一雙雨天穿的布麵膠底力士鞋，二兒子高興得當天晚上就穿上它，上了床也舍不得脫下來，就那樣腳穿一雙新膠雨鞋睡了一夜。

　　盧作孚家除了破舊的桌子、床、椅子之類，連衣櫃、平櫃都沒有，更談不上什麽豪華家具了。就是吃飯的方凳也寥寥無幾。如果星期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飯，就隻好坐的坐，站的站，有時幹脆全都站著，包括客人都是站著吃飯。家裏唯一值錢的，是一台破舊的小電扇。

　　誠如1944年一家美國雜誌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說：中國實業界這位第一號創造奇跡的人，於五十多年前生於一個卑下微賤的家庭……今天，作為一個創造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就的全國聞名人物，他已將他童年時期的許多事物忘記，然而他卻從未拋棄他在普通人民中艱苦一生所形成的個人簡樸習慣和謙遜品德，盡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狀況看起來多少有點兒不協調。在他的新船上的頭等艙裏，他不惜從霍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瓷器，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飯桌上隻放著幾隻普通的碗和竹筷子。與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的瓷浴盆、電器設備和帶墊子的沙發形成強烈對照的是，他那被稱為家的六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

　　盧作孚掌握著千萬財富的大企業，而自己卻常常一文不名。

　　1946年，民生公司各處室負責人在聯名上書國民政府的一份公文中是這樣說盧作孚的：

　　自創辦以迄於今的總經理（指盧作孚——筆者），亦至今是一個窮漢，沒有置得任何私產，商場沒有他任何私人的生意，銀行沒有他私人的任何存款或往來，……他隻是一個淨人。他確實是一個“淨人”。他的同事劉崑水記得這樣一件事：“1948年我們從漢口坐飛機去重慶。在等飛機時，中間有幾個鍾頭，作孚先生趁空到漢江公司去一趟，結果到武昌坐輪渡時，他身上連一毛錢也沒有，還是一個認識他的人代他付了。”

　　盧作孚在個人生活上十分節儉，精打細算，但為了公司的事業，卻是該花的就要花，甚至顯得有些大手大腳。如盧作孚在美國考察期間，吃住都非常儉省。出門不是坐地鐵就是乘公共汽車，從不坐出租車；住的也是最便宜的小旅館，後來還想搬到一家價格更便宜的地下室小旅館去住；吃就更節約了，早上自己烤幾片吐司，中午晚上常常是一小碗白菜湯，一盤便宜的燒豬腳，然後吃點麵包、咖啡，連吃帶住，一天隻花1.25美元。然而為了公司業務他向上海通長途電話，有時一打就是一個多小時，光電話費就要花幾百美元。

　　2.強拆“作孚橋”

　　盧作孚不圖虛名，厭惡任何突出個人的做法。1939年3月，他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時，一天，廳屬一個新建單位——四川省家畜保育所開張，特邀盧作孚去參觀指導。盧作孚高高興興帶著廳裏工作人員來了，但當他們剛走進會議室，就發現長條桌上擺滿了糖果、蜜餞、餅幹之類。盧作孚見此場麵，臉上笑容不見了，他皺起了眉頭，說：“我們今天是為參觀而來，不是來作客，何況大家都是一個廳裏的人，不能這樣浪費錢財。”說完，他帶頭退出了會議室，其他人麵麵相覷，也隻好退了出來，弄得接待人員很不好意思。

　　在參觀過程中，要穿過一個庭園。庭園中有條小溪溝橫貫其中，上麵新砌的一座小石橋分外顯眼。當盧作孚帶著人走近小石橋時，突然看見小石橋的欄板上刻有“作孚橋”三個字。盧作孚站住了腳，立時沉下了臉，對這個單位負責人說：“我對你們的事情無功無勞，怎麽能勒石標榜呢？再說，這種作法，也是官場俗套，你們太使我難堪了。”

　　此信是1930年10月27日盧作孚給副局長熊明甫的信手跡。信中再三囑咐為修路之事請客一定要節約。

　　那位所長連忙解釋道：“家畜保育所從購買地皮到搞基建，從向國外訂購儀器到引進優良品種，盧廳長您都操了不少心，刻字勒石權作紀念，也是全所同仁的心意嘛。”

　　盧作孚聽了連連搖頭說：“這不好，這不好。這樣吧，如果將橋欄拆掉，也很可惜，就用水泥把字蓋掉吧。”

　　臨走時，盧作孚再次提醒那位所長：“你馬上派人把字蓋掉，明天上午我要來檢查。”

　　第二天盧作孚果然又來了，當他見到橋欄上的字確實被水泥填蓋了，沒留一點痕跡，這才放下心來。

　　3.留給兒女的，是做事的本領

　　盧作孚從不利用自己的權力、地位為家人和子女搞特殊，撈好處。作為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掌握著100多艘船隻，但他家人有事要乘坐民生公司的船，都必須照章排隊購票，絕不特殊。他的妻子、兒女坐船來往合川、北碚、重慶時，都是頭一天買好船票，第二天一大早，照樣和其他乘客一樣到江邊排隊等候上船。上了船，也和其他乘客一樣按規定坐在船艙指定的席位。有時候，被認識的船員發現了，一定要請總經理夫人進賬房去坐一下，也總是被婉言謝絕。

　　盧作孚的妻子曾纏過腳，走起路來較困難，但盧作孚從不用公司的車去接送她。為了補貼家用，他的妻子常常要進城去托人出賣她的繡花織品，那也隻能順便搭盧作孚上班時乘坐的車。有時進城後，她上午就把事情辦完了，也隻能等盧作孚把公事辦完，才一道乘車回家。有時盧作孚工作太忙，回家可能很晚，她等不及了，隻好上街去搭乘馬車回家。

　　為了省錢，他的妻子進城後，常常連公司食堂簡單的飯菜都不吃，隻在外麵的小吃攤上買一碗素麵吃，或者買塊烤紅薯吃。

　　對自己的子女，盧作孚更是嚴格要求。他的幾個子女當年都在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讀書。這個學校的學生，有不少是達官貴人的子女。到了周末，總有一輛接一輛的小車開到學校接子女。而盧作孚卻從不派車接送自己的子女，而是要他們步行回家。一次，他的一個兒子患了瘧疾，發高燒，在由學校回家的路上，昏倒在公路邊的水溝裏，幸好還是被別人發現後才送回家中。當兒子燒退返回學校時，身體還很虛弱，但盧作孚還是沒有派車。

　　還有一次，他的兩個兒子到成都看病後，乘長途公共汽車返回重慶，不想走到半路，突然發生了翻車事故。乘客死的死，傷的傷，鮮血淋漓，哭喊哀號。可怕的慘狀使兄弟倆驚慌失措，急忙發電報給父親，請求公司派車到內江接他們。誰知盧作孚接到電報，並沒有派車，而是要他倆仍搭乘公共汽車回重慶。

　　一次，一位客人在盧作孚麵前滔滔不絕地誇耀自己如何為兒女積蓄財產，要讓兒女一輩子不愁吃不愁穿，盧作孚在旁邊始終不吭聲，等客人把話講完了，他才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沒有給我的兒女準備任何財產，我留給兒女的，是做事的本領。”

　　抗戰勝利後，民生公司董事會為了褒獎盧作孚創辦和經營民生公司的重大貢獻，決定贈送一些股份給盧作孚，但被盧作孚謝絕了。

　　20世紀70年代末，正是出國留學高潮之時，一位曾與盧作孚一起打天下的老前輩對盧作孚正在上大學的孫女說：“當年你祖父如果接受了這些股份，別說是你，就是你盧作孚夫人蒙淑儀與孫女盧曉蓉盧作孚與長子盧國維在成都晏陽初寓所前合影們這一代十幾個孫子孫女作出國留學的經費也綽綽有餘了！”但盧作孚的孫輩們沒有絲毫的埋怨，反而為有這樣一位祖父感到無比自豪。她們說：“祖父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物質財產，卻給我們留下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

　　1934年，盧作孚的母親60大壽。北碚的地方民眾，感念盧作孚對開發北碚的貢獻，特籌銀3000元，作為壽禮送給盧作孚，為老夫人修別墅。盧作孚堅決不收，說：“大家的好意我領了，但這個禮我不能收……我沒有任何理由收這麽巨額的禮金！”

　　但錢已湊起來，也不好一一退還。於是盧作孚決定用此款在平民公園建一亭閣，供遊人觀瞻、憩息、納涼。涼亭建成，耗資3500元。盧家為此又補貼了500元。當這一座古香古色的亭閣建成後，為了表達對盧作孚母親的敬意和賀壽之意，北碚民眾特請著名書法家趙熙為這個亭閣題寫了“慈壽閣”三個字。盧作孚知道了，盡管他對自己母親非常敬愛，非常孝順，但他仍堅決不同意將“慈壽閣”作為匾額掛在亭閣上。這個亭閣竟有兩年之久沒有名稱。直到1937年12月2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北碚遊覽，才請林森題寫了“清涼亭”三個字，做成扁額，掛在了這個亭閣上。到這時，這座亭閣才有了自己的名稱。

　　如今，這座朱漆圓柱、琉璃翠瓦、兩層閣樓的“清涼亭”依然矗立在北碚公園內，是北碚的著名景觀。人們在此休閑納涼之時，都不會忘記這個涼亭所流傳的一段佳話。

　　4.兩袖清風，一身正氣

　　盧作孚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事業中去，卻從不為個人謀任何私利。1925年，他出任成都通俗教育館館長。這是一個清貧的單位，但盧作孚在經費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動員各界人士捐資建博物館、陳列館、圖書館、動物園、遊藝場，舉行運動會、戲劇演出、科學演講，推行衛生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把通俗教育館真正辦成了群眾性的文化娛樂、科學教育中心。但沒想到，事業的成功卻引起了當時成都市市政督辦王纘緒的疑心，他懷疑盧作孚一定從中撈到了什麽好處。一天，一夥市政所的人突然闖進通俗教育館，不由分說，就砸櫃子、撬抽屜，將財務賬冊全部搶去清查，想搞個突然襲擊。誰知查來查去，不但沒發現貪贓枉法之處，反而發現了一樁秘密：原來盧作孚不止一次掏自己的腰包為民辦事。如當年全市中圖為抗戰時期盧作孚在重慶紅岩村的舊居。盧作孚在此撰寫了《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一文。

　　小學生種牛痘，竟是盧作孚用自己的工資開支的。王纘緒什麽也沒查出來，隻好將賬冊乖乖交了回來。

　　盧作孚清正廉潔，一塵不染。1928年，楊森部下有一個叫樊楨祥的旅長，由於專橫跋扈，土匪習氣不改，被清除出軍隊。這家夥蟄居在合川縣城的久長街，不僅仍過著荒淫奢靡的生活，還暗中操縱一夥土匪，在合川鄰近各縣打家劫舍，搶奪財物，從中獲取贓物。後來事情敗露，被抓住投入獄中。他自知罪孽深重，性命難保，就想用重金收買有社會地位的人為他說情保命。一天，這人的小老婆悄悄來到盧作孚家裏，向盧作孚送上大洋300元和手槍兩支，想請身為峽防局局長的盧作孚代為說情。那天恰巧盧作孚不在家，盧作孚的母親不知真相，暫且將禮物收下了。盧作孚回來知道事情原委後，立即派人將禮物原封不動退回去了。他還不放心，又跟在派去的人後麵，一直看到派去的人從那個小老婆家裏空手出來，這才放下心來。不久，那個壞家夥被槍斃了，為民除了一害。

　　盧作孚雖然善於發財，但決不會為個人發財。他如果想要為自己發財，不過舉手之勞就可以辦到。著名民主人士古耕虞先生說：“如果盧作孚想搞錢自飽私囊，那麽他把那批船（指盧作孚在解放前夕將滯留在香港的民生公司18隻輪船搶救回大陸事——筆者）拆毀當爛船賣，每隻船要7塊金牌（金條），18條船該是多少金牌。但他沒有那樣做。”

　　盧作孚雖然一生若幹次做官，曾任過北碚峽防局局長、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四川省建設廳長、交通部常務次長、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等職，官不可謂不小，權不可謂不大，且都是眾人眼中的“肥差”。但盧作孚並不想做官，隻是以大局為重，以國家為重。他出任交通部常務次長和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都是在抗戰時期運輸最緊張的關頭和後方糧食發生嚴重危機的時刻才慨然同意受命的。

　　但當他通過努力一旦使問題得到緩解，他隨即就要求辭職。可知他當官既不圖名也不圖利，而隻是想為國家分憂解難。

　　盧作孚不吸煙，不喝酒，也不嗜茶，生活儉樸，布衣粗食。他生前為社會創造了億萬財富，但給自己留下的隻是兩袖清風，一身正氣。他的高尚人格像磁石般吸引著周圍的人。

　　盧作孚一生曾官高位尊權重，事業有成，但他卻始終謙遜潔身簡樸，無私奉獻。兩者形成的強烈反差，這正是他高尚人格魅力的體現，但這種反差似乎從表麵上又給人一種“不協調”的感覺。1944年一家美國雜誌就對他這種“極大的不協調”有一個頗為深刻的評述：

　　按照他的另一個好友，四川省主席張群的說法，這種清教徒式的習慣隻是組成他一生的“一大堆不協調”的一個方麵，他還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十五年來他一直是以毫無爭辯的權威指導著這個中國最大的輪船公司的政策，不是依靠擁有占控製數量的股份，而是完全依靠遠見、聰敏和無私獻身的力量。很明顯，盧先生全部活動的推動力，是為他的祖國和他的同胞服務，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和地位。

　　5.刻苦學習，自強不息

　　盧作孚不論在峽區領導鄉村建設運動，還是在領導民生公司事業中，都大力倡導讀書學習，而他自己更是刻苦學習的典範。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自學英語的勤奮精神。

　　1944年10月，抗戰即將勝利，盧作孚作為中國工商代表團的一員，到美國紐約出席國際通商會議。同時，他還要利用這次出國的機會，參觀考察美國、加拿大兩國的造船業，準備與兩國造船業老板洽談訂造新型輪船等事宜。

　　當盧作孚踏上異國彼岸時，他的隨行人員十分驚訝地發現，盧作孚在與外國人打交道時，不僅“能簡單而有條理地應付一般口語，還能提筆修改造船簽訂的（英文）合同草約”。

　　他們為什麽如此驚奇呢？這是因為他們都清楚知道，盧作孚是個連中學都沒有上過的人，他從哪裏學來的英語，又怎麽會如此從容自如地用英語與外國人打交道呢？這真是一個謎。

　　說起盧作孚學英語，應該追溯到1908年。這一年，才15歲的他，隻身一人從老家合川，步行了十多天來到成都，住在合川會館裏，開始了他刻苦自學的生活。那時他特別喜歡數學，但在當時的成都，他已讀遍了所有能搜尋到的中文版數學書，他仍不滿足，為了讀懂那些英文版的數學書，他開始了自學英語。

　　然而不久，生活的艱辛和事業的繁忙，使他不得不停止了英語學習。

　　盧作孚第二次較集中時間攻讀英語，已是抗戰時期了。當時盧作孚出任國民政府交通部常務次長和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這一最繁忙、最急迫、難度最大的工作，其苦其累，是可以想像的。盧作孚終因過度勞累而病倒了，不得不遵醫囑臥床休息。

　　但盧作孚並不甘心白白躺在歌樂山病房裏虛度時光，他想到抗戰勝利後中國的建設和航運事業的發展，必然需要掌握外文，於是下決心利用養病的日子好好學習英語。此時他已是近50歲的人了，但他學習英語勁頭卻很足，他特別作出規定：“將他病房裏召開的工作會議限製在每天不超過一次！餘下的時間他就能轉向學習英語。”當時，他的幾個子女在上中學，也正在學英語。他就把子女們來病房看望他作為學習英語的好機會。他要子女們給他講英語語法，一起練習英語會話，病房成了英語學習室。過了不久，他的子女們便發現父親的英語水平提高得很快：“使我們感到十分吃驚的是，他的記憶力是那樣強，進步是那樣快。剛開始一起研究英語的時候，許多語法他要我們講解。過了兩個月，我們就無法回答他提出的問題了，而要他為我們講解了。”

　　當盧作孚病情稍稍好轉時，他就迫不及待地工作起來。但絲毫不放鬆英語的學習。他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早飯前的短暫時間學英語，甚至他放在家裏的英語書，在上班前翻到哪一頁，也要家人保持不動，等他下班回來繼續學。

　　最令人感動的是，為了學好英語，他虛心求教，不恥下問。他的好朋友，著名教育家晏陽初先生，在1982年90歲高齡時，還能回憶起40多年前盧作孚學習英語的情景：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抗戰期間，因為得跟美國商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麗讀英文，晚上有空時來讀一點。半年之間，就能看英文報。那時，他大概五十歲左右，英語說得不算流利，但簡單的可以應付。

　　為了學好英語，盧作孚還利用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機會，盡可能歌樂山青雲路2號。抗戰中盧作孚因過於勞累而病倒，在此養病，並以頑強的毅力學習英語。

　　與外國人用英語交談，以提高自己英語的會話能力。他說：“像我這樣不會說話（指英語）的人，去到國際上說話，尤其困難。但自己絕不減少勇氣，也曾利用過機會及時間，去和納爾遜先生（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盧的朋友）晤談，和美國大使館執事及駐渝的美籍朋友晤談，甚至也和英國大使館的人士晤談。”

　　在抗戰前後，他接觸和認識了不少外國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界各方麵的人士，除納爾遜外，還有美國畢啟博士、加拿大教育家文幼章、加拿大駐華大使館歐德倫將軍等。通過與外國人交談，不僅增進彼此的溝通，也提高了自己英語的聽、說能力。皇天不負苦心人，經過三年多的刻苦學習，他的英語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正如他的一個朋友所說：“我對他的語言學習進步感到吃驚，當他兩年前開始學習時，他所掌握的英語詞匯隻相當於一個小學二年級學生的水平。而今天，他卻很輕易地閱1944年12月15日盧作孚從美國發給翁文灝、錢昌照的英文電報。從中可知盧作孚英語程度。1944年10月，盧作孚作為中國代表團代表出席在紐約召開的國際通商會議。讀英文報紙和一些英、美刊物，並且很少漏聽一次羅斯福先生或丘吉爾先生的廣播講演！”盧作孚不僅能夠閱讀英文報紙雜誌的技術資料，而且具有一定的會話能力。這為他到國外去考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盧作孚的朋友羅中典先生還親眼看見他“經常修改英文秘書起草的文稿”。

　　1944年10月，盧作孚要出席在美國紐約召開的國際通商會議。就在出國前夕，他仍在抓緊一切機會提高英語會話水平。他的兒子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出國以前，他有許多事情要辦：要作出國考察的各種準備，要作參加會議的各種準備，要布置離開後民生公司的工作和北碚的工作，要參與國家戰後建設的安排。……一回家來，首先就問：“娃娃們在哪裏？”把孩子們都叫到他的身邊，愉快地用英語問我們：

　　“What did you do today？”

　　我們每一個人開始講自己當天做了一些什麽事，讀了一些什麽書，有了一些什麽收獲。他對我們所講的一切，都十分感興趣地聽著，常常糾正我們所講的英語。

　　果然，當盧作孚跨出國門後，他多年刻苦學習的英語派上了大用場，而且使目睹他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朋友們感到吃驚。1946年，盧作孚去加拿大訂購輪船，盧作孚的好朋友、著名企業家陳叔敬先生親眼目睹了盧作孚與外國人打交道時熟練地運用英語的情景，感慨萬千。他說：“他（指盧作孚）40多歲於百忙中才開始學英語，在與加拿大簽訂造船合同英文草稿時，能提筆進行修改，其熱心事業、勤奮好學的精神令人欽佩。”

　　6.關於“禮義廉恥”的對話

　　1934年8月，盧作孚到廬山參加中國科學社第19屆年會。21日上午到達年會會場蓮穀寺報到後，他到蘆林34號訪問陳立夫。

　　這陳立夫是何許人？他就是國民黨官僚資本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一的代表人物。他與其兄陳果夫同為國民黨CC係首領，長期把持國民黨的組織人事權，以致被稱為“蔣家天下陳家黨”。他曾任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組織部長、社會部長和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等，在政界炙手可熱。

　　8月22日上午舉行了年會開幕式。下午，陳立夫來到盧作孚所住旅舍回拜。當時，正是國民黨掀起“新生活運動”熱潮之時，話題自然也就集中在這個問題上。

　　桌子上正好擺著兩杯剛剛沏好的茶，陳立夫就以這兩杯茶來比喻新生活運動所提倡的“禮義廉恥”。他說：有了兩杯茶，茶多的一杯讓給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謂禮；隻有一杯茶，不夠兩人分配，但是你口渴了，我不吃，請你吃，此之謂義；有兩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謂廉；我假設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恥。

　　而盧作孚對“禮義廉恥”卻以更高更遠的眼光來看待。他回答道：陳先生這個解釋很實際而又具體，在原則上我是極端讚同的。要是本這個意義，更進一步，把隻注意對人的方麵改變到對事的方麵，把隻運用在過去應酬上的禮義廉恥，也運用到現代的國家建設上來，豈不更有意義而更好嗎？

　　看到陳立夫有不解的表情，盧作孚呷了一口茶，又繼續說下去：此話怎麽解釋？也可以假設幾個例子來說。我們所謂禮者，客氣之謂也。好比一樁經濟事業賺得的錢，大多數歸公有，繼續作生產的用途，個人則隻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費，此之謂禮；一樁公眾的經營，今天沒有錢辦了，我們毀家紓難，枵腹從公，此之謂義；凡是公眾的財富，我們絕不苟且一點，此之謂廉；同時做一樁公眾的事情，假設我所做出來的成績，不若別人的好，此之謂恥。但是隻發揚中國的固有文化，我認為還不夠，那隻算是做到了一方麵，可以說是消極的方麵。我們還須得盡量運用現代世界上的科學技術，才能夠完成一個現代國家的物質建設和社會組織。

　　陳立夫被盧作孚的卓識高見折服了，兩人從下午一直談到晚上，又一起到廬山清涼飯店吃飯，還談個不休。

　　7.以結識盧作孚為人生快事

　　1931年初，著名愛國人士杜重遠來四川考察，第一次見到了盧作孚，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他是那麽高興，立即給他的好朋友鄒韜奮寫信，盛讚盧作孚“思想縝密，眼光敏銳，處事勤奮，持身簡約”，“實川中之人傑”。他覺得此次來川，“以得晤盧公為平生第一快事”。又過了7年，即1938年4月，杜重遠應邀到民生公司演講，他說：“在我的朋友當中，最敬佩的有兩位：一位是盧作孚先生，一位是鄒韜奮先生，一位影響我的事業，一位影響我的思想。”

　　凡和盧作孚打過交道的人，都對盧作孚有深刻的印象和強烈的好感。盧作孚的人品、才幹，特別是他對人的熱情、真誠深深吸引著和他交往的人。不少人都把結識盧作孚作為人生快事，引以自豪。晏陽初在89歲高齡時，還念念不忘已去世30年的盧作孚，感歎自己“一生奔走東西，相交者可謂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敬佩的至友”，並宣稱“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而梁漱溟在95歲高齡時仍寫下了懷念盧作孚的文章，稱“盧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懷念的朋友。”

　　盧作孚所處的年代，政治風雲多變，社會關係複雜，而盧作孚卻能成為各界人士，特別是國共兩黨都能認同和接受的人，這實在是難能可貴。典型的事例是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以周恩來、葉劍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和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國民黨代表談判，達成了一個組織過渡政府的名單。在《周恩來選集》中，就載有當時周恩來給中共中央關於這個過渡政府人選的電報。電文中說：

　　推薦孔祥熙為院長，宋子文為副院長兼長財政，徐新六或顏惠慶長外交，趙戴文或邵力子[張（學良）、楊（虎城）推薦]長內政，嚴重或胡宗南長軍政，陳季良或沈鴻烈長海軍，孫科或曾養甫長鐵路，朱家驊或俞飛鵬長交通，盧作孚長實業，張伯苓或王世傑長教育……我們原則同意。

　　從這個電文中可以看出，8個部的部長人選中，有7個都是兩個候選人，唯獨實業部隻有盧作孚一個人選，且為兩黨都認可的人，即可知盧作孚是眾望所歸。

　　盧作孚一生經曆坎坷、豐富多彩，特別是因事業的需要，使他結識了不少人。最近出版的一部《盧作孚書信集》（黃立人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上，就搜集了盧作孚與400多人的往來書信，其中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就有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馮玉祥、何應欽、張學良、陳立夫、張群、賀耀祖、鄧漢祥、劉湘、楊森、白崇禧、朱家驊、鄧錫侯、宋子良、劉文輝、湯恩伯、穀正綱、張家璈、桂永清、王纘緒、楊傑、何廉、徐恩曾、康澤、徐堪、曾養甫、熊式輝、何成浚、楊永泰、吳鐵城、俞飛鵬、張篤倫、賀國光、陳書農、魏道明、蕭毅肅、潘文華、羅澤洲、藍文彬等人；而教育、科技、文化、金融、工商業界人士更多，其中著名人物有蔡元培、張伯苓、鄧季惺、甘績鏞、任鴻雋、劉航琛、孫越崎、杜重遠、李樂元、楊家駱、黃墨涵、張瀾、鄒韜奮、張君勱、範旭東、竺可楨、陶行知、吳南軒、晏陽初、梁漱溟、胡子昂、胡先驌、侯德榜、顧毓琇、顧毓瑔、宋子安、杜月笙、翁文灝、黃汲清、黃炎培、康心如、梁仲華、錢昌照、鮮英、王洸、魏文翰、秉誌、王璡等等。而這部書所收集的書信遠非全部，在台灣檔案館中就收藏有蔣介石、陳誠等人給盧作孚的書信。連《盧作孚書信集》的主編也說“將繼續努力，爭取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有《盧作孚書信集》的續編問世。”

　　而與盧作孚雖未通書信但有各種交往的人也不少。如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劉伯承、賀龍、曹荻秋、惲代英、蕭楚女等，其中惲代英、蕭楚女是盧作孚早年的好朋友。而周恩來是盧作孚十分敬仰的朋友，周恩來也十分敬重盧作孚，在抗戰時期，兩人就多有交往，解放後，周恩來兩次和盧作孚徹夜長談，並想讓盧作孚在交通部任要職。

　　國民黨的林森、閻錫山、李宗仁、張道藩、伍朝樞、吳稚暉、顧祝同、王陵基、吳鼎昌、郭汝棟、葉公超、嚴家淦、俞鴻鈞、任顯群、梁寒藻等人，其他各界人士如郭沫若、田漢、馬寅初、陳望道、老舍、李公樸、陽翰笙、章伯鈞、陳衡哲、陳獨秀、羅家倫、周善培、李劼人、陳光甫、虞洽卿、李石曾、張季鸞、太虛、丁文江、羅振玉等都與盧作孚有交往，其中不少人十分賞識盧作孚的才幹和人品，有的還與盧作孚成了莫逆之交。

　　一個人一生，能與這麽多人交往，能得到這麽多不同黨派、不同界別、不同階層的人的認可、賞識或友情，確實十分難得，它從一個側麵體現了盧作孚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