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畫傳

十、抗戰中的豐功偉績

　　1.民生公司應當動員起來參加戰爭

　　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了。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向我國發動了全麵侵略戰爭。盧作孚接到國民政府的電報，要他立即趕到南京幫助草擬抗戰總動員計劃。他特地從南京電告民生公司全體職工：“民生公司應當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

　　當時，有人為民生公司的前途擔憂，認為“國此為民生公司職工杜人偉在1939年5月3日所拍重慶大轟炸慘景。家的對外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結束了”。麵對這樣的擔憂，盧作孚卻說：“我的感覺，卻恰相反。”因為他此時此刻想到的不是自己事業的得失，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興亡。他向民生公司全體員工宣布：“國家對外的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務也就開始了！”也就是說，民生公司從此時起，將全力投入到抗戰救亡中去！

　　自8月13日開始，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上海，形勢萬分危急，上海、蘇州、無錫、常州等地500餘家工廠必須立即撤退，還有大量的學校、科研機構及眾多的職工、師生、傷兵等要撤往後方。

　　此時，國民政府改組，成立抗戰大本營，蔣介石為最高統帥，下設6個部，盧作孚為第二部即政略部副部長，除負責草擬抗戰總動員計劃外，還要負責研究和部署外交、政治、社會、發動民眾和組織民眾等重大工作，提出對策，製訂實施方案。就在這種異常繁忙的情況下，盧作孚還通過電報和電話，全力指揮民生公司進行搶運工作。

　　民生公司除全力為搬遷的工廠、機關、學校撤運物資設備外，還晝夜不停搶運出川抗戰的將士奔赴前線。當時四川要趕運4個師、2個獨立旅到前方，民生公司集中了所有的船，在2個星期內全日本飛機飛臨重慶上空，肆意轟炸。

　　1941年6月5日，日軍飛機對重慶大轟炸，數千難民在大隧道中窒息死亡。圖為重慶較場口由隧道中移出的屍體堆積如山。

　　部運送到宜昌。這些將士及時參加了上海和南京保衛戰，英勇抗擊了日軍的進攻。

　　1937年11月1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撤離南京。4天後，國民政府通告全國，遷都重慶。於是民生公司又參加了搶運國民政府機關以及南京各企業、各學校的師生、儀器、圖書到大後方的工作，林森在宜昌也換乘了民生公司的“民風”輪到達重慶。

　　民生公司在盧作孚指揮下，全力以赴投入到緊張的戰時運輸中去。要保證所有搬遷的工廠、機關、學校以及數以萬計的人員及時撤出，要保證出川將士及時奔赴前線殺敵，民生公司的任務十分繁重。盧作孚白天在大本營第二部忙碌著處理要務，晚上還要在辦公室不停地打電話、口述電文，進行指揮，常常忙得忘了吃飯喝水。

　　民生公司是真正動員起來了，所有的船隻，所有的人員，全都投入到戰時運輸中去！

　　2.危難中受命

　　盧作孚一生都不願做官，高官厚祿並非他的追求。在他18歲時，就拒絕了年薪4萬兩白銀的川東夔關監督一職。1924年又謝絕了楊森要他出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職務，寧願去做低薪的成都通俗教育館館長，從事民眾教育和民眾文化活動。1925年又謝絕了楊森要他出任月薪高達500銀元，另有可觀的輿馬費的萬縣市政佐辦一職，而寧願去當月薪30元的民生公司總經理。1935年，劉湘委任盧作孚為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他在劉湘麵前極力推辭，軟泡硬磨了16個小時不願上任。這都說明了他隻想幹一番對國家對人民有利的事業，而不是想去做高官，拿高薪。

　　然而當抗日戰爭爆發後，盧作孚在危難中受命，為了國家民族利益，他不再推辭，而是勇挑重擔，全身心的投入，努力把工作幹好。抗戰期間，他擔任的工作不少。如：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二部副部長；

　　農業、工礦、貿易調整委員會運輸聯合辦事處主任；

　　國民政府交通部常務次長；

　　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

　　特別是交通部常務次長和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都是位尊權重的職務，都是關係抗戰勝敗的顯要職務，更是有油水可撈的“肥差”，因此，必須要由有極高使命感、責任感且清正廉潔的人來擔任；必須是大智大勇的人來擔任。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盧作孚受命於危難之際，挑起了重擔，而且幹得非常出色。

　　3.形勢嚴峻的宜昌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日本法西斯對中國的侵略是蓄謀已久，已做好了各方麵的準備。迷信自身軍事力量強大的日本狂妄宣稱要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

　　至7月底，北平、天津相繼陷落。8月，日軍進攻上海，3個月後上海被占領。12月攻進南京，30萬人被屠殺。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後長沙、廣州被侵占。從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個月時間裏，華北、華中、華南共13個省的10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淪於敵手。

　　武漢失守前後，離武漢300公裏的宜昌成了敵我雙方注目的焦點，它的重要戰略地位更顯突出了。這是因為，宜昌是長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門戶。

　　特別是在抗戰爆發之初，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並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後方。於是，華北、華東、華中等地的機關、學校、工廠企業紛紛向四川特別是向重慶搬遷。大批人員、物資的撤退成了戰時交通運輸的最大問題。

　　而當時的中國，飛機少得可憐，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而火車線路被炸得七零八落，無法正常開運；而公路運輸不僅運費高，汽車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因此，長江水道便成了當時進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線，成了抗戰期間貫通前後方最重要的“黃金水道”。

　　而此時的宜昌情況萬分危急，正處在一片混亂和恐慌之中。因為從上海、南京、南通、蘇州、無錫、常州、武漢等地匆忙撤出來的工廠設備已陸續集中在此，雜亂無章地堆積在長江兩岸和碼頭上。而從南京撤出的政府機關人員，從各地要撤到後方的學校師生也集中在此。一家美國雜誌載文描述了當時宜昌的混亂場麵：“宜昌沿江兩岸已堆積了差不多10萬噸機器，布滿了上百英畝的地麵，等待轉運。而僅有的一點適於行駛三峽上遊湍急流水的航運能力，卻由於恐慌引起的談判而陷於停頓！各個輪船公司擠滿了吵鬧的人群，到處是交涉、請客，請客、交涉，而運輸的阻塞卻絲毫沒有減輕”。這種嚴峻的狀況誠如盧作孚所描述的那樣：

　　大半年間，以揚子江中下遊及海運輪船的全力，將所有一切人員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揚子江上遊運輸能力究嫌太小，漢口陷落後，還有三萬以上待運的人員，九萬噸以上待運的器材，在宜昌擁塞著。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裏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3萬多從各地撤下來準備入川的人員，不少是教師、學生、醫生、工程師、藝術家、商人和公務員，薈萃了中國各界的精英。何況當時的宜昌，還隻是個不大的城市，城區才2平方公裏，一下擁來這麽多人，所有的房屋都已擠滿了，不少人隻好露宿街頭。由於人多船少，他們往往一等就是半個月到一個月，還買不到船票。

　　而此時日本飛機不斷飛來轟炸，日本軍隊又節節逼近，恐懼和不安，籠罩在人們心頭。宜昌沿長江兩岸堆滿的機器設備，由於撤擁擠在宜昌碼頭的難民走時十分倉促，有的來不及裝箱，都敞露在地上，任憑日曬雨淋。各單位各企業各機關都在爭先恐後要求盡快撤出宜昌，宜昌陷入一片混亂和恐慌之中。盧作孚目睹的狀況是：

　　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為爭著搶運的關係，情形尤其紊亂。我恰飛到宜昌，看著各輪船公司從大門起，直到每一個辦公室止，都塞滿了交涉的人們。所有各公司辦理運輸的職員，都用全力辦理交涉，沒有時間去辦運輸了。管理運輸的機關，責罵輪船公司，爭運器材的人員，複相互責罵。

　　此時的宜昌，處於非常重要，又非常嚴峻、緊急的關頭，這是為什麽呢？

　　一是宜昌扼守著長江三峽，是長江的咽喉。從宜昌往上遊，航道狹窄彎曲，灘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噸以上的輪船不能直達重慶，且夜晚不能航行。因此，所有上行的大輪船，到了宜昌必須將客貨換載到專開川江航線的大馬力小船上，才能穿過三峽前行到大後方重慶。

　　二是當時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隻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運載大型機器設備的船隻根本無法開航。

　　三是當時運輸船隻奇缺，能夠穿行三峽的除盧作孚的民生公司22艘輪船外，隻有2艘中國輪船和幾艘外國輪船。依當時運力計算，這麽多人員、這麽多物資要全部運抵重慶，至少需要1年的時間。但是，麵臨的急迫任務是必須在40天內將這些人員和物資全部運出宜昌。難民擁塞宜昌碼頭蜂擁到宜昌的難民。

　　4.臨危不懼，從容指揮

　　當盧作孚火速趕到宜昌時，這裏正是人心驚恐，極度混亂之時。在這關鍵時刻，盧作孚處驚不亂，有條不紊運籌全局，當機立斷，作出了力挽狂瀾的決斷。

　　他親赴各輪船公司和碼頭視察，並登上輪船，檢查各輪船的性能、運載量、運行狀況，做到心中有數。

　　然後他又來到各輪船公司，對那些爭先恐後、相互責罵、爭吵不休的各單位負責人有禮貌且很堅決地說：“請大家回去，明天早晨我將在12碼頭和大家見麵，宣布撤退安排！”他連夜召集各輪船公司負責人和各輪船船長、引水、宜昌港的技術人員開會，製訂出在40天內撤退全部人員和物資的詳細計劃和具體措施。他以國民政府運輸聯合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宣告，經過他實地考察和初步估算，以現有的運力完全可以大量物資撤退到宜昌宜昌街頭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在40天內完成撤離任務。

　　但盧作孚強調：大家必須聽從統一指揮。即所有公司、輪船、碼頭隻聽他一人調遣，各單位的人員物資的撤離順序一旦排定，必須堅決執行，服從指揮。至於什麽單位的物資上什麽輪船，何時登船，要嚴格聽令，決不準各行其是！

　　第二天早晨，他果然信心十足地出現在眾人麵前，當他向所有需要運送人員物資的各單位負責人宣布他的撤離計劃，並保證在40天內運完壅塞在宜昌的全部人員物資時，全場一片歡騰，不少人甚至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人們從盧作孚堅定自信的目光和言語中，看到了希望，人心穩定了，混亂局麵改變了。

　　5.奇跡之三——“三段航行法”顯神威

　　麵對宜昌如此混亂的局麵，如此嚴峻的形勢，如此艱難的撤離任務，盧作孚為什麽還能胸有成竹，向大家誇下海口，保證在40天內將全部滯留的人員、物資撤離宜昌呢？其中一個法寶就是民生公司創造的著名“三段航行法”。

　　什麽是“三段航行法”？“三段航行法”就是民生公司創造的在長江枯水期間水位下降時保證輪船正常航行的辦法。

　　原來長江上遊每年從12月初到第二年的2月末，就進入了枯水期。枯水期間，長長江上遊每年都有枯水期，民生公司組織考察團考察上遊水位。圖為1937年3月13日考察團在白鶴梁題刻當時重慶和宜昌水位狀況。江水位大大下降，以致大一點的輪船都不能開進來，隻能停航。但是一旦停航，對於航運公司來說，就意味著輪船閑置、經營虧損、人員失業；對於市場來說，由於貨運不暢，就意味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

　　1936年春，川江江水出現幾十年未有的奇落，水位落到零以下二英尺。在灘多流急的川江，江水如落到零上數寸，大輪船都得停航，何況水位已降到零下。這意味著當時已經擁有40多隻輪船和數千職工的民生公司將在3個多月中停航斷收。怎麽辦？盧作孚和民生公司技術人員反複研究，創造出枯水期間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

　　“三段航行法”就是將長江上遊從宜昌至重慶的航線分為三段，每段根據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來調整船型、馬力、速度合適的輪船分段航行運輸，在最危險的地段，實在無法船運，則由陸地轉運客貨。

　　這種航運法雖然麻煩一點，運輸成本高一點，但卻保證了枯水期間長江上遊的正常運輸和航行。這是中國航運史上的一大創造，川江航行的一大奇跡，顯示了盧作孚和民生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當時，停航的日本日清輪船公司，英國的太古、怡和輪船公司的引水人員都來參觀民生公司這一奇跡。

　　抗戰時大量物資由民生公司船舶運抵重慶宜昌碼頭難民乘小船上大船的場麵而此時此刻，“三段航行法”又在宜昌大撤退中派上了用場，顯示了神威。

　　此時並非枯水期，從宜昌到重慶，輪船上行需要4天，下行需要2天。也就是說，一般輪船往返宜昌——重慶一次需要6天。而當時壅塞在宜昌這麽多人，這麽多物資，如按照這樣的速度，僅靠當時在宜昌的民生公司等幾個公司的20多艘船，則需要一年時間才能運完。而40天後，枯水期就要到來。盧作孚當機立斷，下令在非枯水期間采用“三段航行法”，以保證40天內將人員物資全部運出宜昌。

　　盧作孚決定，除了最重要的物資和最不容易裝卸的笨重、大型機器設備以及重要的軍用物資可直接運往重慶外，其他的物資全部按“三段航行法”辦理。有的物資運到萬縣就返回；有的運到奉節、巫山、巴東就返回；有的甚至隻運到三峽峽口就卸下，當天返回。這樣，航程縮短了一半或者一大半，從而贏得了寶貴的運力和時間。

　　關於在宜昌大撤退中實施“三段航行法”，盧作孚寫道：因為揚子江上遊灘險太多，隻能白晝航行，於是盡量利用夜晚裝卸；因為宜昌重慶間上水至少需要四日，下水至少需要兩日，於是盡量縮短航程，最不容易裝卸的，才運到重慶。其次縮短一半運到萬縣，再其次縮短一半運到奉節、巫山，甚至於巴東。一部分力量較大的輪船，除本身裝運外，還得拖帶一隻駁船。

　　這樣，每天清晨都會有五六隻裝滿人員物資的輪船離開宜昌，每天下午又有同樣數量的空船開回宜昌。那些度日如年、心急如焚難民太多，流落宜昌街頭的難民看到天天都有輪船開出開進，撤離效率大大提高了，撤離秩序也正常了。不管排前排後，40天內都可以離開宜昌了，因而人心終於平穩下來。

　　為了搶時間，多裝快跑，盧作孚要求碼頭、輪船、裝卸人員密切配合，一分一秒也不放過。這是一場非常激烈、緊張的戰鬥。盧作孚對此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當著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的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裝貨的燈光，徹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的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的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的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經過40天的苦戰，在盧作孚的精心策劃和指揮下，奇跡果然出現了，“40天內，人員早已運完，器材運出三分之二。原來南北兩岸各碼頭遍地堆滿器材，兩個月後，不知道到哪裏去了，兩岸蕭條，僅有若幹零碎廢鐵拋在地麵了”。

　　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發揮了主要作用，並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然而民生公司的犧牲是有價值的，當日本侵略軍踏進宜昌城時，發現這裏已是一座空城。日軍此時才如夢初醒，後悔不迭。以後他們在作戰略檢討中，一直把占領武漢後沒有立即拿下宜昌作為軍事上的一個重大失誤。

　　6.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意義重大

　　宜昌大撤退，被盧作孚的好朋友晏陽初讚譽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此讚譽不脛而走，又被稱之為“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

　　但平心而論，把宜昌大撤退譽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或“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並不貼切。這是因為宜昌大撤退發生在1938年10月，而發生在法國敦刻爾克的大撤退卻是在1940年5月。也就是說，盧作孚運用“三段航行法”指揮的宜昌大撤退比英國首相丘吉爾製訂的代號為“發電機計劃”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早了一年半！先發生的曆史事件卻用後來發生的曆史事件作比喻，似乎不太合適。但為什麽要如此比喻呢？那就是因為這兩次大撤退雖然發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間，但其重大意義卻有很多相似之處。

　　發生在歐洲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使逃亡的30多萬英法聯軍安全撤到了英國，從而保存了英法兩國軍隊的實力，為以後的大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果沒有這幾十萬軍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將會大大推遲，世界還會遭到更大的損失，付出更大的代價，世界曆史也可能會改寫。

　　而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也具有相似的重大意義。

　　首先，是大批人員安全轉移到大後方。從宜昌撤離的3萬多難民中，有不少是教師、學生、工程師、醫生、藝術家、公務員等後方急需的各類人才，難怪有人說，宜昌在一個時間裏成了中國知識界精英高度集中的人才庫。他們安全撤離，虎口脫險，來到大後方，成了各條戰線的有生力量，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其次，大量戰略物資、器材、設備被安全轉運到大後方，保存了敦刻爾克大撤退登船的英法聯軍中國工業基礎，為戰時支援抗戰和後方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為四川和重慶的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促進了重慶成為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抗戰以前，我國工業大都集中在沿海。抗戰爆發後，沿海的工廠企業紛紛內遷，民生公司在整個抗戰中，搶運了幾百家工廠的機器設備入川，包括宜昌大撤退中的機器設備，它幾乎是中國全部的航空工業、兵工工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如兵工係統的，就有兵工署22廠、23廠、24廠、25廠、金陵兵工廠、兵工署陝廠、兵工署鞏縣分廠、兵工署汴廠、湘桂兵工廠等；航空、電訊係統的就有南昌飛機廠、宜昌航空站、航委會無線電廠、航委會安慶站、揚州航空站等；鋼鐵機械係統的就有鋼鐵遷建委員會、申鋼廠、大鑫鋼鐵廠、恒順機器廠、天元電化廠、新民機器廠等；能源係統的有中福煤礦等；輕紡係統的有大成紡織廠、武漢被服廠、武昌製呢廠、武漢紗廠等。

　　對於這些機器設備被安全轉移的意義，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為宜昌大撤退製作的專題節目說得好：

　　那些搶運入川的物資，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係列新的工業區，尤為重要的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煉鋼等行西遷至大後方的工廠開工業的綜合性工業區，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正是這些撤退運輸到大後方的工礦企業成為了抗戰的堅強後盾，生產了大批槍炮，為前線的將士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殺敵武器，為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證。而這一切，都歸功於宜昌大撤退。

　　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特別節目《記憶——盧作孚1938年》中還有一段話發人深省：

　　1938年的秋天，當一個國家民族工業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個船運公司企業家手裏時，這段故事的傳奇色彩就更顯濃厚。這個企業家叫盧作孚。他率領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在日軍的炮火下，他把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企業經三峽航道搶運到四川大後方。這些企業構成了抗戰時期中國工業命脈，為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宜昌大撤退是中國抗戰史輝煌的一頁，是盧作孚抗戰中的傑出功績，應該永載史冊。

　　7.“幾何計劃”

　　1940年，是中國抗戰進入最艱難，也是最關鍵的階段。就在此時，糧食緊缺成了戰時最突出、最急迫的問題了。一方麵，前方軍糧供應不暢，隨時有斷糧的危險。而一旦斷糧，在前線抗戰的軍隊將陷入饑餓之中，後果不堪設想；另一方麵，大後方的糧食已到了最緊迫的地步。宜昌失陷後，四川又逢大旱歉收，包括陪都重慶等城市，糧食極度短缺，供應常常中斷，導致人心恐惶、糧價飛漲。如1940年3月初，重慶、成都米價每市石法幣40元，僅僅過了半個月，就漲至60元，至7月，已漲至100元，各地糧庫已到行將告罄的危急地步。成都等地已頻頻爆發搶米風潮，社會為此動蕩不安。

　　國民政府深感事態嚴重，覺得糧食緊缺、糧價暴漲的威脅，甚至超過了日機轟炸。為了解決這個迫在眉睫的棘手問題，於1940年8月1日正式成立全國糧食管理局。但由誰來擔當局長這一重任呢？國民政府行政院又把目光對準了盧作孚。盧作孚又被推到了解決全國糧食問題的風口浪尖上。

　　盧作孚上任後是如何解決前方、後方糧食危機的呢？他先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去調查了解糧食供應不上的原因。他實地調查了12個專區中的30多個縣，發現了問題的症結：糧食供應不上，並非完全是因為災荒導致糧食減產，而實際上是那些管理糧食的部門和官員腐敗無能。他們既不清楚所轄地區糧食的產量，也不清楚可供調運的糧食的數量，更找不到一條便於糧食調運的渠道。以致一方麵糧食囤積調運不暢，一方麵急缺糧食的地方得不到供應。

　　盧作孚查明糧食供應不上的原因後，作為早年一個數學愛好者，他根據平麵幾何定理演繹，提出了著名的調運糧食“幾何計劃”。它的要點是：將各個沒有公路水路便利的偏僻之地的糧食，先用人力運送到最近的公路邊和水路邊的指定地點集中起來，然後再用汽車、板車、船隻將這些點上的糧食轉運到各交通要道的縣政府糧倉裏暫存，以便隨時可調運至所需之處。

　　這樣，就能將分散在各地不易集中、不易運輸的糧食一下變得相對集中，便於運輸了，也使糧食儲集和糧食管理的範圍大大縮小。

　　“幾何計劃”簡單易懂，但真正執行起來並非易事。當時四川雖然是產糧大省，解決糧食問題，四川自然是重點。但當時四川正逢歉收，政府大量收購軍糧，使當地農村鄉鎮產糧之地的百姓不免心理恐慌，紛紛“封倉阻關”，使糧食調運遇到了很大困難。

　　特別是因為糧食分散在廣大農村，要組織大量人力運輸到各個集中點則更非易事。如巴中一地，曾同時動員30萬人運糧，規模之大、任務之重是空前的。盧作孚為此常常寢食難安，徹夜不眠。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紀就曾目睹過當年父親指揮調運糧食的緊張場麵：在這段時間中，我親眼看到他為糧食運輸問題而焦急、而忙碌。每天晚上回到家裏，不停地對著聽不清楚的長途電話喊叫，詢問各地運糧情況，發出各項命令，指揮糧食購買和搶運工作的進行，直至深夜，甚至通宵。他的嗓子嘶啞了，他的身體更加衰弱了。

　　台灣“國史館”研究員簡笙簧在《盧作孚與戰時軍糧的籌辦》一文中也談到盧作孚為籌措、調配、運輸糧食的辛苦情況：（擔任）總指揮的盧作孚局長，在軍糧籌購期間，因頻繁地對著因日軍轟炸及線路長遠，導致不太清楚的長途電話喊叫，詢問情況，發出命令，指揮運輸工作的進行，他的嗓子啞了，在超負荷的工作壓力下，損害了他的健康，在1940年末，他出現了脈搏間歇跳動的症狀。

　　在盧作孚的大智大勇指揮下，“幾何計劃”得以順利施行，不到半年時間，前方、後方的糧食供應緊張狀況得到了緩解，這對穩定抗戰軍心、民心，穩定市場和糧價，保證抗戰的勝利起了很大作用，而盧作孚的身體卻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8.抗戰中的巨大犧牲和貢獻

　　在盧作孚的指揮下，民生公司在搶運物資和人員中作出了巨大民生公司“民俗”輪。1941年8月22日在搶運抗日官兵中於湖北巴東附近青石洞被日本飛機炸沉，僅船員就犧牲70人。

　　貢獻。民生公司前後搶運了數百家工廠到大後方。這些內遷的工廠迅速恢複生產後，不僅為支援抗戰作出了貢獻，而且為四川和重慶的工業發展打下了基礎，促進了重慶成為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

　　在搶運出川將士赴前線殺敵方麵，從1937年到1945年，民生公司共運送出川部隊達270多萬人，武器彈藥30多萬噸，有力支持了抗戰軍運工作。然而民生公司在抗戰中也付出了巨大牲犧。共有16艘輪船被炸沉炸毀，69艘船被炸傷；有117名員工英勇犧牲，76名員工傷殘。民生公司全體員工在盧作孚指揮下，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前赴後繼，英勇獻身，表現出優良素質和愛國精神。如1941年8月22日，“民俗”輪從巴東運送數百名抗日傷病官兵和旅客入川，當輪船行駛到巫山青石洞時，突然飛來7架日機，向“民俗”輪輪番俯衝轟炸、掃射，船上頓時煙火彌漫、血肉橫飛，輪船被炸沉，犧牲船員70人，傷兵160人，旅客20人，合計250人。在敵機的狂轟濫炸下，“民俗”輪的船員們是怎樣英勇奮戰，堅守崗位，直到殉職的呢？

　　當敵機臨空轟炸掃射時，船上的傷兵、旅客頓時亂成一團，船身搖擺不平。此時，護航組長申誌成，茶房唐澤民、袁文彬不顧個人安危，在槍林彈雨中鎮定地維持秩序，以保持船身平衡。這三個人後來都英勇犧牲。

　　當船即將沉沒時，大副李暉漢，不是隻顧自己逃生，而是衝進駕駛室搶出航行日記、船舶證書等主要文件，當他英勇犧牲時，懷裏還緊緊抱著這些文件。而水手長龍海雲站在船頭，竭力救船，船長多次催他離船逃生，他卻堅定地回答：“你船長都不走，我怎麽能離開！”後龍海雲中彈，英勇犧牲。

　　三引水王炳榮奉船長之命掌舵，當他被炸傷，船長命令別人代他掌舵，叫他趕快離船逃生時，他卻堅守崗位不肯離去，最後隨船沉沒犧牲。

　　當輪船機艙的機器被炸壞停機後，全體機艙人員仍堅守崗位，努力維修挽救。加油工人邱寶定被彈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大家叫他趕快逃生，他卻說：“死就死吧，我絕不能走！”報務員陳誌昌，當船被炸沉時，不能再發電報，仍保護著電報機不肯離開而英勇犧牲。

　　當“民俗”輪終於沉沒後，幸存的船員仍不顧飛機的繼續轟炸、掃射，積極搶救落水的乘客。有一個叫辜華山的水手，他泅至江岸，找到一個木劃子，在驚濤駭浪中救起傷兵和乘客數十人。

　　民生公司其他的輪船也不同程度遭到日軍轟炸，各輪船人員死傷如下：

　　“民元”輪在巴東被炸，犧牲2人，傷1人；

　　“民眾”輪在巴東被炸，死傷8人；

　　“民俗”輪在巫山青石洞被炸，犧牲70人，傷19人；

　　“民憲”輪在萬縣被炸，犧牲12人，傷9人；

　　“民太”輪在萬縣被炸，犧牲1人；

　　“民享”輪在秭歸被炸，犧牲9人，傷15人；

　　“民主”輪在巴東被炸，犧牲1人，傷7人；

　　“民儉”輪在三鬥坪被炸，犧牲18人，傷22人。

　　由於民生公司在抗戰中的巨大犧牲和突出貢獻，得到國民政府通令嘉獎。1939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令嘉獎“民楷”、“民政”、“民勤”、“民福”、“民蘇”、“民選”、“民樸”、“民運”、“民享”、“民盧作孚因抗戰有功多次受獎。圖為1946年10月10日蔣介石頒發給盧作孚勝利勳章的證書。1938年12月，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為盧作孚等人在抗戰中的功勞，呈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頒給勳章。”

　　“民意”、“民儉”、“民安”、“民熙”、“民貴”、“民憲”、“民族”、“民本”、“民聯”、“民元”、“民權”、“民風”、“民俗”、“民強”、“民聚”、“民泰”、“民康”、“民主”、“民治”、“民裕”、“民有”等30艘輪船。

　　1940年10月，由於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中的功績，受到交通部轉軍委的通令嘉獎。……

　　抗戰勝利後，盧作孚被授予一等景星勳章和勝利勳章。

　　1943年6月23日，著名愛國將領，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應邀來民生公司演講，他第一句話就說：“今天到民生公司來講演很是光榮啊，因為很多人稱讚民生公司是救國公司。”一個民營企業，竟被稱為“救國公司”，這是一個多麽了不起的讚譽，但民生公司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