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畫傳

八、帶問題出去，求辦法回來——赴華東、東北、華北考察

　　1930年春，盧作孚和民生公司、北碚峽防局、北川鐵路公司人員李佐臣、唐瑞五、王鼇溪、李公輔、胡綬若、袁伯堅等7人組成了考察團，攜帶了大批植物、動物、昆蟲、礦物標本及彝族涼山生活用品等赴華東、華北、東北考察。此時的盧作孚身為民生公司總經理、北碚峽防局局長、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可想他是多麽繁忙了。然而他為什麽要花費5個多月的時間出外考察呢？因為此時對於民生公司的發展，川江航業的整頓，北碚地區的鄉村建設，都到了關鍵時刻，如何規劃，如何決策，如何更好地推動事業的前進，是盧作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出川考察的。可以說，盧作孚此次出川考察，是“帶問題出去，求辦法回來”，以促成事業更好發展。

　　考察團一行是1930年3月8日乘輪船離開重慶的，第《東北遊記》封麵一站是華東之行，先到上海，然後去杭州、南通、揚州、鎮江、南京、無錫、蘇州、昆山；第二站是東北之行，先到青島，然後到大連、旅順、沈陽、長春、哈爾濱；第三站是華北之行，先後到唐山、北京、天津參觀，後經上海於8月20日返回重慶。

　　這次考察，曆時近半年，開闊了眼界，學習了經驗，收獲非常大。

　　1.一個星期參觀50多家工廠

　　盧作孚在考察途中給峽防局同仁的信中說：“峽局事業終不應仰賴於人，弟到此竭力留意生產事業，以為根本自立之計”，又說：“峽局根本問題應有妥當解決，應建其基礎於生產事業。”為了謀求民生公司航運事業和峽區建設事業的發展，盧作孚將此次出川考察的重點放在參觀考察各地的實業上。如他們第一站到了上海後，為了抓緊時間參觀考察更多的工廠，就決定分組參觀，竟然在一個星期裏參觀考察了50多家工廠。如他們參觀了上海永固造漆廠、亞浦耳電器廠、三友實業總廠、上海大中華造船廠、一心牙刷廠、上海盛大呢絨廠、龍章造紙廠等；在距上海不遠的川沙，他們參觀了幾家織布廠和三友實業社的川沙工廠。參觀後，盧作孚得到兩點啟示：一是工廠不一定非要集中在一個地方，可以因地製宜設立分廠；二是在鄉村設廠，產品到城裏銷售，城裏地皮貴，在農村設廠，可降低成本。在南通，他們參觀了大生紗廠及南通大學等教育及公共建設。

　　這些事業，大部分為近代實業家張謇所創辦。在無錫，他們參觀了當地的榨油廠、染織廠、冶鐵廠、繅絲廠、造紙廠等；在青島，他們參觀了水泥廠；在大連，他們參觀了大連碼頭，它是由日本滿鐵會社經營的，他們請來一位滿鐵會社的日本職員介紹碼頭情況。這位日本人對整個碼頭經營情況了如指掌，說得頭頭是道，使盧作孚大為感慨：

　　第一是日本人的經營，以滿鐵會社為中心，取得東三省無限利益，其規劃是何等偉大，前進是何等鋒銳！第二是滿洲的出產，礦與糧食是最大的富源，而且一年比一年進展！第三是中國機關的職員，隻知道自己的職務，或連職務亦不知道，絕不知道事業與當前的問題，問題中各種的情況；而這一位日本人能夠把碼頭上的一切事項，詳舉無遺，是何等留心問題，留心事實！中國人何以一切都不留心？

　　在旅順，他們參觀了鹽田，還參觀了水源工程，它由長1000餘尺，高100餘尺的堤壩，將一條山間河流塞斷，將水蓄積起來，供旅順、大連兩地用水，四時不斷。盧作孚參觀後，“聯想到中國的物質享用，在個人方麵進步很快；在公眾方麵，卻沒有人去管。所以好多大的城市，至今沒有自來水的經營，這一種私而忘公的習慣，應該趕快矯正過來”。

　　在撫順，他們參觀了著名的撫順煤礦；在本溪，他們參觀了煤鐵礦、熔鐵廠、煉焦廠和發電廠；在哈爾濱，他們參觀了裕慶德毛織廠；在唐山，他們參觀了著名的開灤煤礦，而且還“穿了下窯的青色衣褲，笨重肥大而不浸水的皮靴”，親自下到1400英尺下的掘煤處參觀。在《東北遊記》中，盧作孚講述了他們參觀這個“掘煤”處的經過：

　　為想看一個掘煤的地方，走盡馬路（坑道）以後，仍繼續前行。……同嘉陵江三峽的煤窯一樣，高或六七尺，可愈走愈矮，有時矮到三英尺以下，曲著腳，彎著腰，俯著頭，都常常有衝突發生，這樣吃力的疾走，走得汗流浹背的。空氣漸漸不好了，大概是經過了一個工人解便的地方，臭得沁人心脾，不能呼吸。

　　走了好幾百丈，才到了掘煤的地方。煤好幾層，都是一樣傾斜的。在每一道行中間，都可采取幾層的煤。掘煤用人力，係向每一道行之上掘取，讓它由傾斜之孔，泄到那一道行之上。我們看的地方，煤層之厚有五六尺。這一帶都沒有電燈了，全靠我們手上各有燈一盞，隻能看得清眼前。

　　為了了解和學習外地的采煤經驗，盧作孚就是這樣不辭勞苦、不避艱險地考察。

　　盧作孚在參觀考察中善於觀察，善於思考和比較，因此學到了很多好的經驗。如他們在唐山參觀啟新洋灰廠時，不但詳細記下了水泥的生產過程，並且將該廠的產品質量與南京的龍潭水泥廠、上海龍華水泥廠作了比較，找出了質量差別的原因。而當盧作孚在參觀了上海的三友實業社、南通的紡織廠和紡織學校後，產生了一個念頭：決心要在北碚創辦一座現代化的三峽染織廠。

　　2.考察教育和科研機構

　　盧作孚一行出川考察，還有一個重點是考察外地的教育和科研盧作孚出川考察，特別留意考察工廠、礦山，認為“生產事業”才是峽區“根本自立之計”。圖為嘉陵江白廟子碼頭——當年天府煤礦煤碼頭機構。在南京，他們參觀了金陵大學、中央大學農學院、曉莊師範、曆史博物館等；在蘇州，參觀了蘇州中學、成列體專、民眾教育館等；在南通，參觀了南通大學；在鎮江，參觀了蠶桑學校；在北京，參觀了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地質調查所、協和大學；在天津，參觀了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大學。

　　在考察這些學校中，盧作孚獲得了很多辦教育、辦學校的經驗。如在南開大學的參觀中，發現該大學的辦學經費大多是靠當地熱心教育的士紳讚助捐贈的。南開大學為了鼓勵這種義舉，就以捐贈者的姓名來命名捐贈的樓堂館所。如該校的木齋圖書館，就是知名人士盧木齋捐贈的；實驗大樓思源堂，則是袁述之的母親捐款修建的；養金魚的麗生園是唐麗生捐款修建的。由此給盧作孚很大啟發：在辦學經費困難的條件下，請有錢又熱心教育的人士捐資助學，並銘刻紀功，不失為一種發展教育的可行辦法。

　　另外，盧作孚在“參觀了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曉莊師範、香山慈幼院、燕子磯小學和中華職業學校後，他決心將北碚的兼善學校辦成一所完備的、新型的、教育與實踐相結合的綜合學校”。為此，他不惜高薪聘請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曾任重慶聯合中學校長，被盧作孚稱為“最熱心事業之良友”的鄭獻征任兼善中學首任校長。

　　盧作孚此次出川考察的另一重要任務，是與各地科研機構聯係，獲得他們人力物力的支持，在峽區成立中國西部科學院。為此，他們還攜帶了大批西南地區的動、植、礦物標本和涼山彝族生活用品等，以便與外地科研機構進行標本交換。

　　他們每到一地，特別留心去參觀當地的科研機構和拜訪著名科學家。在江浙，他們參觀考察了浙江昆蟲局和江蘇昆蟲局，並進行標本互換；在南京，他們參觀考察了中國科學社和中央研究院自然陳列所，並就在峽區成立科學院與中國科學社進行了協商，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

　　在北京，他們參觀考察了故宮古物陳列館、中南海懷仁堂、居仁堂圖書館和靜生生物研究所，看到該所“搜集的動植物標本很富；於木材、於果樹、於蝦、於蟹，更有專人研究”。他們還訪問了中央地質調查所，拜訪了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

　　在參觀了該所陳列館後，盧作孚感歎道：“我們覺得南北走了一周，難得看出顯有成績的事業，地質調查所總算顯有成績了。幾個學者領導一些青年，到各地去采集，在裏邊研究。試問國內做正經事的有幾處？”

　　他們還去拜訪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幹事長任鴻雋，向他談了中國西部科學院之標本采集和交換問題。任鴻雋非常熱情，不僅答應幫忙推薦專門學者赴川考察和輔助科學事業，還想約幾個人親自到四川去實地考察。

　　在這次考察中，他們采購了不少供科研用的科學儀器、藥品，購買了意大利種雞、鳥禽等。還聘請了農學、化學、教育、體育等專門人才到峽區工作，並派人去中國科學社學習動、植物標本製作，到中央農業學院實習獸醫等。

　　為了中國西部科學院和峽區博物館的需要，盧作孚一行在考察途中，處處留心，親自采集動植物標本。如他們在青島海邊洗腳時，“忽有人發現石縫中有螃蟹，於是大舉搜索，螃蟹之外，又得許多螺螄、蚌殼，一律收拾起來，攜帶它們到中國科學院去”。第二天他們遊嶗山，在山腳下的集市上看到柳條編的籃子，覺得很別致，就立即買下來，“準備帶回博物館陳列去”。到了山上，看見幾個老者正在賣剛捕獲的山雞，他們又買了4隻準備“送科學院”。盧作孚還感歎道：“四個山雞由此竟有了三萬裏遊曆之後遠入四川的機會”。

　　3.拜訪名流

　　盧作孚此次出川考察的一大收獲是結識了不少名人。如教育家、科學家、社會名流蔡元培、張伯苓、丁文江、翁文灝、秉誌、張季鸞、周善培、李石曾、王堯臣、羅振玉、胡政之、任鴻雋等。這些人由於盧作孚的坦誠相見，虛心求教，都很願意為盧作孚的事業幫忙。如盧作孚在上海拜謁了著名動物學家、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所長秉誌，希望秉誌協助籌劃在峽區建立中國西部科學院之生物研究所並推薦人才。秉誌對當時國人漠視科學十分痛心，今見盧作孚立誌要在偏遠的中國西部建立科學院，自然十分高興，他不僅積極推薦人才，而且還主動為中國西部科學院建生物研究所籌集經費。不少科學家都對盧作孚伸出熱情之手，其原因，正如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驌所言：“似此身非科學家，處竭蹶之經費狀態之下，而提倡科學不遺餘力者，吾國殆隻盧君一人焉”。

　　有意思的是，盧作孚一行在旅順還拜訪了著名學者羅振玉。說起羅振玉，是一個“大名鼎鼎”又很不尋常的人。這是因為他既是一位博學多識的大學者，又是一個臭名遠揚的大漢奸。他的一生，可以用大相徑庭的兩個方麵來概括：一方麵，他搜集研究甲骨文、敦煌遺書，大力搶救內閣大庫檔案，為創建甲骨文、敦煌學，保護中國珍貴文化遺產作出了貢獻，他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有功之臣；而另一方麵，他忠於清廷，仇視革命，從參與張勳複辟發展到勾結日寇，賣國求榮，出任偽滿洲國監察院院長等職，他又是中國革命史上的有罪之人。這兩個極端的交織，正是辛亥革命前後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特殊階段才可能產生的畸形人物。

　　羅振玉在清末雖然隻當了個學部參事的小官，但當清王朝覆滅以後，他效忠清廷，妄圖複辟之心仍十分強烈。由此他被溥儀小朝廷封了個南書房行走，他感恩戴德，更加積極進行複辟活動。他投靠日本人，妄圖借日本人的力量達到複辟的目的。但後來與溥儀身邊的遺老舊臣分歧越來越大，得不到溥儀的充分信任，隻好離開天津到旅順居住。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曾對羅振玉有一個十分形象的敘述：

　　羅振玉到宮裏來的時候，五十出頭不多，中高個兒，戴一副金絲近視鏡（當我麵就摘下不戴），下巴有一綹黃白山羊胡子，腦後垂著一條白色的辮子。我在宮裏時，他總是袍褂齊全；我出宮後，他總穿一件大襟式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袍袖。一口紹興官話，說話行路慢條斯理，節奏緩慢。

　　盧作孚到旅順後為什麽要拜訪羅振玉呢？“一是很敬佩羅先生的學問，他藏書很豐，讀書很深，考證很精”。二是盧作孚的老師張石親先生在北平去世之前，曾在羅家住過，盧作孚想問問當時的情況。當盧作孚見到羅振玉時，羅又蒼老了許多，雖隱居於此，但仍念念不忘複辟，窺測著時局的發展。盧作孚在《東北遊記》有此次見麵的記載：

　　再乘車到旅順，……訪羅叔蘊（羅振玉的字）先生：先生穿一件洋布衫子，胡須半白了，體態還很豐盈，精神還很強健，還有很小的發辮，對人很恭敬。問他年紀，他說：“今年六十五了。”，問他何時從天津搬到旅順來，他說：“前年以前本在日本住，因為老病移回天津；又因天津是個過路的地方，應酬麻煩，所以移到旅順。”

　　看來，羅振玉對盧作孚並沒有道出移住旅順的真正原因。而盧作孚卻在羅的住宅裏看到了他對清廷念念不忘，忠誠不二的印記：“最有味的是光緒皇帝賜了他四個大字：‘文泉言律’，上款題的是光緒二十年，下款題的是賜顧問大臣紫禁城騎馬南書房行走臣羅振玉。羅先生固猶是前清的遺臣嗬！”盧作孚過目不忘的本領也讓人欽佩不已。盧作孚也發現羅“不隻是一個讀書先生，亦很留心國事。這回出來會著許多朋友了，談起國事，還少有這樣殷勤細致的”。盧作孚已敏銳地察覺到羅振玉對政治、對國事的“殷勤”。隻不過他的這份殷勤是“別有用心”的，幾年後他徹底投靠日本人，當了滿洲國的大臣，成了遺臭千古的罪人。

　　盧作孚在上海又見到了他的老朋友黃炎培。黃炎培還為他寫了一副對聯：一聯是《論語·學而》的成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聯是《孟子·梁惠王下》的成語：“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表達了黃炎培見到盧作孚的喜悅之情和對盧作孚開創的事業寄予的殷切期望。

　　在大連，盧作孚還拜訪了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周善培。周曾對四川的工商企業發展和人才培養作出過很大貢獻，盧作孚非常佩服，認為周是“四川建設上唯一有辦法且有成績的人。他辦警察，警察有起色；辦實業，實業有起色。他每辦一樁事業，必先訓練一批學生。凡他的學生或曾經從他辦過事的人都很佩服他而且很思念他。我們傾慕很久，想像他必有可敬可愛之點”。特別是他在倡導和督促川江輪船公司的成立，使中國人的商輪第一次出現在川江上作出很大貢獻。有意思的是，周善培對小他20多歲的盧作孚十分欽佩。梁漱溟周善培（1875～1958年），盧作孚出川考察時，在大連拜訪了他，他對盧作孚的人品才幹十分推崇。多年擔任民生公司董事，解放初曾任民生公司董事長。

　　在民國七八年間（1918-1919年）拜訪周善培時，周善培就對盧作孚的人品推崇備至。他對著梁漱溟“將拇指一蹺，說道：‘論人品，可以算這個！’”

　　周善培對盧作孚創辦的事業也十分關心，他說：“我早就聽著說了，以那樣混亂的政局下麵，還有許多朋友在那裏努力創造事業，倒是難得的。”並鼓勵盧作孚說：“四川是太好的地方，有無數的富藏。四川人亦肯做，而且有堅持的毅力，隻嫌其規模太小。”盧作孚聽了周善培一席話，受到很大啟發：“我們想到四川人作事規模太小，實在是由於眼光太短，一方麵隻看到自己，一方麵隻看到今天。所以雖肯做，究不能把公共事業做好。……在這一次會麵中間，我們發現有兩點，是我們青年朋友特殊值得留意的：第一是關心事業，第二是愛重人才。”我們從盧作孚以後的人生道路看，他確實是抓住了這兩點，促使他的事業獲得了大發展。可以說，周善培是一位對盧作孚人生道路和事業發展有重大影響的人物。

　　4.四訪《四庫全書》

　　最出人意料的是，盧作孚一行在緊張的考察期間，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四次參觀了中國僅存的4部不同的《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清朝乾隆年間官修的一部規模宏大的叢書，收有圖書3503種，達79337卷，裝成36078冊（據文淵閣本）。可以說，乾隆以前我國古代的重要典籍，基本上都囊括其中，是我國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叢書，也是中國超級文化大典，是中國的國家級文化遺產。

　　說起這部大型叢書的編纂，乾隆皇帝功不可沒。他當政時，清朝經過了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出現了所謂“乾隆盛世”。他又是個好大喜功的皇帝，組織《欽定四庫全書》書照編纂此書的目的一是企圖借此籠絡當時文人學士，使他們畢生埋頭著述，無暇他顧；二是為了表明他“偃武修文”、“稽古右文”之功德。他采納了安徽學政朱筠的修書條陳，於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在北京設四庫全書館，編纂《四庫全書》。乾隆任命皇六子永瑢等16人為總裁，紀昀等為總纂，參加編纂抄寫的人達4000餘人。

　　《四庫全書》全用毛筆白榜紙工楷抄寫，先抄寫了4部，分貯北京紫禁城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沈陽清宮的文溯閣和熱河行宮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後又抄寫了3部，分貯鎮江的文宗閣、揚州的文匯閣、杭州的文瀾閣。

　　《四庫全書》雖然不可能將天下書籍全部收入，但乾隆皇帝不惜工本，聚集那麽多人才，將全國各地搜羅到的各種已刊或未刊的書籍盡量收入其中，包括不少珍本秘籍。這對我國古代圖書保存，學術文化流傳有很大功績。特別是《四庫全書》和類書不同，類書是將原籍拆散，分類容納，雖然便於學者作專題研究查閱之用，但不能窺見全書之貌，而《四庫全書》是將每本書的全書完整收入。因此，從保存文化遺產的角度，則更加珍貴。

　　然而可惜的是，文源閣的《四庫全書》在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被焚毀，鎮江文宗閣和揚州文匯閣的《四庫全書》於太平天國起義時期毀於戰火。如今隻剩下文淵閣、文津閣、文瀾閣、文溯閣4部《四庫全書》了，而盧作孚一行在這次考察中竟將剩下的這4部《四庫全書》都參觀了。

　　1930年4月5日，盧作孚一行在杭州參觀了貯於文瀾閣的《四庫全書》。6月30日，他們到了沈陽，又參觀了貯於文溯閣的《四庫全書》。盧作孚在《東北遊記》中寫道：

　　（我們）轉到清皇宮側文溯閣參觀《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我們曾經在浙江參觀文瀾閣《四庫全書》，這算是參觀第二部了。袁世凱曾將這部《四庫全書》移到北京去，後來無所用之，運回保存，便損失若幹部，而今倒也補抄起來了。

　　7月16日，盧作孚一行到北京紫禁城參觀，首先就到文淵閣參觀《四庫全書》。盧作孚在《東北遊記》中寫道：

　　故宮博物院係舊清代的後宮設立的，分中、東、西三路……進東路後，首先到文淵閣，看《四庫全書》。閣的建築和書的庋藏同文溯閣仿佛，有目錄和一二擺開的寫本供人觀覽。我們到這裏算是看第三部《四庫全書》了！隻有這一部是全書，沒有遺失一種。

　　第2天，他們又在中南海居仁堂參觀了原貯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的《四庫全書》。盧作孚在《東北遊記》中寫道：“我們到這裏是看第四部《四庫全書》了。瑞五（指盧作孚一行中的唐瑞五——筆者）笑道：‘我們此遊，行程兩萬裏，看了四部《四庫全書》，真可以自豪了’。”

　　盧作孚在時間緊、任務重的考察中，不惜抽出寶貴時間4次參觀《四庫全書》。一個企業家，卻對中國優秀文化遺產如此厚愛，實屬難得。正因為如此，當我們在盧作孚的創業精神、企業文化中看到豐厚的優秀傳統文化內涵，也就不感奇怪了。

　　5.為美化城市取經

　　1978年初，有一位女大學生來到北碚讀書。她萬萬沒有想到，“在重慶大山懷抱之中”，竟“有這樣一個美麗得令人驚訝的小城”。

　　她穿過北碚的大街小巷，又繞城一周後，被深深陶醉了：“置身心於北碚城中，你分明感受到一種整體的和諧，是物質與精神的和諧，……這種和諧決不是天然生成，決不是上帝所為。陶醉之中，我突然產生了一種想法：這小城一定有位設計者，這位設計者是誰？”她很想“當麵感謝他為我們的生活設計了這麽可心的環境”。後來當她知道北碚的開拓者、設計者是誰後，她非常感動：“夢裏尋他千百度，原來他就是盧作孚先生。”如今，這位女大學生已是教授、博士生導師了，她仍非常敬仰、非常感謝盧作孚。她說：“北碚之美，是因為它是由美的心靈設計出來建造出來的”，“北碚小城是盧作孚先生美好而崇高心靈永遠的表述！”

　　確實如此，北碚之所以成為一座美麗城市，與當年盧作孚在鄉村建設中，在美化上下北碚平民公園（現為北碚公園）。原是一座荒山，是盧作孚親率峽防局士兵修建成公園的。民眾會堂初建時的遠景。它是盧作孚、盧子英主持於1947年建成。其造型結構、內部設施、音響效果，在當時都堪稱一流，惜今日已不複存在。

　　了很大功夫有關。因為他在規劃峽區“鄉村現代化”藍圖中就明確提出要使這塊地方“皆清潔，皆美麗，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遊覽”。所以此次出川考察，他也特別留心學習那些在城市建設中注意美化的城市。

　　當盧作孚一行到了青島後，立即被青島市的美麗吸引住了。在他寫的《東北遊記》中有詳細的記載：

　　青島的市場是安置在一些淺山上下的。馬路亦隨以起落曲折有致，兩旁都有樹木，房屋高高低低，各據形勢，綠蔭中間襯出黃牆綠瓦，愈顯出其鮮麗。……轉到第一公園，深喜其為深邃，滿布林木。從這條路穿過去，又從那條路穿過來。或植梅花，或植櫻花，或植海棠，令人百遊不厭，……經過街道很長，風景都佳，心很驚異，三十年前一個荒島，而今竟經營得這樣好，發展這樣大，何嚐不是出於人力呢？……我們離開青島了，都留戀著它，由碼頭以至於旅館，由市場以至於山上。很驚異德國人之經營這個地方，不過十幾年，便由荒島而變為美麗的市場。

　　青島的美麗使盧作孚大受啟發，使他決心把“今後的北碚建成一個大花園”，“並進而把整個三峽布置成一個美麗的遊覽區”。

　　今天的北碚街心，道路兩旁都是梧桐樹，這些梧桐樹都長得鬱鬱蔥蔥、婆娑繁茂，每逢盛夏驕陽似火，而漫步在這綠葉成蔭的梧桐樹下，感到十分涼爽。這些梧桐樹對美化北碚城市起了很大作用。而它的由來，也和盧作孚此次考察有關。原來盧作孚剛到北碚時，小小的市鎮雜草叢生，街道兩旁沒有樹，連每家每戶門前都是光禿禿的，到了炎熱的夏天，想找個躲陽光的樹蔭也沒有。當他們在參觀青島時，看到那裏樹木很多，僅第一公園就植樹達20萬株，綠林紅瓦，青山碧水，令人流連忘返。當他們返回上海時，發現法租界裏的梧桐很美，便買了一捆梧桐樹苗帶回北碚。這種梧桐樹截枝育苗，生長迅速，很快就遍種在北碚所有街道、街心花園之中。還是那位女大學生，她對北碚梧桐樹的印象很深：

　　（街道）兩旁均勻地站著法國梧桐，一般高矮地撐著綠色的大傘。最精彩的是，這些大傘各有一半伸過街麵，在道路中間1/2處輕輕地接在一起。有成語說“天衣無縫”，我簡直覺得北碚街的梧桐傘就是這無縫的“天衣”。

　　如今，梧桐樹已成了北碚的標誌，來北碚遊覽的人，遠遠望見梧桐樹，就知道進入北碚地界了。

　　除了種梧桐樹外，盧作孚還發動峽防局的官兵和學校的學生開展了大規模的植樹造林活動，不僅在街道、公園栽，連周圍的山上也遍種樹木。1931年3月，盧作孚借紀念孫中山逝世6周年，在北碚體育場舉行了盛大的植樹典禮。巴縣建設局還支援了大批苗木。

　　盧作孚在會上講話，他說：“以後栽好的樹兒，眾人都有保護底責任，新栽下的樹兒好比新出生的小孩子，不光是窩了一堆就算了事，小孩子是社會公有的，猶之樹兒是眾人的一般，保護樹兒要像奶母帶兒一個模樣。”當天的《嘉陵江日報》報道此事的標題就是《峽防兵當奶母》。

　　現在，北碚是全國有名的綠化城區，它也包含了盧作孚當年植樹造林，美化城市的心血。

　　6.偏居西南，研究東北

　　誰能想到，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九一八”事變前後，在我國偏遠的西南小城北碚，在一個以維護地方治安為職責的峽防局裏，竟然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東北問題的研究會，而參加的人，幾乎包括了峽防局機關的全體人員。聽起來簡直讓人不可思議。北碚離東北是那麽遙遠，幹什麽單單要研究東北問題呢？實際上，這是盧作孚憂國憂民，提高峽防局人員愛國主義覺悟的體現，也是他出川考察的一大成果。

　　1930年6月，盧作孚一行到東北考察，發現東北幾乎所有的礦山、工廠、碼頭、鐵路等等都被日本人控製和壟斷。最讓他感到“動魄驚心”的是，日本人對東北各方麵的情況可以說已了如指掌。當他們一行參觀日本人辦的“滿蒙資源館”時，發現日本人在搜集東北情報上下了很大功夫。“凡滿蒙所產之動物、植物、礦產，通通把他們搜集起來陳列起來；凡滿蒙各種出產之數量，通通被他們調查清楚，列表統計，畫圖說明，陳列起來；凡滿蒙之交通、礦產區域、形勢，都被他們測勘清楚，做成模型，陳列起來”。盡管這個資源館布置得井然有序，但盧作孚心裏卻十分不平靜，他想的是：“東三省的寶藏，竟已被日本人盡量搜括到這幾間屋子裏，視為他之所有了”。

　　東北之行，他們不僅看到日本人在那裏趾高氣揚、橫行霸道，儼然是東北的主人，還看到日本軍人正在積極做好侵吞東北和整個中國的軍事準備。一次他們看到一個日本兵營裏“有一隊兵在演習劈刺，非常努力”。盧作孚心裏想：“所謂文明國家，處心積慮，朝夕準備的是同人廝殺的事，豈不太可歎息！而且在這裏準備廝殺的是誰人，我們豈可熟視？”

　　東北之行，使盧作孚深刻體會到日本吞並東北和整個中國的狼子野心。盧作孚說，考察了東北，“才憬然於日本人之處心積慮。才於處心積慮一句話有了深刻的解釋”。然而最令盧作孚擔憂的是如今“國人還懵懵然未知，未謀所以應付之。一旦東北各地，沒於日軍，然後舉國震驚，起謀救濟，已太遲矣。”

　　東北考察後，盧作孚一行來到天津。當他們見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後，得知張伯苓在南開大學組織師生成立了東北問題研究會。原來1927年4月，張伯苓也去東北考察。與盧作孚一樣，發現日本人對東北的侵略已無孔不入，東北形勢十分嚴峻。張伯苓說：“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險。”而中國人對東三省的了解，遠不如日本人，對日本人的侵略野心，也渾然不知，這怎麽行？因此，張伯苓組織東北問題研究會，就是要由中國人來研究東北的資源、交通、農業、金融等問題，特別是研究日本在東北的活動內幕。研究會成立宣言中說：

　　吾人對東北之山川道路、物產風俗、政治經濟、社會情形之調查、研究者又有幾人？反觀外人公私研究機關之林立，設備之完善，經費之雄厚，調查之周祥，能不汗顏乎？

　　盧作孚見到張伯苓後，兩人談起東北局勢，都憂心如焚。在盧作孚考察日記裏，就談到張伯苓對他談起南開大學成立東北問題研究會一事，並將研究會近期成果拿出來給他看，使盧作孚大受啟發。回到峽區後，盧作孚決定在峽防局也成立東北問題研究會，要求峽防局全體人員都關心和研究東北問題。“九一八”事變後，人們對東北更關注了。1931年9月25日《嘉陵江日報》以《峽局全體人員研究東北問題》為標題，報道了峽防局組織東北問題研究的情形。1931年11月22日《嘉陵江日報》在報道北碚讀書學習蔚然成風的景象時，其中有“一到晚上八點以後，隨處都可碰到手裏拿著書本的人，不是民眾學校出來的學生們，就是在圖書館研究東北問題的峽局職員”。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峽防局研究東北問題的熱烈場麵。

　　然而，在偏遠的西南峽區，要研究東北問題，困難很多，尤其是資料十分缺乏。為此，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盧作孚還給張伯苓寫了一封信，請在研究資料上給予支持。信中說：

　　去夏過津參觀，得悉貴校有東北研究會之組織，研究中日滿蒙問題。邇者東北失陷，深佩吾兄遠識。而國人猶紛爭離析，曷勝感歎！

　　敝局同仁頃亦謹效步趨，作東北各種問題之研究，深苦材建於20世紀20年代的南開大學秀山堂。盧作孚1930年率隊去華北考察時曾去南開大學參觀過，1937年被日軍炸毀。

　　料難尋，擬請先生將研究所得檢賜一份，俾作參考，並祈介紹研究資料，以便購買。此後研究如有疑問，更盼指導。再貴校所出南開校刊，亦盼惠贈全份，借觀勳業。

　　由此信可知，盧作孚在峽區成立東北問題研究會，是受了張伯苓的影響。盧作孚在峽防局組織東北問題研究會，就是要使峽防局機關人員具有憂患意識，時時關心淪陷的祖國領土，不忘國恥。它充分體現了盧作孚“夢寐毋忘國家大難”的愛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