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畫傳

六、發展與提高

　　1990年，重慶市一位領導人到著名的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參觀，對那裏的經營管理十分欽佩，然而當他聽到該公司負責人說的一句話，卻不由得大吃一驚。因為那位負責人說，我們的管理方法，還是向你們的盧作孚先生學習的呢！這位領導人後來在紀念盧作孚誕辰100周年大會上說：“盧作孚先生的經營管理思想，是一筆寶貴的財富，現已成為日本豐田汽車工廠學習的榜樣，我們更要好好總結，弘揚光大。”

　　1.“化零為整”運動

　　20世紀20年代，整個川江的航業，實際上仍然受到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輪船公司的控製。而當時的中國輪船公司猶如一盤散沙，勢單力薄。不少中國輪船公司，實際上隻有一艘輪船，幾十艘中國輪船，便有幾十個中國輪船公司，看起來數量多，實際上實力小。這些中國輪船公司經營無序，且相互拆台、相互攻訐，致使中國輪船公司更處於劣勢，不僅不能和外國輪船公司抗衡，而且在惡性競爭下，紛紛倒閉破產。如果任其下去，中國輪船公司隻有死路一條，民族航運業瀕臨崩潰。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盧作孚認識到“中國籍的輪船公司無不危在旦夕，其垂危局麵，不容坐視不救”。必須迅速結束中國輪船公司各自為政、散漫無序的局麵。要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整體，頂住外國輪船公司的壟斷和強壓，以拯救中國民族航運事業。為此，盧作孚開始了他的“化零為整”運動。

　　這個運動也得到了四川督辦劉湘等人的支持。因為劉湘早就對川江內河航運被外國輪船公司操縱十分不滿，很想讓中國各輪船公司聯合起來和外國輪船公司對抗。結果，劉湘看中了民生公司，決定給予扶植。其原因，誠如四川財政廳廳長劉航琛所言：“當時民生公司的規模雖小，但其主持人盧作孚有頭腦，有能力，而且為人方正，操守極佳”。甚至為了讓盧作孚在公司說得起話，劉湘讓督辦署和四川銀行集資5000元助盧作孚入股民生公司，“目的在使盧作孚成為享有董事會表決權力的董事兼總經理，而非隻能列席董事會隻有報告義務的聘任總經理”。可以說，這種資助完全是為了實現一樁收回內河主權的重大任務，而不是為了盧作孚個人。對於盧作孚而言，化零為整也是形勢所逼迫的。誠如1932年3月盧作孚所言：“所以不得已而為化零為整之運動，實為救航業之急。”他明白，此舉“關係於四川對外交通和未來的開發，非常重要”。

　　盧作孚決定以民生公司為中心，聯合其他中國輪船公司，使長江上遊幾十個中國輪船公司化零為整，成為一個能與外國輪船公司抗衡的強大實體。

　　然而當時的民生公司隻是一個擁有三隻噸位小、航程短的輪船的小公司，要爭取那些比它強大得多的輪船公司向它靠攏，與之聯合，談何容易！

　　盧作孚為此采取了一係列措施，製訂了一係列政策，使這個聯合得以順利實現。

　　首先，盧作孚將民生公司總部由合川藥王廟遷至重慶千廝門碼頭，以便就近聯絡各中國輪船公司，就近指揮這場聯合。

　　其次是盡力準備較充足的資金，以收購必須買的輪船。

　　第三是做好人才的準備。聯合後的民生公司必然需要大量人才，盧作孚一方麵千方百計到處搜求航運方麵的專家，不惜以高民生公司漢口分公司（20世紀30年代）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薪、好房子為條件；一方麵又加緊培訓青年，在北碚開辦了水手、茶房等培訓班。一段時間裏，北碚成了民生公司培訓人才的基地。

　　盧作孚製訂了聯合的順序：首先聯合重慶上遊至宜賓線的中國輪船公司，再聯合重慶下遊至宜昌一線的中國輪船公司。

　　盧作孚製訂了聯合的原則：“凡願意出售的輪船，無論好壞，民生公司一律照價收買；凡願意與民生公司合並的公司，不論其負債多少，民生公司一律盡力照顧，幫助它們償清債務，需要多少現金即交付多少現金，其餘作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凡賣給民生公司的輪船和並入民生公司的公司，其全部船員一律轉入民生公司，由民生公司安排工作，不使一個人失業；凡接受一隻輪船，即廢除一隻輪船上的一切腐朽的管理辦法和陳規惡習，代之以民生公司自己創立的一套新的管理製度和良好的服務作風。”

　　當時，許多中國輪船公司也認識到，單槍匹馬不如聯合起來，加上民生公司的聯合舉措使他們看到了民生的誠意，大都願意與民生公司合並。1931年，就有7家中國輪船公司、11隻輪船加入到民生公司中。1932年又合並了4個中國輪船公司，7隻輪船。1933年收購了4隻，1934年收購6隻，1935年收購11隻。其具體收購合並情況如下：

　　1931年1月，收購九江輪船公司“合江”、“九江”兩輪，改名為“民安”、“民治”輪。4月，收購通江公司的“通江”、“青江”、“岷江”3輪，改名為“民有”、“民享”、“民江”。5月，收購協同公司“蓉江”輪，改名為“民選”輪；收購錦江公司的“乘風”輪，改名為“民殷”輪。1932年4月，收購長寧公司“長寧”輪，改名為“民寧”輪；收購涪豐公司“涪豐”輪，改名為“民康”輪；收購蜀平公司“福明”輪，改名為“民主”輪。7月，收購意商永年公司“永年”輪，改名“民俗”輪；收購川江公司“蜀亨”、“新蜀通”兩輪，“蜀亨”改名為“民貴”輪；收購英船“皮托謙”輪，經改建，改名為“民族”輪。9月，收購“萬安輪”，改名為“民憲”輪。

　　1933年3月，又以5000元購買英商太古公司沉沒長江的“萬流”輪，打撈改造後改名“民權”輪。5月，收購涪江公司的“涪江”輪，改名為“民法”輪；收購華陽公司的“蜀安”輪，改名為“民意”輪。7月，收購衡山公司的“衡山”輪，改名為“民信”輪。

　　1934年1月，收購吉慶公司的“吉慶”輪。3月，收購“鎮江”輪。

　　6月，收購美商美孚油行“美川”輪，改名為“民眾”輪。7月，收購“飛鷹輪”，改名為“民約”輪。12月，收購意商揚子江公司“光耀”輪，改名為“民泰”輪。

　　1935年2月，收購意商“永豐”輪，改名“民風”輪。4月，收購意商“永遊”輪，收購“彝江”輪，改名為“民和”輪。5月，收購美商捷江公司“宜安”、“宜昌”、“其封”、“其太”、“泄灘”、“宜興”、“宜江”7隻輪船，分別改名為“民政”、“民彝”、“民鐸”、“民泰”、“民興”、“民勤”、“民聚”。

　　此時，民生公司已控製了長江上遊70%以上的運輸力，輪船總數達40隻，噸位增加到15500多噸，已成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了長江上遊最大的一家航運公司了。整個長江上遊的幾十家中國輪船公司終於以民生公司為中心聯合起來，盧作孚的“化零為整”運動終於得以實現。與此同時，民生公司又進行了輪船的更新與改造。為了提高服務質量，公司又為輪船添置了電冰箱、蒸氣消毒器、收音機、電風扇等，開設了浴室、衛生間、閱覽室、娛樂室等。這些先進的設備和優質服務項目使民生公司錦上添花，聲譽大增。

　　從此，強大起來的民生公司迅速向長江下遊和其他航線推進，長江沿線的重要商埠碼頭都設了分公司和辦事處。民生公司成了足以與外國輪船公司抗衡的強大對手。特別是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更體現出了這種聯合的重大意義。

　　2.“坐民生公司的船，感到一種自尊”

　　民生公司經過化零為整，不僅實力越來越強，名氣越來越大，而且信譽越來越好，服務更是熱情周到，不僅一般普通乘客願意乘坐民生公司的船，甚至連各界名流、達官貴人也願意乘坐民生公司的船。

　　1935年，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在上海出席了第6屆全國運動會後，要到重慶創辦南渝中學（重慶南開中學前身），他從上海到重慶，都是指名要坐民生公司的船：從上海到宜昌，乘坐的是“民權”輪，從宜昌到重慶，乘坐的是“民儉”輪。

　　1936年，著名職業教育家黃炎培到四川考察，也是指名要坐民生公司的船。從上海出發時，盧作孚和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負責人特意到他乘坐的“民貴”輪上歡迎。

　　1937年抗戰爆發後，不少名人乘船撤到大後方，他們寧願多等幾天，也要乘民生公司的船。

　　如1937年10月，著名畫家徐悲鴻夫人蔣碧微一家，從漢口到重慶，乘坐的是“民權”輪；著名劇作家陳白塵、導演沈浮率領的上海影人劇團，包括著名演員白楊、吳茵、謝添等從宜昌到重慶，乘坐的“民貴”輪，同月著名畫家徐悲鴻也是乘坐“民權”輪從漢口到重慶；12月，著名作家、教育家葉聖陶從漢口到宜昌，乘坐的是“民族”號；從宜昌到重慶，乘坐的是“民主”輪。

　　1938年7月，著名政治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陳獨秀從宜昌到重慶，乘坐的是“民權”輪；9月，著名記者、《中國晨報》總編輯馮英子從漢口到宜昌，乘坐的是“民俗”輪。

　　另外，乘坐民生公司輪船撤往大後方的，還有著名作家老舍，有著名核物理學家、兩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朱光亞（當時是十幾歲的孩子）一家。

　　特別是在抗戰爆發後，在兵荒馬亂，客貨驟增，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民生公司竟然還能保持他們對乘客熱情周到服務的一貫作風，就更是十分難得了。

　　如著名曆史學家章開沅教授，1937年秋他才十幾歲，一家8口乘坐“民貴”輪入川，當時他母親在“民貴”輪上分娩經過，他至今仍曆曆在目：

　　1937年秋，由於上海戰事吃緊，我隨父母乘民生公司“民貴”輪由宜昌逃難入川。當時船上乘客極為擁擠，連甲板上都睡滿了。我的母親此時是臨產孕婦，處境極為困難，幸好輪船負責人富有同情心，給我一家八口（外婆、父母和我們五個姐著名曆史學家章開沅一家乘坐的“民貴輪”

　　弟）集中在一個單間。……母親當晚就分娩了……也是靠船上的職工幫助，臨時騰出一間清潔艙房作為產室，並且請來船上乘客中的醫護人員協助接產，母親才得以順利生下一個可愛的小弟弟……船長親自前來祝賀，饋送營養食品，並且深情地說：“孩子就叫民貴吧，以後隨時乘坐我們的船都可以免費。”

　　我們的排行是“開”字輩，唯有這個小弟弟取名叫“章民貴”。

　　如1938年11月18日，正是宜昌大撤退的緊張時刻，著名作家胡風一家也撤到了宜昌。胡風買到了民生公司的“民本”輪船票後，十分高興，因為他早已聽說民生公司的輪船是以對旅客熱情周到服務而聞名。幾天乘船的親身體驗證實了這個傳聞。他後來在回憶錄中還記述了民生公司輪船良好的服務態度。他寫道：

　　民生公司是以服務周到，沒有一般輪船的積習而出名的。

　　一般的輪船，如英商的怡和、太古公司用的是不付工資的茶房（甚至有的花了錢才能進來），這樣他們就得在旅客身上討酒錢，賣鋪位，敲詐欺騙旅客。

　　“民本”輪。1935年建造，是當時川江上容量最大、速度最快、設備最好的輪船。著名作家胡風一家乘坐此輪從宜昌至重慶。

　　一個穿白製服的青年服務員領我們到艙裏。一看，裏麵床上鋪著雪白的床單和枕頭，小桌上放了茶壺茶杯，井井有條，非常整潔，的確和別處的官艙不同。……20日六時過到萬縣。天又下著小雨。服務員來幫忙那一對夫婦收拾行李，之後又進來了一個很年輕的小服務員幫我捆行李。這時我正拿它沒辦法呢，因為我在鋪蓋裏還放上換洗衣服等雜物，很難捆好。而在他手裏，用棉被將它們一包，用繩一捆，一個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的鋪蓋卷就打好了。他們是經過訓練的，學了一些本領。他很有禮貌地送我們下到劃子上，還不肯收小費。我親身體驗到了民生輪船公司良好的服務態度和經營方針，如果不是戰爭，他一定能夠擊敗外商的輪船公司。

　　坐民生公司的船，沒有歧視，沒有冷漠，沒有欺詐，有的隻是關心、熱情和周到的服務。著名女學者陳衡哲回憶她1935年從漢口乘坐民生公司“民權”輪到重慶時的心情說：“坐民生公司的船，感到一種自尊。”

　　3.蔣介石乘坐“民主”輪

　　1936年4月10日，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經理李肇基突然接到宜昌專署電話，言剛剛接到中央軍事委員會行轅的密令，委員長蔣介石要乘坐民生公司的輪船入川，時間是12日晚8點，要民生公司做好接待準備工作。

　　李肇基一聽頓時著急起來，因為隻有1天的準備時間，而讓蔣介石乘坐哪隻船呢？他立即向盧作孚請示，最後商定，由“民主”輪來承擔這一任務。

　　這“民主”輪原是蜀平輪船公司的“福明”輪，1932年在化零為整時被民生公司收購，改為“民主”輪。

　　盧作孚為什麽決定用“民主”輪呢？一是這隻輪船長年行駛在宜昌至重慶的航線上，對河道十分熟悉，行駛安全可靠。二是前不久宋美齡也是乘坐這隻船入川的，為此已對這隻輪船進行過較徹底的維修清洗，全船人員也經過了審查調整，因此在時間如此緊迫的情況下讓“民主”輪接待蔣介石，就用不著再大動幹戈了。

　　然而更讓李肇基焦急的是，蔣介石12日下午4點就要飛抵宜昌，但“民主”輪正從重慶開來，要到下午5點半才到宜昌。而委員長行轅下了死命令，在晚上8點蔣介石上船前，必須把船上的貨物全部卸完，需要的燃煤全部運上船，而且要把全船上下裏外全部清洗幹淨。

　　當“民主”輪剛抵宜昌港，李肇基就立即告知船長冉慶之，2個小時之內卸貨、裝煤、打掃清潔。全體船員知道此事責任重大，都拚命幹起來。果然，到晚上8點半，比要求時間延長了半小時，總算全部貨物卸完，燃煤上船，全船擦洗一新。船員也全部穿上整潔的服裝，稍有破舊的，又向臨時停靠在一旁的“民權”輪借用。

　　隨後委員長行轅來了人，他們全船上下逐一檢查了一遍，連浴室、廚房、廁所都仔細查看，表示滿意後，又一一詢問每個船員的姓名履曆，還每人發給臨時標識佩戴胸前，以防外人混入。

　　誰知當一切準備妥帖，蔣介石卻並沒有按原訂時間上船。原來搶運物資入川的“民主”輪。這艘蔣介石、宋美齡曾坐過的輪船，如今隻留下了個遠鏡頭的身影。

　　蔣介石下午4時飛抵宜昌後，因感冒服藥，沐浴後要稍事睡眠，因此臨時將登船時間改到13日早上。

　　此時李肇基想到，船上貨物卸完後，空船行駛起來不平穩，於是又和委員長行轅商量，經同意後，又急忙派人上貨壓艙。結果忙到深夜12點，上貨500餘件，煤40噸，總算準備得萬無一失了。

　　第二天淩晨，李肇基與宜昌專署的官員在碼頭歡送蔣介石上船。當蔣介石走到歡迎隊伍麵前時，突然在宜昌專署參謀長麵前停下來，因這位參謀長的領扣沒扣好，被蔣介石注意到了。當時國民黨正在搞所謂“新生活運動”，蔣介石特別注意官員的風紀，所以他用手指著參謀長的衣領說：“扣好，扣好。”

　　然後向“民主”輪走去。

　　看到“民主”輪徐徐開出宜昌碼頭，李肇基終於大鬆了一口氣，急忙向盧作孚發函匯報。

　　在黃立人主編的《盧作孚書信集》中，還有13日上午李肇基向盧作孚匯報此事詳細經過的信函，而且注明時間是“晨八時”。

　　4.朝會——提高辦事效率，增強凝聚力的舉措

　　盧作孚為了提高民生公司員工，特別是總公司機關員工的文化素質，從1932年10月起，還創立了朝會製度，它已成了民生公司的一個好傳統。這個傳統自1932年開始，至今仍在繼續著。

　　所謂朝會製度，就是在每周規定的日子上班前，總公司全體員工聚集在禮堂，舉行學習報告會。其內容豐富多彩，或由部門領導李肇基（1898～1984年），曆任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經理和漢口分公司經理，是盧作孚的得力幹將。

　　報告工作；或由一般職工報告自己的讀書心得體會，也可以讓職工自由發言，對公司工作提出批評建議；甚至讓新加入公司的新員工進行自我介紹，借此機會與大家見麵相識。在抗戰期間，朝會開始時，還要全體起立，齊唱抗日救亡歌曲。

　　朝會結束時，仍全體起立再唱抗日救亡歌曲，使朝會成為愛國教育的課堂。

　　盧作孚不管多麽忙，隻要他在重慶，總要參加朝會。他以一個普通員工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坐在台下，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討論。他特別注意傾聽那些對公司提出批評建議的發言。當然，他有時也要上台，向大家民生公司在禮堂舉行朝會情景民生公司正在進行員工教育講公司的發展狀況，存在問題及對批評建議的答複。有時也講述他在外地、外國的所見所聞、所經所曆、所思所想。

　　民生公司的朝會製度從1932年形成之後，一直堅持下來，並不斷改進、完善。使它成為了提高總公司員工文化素質和辦事能力，增強公司凝聚力的重要舉措。

　　5.請各界名流來公司講演

　　盧作孚為了提高公司員工的政治、經濟、文化素質，開闊他們的眼界，也為了增進與社會各界的融洽關係，特別邀請社會各界名流來公司講演。這些講演的內容，可以說是五花八門、豐富多彩：1932年11月1日，在盧作孚陪同下，中國銀行襄理張禹九講演《入川以來之工作》。12月12日，盧作孚的好朋友，後進入民生公司當了代總經理的宋師度講演《人才的造成》。

　　1933年12月25日，請著名學者曲木藏堯講《西南國防與猓夷民族》。1934年11月，又邀曾任四川省長和四川大學校長的張瀾講《廣西的建設》。

　　1935年12月10日，盧作孚在民生公司大禮堂主持500多人參加的講演會，歡迎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中國科學社著名科學家任鴻雋，著名女作家陳衡哲講演。1936年4月29日，盧作孚邀請好朋友、著名職業教育家黃炎培講《離開四川時的感想》。10月27日，全國新生活運動書記長閻寶航講《新生活運動是救亡圖存的要素》。

　　1937年6月4日，到四川考察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梁漱溟應邀作了《我的過去與山東工作的概況》的講演。9月16日，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作了《勝利終必歸我》的講演。12月22日，著名法學家何基鴻作了《華北喪失之由來》的講演。

　　1938年1月7日，著名學者馬寅初應邀來公司講演，聽眾竟達千餘人。4月21日，盧作孚又陪同著名愛國者、好朋友杜重遠講《由小問題講到大問題》，盧作孚接著也作了《這才是偉大的力量》的講演。5月11日，盧作孚邀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來講演。7月11日，盧作孚還邀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五四”運動領導人陳獨秀講《人類進化程序及國人應有之努力》。8月9日，盧作孚還邀請本年初訪問延安，與毛澤東長談的梁漱溟作關於國共合作問題和中共對抗戰態度的講演。11月23日，杜重遠再次應邀到公司作了《在建設中的新疆》的講演。

　　1943年6月23日，盧作孚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作《怎樣把日本人趕出中國去》的講演，稱讚“民生公司是救國公司”。1944年6月，馮玉祥又被邀來作過一次講演。

　　1945年1月11日，第9戰區副司令長官楊森來民生公司講演。在講演中，還談起他和盧作孚相識的經過，並說他一見到盧作孚，即認為盧作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後他但凡有大的建設事項，都要與盧作孚商量。

　　另外，盧作孚還邀請了著名文化人郭沫若兩次來公司講《文藝的兩條線》、《中國文藝發展史略》，邀請著名作家茅盾講《如何讀小說》，邀請著名地理學家、中央大學教授胡煥庸講《世界的經濟與戰後的中國》，邀請梁漱溟講《政治協商會議之內容與國際間關係》。張瀾（1872～1955年），民生公司董事。是盧作孚的好朋友，對盧作孚的為人處事十分敬仰。圖為20世紀40年代梁漱溟與張瀾合影。

　　還邀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梁寒藻講《人生之味》，青年黨主席、民盟發起人之一左舜生講《政治協商會議》，黃炎培講《戰爭之後怎樣做新國民》等。

　　從盧作孚請的名人和他們所講的內容看，可以體現出盧作孚采取的是兼容並包、兼收並蓄的原則，在主張愛國、抗戰、和平的大前提下，什麽內容都可以講。這些名人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的豐富知識和個人見解，大大增長了公司員工的見識，開闊了公司員工的眼界。

　　6.別開生麵的公司股東會

　　1933年4月16日，盧作孚以“一個小小的股東”署名，寫了《公司的靈魂》一文，文章開首就說：

　　我這位小小的股東不是自謙，是事實，是因為我的股本小至於全公司的二千分之一。股東會快開了！我呢，是有言要發，然而，又恐怕有股太微，言亦不足動聽，聽亦無關重輕。

　　然而這是盧作孚的玩笑話。因為民生公司的股東會不但十分尊重盧作孚，而且還有與其他公司股東會不同之處：一是“投資的朋友努力投資”，二是“股東大會中看出股東的和氣”，三是“股東絕不多分盈餘”。

　　盧作孚創辦民生公司，一開始就定為股份製，是我國最早實行股份製的企業之一。所謂股份製，就是將公司資本分為若幹等額的股份，由股東按股認繳股金，按股分紅。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

　　一般的公司，隻要出資認股，不管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可以當股東。更有一些公司，若有外國人入股當股東，反而覺得有麵子，有靠山。而民生公司的章程中則明確規定：“本公司股東以中國人為限。”盧作孚堅持這一條，就是拒絕外國人憑借其經濟實力插手、幹涉甚至控製中國輪船公司，這是盧作孚維護內河航運主權，維護中國輪船公司正當權益的一個重要舉措。

　　一般的公司，大股東總是擁有更多的權益。而民生公司為了防止大股東以股權操縱、控製公司，損害小股東的利益，特別在公司章程中作出了規定：“每一股有一表決權，但一般股東而有11股以上者，從11股起，每二股有一表決權，150股以上之股東，概以80股為限。”這使任何一個股東，投再多的股，也無法操縱、控製整個公司。這樣的規定，是其他公司所沒有的。

　　民生公司最初發起於合川，所以最初股東以合川為最多。而其中一些股東和盧作孚關係密切。如股東陳伯遵，原是盧作孚的老師。有的人入股，是看到盧作孚是個能幹而講信用的人。如當時駐合川的川軍28師師長陳書農，他後來回憶說：“敝師正在駐防合川，那時盧作孚先生發起民生公司，敝師長認定盧先生實在是一個有守有為的人，乃率先讚助入股。”同時又勸其他將領入股。

　　民生公司還鼓勵全體員工都積極入股。為此，公司還製訂了《獎勵職工投資辦法》，對那些收入不多的員工在認股上給予特別優惠和方便。如規定凡職工一時湊不足一股者，可分期交付，公司認息；凡湊足3/5股股金者，公司仍發給1股股票，不足部分由公司借款湊足，借款可在半年內還清；凡職工以月薪儲積入股者，公司津貼5%。這樣的政策一出，不少公司員工紛紛入股。1933年，公司職工股已占到全部股金的十分之一。當時民生公司員工的待遇在同行業中居最高水平，當時流傳過一首“打油詩”：“女兒女兒快快長，長大嫁給民生廠；三天打一回牙祭，半個月關回餉（四川話指工資）。”特別是當公司職工成為了股東後，公司的命運和他們的個人利益緊密聯係在一起，他們對公司的發展、經營更關心，工作也更盡職。

　　盧作孚也極力鼓勵股東增加投資，甚至把紅息再投入。如1933年4月9日民生公司召開股東大會，盧作孚在大會上講話，分析了民生公司之所以能在大多數公司虧損的情況下還能賺錢，就是因為民生公司的目的不隻是為了賺錢，更主要的目的是幫助社會。說到動情處，盧作孚竟流淚不止，他希望股東們把部分紅息用來修建職工宿舍，使公司員工免除後顧之憂。

　　抗戰爆發後，整個民生公司全力以赴投入抗戰中，8年間，股東不僅沒有紅利，甚至連股息也沒有，董事、監事和經理人員也沒有紅酬。

　　7.與眾不同的公司董事會

　　民生公司章程規定，公司的董事是由公司“股東會用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可連選連任”。“董事會由董事互推9人為常務董事，再由常務董事互推1人為董事長”。董事會領導公司的一切活動，包括對外代表公司，任免公司總經理，召集股東會，核定公司收支賬目，視察公司營業狀況等等。這些規定，和一般其他公司沒有多大區別。

　　然而，民生公司董事會也有和其他公司不同之處。一般來說，公司董事會的董事，都是由占有股份較多的股東擔任，因為股東對公司所負責任和權益是以其股份多少為準。而董事長更是由占有最多股份的股東擔任。但民生公司卻不然。它不太看重其占有股份的多少，而是更看重其社會聲望和對民生公司的貢獻。可以說，“公司的董事、監察，一部分代表事業，另一部分代表一群朋友，沒有一個是代表自己資本的”。因此，民生公司的董事會有一個奇特現象：有僅占1股的股東當選為董事的，而擁有10股20股的股東也不一定能當上董事。如僅有4股的耿布誠，就曾是1929年前公司的董事長，之後的董事長鄭東琴也隻有7股，這在民生公司中隻算個小股東。但他們能當選為董事長，主要是因為他們公正無私、德高望重，特別是對民生公司的創辦有過重大貢獻。

　　就以第二任公司董事長鄭東琴為例。當民生公司剛創建時，第一艘“民生”輪即將在上海造船廠建造完成，急待交納造船費3.2萬元。而原訂股金總額才何北衡（1896～1972年），民生公司董事，被盧作孚稱為“幫助公司最多的董事”。

　　2萬元，而實際隻收到8千元，離3.2萬元還差了一大截。而此時不少已經認股的股東卻推三推四，不肯拿出錢來，采取等待觀望態度。這也難怪他們，當時川江航業正處在極不景氣的階段，不少中國輪船公司或因競爭激烈，或因經營不善而虧本倒閉，使那些輪船公司的股東們吃了大虧。因此，認購了民生公司股份的股東不肯輕易出手，怕吃虧上當。他們甚至揚言：要親眼看到造出的輪船開來才肯拿出錢來。

　　此時此刻，盧作孚真是心急如焚。就在這功敗垂成之時，盧作孚想到了正在重慶警察廳任廳長的鄭東琴。此人是盧作孚的老上級，都曾是同盟會會員。1919年，鄭出任廳長時，曾邀請盧作孚到廳裏任過幾個月的科員，比較熟悉。經過盧作孚的一番訴說，鄭了解了民生公司的困難處境，二話沒說，當即慷慨解囊，借出數千元。鄭又動員他的朋友鄭禮堂借出數千元。但錢仍不夠，鄭又以事關地方公益為由，親自出麵鄭東琴（1882～1965年），多年擔任民生公司董事長。

　　宋子文（1894～1971年），民生公司董事。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時，宋子文在談判中提議組織過渡政府，擬定盧作孚為實業部長，為國共兩黨認可。

　　請合川縣政府資助。鄭東琴曾任過合川縣知事，合川縣府和當地士紳，多為鄭的同事、部下和朋友，看在鄭的麵子上，也都紛紛出資。特別是盧作孚的老師、縣教育局局長陳伯遵，又從縣教育經費中暫時墊出8千元，這樣才總算湊足了“民生”輪的購船款，解了燃眉之急。可以說，民生公司第一艘船下水，鄭東琴、陳伯遵等人功不可沒。特別要提到的是，“民生”輪開航不久，嘉陵江又遇江水枯落被迫停航，剛剛建立的民生公司眼看因停航5個月而麵臨破產。在這個節骨眼上，盧作孚又找到鄭東琴商量開辟渝涪線。因鄭曾任過涪陵縣知事，在當地威信很高，人緣也好。當地人士自然也買鄭的賬，渝涪線得以迅速開通，挽救了民生公司。像鄭東琴這樣對民生公司有極大貢獻的人，雖然隻持有7股股金，但他出任公司董事長是眾望所歸。鄭東琴從1930年至1949年一直擔任民生公司董事長。

　　為了更好地調節民生公杜月笙（1888～1951年），上海青紅幫頭子，民生公司董事。

　　劉航琛（1893～1975年），民生公司常務董事，對民生公司及北碚峽區建設給予很大的幫助。

　　司與政府、金融界、商界、企業界的關係，董事會中也不乏有各界聲望高、有實力的名人擔任董事。其中有國民政府要員，如曾任過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的宋子文、經濟部長翁文灝等；也有金融界的頭麵人物，如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敏，美豐銀行總經理康心如等；還有地方實力派人物，如四川財政廳長劉航琛，四川勸業道台周孝懷等。他們擔任董事，對解決公司實際困難起了很好的作用。

　　耐人尋味的是，公司董事會中還有並不持有公司股份的文化人擔任董事，如著名教育家黃炎培、晏陽初，著名民主人士張瀾等。他們雖然沒有公司股份，但他們加入董事會，對公司的聲望和形象卻有很大好處。

　　更有意思的是，董事中還有上海青紅幫頭子杜月笙，這對廣結人緣，解決當時社會因幫派體係複雜而阻礙公司航運問題也起了一定作用。

　　8.大才過找，不拘一格

　　盧作孚一生都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深知要使事業成功，必須重視人才。他有一句名言：“辦事須盡力攬人才，更須盡力訓練人才。”為此，他提出了“大才過找，小才過考”的用人原則。

　　盧作孚提出的這個用人原則意義非同小可。因為當時社會仍盛行著“任人唯親”的風氣，盧作孚非常痛恨這種封建落後、埋沒人才的用人舊習。他提出“大才過找，小才過考”，正體現了他“任人唯賢”的用人原則。

　　所謂“大才”，是指少數學有專長，富有經營管理經驗，和在科學技術上有很高造詣的專業人才。盧作孚對這樣的人才，采取公開招聘、托人介紹推薦等方式禮聘到公司來，擔任公司各部門的重要職務。有時為了一個人才，盧作孚還要親自登門拜訪，再三動員、說服。

　　如曾擔任民生公司代總經理的甘南引，原是哈爾濱中東鐵路商務處長和鬆花江合興輪船公司董事，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企業管理家。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甘南引不願在日寇統治下苟活，遂離開哈爾濱南下，經中國科學社社長、著名學者任鴻雋介紹來到民生公司。盧作孚對他十分信任，讓他出任公司襄理兼人事股主任，主管公司職工教育與培訓等工作。

　　盧作孚因事暫時離開公司時，還讓他代理總經理職務。甘南引對盧作孚知遇之恩的回報，是以更大的熱情和幹勁投入到民生公司的工作中。

　　據1937年統計，民生公司41名處級以上主幹人員中，大學以上學曆者有38人，占92%，其中5人是英、美、德、日留學生。此外還有大批技術精湛、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英國太古公司“萬流”號的打撈，公司的技術人員就起了重要作用。

　　抗戰爆發後，在華東、華北的一些造船廠，如江南造船廠、馬尾造船廠、大沽造船廠、青島海軍工廠等陷落敵手，不少有愛國心的造船專家和高級技術人員來到大後方。盧作孚借此機會羅致了大量人才到民生公司來。如留德輪機工程師周茂柏被盧作孚聘為民生機械廠廠長，著名電氣工程師陳仿陶被聘為民生機械廠的副廠長兼工務處處長。留學英國的船舶設計專家張文治，盧作孚聘他為民生公司總工程師，並成立總工程師室，把上海來的許多航運工程技術人員延攬進去；又如他聘用中國海商法專家魏文翰擔任公司協理，一度曾代總經理。聘請著名鍋爐專家李永成為工程師，讓領航專家金月石擔任總船主。還聘交通大學教授楊西樽，以及朱天秉等為工程師。他還聘請留美專家賴彥於、陳國倉分任設計室主任和稽核室主任，留德經濟學專家張梁任為公司主任秘書，留德專家豐傳詩為公司秘書。又曾聘留英造船專家，原江南造船廠總工程師葉再履任民生公司總工程師，又聘任留日童少生（1903～1984年），曾任民生公司副總經理，後又出任民生公司代總經理。

　　李劼人（1891～1962年），著名作家，盧作孚的好友，曾被盧聘為民生公司辦的民生機器廠廠長。

　　經濟學專家韓仲賢、江昌緒及畢業於美國聖約翰大學的童少生分任總公司、分公司各處室的正副經理、正副總工程師及顧問，著名記者李劼人，被盧作孚聘為民生機器廠廠長等。

　　盧作孚為了招攬人才，想盡一切辦法讓他們安心工作，發揮特長，不惜在薪金、房子等方麵給予優厚待遇。如1932年，民生公司的船長最高月薪600元，比他這個總經理的薪金還高。1939年公司薪金表規定，總工程師月薪為500～800元，也都超過了總經理。

　　他出任四川建設廳廳長時，聘請了一位水利工程專家和一位畜牧專家，在上呈省政府時提出給他們每月400元和500元的高薪，並安排較好的住房，借給全部家具。這些舉措，曾引起省政府秘書處的秘書們大嘩，“認為管點水，養點豬牛羊，就要拿這樣的高額薪水，乃前所未見，簡直是亂搞！”而盧作孚為了延攬人才到艱苦的四川來，卻堅持這樣做。他說：

　　請諸位捫心想想，這些約聘的專家，絕大多數是由省外請來的，若是不將工資提高點行嗎？不供給宿舍家具對嗎？秘書處那些老爺們真是眼光短淺，少見多怪！你說待遇高了，別人反說跑到你四川“耗子窩”裏來，待遇又低，還要背井離鄉呢。盧作孚用人不僅僅看重學曆，也重真才實學。如上海輪船公司的張幹廷，因無學曆不受重用，但此人實踐經驗豐富，人稱“土專家”，盧作孚就把他聘到民生公司來工作，結果貢獻很大。

　　鄭璧成（1889～1958年），民生公司創辦人之一。曾任民生公司經理、中國西部科學院董事。

　　更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時期一批海運人才撤退到重慶，當時民生公司還用不上他們，但富有遠見的盧作孚仍一律高薪聘請，先養起來。果然抗戰勝利後，民生公司開展近海航運，正好用上了這批人才。

　　正因為盧作孚不拘一格求人才，所以“時人稱盧作孚是人才鑒賞家和收藏家，實業界的伯樂”。

　　9.小才過考，形式多樣

　　所謂“小才”，是指公司一般員工、基層技術人員。這裏並無貶低的意思，隻是與“大才”相對而言。“小才”的標準就是必須勝任本職工作。為此，凡進公司的一般技術管理人員和工人，都要經過自願報名，公開考試擇優錄取後，還要進行思想、體能和專業的培訓，才正式上崗工作。這就是“小才過考”的原則。

　　為了培訓人才，盧作孚曾把北碚作為民生公司職工的培訓基地，時間從2個月到半年不等，以熱愛祖國教育和崗位業務培訓為主要內容，進行半軍事化訓練。先後辦了“護航訓練班”、“服務人員訓練班”、“水手訓練班”、“理貨人員訓練班”、“茶房訓練班”等。

　　盧作孚的招考辦法十分靈活，有筆試、口試和實際操作。特別是他的口試更是靈活多樣，因人而異，頗有特色。如盧作孚擔任四川建設廳廳長時，準備錄用四川大學經濟係的一些學生，盧作孚親自主持口試。其中一個叫林鬆柏的學生幾十年後還能記起當年盧作孚主持他們口試的情景：

　　一會兒，盧先生手持一疊卷宗走了出來，微笑著和大家點頭招呼，隨即宣布說：“點名叫誰，誰即前來進行口試，口試後仍按來時原路出去，聽候通知。”說畢就在室內中心大餐桌上端坐下了。那天，盧先生仍然穿著麻布裝，莊重樸質，平易近人。大家消除了緊張情緒，安詳地等待呼名口試。輪到我了，待我坐定後，盧先生便發問：“你是哪裏人？”我答：“就是本市。”

　　又問：“你過去幹過啥子工作？”我說：“在業餘時間當過家庭教師，在中學兼過鍾點課，也辦過一所私立小學。”我滿以為這不過是開場白，那曉得問到這裏，他就不再繼續往下問，隻是說：“你回去，聽候通知好了。”

　　第二天，到校一打聽，才知道所有口試內容都很奇特，有的問了省政府由哪些廳處組成，廳處長是何人；有的問了今天是陰、陽曆何月何日；有的問了某縣有何特產，產量若幹；有的問了四川省從何得名……看來口試目的不外了解一下這人的儀表，有哪些經曆，應對是否敏捷，頭腦是否清晰，是否關心時事等等而已。

　　不久，便得到建設廳的通知，連我在內共錄取了四人，三人分配在統計室，我被分配到秘書室。

　　盧作孚用人，既看其才幹，更注重人品。為此，盧作孚在招考時，往往別出心裁，用心良苦。如一次招考茶房（輪船上的服務員），盧作孚通知考生到他的辦公室口試，但當考生按時到達時，卻發現辦公室的門洞開，屋裏淩亂不堪，掃帚橫倒在屋中間地板上，辦公桌上亂七八糟堆著書本文件，地上更是一片狼藉，而主考人卻不知哪裏去了。考生來了後，一見屋裏沒有人，便在門外等著，對屋裏的髒亂熟視無睹。其中一名考生見此情景，主動進屋，清理好辦公桌，打掃幹淨地麵。當他剛剛做完這一切時，盧作孚笑眯眯地走進來，拍著那位考生的肩膀說：“你被錄取了，明天來報到吧！”然後叫其他考生聽候通知，以後再說，原來這是盧作孚早已策劃好的測試方法。

　　又如一次招考財會人員。盧作孚故意把一些賬簿和鈔票亂扔在辦公桌上，門也不關，就離開了。當應考的人來後，見此情景，都不敢進屋。但有2個考生見狀，卻把門大開，然後進屋，將桌上的賬簿合好疊整齊，把散亂的鈔票，按票麵額大小理順，放入抽屜裏，然後再出來，把門關好，自己則坐在門口守著。在另一間屋的盧作孚把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當場就錄取了這2名考生。

　　“小才過考”體現了盧作孚重視人的訓練思想。盧作孚強調“訓練人是一切問題的中心問題，而且是建設秩序的前提”。並指出：“今天中國什麽都不缺乏，隻缺乏人——隻缺乏有訓練的人。”

　　在盧作孚的倡導下，民生公司讀書學習、鑽研技術蔚然成風，特別是總公司，更起了帶頭作用。不少人參觀民生公司，都有耳目一新之感。1935年底，著名女作家陳衡哲參觀了民生公司後感慨不已。她說民生公司“是辦事與教育的合組機關的一個好例子。公司中的辦事人員，在晚上都聚集在一個大禮堂裏，不是聽講，便是自修”。她感到民生公司的大禮堂“充滿了學校的空氣”，“真可說是做到機關學校化的地步了”。

　　“小才”進了公司後，經過不斷的培訓學習和實踐，不少人又成為了公司的“大才”。有的是以“小才”進了公司，但盧作孚發現他的才幹後，就馬上給予重用。如1939年公司業務處編輯股有個小青年叫張宗植，讀過清華，留學日本，在公司負責編輯英國路透社每天早晨發來的新聞電訊，供總經理盧作孚參閱。一次，一家美國雜誌來函約稿，請民生公司寫篇文章介紹他們戰時的業績。業務處經理童少生就叫張宗植來寫。當張宗植寫好交上去沒兩天，突然被叫到總經理室去，張宗植還是第一次見到久仰的盧作孚，但不知何事，正心裏忐忑不安。誰知盧作孚滿臉笑容地將張介紹給在場的其他經理，然後對張說：“你這篇文章寫得好，我已經讓他們傳看了。”又連誇兩聲：“寫得好，寫得好”。他發現張宗植是一個有潛能的年輕人，立即將他調到總經理室任秘書，很快又提拔他為公司襄理。由民生公司重慶總公司航務處辦公之情景於他日語、英語出眾，抗戰勝利後，又被公司派駐為駐英國倫敦和美國紐約的代表。“小才”成了“大才”。

　　10.民生公司員工為什麽一律穿公司製服？

　　1935年3月21日，民生公司作出了一項規定，規定民生公司所有員工，上至公司總經理，下至公司的工人和船上的服務人員，不分職位高低，上班時一律穿公司製服。這種製服是用本地三峽染織廠所織的一種芝麻色棉布縫製的中山裝，這種布稱“三峽布”，這種服裝又稱“麻製服”。

　　這項規定是盧作孚提議的，民生公司所辦的《新世界》刊載了盧作孚寫的《為什麽要穿公司製服》的文章。盧作孚指出，之所以要民生公司全體員工一律穿三峽布中山裝，是因為“第一是要造起節約的風氣。當前的社會，正在向淫靡奢侈中邁進，比賽著誰的衣服漂亮，誰的衣服華貴。我們當要糾正它，另外造起節約的風氣，造成功一個樸質而有意義的新社會，即從穿衣服起，去影響一切的一切。第二是要表現事業精神。事業是我們這一群人的力量創造出來的，而這一群人有一樣的形式，一樣顏色的製服，每一個人穿起，不論他是什麽職務，都可代表整個事業的精神。這是何等的光榮！決不是恥辱！”

　　果然，盧作孚作為公司總經理，帶頭穿這種樸素的粗布製服，不論上班、出差、開會、接待國內外客人，都如此穿著。民生公司全體員工也都穿起了“麻製服”，並蔚然成風。社會上不少人也紛紛效法穿上了這種“麻製服”，人們又把這種“麻製服”親切地稱為“作孚服”。

　　然而在當時的社會，特別是那些高官顯貴，都非常講究穿著，因此，盧作孚身著“麻製服”，就不免與社會格格不入，鬧了不少誤會和笑話。

　　如1936年盧作孚到上海最豪華的國際飯店訪友，大樓的電梯司機看到盧作孚穿著粗布製服，像個窮工人，竟不準他登電梯上樓。

　　盧作孚的老朋友張群曾當麵對盧作孚開玩笑說：“你的跟班（仆人或副官）都比你穿得漂亮。”此雖玩笑話，但常常就成了事實。抗戰初期，國民政府遷往武漢，盧作孚當時任交通部常務次長。有一天，武漢行營三廳所屬的戰幹團請盧作孚作報告。當他乘坐的小汽車開到戰幹團門口時，他的副官先下車。這位副官身穿派力司中山服，頭戴巴拿馬草帽，手提時興的藍色皮包，昂首闊步，派頭十足地走在前麵，而光著頭、幹幹瘦瘦、身穿麻布製服、腳穿布鞋的盧作孚走在後麵。在門口迎接的人誤認為這位副官就是盧作孚，趕緊迎上前去，接過副官手中的公文包，客氣地對副官說道：“作孚先生，歡迎，歡迎！”弄得這位副官很不好意思。

　　又如1938年10月，盧作孚親自坐鎮宜昌，指揮宜昌大撤退。一天晚上，盧作孚像往常一樣又來到江邊檢查搶運工作，一個報關行的人看見這個穿著粗布製服、光頭幹瘦的人站在碼頭上指手畫腳，指揮這、指揮那，不免起了疑心，便從人群鑽出來，用湖北話不客氣地問道：“喂，貴姓囉？”

　　盧作孚答道：“姓盧，盧作孚。”

　　那人一聽，大吃一驚，想不到穿著如此樸素的人竟是把前幾天這裏極為混亂的搶運秩序整頓得井井有條的、大名鼎鼎的交通部常務次長盧作孚。那人十分尷尬，連聲說：“哦，哦，你就是盧次長，您就是盧次長。”邊說邊退，灰溜溜地從人群中消失了。

　　20世紀40年代，盧作孚到美國為民生公司借款買船，並出席國際通商會議，他仍穿著那身芝麻色民生公司之三峽染織工廠廣告。廣告中所言的“三峽國布”，確曾一度“風行全國”。

　　在好友晏陽初的勸說下，盧作孚才穿起西服，留起頭發。

　　粗布中山服。正在美國為鄉村建設籌募捐款的晏陽初，見盧作孚這身打扮，直搖腦袋。就勸他道：“作孚，美國人很注意衣冠，你這樣不修邊幅，恐怕會吃虧的。”晏陽初親自帶他到一家裁縫鋪，為他做了一身質地普通的西服，又教他打領帶。堂堂大公司總經理，平生頭一次穿上西裝，連領帶也不會打，還是晏陽初一遍遍教，才學會了。

　　晏陽初見他剃的光頭，又苦笑著對他說：“閣下這個頭，在外國人眼裏，會以為你是一個和尚。”盧作孚聽後，為了工作需要，這才留起了頭發。

　　但不管會發生什麽誤會和笑話，平時盧作孚仍堅持穿這種粗布“麻製服”，因為他明白：“我們一色的服裝成為習慣後，民生公司的精神，才充分表現得出來。要如此，才可建立公司，不致為社會摧毀；要如此，才可以影響社會，創造出現代需要的新社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盧作孚把穿本地生產的三峽布製服與提倡國貨聯係起來。民生公司、峽防局以穿三峽布中山裝為愛國之舉。以後，三峽染織廠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了三峽布學生服、女用新式服裝等，三峽布服裝風行一時，不分男女老少，都以穿三峽布服裝為榮，直到抗戰勝利。

　　11.民生精神

　　1926年6月10日，民生公司在重慶召開創立會。此時此刻，整個公司還不到10個人，總資產還不足2萬元，僅1艘70噸的小輪船正從上海開來，還沒有正式開航。然而剛剛被推選為公司總經理的盧作孚卻在會上提出了令人振聾發聵的公司宗旨：

　　服務社會，便利人群，

　　開發產業，富強國家。

　　一個小小的公司，還未正式開張，居然就有如此雄心壯誌，就能發出如此豪言壯語，怎能不讓人感到吃驚和疑惑。

　　然而幾十年的曆程，卻充分證實了民生公司完全是按這個宗旨在發展、在壯大。盧作孚多次強調：“民生公司最後的意義，絕不是幫助本身，而是幫助社會。”為此，他在公司提倡讀書學習，開展品德教育，要求全公司上下要團結一致、艱苦奮鬥、愛國向上。使公司每個員工不是光想著個人的私利，而是想著事業，想著整個社會和國家。

　　1936年底，黃炎培來到民生公司參觀。此時民生公司成立已10年了。他看到的民生公司已是從“嘉陵江的航業，擴大到長江上遊，由上遊而下遊，到如今民生實業公司有輪船40多條，附設機器廠、電廠、自來水廠、染織工廠、消費合作社”等民生公司職工寢室裏的床單上印著：“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毋忘國家大難”。

　　等，已成了長江最大的航運企業了。而最讓他感動的是民生公司從上到下所有員工的那種強烈事業心、責任感和忘我精神。他說：

　　民生公司，盧先生是總經理，員工有三千多人。他們每年分紅的方法，是把三千多人分做五級，不問職位高低，薪水大小，但按他勞逸和功過，列入某級。如係第一級，應得花紅若幹，總經理這樣，水手雜役也是這樣。所以去年盧先生分紅得四十九元五角。這樣實行平等，怕民生以外，還不容易找第二個公司吧。他們大家認清楚，他們的出汗，是為著這一條整個的長江求出路，為著這一群整個的中華民族求出路，決不是為總經理，也不單是為股東，更說不到為自己。有的人，情願犧牲了大薪水，來民生公司做事，拿小薪水，簡直覺得：如為個人謀發財，不配來當民生公司職工；更幾乎覺得，如為個人謀發財，不配來當民生公司股東。我沒得話說了。

　　黃炎培看到的民生公司全體員工有一種堅定信念：“為個人謀1936年民生公司成立11周年大會標語之一：“一致克服國家的困難、事業的困難。”

　　發財，不配來當民生公司職工”。因而在整個公司，形成了與當時腐敗、歪風邪氣橫行的社會迥然不同的精神作風。

　　走進民生公司機關，會發現每個員工都在全神貫注地工作，沒有扯皮、聊天、鬆鬆垮垮、無所事事的人；在船上，每個員工忙碌著，熱情接待著乘客，認真擦洗著機器設施，沒有人在閑蕩；在宿舍裏，床鋪幹淨整潔，像兵營一般。而業餘生活則有意義而豐富多彩：有讀書學習的，有在專業培訓班上課進修的，有參加各種文藝活動的。公司還成立了京劇隊、川劇隊、話劇隊，自編自演節目。還有參加體育活動的，公司組織了足球隊、籃球隊、排球隊、網球隊。有些運動隊，在重慶還頗有名氣。這是一個團結、和諧、奮發、向上的集體。

　　特別是當國家、民族、社會、集體遇到危難之時，民生公司的員工更是挺身而出，不畏艱險，勇於拚搏，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

　　抗戰中民生公司全體員工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不怕犧牲，前赴後繼，犧牲了117名員工，表現了高度的責任感和愛國精神。

　　1949年9月2日下午，重慶市區突然發生大火，從朝天門到小什字，37條街道小巷一片火海，而民生公司也陷入火海之中。在這生死關頭，民生公司員工的表現感天動地。著名作家陳祖芬非常感慨，她寫道：公司襄理用拖輪把兩個裝炸彈的船拖開，否則炸彈爆炸，那裏的幾萬市民都會被炸死。拖輪第三次回到碼頭時起火，襄理以身殉職。公司四十五名正在上班的員工，奮力轉移被大火圍住的二千多百姓，員工自己無一人出逃。四十五名員工從容赴死。燒焦的倉庫警衛，雙手還死死抱住一支同樣燒焦的槍。

　　沒有老板在場，沒有人下令要他們赴死，但是每一名員工都以生命承擔起一份責任，民生的責任。每一名員工都是民生的形象代言人，每一名員工都是民生公司。我就是民生！……為什麽，一個民營企業，會有這麽多的雷鋒？在今天，不管是國營、民營的企業，危難當頭時，能不能個個是雷鋒？當然不能要求個個是雷鋒。但是為什麽民生就能？

　　對陳祖芬的“為什麽”的最好解答就是，民生公司有盧作孚所創建的民生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把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艱苦奮鬥、苦幹實幹融為一體。這種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變化，又不斷地充實和完善。

　　今天，坐落在重慶的民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所辦的《民生1932年，盧作孚創辦《新世界》，其目的是使大家認清今天所處的世界，是變化得非常之厲害的世界。

　　人》報，每期的報頭上都留有一個專欄，上麵寫著：民生宗旨：服務社會，富民強國，振興中華。

　　民生精神：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艱苦創業、拚搏獻身。民生價值觀：民生公司最後的意義絕不是幫助本身，而是幫助社會。

　　民生理念：以最優質的工作服務社會，以最優良的作風影響社會，以最優異的成績奉獻社會。

　　內容雖然已和盧作孚時代有所不同，然而卻是一脈相承，推陳出新。

　　12.一個講原則而又機敏靈活的總經理

　　盧作孚作為公司總經理，辦事認真，要求嚴格，但又從不擺架子。他在公司，不準人稱他“總經理”，要求上下一律隻稱他盧先張宗植（1913～？），日籍華裔企業家。曾任民生公司總經理室秘書，後為公司襄理，抗戰勝利後為民生公司派駐紐約、倫敦代表。圖為張宗植（中）1992年5月返國訪清華同學韋君宜（右）時合影。

　　他對下屬和藹可親，但對原則問題從不含糊，而處事又能隨機應變。因此，在公司裏威望很高。

　　曾在公司總經理室任過秘書的張宗植20世紀90年代回憶起盧作孚的才幹，仍充滿了敬仰的心情：

　　盧是企業家，經營者的立場，決斷迅速，臨機應變，不使對手受窘，但一切原則會說得使你不能不接受。盧的機敏，我舉個極小的例子足見一斑。有一次民生公司投資的渝鑫鋼廠的廠長和業務處長來商談計劃，我在旁摘要記錄，作孚先生無意中把計劃書放下時碰了桌上的鈴子，鈴子響了，廊下的侍應生立即推開門跑進來聽候指示，我正想說明是錯碰了沒事，作孚先生先我開口說“換茶”。這使侍應生覺得沒有白跑，也節省了我說明的時間，會議沒有分秒的中斷。

　　作孚先生在原則上的堅持，哪怕在茶餘雜談中，也一步不讓。有一個晚上，我跟隨盧（作孚）、魏（文翰）在公司的招待所和童少生、盧緒章閑談將來海上保險的前途，我偶然提到海運和保險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公益事業，社會安定上軌的時代，可能兩者都成為國營。作孚先生立刻正麵看著我說：“宗植，這話缺少思索，世界上除了蘇聯以外，有哪一個國家的海運是國營的？”我隻能低頭。

　　盧作孚是一位既堅持原則又講究靈活的人。誠如晏陽初所說：“作孚對人的觀察很敏銳。他知道：對怎樣的人應該說怎樣的話。他不說閑話，言必有物。用字精當，從容不迫，有條有理，就像他做事一樣：很沉著，有組織，有思想。”

　　當年劉湘、劉航琛等人決定扶植民生公司來擔當化零為整的重任，不就是因為看到盧作孚是一位“有頭腦，有能力，而且為人方正，操守極佳”的人嗎？

　　在國民政府的舊檔案裏，有一份關於盧作孚的個人鑒定，多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人：短小精幹，品性堅毅，工於謀劃；善用人，其辦法為經考驗後繼以實地訓練嚴加管束並保障其生活，使能安心發揮所長係其特點；其所主持之民生公司，為國內有數之大企業，亦即盧氏之一傑作。與張嶽軍氏（即張群，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關係密切，並為張嶽軍氏與張公權氏（即張嘉璈，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間之溝通人。

　　事：處事勤勞、切實，富有研究精神。

　　以上不足200字的鑒定，雖不全麵，也不夠準確，但從中可看出當時政府對盧作孚品性、才幹的評價。

　　可以說，民生公司能夠壓倒群芳，發展壯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盧作孚是一個極孚眾望，具有良好素質的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