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畫傳

五、社會改革的第三個試驗——創建民生公司

　　1925年，盧作孚的思想由“教育救國”轉變為“實業救國”。這是他一生的一個大轉折。而這一轉折的體現，就是他進行了社會改革的第三個試驗——創建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到解放前夕，這個公司已成了舊中國最大的一家民營航運企業。

　　盧作孚是如何進行社會改革的第三個試驗，如何創業的呢？

　　1.艱難的起航

　　1925年10月11日，在合川縣通俗教育館，盧作孚邀約了十幾位誌同道合的朋友，向他們講述了自己決心辦實業、搞航運的想法：“過去我想的是走教育救國之路。然而僅靠這些軍閥的施舍，是辦不成教育的。我們隻有先辦實業，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才能辦好教育。”

　　但辦實業，要有本錢，而大家都不是有錢人，赤手空拳，如何辦實業呢？

　　望著大家懷疑的目光，盧作孚又說：“我想過了。我們四川之所以經濟、科學、文化落後，就是因為交通不發達，要改變四川的落後麵貌，首先要改變交通閉塞的狀況。我以為創業的順序是：第一交通，第二實業，第三文化教育，從而最終達到救國的目的。但開公路、修鐵路，耗資巨大，我們沒有那麽多的資金，但利用長江搞航運，從一條船開始，哪怕是從一條小輪船開始，總是可以辦到的呀！這可是一件投資少、見效快的事！”

　　盧作孚的一席話，說得大家茅塞頓開。事實也確實如此，在當時的四川，還沒有鐵路，公路也極少，長江成了四川通往外地的黃金水道。在長江上遊發展航運之初，曾是贏利最圖為原合川通俗教育館（藥王廟）。1925年10月11日，民生公司第一次籌備會議就在此舉行。

　　快最多的實業，幾乎一條輪船運行一年就可以再賺回一條輪船。盧作孚又鼓勵大家：“我們要鼓起勇氣，堅定信心，凡白種人做得來的，黃種人都做得來；凡日本人能做得來的，中國人都做得來。”盧作孚擲地有聲的話，使大家熱血沸騰，決定先籌措股金，創辦一個航運公司。

　　然而真正籌辦起來，卻困難重重。最初十幾個發起人議決籌集股金2萬元，分40股，每股500元。但這十幾個發起人都不是有錢人，隻好向自己的親戚、朋友、老師、同學勸募，而這些人也不富裕，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隻能幾個人甚至十幾個人才湊得一股。

　　彭瑞成（1892～1947年），民生公司發起人之一。曾任民生公司協理、三峽染織廠廠長。1926年在上海訂造的民生公司第一隻輪船“民生”輪，是一隻長75英尺，寬14英尺，吃水淺的70噸小輪船。

　　而那些真正有錢的地主士紳，隻想把錢拿來買地買房子放高利貸，對這些窮青年搞什麽“水上漂”的航運持懷疑和觀望態度，怕自己投出去的錢真正“打水漂”了。由於他們的不合作態度，所以籌集股金十分困難。

　　那個時候，重慶還沒有造船廠，要訂造輪船，必須去上海。大家推舉盧作孚去上海，但盧作孚連去上海的路費也沒有。盧作孚隻好又向朋友借貸，好不容易借到了300元，才動身去了上海。

　　盧作孚到了上海，考察了好幾家造船廠，最後選中了技術力量強、信譽好的上海合興造船廠。根據長江上遊水淺流急的特點，當然也是因為錢太少，先訂造了一隻載重隻有70噸的小輪船。沒想到，就這麽一隻小輪船，造價竟要3萬5千元。當初他們計劃募股總資金才2萬元，差了1萬5千元。

　　更嚴重的是，當時七拚八湊，一共才湊了股金8千元，而正在此時，他還要抽出5千元為合川電廠在上海購買發電設備，盧作孚手上實際隻剩下3千元了。

　　盧作孚就拿這3千元付給造船廠作訂金，簽訂了購船合同，然後匆忙趕回合川，繼續募股。然而當時川江航業曾多次發生因經營不善而累及股東的事件，影響所及，不但原定2萬元股額難招足，而且那些已經認股的人，也在等待觀望，甚至有人揚言要親眼看到輪船開來才繳股金。然而股金不收齊，怎麽可能將上海的新船開回來呢？在此時此刻，盧作孚找到時任重慶警察廳廳長的鄭東琴、縣教育局局長陳伯遵，經過千辛萬苦，總算湊足了購船的錢。

　　1925年5月，民生公司第一隻輪船終於在上海造成了。盧作孚把這隻船命名為“民生”號，“民生”是取自孫中山先生提倡的民生主義。盧作孚把公司及第一條輪船都取名為“民生”，就是表明公司絕不單純是一個經營航運的企業，而是一個以發展祖國實業，為人民謀福利的事業。

　　1926年6月10日，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合川正式成立。公司設在合川縣城內一所破敗廟宇——藥王廟內。民生公司的宗旨是：“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富強國家”。盧作孚被推為民生公司總經理，就在這座破廟裏開始了創業之路。

　　1926年7月23日，“民生”輪從重慶啟航向合川開去，盧作孚與民生公司開始了不平常的航程。

　　2.船上的啟示

　　盧作孚立誌發展實業，為什麽首選航運業，為什麽又要在川江發展航運業呢？這要追溯到11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是1914年，21歲的盧作孚辭去了江安中學的教職第一次出川，他從重慶搭乘“蜀通”輪去上海。

　　當“蜀通”輪沿長江向東行駛時，盧作孚發現了一個奇怪的景象：寬闊江麵上來來往往的大小輪船，桅杆上幾乎都懸掛著外國國旗，有美國的、英國的、日本的、法國的、意大利的、瑞典的、挪威的、芬蘭的、荷蘭的，卻很少見到中國的國旗。這些懸掛外國旗的輪船在長江上橫衝直撞，肆無忌憚，它掀起的大浪，把一些中國的木船、漁船衝得東倒西歪。盧作孚看到這令人怵目驚心的情景，心裏很不平靜。

　　長江是中國的黃金水道，但在清朝末年，西方列強就企圖霸占長江航道。1876年，英國借簽訂《中英煙台條約》之機，強迫清政府嘉陵江上的日本軍艦和中國木船交出川江航運權。1890年，英國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煙台條約續增專條》，取得在重慶開埠和在川江上行駛的輪船懸掛外國旗的特權。甲午戰爭中國失敗後，日本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規定日本輪船可以“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附搭行客，裝運貨物”。根據所謂最惠國待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也享有與日本的同等特權。從此，川江航運權從法律上開始喪失。外國輪船公司倚仗其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一度壟斷了長江航運權，他們大搖大擺進出三峽，儼然長江的主人。

　　目睹此情此景，他感到憤怒、屈辱，為什麽中華民族屢遭侵略，為什麽中國神聖的土地屢遭蹂躪和踐踏。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中國的貧窮落後。弱國無主權，貧窮就要受欺，落後就要挨打，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力和雄厚的經濟力量，就始終會處在任人欺淩的境地。也許就在那個時候，在他心中就萌生了要發展中國自己的航運業，將內河航運權從帝國主義手中奪回來，把耀武揚威的外國輪船趕出長江去的心願。長江是中國人的，必須由中國人來主沉浮。另外，他乘坐的“蜀通”輪雖然是一艘中國輪船，但船上的茶房對待旅客的態度卻讓人看不慣。對住在頭等艙的外國旅客和高等華人，則低頭哈腰，小心伺候；而對住在黑暗、潮濕、氣悶統艙裏的中國旅客，則態度惡劣，常有打罵、勒索錢財的事發生。

　　目睹此情此景，盧作孚也想到了如果自己辦輪船公司，一定要杜絕這種人分幾等和無視普通旅客人格尊嚴的事發生。

　　以後，盧作孚在製訂公司章程中，他特別作出了“本公司股東以中國人為長江上英國輪船撞毀中國木船限”的規定，不讓外國資本染指。當時各輪船沿用的提貨單和航程簿都是外文，船員職稱用洋名，他下令一律改為中文，一掃當時中國輪船公司的崇洋習氣。當時各中國輪船公司都遵循“甲級船員隻能由外國人擔任”的規定，而民生公司卻偏偏作出了“甲級船員不任用外國人，均由中國人擔任”的規定。盧作孚擔當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時，下的第一個通令就是規定所有中外輪船進出港口，必須向川江航管處結關，航管處派中國武裝士兵到外國船上檢查後方可上下客貨。這些，都反映了盧作孚的愛國情懷。

　　3.500元與30元

　　盧作孚是位事業心極強的人，他創辦民生公司，不是為了個人私利，而是為了發展中國的航運事業，改變中國西部交通的落後麵貌，實現他實業救國的抱負。因此，為了事業發展，他帶頭克服創業時期的艱難困苦。

　　嘉陵江上還沒有輪船時，運貨的木船常常是連在一起航行。公司最初就設立在合川一座破敗的藥王廟裏，前殿作電燈廠，後殿才是公司辦公室。這藥王廟年久失修，破爛不堪，盧作孚和公司的人就在這樣簡陋的房屋裏開始辦公。而工資待遇更低微，盧作孚作為堂堂公司總經理，每月工資才30元，協理15元，餘者均為10元。據公司董事長鄧東琴說，當時“民生公司全部薪資的總額比其他輪船公司的一個大副一月所得還少”。

　　然而就在盧作孚剛剛當上民生公司總經理後，又發生了一個小插曲：1926年盧作孚去宜昌迎接從上海開來的民生公司第一艘輪船“民生”輪，在途經萬縣時，駐紮在萬縣的四川軍閥楊森卻執意要盧作孚留在萬縣做官。楊森對盧作孚說：“一隻小船有何稀奇，我派人去接回來就是了，你留下來擔任萬縣市政佐辦，怎麽樣？”

　　原來楊森對盧作孚的學識和才幹十分佩服，覺得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曾聘他任永寧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長，主持“新川南”教育改革，後又想任命他為四川省教育廳廳長，盧作孚力辭後，又同意他任成都通俗教育館館長，主持四川的民眾教育、民眾文化活動。此次楊森又想請他出任萬縣市政佐辦，實際上就是代行督辦職權。這個職位有職有權，有名有利，在很多人的眼裏，可是一個令人垂涎的“肥缺”。楊森還向盧作孚拍胸脯保證，隻要盧作孚肯幹，萬縣地區全權都交給他行使，而且市政佐辦這個職務除了每月有薪金500元外，還有一筆數目可觀的輿馬費。這比起一個月僅30元的民生公司總經理的酬金，簡直是天壤之別。

　　但令楊森沒想到的是，麵對高官厚祿，盧作孚不為所動，竟婉言謝絕了。為了實現自己實業救國的理想，他寧願留在合川那座破廟裏擔任月薪僅30元的民生公司總經理，也不願去當那個位高權重薪金豐厚的萬縣市政佐辦。

　　4.避實就虛，另辟蹊徑

　　然而當1925年盧作孚創辦航運事業時，恰恰是長江航運業最不景氣的時候。由於長江航運業發展初期利潤高，於是大家一窩風而上，造成長江航運發展極快且又無序，以致很快輪船就過剩了。特別是不少中國輪船公司由於內戰和動亂，處於極不安全的狀態，都相繼掛起了外國旗，以求得保護。然而競爭是激烈而殘酷的，有一個時期，為了殺價爭貨源，甚至到了貨物的運費竟低於輪船燃料費，不少中國輪船公司虧本倒閉。有人說，這個時候，可以說正是“沒有任何理由要開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的時候”。

　　麵對長江上遊輪船過剩，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如仍在長江上遊航線發展，無異雞蛋碰石頭，也會落得虧損倒閉的下場。盧作孚果斷采取了“人棄我取，避實就虛”的創業方針，避開輪船過剩、這是盧作孚為民生公司構思的一張宣傳畫。背景是峨眉山金頂，前麵是長江三峽，一艘有“民生”標誌的輪船正在峽中航行。

　　競爭激烈的長江上遊航線，而在從未行駛過輪船的嘉陵江三峽開辟新的航線。

　　嘉陵江三峽（指位於合川至重慶之間的瀝鼻峽、溫塘峽、觀音峽）地區是個風景秀麗、資源豐富的地區，是十分理想的發展工礦業和旅遊業的地方。特別是合川，位於嘉陵江、渠江和涪江的交匯處，從川北一帶出口的農副產品都要通過這幾條河，集中到合川，再由合川運往重慶等地。因此，這條航線客貨運輸都急需發展。但恰恰是這條航線，還沒有被開辟，不但來往貨運隻靠一些小木船，客運更無從談起，一到漲水浪急之時，小木船也不得不停航。

　　盧作孚敏銳地察覺到此時在嘉陵江發展航運業，是一個難得的商機。於是，盧作孚讓第一條輪船——“民生”號，行駛在嘉陵江航線上。當民生公司逐漸發展壯大，才由嘉陵江到長江，甚至發展到東南亞。

　　果然，民生公司開辟了嘉陵江航線後，大受沿線客商的歡迎，營業額直線上升。1927年夏在民生公司第二次股東大會上，盧作孚將民生公司航線圖（抗戰前）上年8月至12月的紅息分給股東。股東們格外高興，因為此時其他輪船都在虧本，唯獨民生公司非但沒有虧本，還有紅息可分，他們怎能不高興呢？

　　民生公司的興旺，也引起其他輪船公司眼紅，也紛紛到嘉陵江航線發展。為了爭奪客商，他們采取了隨票贈送毛巾、糖果、糕點，甚至免費供應午餐等作法，暫時吸引了一些乘客。但盧作孚十分冷靜，他分析了這種異常現象，認為不能和他們一樣，也采取這種“經濟戰術”，因為它不是長久之計，而是要把公司利益和群眾利益結合起來，要讓乘客感到坐民生公司的船，更舒適、更安全、更方便，從根本上爭取乘客，這才是長久之計。

　　當時沿江兩岸匪患時有發生，民生公司就先從安全抓起，船上增設護航武裝和滅火器、救生圈等設施；對乘客態度和藹，服務熱情周到，注意船上清潔衛生。在沿途沙溪、鹽井、龍洞、草街等皆設囤船，方便乘客沿途上下船。此時，其他一些輪船公司接二連三發生觸礁、沉沒等事故，唯有民生公司的船從未發生過重大事故。這樣一來，民生公司在廣大乘客中有了威望，不少旅客，寧願在旅館裏多等幾天，也要坐民生公司的船。不久，那些與民生公司競爭的輪船公司生意逐漸蕭條，有的隻好關閉，有的離開了嘉陵江航線。而民生公司則獨步嘉陵江上，無人敢與之競爭了。

　　1944年，美國大企業家亨利·凱賽爾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已是舊中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民生公司後，非常欣賞盧作孚的創業精神和民生公司的企業管理，更驚訝民生公司的發展史。他在重慶航業協會發表演說中說：“世界上有史以來，航運事業的發展，都是由海洋而江河，由下遊而上遊。唯獨民生公司由江河支流發軔，由上遊而下遊，這是一個奇跡。”

　　5.破除陋習，革故鼎新

　　“民生”輪自開航後，就受到社會和廣大旅客的熱烈歡迎，民生公司也從激烈的競爭中衝殺出來，不斷發展壯大。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盧作孚敢於破除過去航運界存在的陋習，進行了大膽改革。一是客運為主，定期航行。

　　過去長江上遊各輪船公司都是以貨運為主，根本不重視客運，即使有客運而航班又無定期，使來往客商無所適從。當時合川至重慶之間的水陸交通，必經嘉陵江三峽，自從“民生”輪采取以客運為主，定期開航以後，客商有了一個安全、便捷的通道，自然都非常高興。

　　二是廢除買辦製，實行經理負責製。

　　當時整個長江中上遊的中外輪船，都普遍實行腐敗的買辦製。

　　所謂買辦製，就是輪船上的一切事務，都由輪船公司包給大買辦，公司隻要收取一定費用，其他一切事務都不管。而大買辦往往又逐層下包給二買辦、三買辦。這些買辦為了從中多撈錢，不惜夾帶私貨，盤剝船工，克扣乘客。輪船成了壓榨船工、勒索乘客的人間地獄。而盧作孚卻首先在“民生”輪實行經理負責製，輪船上的經理代表公司擔當起全船人、財、物、事的統一管理的責任，直接對公司負責，故又稱“四統製”。這是運用科學方法，建立的一套較完善、先進的經營管理製度。因此，在“民生”輪上，就從未發生夾帶私貨、盤剝船工、克扣勒索乘客的事。

　　三是尊重旅客，改善服務態度。

　　當時長江上的中外輪船以最賺錢的貨運為主，不重視客運，對乘客漠不關心，不理不睬，特別是一些外國輪船的茶房（即服務員），輪船不給他們工資，全靠旅客小費。他們常常靠敲詐勒索乘客、賣黃魚（掩藏旅客、不買船票、出低價乘船等）漁利謀生。船上不講衛生，秩序混亂，青紅幫、扒手、小偷與茶房勾結，為非作歹。甚至將乘客趕在一處擠著，不準隨意走動，還常常發生打罵、捆綁乘客的事情。不少乘客說，坐這種船，簡直是坐牢。

　　而民生公司則避開單純貨運，而以服務社會，便利群眾的客運為主。公司明文規定要善待乘客，尊重乘客，要服務周到。為此公司招收了一批有文化的中學生為服務員，一律發給工資，統一著裝，佩帶工號，嚴禁向乘客索取小費。規定茶房要上旅館去接乘客，客貨要分開上船，要扶老攜幼上船。特別是規定每一個茶房，如何敬茶、添飯、疊衣服、捆被蓋，以至洗臉、擦鞋、開門、關窗，都要有一定的規範。

　　民生公司對乘客的優質服務，大受乘客歡迎。有一個叫陳既明的大學生，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篇《西歸日記》，在揭露了外國輪船對中國乘客態度惡劣後，又列舉了乘民生公司客輪的優質服務情況：

　　一、費低，學生尚有折扣，而且並不賣鋪位。二、夥食還好，又有五樣菜。輪流坐席，秩序亦佳。三、船上職員茶房，對人都很客氣。四、統艙很有規欄，茶房侍候周到，所以不必怎樣留茶房訓練班捆被蓋訓練心，東西也沒有遺失之慮。五、設備很好，在這炎熱的天氣裏，乘客隨時可到洗澡間洗澡。六、沒有階級性，統艙客也可以到官艙內去玩玩。

　　不少乘客乘民生公司輪船，就感到與乘其他輪船公司的輪船不同。如1933年有位叫瞿士煊的人到民生公司講演，就談到了他乘民生公司船的感受：“本人從前未到過長江，聽友人談及長江輪船汙穢不堪，而茶房又敲竹杠特甚。然此次搭上貴輪，覺得很清潔，而茶房招待又熱忱。起初甚為詫異，後問及同室狄君，始悉貴公司乃新新組織，與其他公司不同。”

　　這樣一來，民生公司聲譽大增，業務更加興旺，入股也更踴躍。以後，民生公司擴大，輪船增多，但對旅客卻一直堅持態度和藹周到服務，哪怕是在抗戰爆發，輪船乘客驟增的情況下也是如此。然而對於那些仗勢欺人，橫行霸道的士兵、流氓等，盧作孚則采取了有理有節，堅持按規章製度辦事的態度。如一次“民生”輪行駛在渝合線上，乘客中有一名大兵，是駐防合川的川軍第三師師長陳書農的警衛員。當查票員發現他無票乘船，要他補票時，他傲慢地答道：“老子隨便到哪裏，從來不曉得還要買票；你實在要票，等我到了合川再說吧！”恰好這天盧作孚也在這條船上，見此情景，他站出來和顏悅色地對那個大兵說：“先生，我們是營業性質，不是打差（指給當時官府或軍隊無償運輸），任何人都要買票。”那大兵不但不聽，態度更加蠻橫，甚至還要動武。周圍的茶房訓練班收發行李訓練船員怕盧作孚吃虧，急忙把盧作孚勸走。盧作孚回頭對那個大兵說：“我這次到合川，就是要找陳師長商量軍人乘船買票的問題，我相信他不會說軍人坐船不買票的。”那大兵一聽，就馬上心虛泄氣了，隻好補了票。

　　誰知事過不久，盧作孚找陳書農師長有事，陳留盧作孚吃飯。席間，陳問盧作孚，他的軍隊官兵乘船是否照章買票？如有人不買票乘船，可以把人認清楚，來我這裏收錢。湊巧的是，上次在船上耍橫不買票的那個大兵正好端菜上桌，聽見陳師長的話，大驚失色，頭都不敢抬。盧作孚假裝不認識他，連聲說：“沒有沒有。”後來那個大兵，找到盧作孚，賠禮認錯。以後，這類仗勢不買票的事就少多了。

　　不少乘客對民生公司十分信任，認為隻有坐上民生公司的船才安全。這裏有個小故事。1944年，有一個60多歲的老太婆，怕路上不安全，將可買10石黃穀的錢縫在棉襖裏，買了民生公司的船票去合川看兒子。老太婆年齡大，又是小腳，從囤船上輪船時，一步沒跨好，一下掉到嘉陵江裏，船上的水手不顧天氣寒冷，立即跳入江中救人，把老太婆救起後，老太婆說什麽也不願脫濕棉襖。船長估計老太婆衣服裏麵有現金和貴重物品，就勸老人說：“我們是民生公司，乘客就是我們的客人。你老人家如有現金或貴重物品，當麵點清，我們替你保管，到合川時，保證如數交還給你，絕不少一分一文。你穿濕棉衣，會生病的。”老太婆早就聽兒子說過民生公司對乘客好，信得過，這才將濕棉襖脫下，現金交給船長，換上幹淨衣服。到了合川，船長把烤幹的棉襖和現金還給老人，並派人送她上岸。老人千恩萬謝，逢人便說民生公司的好話。

　　盧作孚從創辦民生公司開始，便強調要守信用，決不能欺騙客商。著名實業家古耕虞在《緬懷摯友盧作孚》一文中就專門提到他為什麽把貨物交民生公司運的原因：

　　我認為盧作孚為人心胸慈善，辦事誠懇，應該支持。早在1926年末，其時民生輪船股份有限公司駐渝辦事處設重慶千廝門匯源旅館內租佃的一個房間裏，因我有一批羊皮在涪州（今涪陵），找他派船專走一趟為我運貨，盧慨然應允，及時運回。在其後的交往中涉事更多，愈覺其人辦事認真，很守信用，我便覺得這個人將來在社會上是會成功的（指能幹成一番事業）。當時那個社會，競爭很強，成不成功還很難預料，因為就我倆相比較，無論家境或所經營企業的基礎，我都較之優裕，然就事業而言，我總對他有一種信任感。

　　由於盧作孚的大膽改革，使民生公司在激烈競爭中牢牢站穩了腳根，並發展壯大。10年過去了，1936年，民生公司已擁有輪船37艘，股本增至350萬元，資產達1215萬元，職工4000人，開拓了近3000公裏的內河航線，其實力已接近經營了70年以上的英商太古、怡和等外輪公司。其發展速度，前所未有。

　　6.維護川江主權

　　——中國士兵第一次登上外輪檢查

　　1929年夏，一隊佩戴整齊、身背鋼槍的中國士兵登上了外國輪船，開了中國武裝士兵登上外輪檢查的先例。此舉大長了中國人的誌氣，大滅了帝國主義的威風，而這一隊武裝士兵，是盧作孚派來執行公務的。

　　這年夏天，已擔任民生公司總經理和北碚峽防局局長的盧作孚，又被時任四川善後督辦的劉湘任命為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當時，民生公司和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都正處在蓬勃發展的關鍵時刻，盧作孚雖然忙得不可開交，但他還是答應了劉湘，走馬上任了。原來此時的川江航運，正處在極度混亂之中。一方麵以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為首的外國輪船公司，憑借內河航行權的庇護和強大的經濟勢力、先進設備，基本控製了川江的航運。他們飛揚跋扈，橫行航道，草菅人命，偷運軍火、鴉片，走私販私，無所不為，並肆意排擠和打擊中國輪船公司，使其瀕臨破產倒閉；一方麵是中國輪船公司，不僅受外國輪船公司的壓迫，還要受到軍閥的盤剝和欺淩。當時的四川，軍閥混戰，連綿不絕。軍閥們不敢惹外國輪船，則強拉中國輪船為他們運兵運糧，不但不給運費，連燃料費也不給。特別是軍閥屬下的官兵，坐船不但分文不掏，還在船上無端滋事，敲詐勒索，搜身掠奪，打架鬥毆，甚至調戲婦女，使船上乘客視為虎狼。他們要船上供吃供喝，稍不如意，對船工茶房非打即罵，阻撓開航，致使中國輪船公司苦不堪言。盧作孚對這一切，早就看在眼裏，記在心上，也早有整頓川江航運，收回內河主權的心願。劉湘的任命，也給了他一個施展抱負的平台。

　　而在這之前的川江航務管理處，則是個欺軟怕硬、裝點門麵的官僚衙門。對外國輪船，他們曲意討好，聽之任之，不敢過問；而對中國輪船的權益不但不敢維護，反而多方刁難。特別是管理處機關人員，長袍大褂，懶懶散散，整日看報喝茶，被諷之為“川江航務不管處”。

　　盧作孚上任後，首先整頓川江航務管理處的衙門作風，作出如下規定：一、凡工作人員必須準時上班，努力辦事，不準怠惰鬆懈，不準敷衍塞責；二、一律穿短服，不準穿長袍大褂，上下班不準坐轎。從此以後，管理處上班，再沒有人敢穿長袍馬褂坐轎子了，也沒有人敢隨意遲到早退，機關作風為之一新。

　　盧作孚上任後，向川江中的中外輪船發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所有進出重慶港口的中外輪船，必須向川江航務管理處結關，並由管理處派士兵登輪檢查，然後才開始上下旅客，裝卸貨物。任何輪船都必須接受檢查。

　　這道命令在發布之前，他曾找到劉湘，說明為了製止走私軍火、鴉片，必須這樣做，劉湘開始不同意，怕觸怒了外國人惹出大禍來。劉湘的擔心也不是多餘的。5年前，日本輪船“德陽丸”走私假幣到重慶，重慶軍警督察處接到密報，立刻派中國檢查人員上船檢查。“德陽丸”不但蠻橫無理，拒絕檢查，竟將中國檢查人員拋入江中淹死。現在盧作孚要派中國武裝士兵上外國輪船檢查，弄不好會惹出國際事端。但盧作孚堅持這樣做，並保證萬一惹出亂子，一切責任由他負責，不要劉湘負責，劉湘才默認了。

　　最初，那些外國輪船公司傲慢無理，對管理處的命令不理不睬。這倒不難理解，自從它們入侵中國長江以來，都是隻向英國控製下的海關巡江司結關，從來沒有中國武裝士兵敢上它們的船檢查。

　　但是盧作孚既然下了命令，就要堅決執行，絕不手軟，最後除了日商日清公司一隻船外，都無可奈何地執行了這一命令。

　　1929年8月5日，日本日清公司的“雲陽丸”從宜昌開來，駛進了重慶港。川江航務管理處的一隊士兵準備登船檢查，誰知卻遭到日本人的蠻橫阻攔。“雲陽丸”上的日本人不準中國士兵登船，駐在船上的日本士兵甚至舉槍向中國士兵瞄準。船長站在甲板上大聲吼道：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輪船！從上海到南京，從南京到武漢，連蔣介石的大官都對我們畢恭畢敬。你一個小小的重慶港，竟敢派兵上船來檢查，有辱我大日本帝國的體麵！”

　　盧作孚知道了，隻是笑了一下說：“那好吧！既然它不讓我們中國人上船，我們中國人就不上他的船吧！”

　　“雲陽丸”像死屍一樣在江麵停留了好幾天，無人理睬。這下日本船長慌了手腳。因為過去船一進港，中國的裝卸工人馬上登船裝卸貨物，增補給養。而現在，日本人即使給雙倍工資，中國工人也拒絕上船。日本駐重慶的領事急忙找到地方當局施壓，但地方當局態度很明確：“此事我們管不著，請去找川江航務管理處，這是他們的職責範圍。”

　　日本領事沒法，隻好硬著頭皮來找盧作孚。盧作孚說：“中國士兵上船檢查，中外輪船都得執行，沒有例外！”兩人唇槍舌劍，談了4個小時，盧作孚毫不讓步，日本領事悻悻而回。

　　日本輪船上的人惱羞成怒，船上的日本士兵故意向碼頭上的中國衛兵擲果皮、潑汙水，故意挑起事端。但中國衛兵“均忍守不理，矗立如故”。日本士兵這一惡劣行徑反而激起了碼頭上的裝卸工人、搬運工人和渡船、駁船工人的極大憤慨和愛國主義覺悟，他們一致表示，日本輪船如不接受航務處檢查，堅決不與合作，甚至還聯絡重慶的炭商米商不向日本輪船供貨！整個重慶港和各大碼頭的幫幫派派，此時全都同仇敵愾，一致對外，不與日輪合作。

　　4天過去了，“雲陽丸”孤零零停在江中，既無人為他們卸貨，船上食品也難以為繼。最後，“雲陽丸”上的人終於沉不住氣了，隻好派出代表到川江航務管理處賠禮道歉，主動同意向航管處結關，同意航管處派中國武裝士兵上船檢查。

　　中國武裝士兵終於登上了這艘日本輪船執行任務，當時看熱鬧的群眾擠滿了岸邊，無不拍手稱快。這一壯舉捍衛了川江內河航運主權，大長了中國人和中國輪船的誌氣，盧作孚的大智大勇在這次鬥爭中充分表現出來。

　　為了保護沿江中國船民利益和生命財產安全，盧作孚還通過航管處下令，所有中外輪船在航行中遇到木船必須減速，如果浪翻木船，必須賠償一切人財損失。從此以後，那些在長江上隨意橫衝直撞的外國輪船不得不有所收斂。

　　7.奇跡之一——打撈“萬流”輪

　　1933年初（一說1932年5月），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千噸級輪船“萬流”號在從重慶駛到長壽縣境內川江著名的險灘——柴盤子時，意外觸礁沉沒了。

　　太古公司聞訊大吃一驚，這“萬流”號以造價昂貴、設備先進著稱。船全長206英尺，燃煤蒸汽機動力主機2776匹馬力，載重1197噸，總造價60萬兩白銀，是太古公司的輪船主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萬流”輪還是萬縣“九五”慘案的罪魁禍首之一。1926年，北伐的廣東國民革命軍在長江流域、江浙戰場取得了重大勝利，帝國主義各國特別是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受到沉重打擊，為了鞏固他們在長江流域的勢力，更加緊了幹涉中國革命的步伐。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其商輪在中國內河胡作非為，橫衝直撞，尋釁肇事。僅1926年6月至8月短短3個月間，就在長江流域萬縣段製造血案4次，先後撞沉中國民船4艘，淹死40餘人。

　　8月29日，這“萬流”輪又在長江雲陽段浪沉中國木船3艘，駐萬縣的楊森部連長1人、排長1人、士兵56人被淹死，損失槍支56支、川江激流子彈5500發、餉款85000元。這一係列血案激起了四川人民和愛國官兵的極大憤慨。但蠻橫的英帝國主義不但無視中方提出的“懲禍首、賠損失”的正當要求，反而派軍艦炮轟萬縣兩岸居民，造成居民死亡604人，傷殘398人，被毀民房千餘間，製造了一樁駭人聽聞的慘案。“萬流”輪是一條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罪惡之船。

　　“萬流”號沉沒江底，太古公司和保險公司都慌了，急忙委托打撈公司的權威——上海打撈公司前來打撈。打撈公司的專家趕到出事地點勘察後，發現“萬流”號沉沒地，正在灘險流急的河道上，以他們專有的技術力量和打撈設備，也是無能為力的。

　　太古公司萬般無奈，隻好忍痛割愛，以5000元的標價將這艘仍沉江底的輪船拍賣。這5000元的拍賣價與其造價60萬兩白銀相比，天壤之別，實在太誘人了，但連上海權威打撈公司都奈何它不得，其他輪船公司也隻有望江興歎了。所以，即使這麽低的拍賣價公布，也沒有人敢買它。

　　盧作孚得知後，卻非常興奮，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立即派民生公司駕引人員和民生機器廠的工程師到出事現場勘察，經過反複論證，認為他們有能力將“萬流”號打撈起來。盧作孚當機“民權”輪。原為英商太古公司“萬流”輪，後沉沒長江，被民生公司打撈上來後，經改裝，改名“民權”輪。

　　立斷，馬上與太古公司正式簽署協議，以5000元將仍沉江底的“萬流”號買了下來。一些中外輪船公司的人得悉盧作孚決意打撈“萬流”輪，心裏暗暗好笑：“你民生公司膽子不小，連權威的打撈公司都無法辦的事，你民生公司還想幹，這不是白白把5000塊銀元往江裏扔嗎？”但盧作孚卻很有膽識，堅持打撈。

　　但真正要將“萬流”輪打撈上來卻談何容易。民生公司既無打撈沉船的技術人員，也無打撈專用設備，且打撈時間緊迫，隻有兩個月的時間，如果到了3月份，江水上漲，打撈隻能宣告失敗。

　　盧作孚帶領技術人員親臨打撈現場，並帶來一批打撈施救器材。一時間，這個荒涼無人的險灘柴盤子，竟帳篷林立，燈火通明，一場打撈“萬流”輪的攻堅戰就此打響。

　　原來“萬流”輪觸礁後沉沒在江底泥沙中，船底已被劃破，要打撈，就要減輕輪船的重量。因此，首先是清除積壓在船艙麵上的泥沙，然後拆除船體上部的結構及鍋爐房裏的煤炭。這些工作大部分是在水下進行，操作起來非常困難。但打撈人員夜以繼日地苦戰，將輪船上部的煙囪、房間拆除，將鍋爐房內近200噸煤炭也全部清除了，船身減輕了重量，“萬流”輪終於被打撈上來。

　　民生公司在長江險惡航道上將大型輪船打撈上來的消息不脛而走，震動了航運界。打撈起來的“萬流”輪經過整修，加長了14英尺，載重增加100多噸，馬力達3500匹，船速也提高了，民生公司組織了大規模慶祝集會，邀請各界人士上船參觀，並散發紀念冊，大張旗鼓進行宣傳，沿途泊船處人山人海，受到了熱情歡迎。盧作孚特將“萬流”輪改為“民權”輪，象征著爭回民族航權。

　　“萬流”輪成功打撈，使太古輪船公司大為丟臉，為此撤查了有關人員。據說日本人還專門派人到民生機器廠刺探情況，了解民生公司怎麽會有如此大的本事。

　　8.奇跡之二——突破外國輪船的圍攻

　　1932年，民生公司開始向長江下遊發展。這一年的6月，民生公司開通了由重慶到上海的航線。這一舉動，引起了壟斷長江上遊航運的各外國輪船公司的驚慌。

　　7年前，當民生公司剛剛誕生之時，那些實力雄厚、設備先進的外國輪船根本沒有把這個僅有一艘70噸小客輪，在一座破廟辦公的民生公司看在眼裏。然而僅僅過了7年，民生公司通過“化零為整”，通過科學管理、擴大經營，竟迅速發展成長江上遊一個強大的對手。現在，居然要從長江上遊向長江下遊發展，這不啻是對他們壟斷地位的挑戰。

　　為此，以日本的日清輪船公司和英國的太古輪船公司、怡和輪船公司為首的帝國主義輪船公司開始了扼殺民生公司的聯合行動。

　　一是在貨運方麵，故意大幅度壓低運價。

　　外國輪船公司，依仗其雄厚資本，不惜大幅度壓低運價，來和民生公司競爭。如一件棉紗，平時從上海運到重慶，運價是25元，現在竟被壓低到2元，是原運價的1/12；100斤藥材，平時由上海運到重慶，運價是6元，現在壓低到1.2元；而一擔海帶由上海運到重慶，運價隻有0.25元。這樣低的運價，連輪船從上海到重慶的燃料費和裝卸費都不夠。

　　二是在客運方麵，故意大幅度降低票價。

　　外國輪船公司為了與民生公司爭拉乘客，不惜大幅度降低票價。更為離奇的是，日本日清公司為了爭奪乘客，宣布從宜昌到重慶一段航線，不但讓乘客免票白坐船，還贈送洋傘一把，一心隻想把剛剛興起的民生公司壓垮。

　　麵對如此殘酷的競爭，民生公司麵臨的形勢確實非常嚴重。然而盧作孚卻沉著冷靜，采取了各種對策，堅決抵製外國輪船公司的挑戰。

　　首先，盧作孚在公司內部挖潛，大力降低成本。在最困難的時候，公司職工主動向盧作孚表示寧願少領工資，不要年終雙薪，但工作要幹得更出色。不少職工甚至表示，隻要公司有用得著自己的地方，隻要打聲招呼，即使是火坑也敢跳。當時外國輪船上高級職員三四個人的工資，就相當於民生公司一艘船上幾十個人的全部工資。公司職工自願節衣縮食，以提高公司競爭力。公司在加強管理，節約燃料和裝卸費用等方麵也作了很大努力。全公司員工響應盧作孚的號召，寧願勒緊褲帶，減少收入，也要和公司一道，共渡1936年盧作孚在民生公司主幹會議上講話難關。

　　其次，在貨運急劇減少的情況下，盧作孚提出以客運代替貨運的方法，而且大力改善客運設施，提高客運服務質量。全公司職工對乘客更加熱情周到，甚至在乘客多的時候，船員主動把自己的床位讓給乘客住。這樣，客運收入大幅度增加，彌補了貨運的虧損。第三，是廣大群眾的愛國行動，支持了民生公司。當時，不少愛國群眾，早就對外國輪船在長江上耀武揚威、橫行霸道十分反感了，他們寄希望於中國的輪船能夠成為長江航運的主宰。因此，他們積極響應“中國人不搭乘外國船”、“中國貨不交外國輪”、“中國船不裝外國貨”的號召，寧願不坐不要船票的外國船，也不稀罕漂亮的東洋傘，卻堅決要坐民生公司的船。而一些愛國的工商業界人士，如著名的“豬鬃大王”古耕虞等人也主動將他們的貨物交給民生公司的輪船運。可以說，民生公司是在廣大愛國群眾的支持下贏得了這場競爭的勝利。

　　有意思的是，在這場競爭中，外國輪船公司企圖要擠垮民生公司的目的不但沒有達到，有的外國輪船公司反而在這場競爭中被擠垮倒閉了。如美國籍的捷江輪船公司在1935年倒閉了，民生公司還買了這個公司的5艘輪船，壯大了自己。此時，長江上遊的中外輪船，幾乎有一半屬於民生公司，除了英國的太古、怡和及日本的日清公司外，長江上遊已經沒有其他外國輪船公司了。

　　當年盧作孚所看到的長江上遊懸掛各國國旗的外國輪船到處穿梭的景象已不複存在。盧作孚維護內河航行權的理想終於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