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畫傳

四、喚起民眾——社會改革的第一個試驗

　　1.虔誠的“教育救國”論者

　　1921年，盧作孚應川軍第2軍第9師師長兼永寧道尹楊森的邀請，到瀘州任永寧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長。

　　楊森是四川有名的軍閥，在四川陸軍速成學堂讀書時曾加入同盟會，畢業後在滇軍中由排、連、營長一直升到團長。1920年他脫離滇軍，投奔川軍劉湘，升至師長，並出任永寧道尹，當上了一方長官。他雄心勃勃，提出了建設“新川南”的口號，決意推行新政，大幹一番。

　　大約是盧作孚在江安中學任教時，曾31歲的盧作孚（1924年）給正駐軍江安縣的楊森寫過一封萬言書，萬言書中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一切政治改革，應自教育入手，而以教育統治人心，為根本準則”，並提出了設一專門機構來延攬人才。認為“事得人而舉，無人才即不能發生力量”。這封萬言書給了楊森很深的印象。

　　以後，楊森對盧作孚在成都新聞界所表現出來的敢於倡導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敢於同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進行鬥爭的精神早有所聞，於是熱情邀請盧作孚來瀘州任永寧道尹公署的教育科長，以推動建設“新川南”運動的開展。楊森後來回憶他倆初次見麵的情景：楊森問盧作孚：“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盧作孚實事求是地答道：“我沒有進過大學。”楊森有些不信，問他：“那你怎麽教得了中學的數學？”盧回答道：“我曾經在成都一個實習學校讀過幾天。”楊森有些意外，又問：“你現在的程度如何？”盧作孚老老實實回答：“教中學還是勉強可以對付。”楊森問他願不願意到川南永寧道尹公署教育科當一名科長，盧作孚很痛快就答應了。

　　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盧作孚，從“五四”運動中看到了民眾的力量，看到了國家的希望，也使他“教育救國”思想更加強烈。從1916年起，他連續寫了《各省教育廳之設立》、《〈教育月刊〉發刊詞》、《教育經費與教育進行》、《教育方法與暗示》等文章。他疾呼“教育為救國不二法門”，“教育為國家根本大計”，“國中萬事，希望若絕，尋求希望，必於教育事業”，“教育為世界文化之根源，提高民族之熱力”。因此，他正想在教育上幹一番事業。可以說，楊森的任命正好給了盧作孚施展“教育救國”抱負的一個平台。因此，他很痛楊森（1884～1977年），川軍將領。

　　對盧作孚極為信任，多次委以重任。

　　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命。十多年後，他還提起這個任命對他的影響：

　　自己在1920年以前，還是一個隻說不做的人；如做教師，隻能在講堂上說，而且是照著教科書向著學生說；當新聞記者，還是說，而且隻能在報紙上去說。第一次給我做的機會，還是楊軍長（楊森），是在瀘縣任教育科長那時候，才用力在教育上學做試驗。

　　2.“新川南”教育改革試驗

　　盧作孚到了瀘州以後，立即以極大熱情和改革精神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新川南、新教育、新風尚”的文化活動和教育改革試驗。

　　首先，他創辦通俗教育會，從開展民眾教育入手。他建立了圖書館、閱覽室，開展讀書活動；他舉行各種時事講座和辯論會，傳播新思想、新知識；他倡導移風易俗，鼓勵婦女放小腳、剪辮子，宣傳川南師範學堂舊址衛生知識，普種牛痘；他還舉行了瀘州從未有過的民眾運動會。最有意思的是，盧作孚趁體育競技比賽吸引全城市民的機會，在運動場內外進行了反對封建意識，提倡社會新風尚的宣傳活動。當時，運動場內在進行激烈的比賽，運動場外設置了“剪發棚”、“防疫站”等，現場給勇敢的女性剪發，給人接種牛痘。特別是運動會開幕那天，當楊森夫人第一個剪成時新短發，笑盈盈地登台亮相時，全場觀眾大聲喝彩鼓掌，轟動一時。而盧作孚的夫人則和其他女教師、女學生一起，擔任義務宣傳員，向觀眾宣傳男女應同校讀書，可以同場體育鍛煉，破除封建陋習。就這樣，盧作孚巧妙地把運動會辦成了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現場會。

　　其次，盧作孚大刀闊斧，進行教育改革試驗。首先在教學內容上，改革舊教材，編寫新教材，開門辦學，讓學生接觸社會。1940年，盧作孚47歲時，還回憶起他20多歲時的這場教育改革：

　　民國10年，本人任川南永寧道教育科長時，對於教育上有兩種理想，第一為改革學校教育，第二為建設社會教育。學校教育打算從改革川南師範著手，為使他人了解或博得他人同情起見，乃召集川南師範各教員，提出自己的教育理想，第一打破教科書，即不用教本，最低限度亦隻能選擇教本當中一部分適當的教材，作為一部分的教材，其餘自學生環境中選出來。第二打開校門，使學生日常能與自然和社會接觸。不但要讓學生到自然界或社會裏去，並且要讓社會的或自然的教材到學校裏來。

　　新的教學方式和新教材的推廣，使瀘州的學校名聲大震，不少外地學生也慕名前來就讀，一時間瀘州有的學校竟人滿為患，不得不另設分校，以滿足需要。

　　為了教育改革能夠落到實處，自然要引進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育界人士來襄助。盧作孚在楊森支持下，專程到重慶找到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時任富川銀行經理和川東道尹公署秘書長的陳愚生，在陳愚生的舉薦下，陸續請到了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時任川東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長的王德熙出任川南師範學堂校長。經王德熙的推薦，又請了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在安徽宣城師範任教的惲代英出任川南師範學堂的教務主任，還聘請了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穆濟波、周曉和以及胡蘭畦、秦德君、朱昌文等到川南師範學堂及附屬小學來任教，徹底替換了學堂裏那些維護舊教育、舊思想的保守人物。他還破天荒地派出永寧道屬所有學校的校長去上海和長江下遊的城市學習考察，讓他們耳聞目睹外地教育改革的經驗和成果。

　　1944年，在一家美國雜誌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對盧作孚1921年在永寧道進行的教育改革作了詳細的述評：

　　這位新官員（指盧作孚——筆者）立即采取一些“打破常規”的措施，如在學習自然時注重實驗工作，學習社會時注重實地調查；在教學中利用本地教材來代替生搬硬套上海某些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為當地機關的領導人員組織講座和討論會；收集教育統計數字舉辦展覽；定期舉行體育運動會和公開辯論會；還派出這個道的所有二十五所學校的校長去上海和長江下遊其他城市學習參觀。這些“革命”的措施對於年青的、進步的教育工作者來說，是很大的啟發和鼓舞。永寧道作為現代教育的典範而聞名全省。

　　在盧作孚的努力下，過去閉塞守舊、落後冷清的川南小城——瀘州被攪得熱火朝天，社會風氣發生了很大變化，民眾教育和教育改革試驗取得很大成績。惲代英在給友人信中也感慨比他在安徽宣城師範學校任教務主任時所見教師的風貌大不相同，感到“確有希望”。他還特別提到“科長盧思（盧作孚的別名），人更可注意，真可謂濟濟多賢。”一時間，“新川南、新教育、新風尚”變成了瀘州甚至整個川南最時尚的口號，也傳遍了整個四川。

　　然而可惜的是，正當“新川南”教育改革如火如荼之時，楊森在一場新的軍閥混戰中遭到失敗，逃到湖北宜昌投靠北洋軍閥吳佩孚去了。新上任的川軍第1軍賴心輝於1922年夏占領了瀘州，其旅長張挺生當上了永寧道尹。張挺生是個極為守舊的人物，他上台後，就以“陸軍中將銜陸軍少將三等嘉禾章三等文虎章四川川北邊防軍前敵指揮官兼攝永寧道尹張挺生”這一拉大旗為虎皮的方式發布了一個公告。公告開篇就針對盧作孚“新川南”改革實驗說：“河山錦繡，已成遍地荊榛；齊魯詩書，突變下流社會。”並發出了各種禁令：“嚴禁男女合校”、“嚴禁女子剪發”、“嚴禁學生教員下流演戲”……並免去了盧作孚教育科長職務。瀘州的地方守舊勢力又卷土重來。楊森全力支持的“新川南”試驗終於夭折，盧作孚的心血也付諸東流。

　　瀘州白塔，又稱報恩塔，盧作孚創辦的通俗教育會就設在白塔寺內。

　　3.社會改革的第一個試驗——創辦成都通俗教育館

　　1923年春，逃到湖北宜昌的楊森，在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支持下又返回四川。1924年率軍進占成都，被北洋軍閥政府委任為四川軍務督理兼攝民政。楊森躊躇滿誌，準備在四川大幹一番事業，於是，他又想到了盧作孚，發電邀請他速來成都。

　　盧作孚到了成都，楊森要他出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負責全省的教育工作。比起2年前在永寧道尹公署當個教育科長，這省教育廳廳長可以說是連升幾級，但盧作孚卻婉言謝絕了。一方麵盧作孚是一個隻想幹一番事業，對官位利祿毫無興趣的人；一方麵也是因為當時四川政局動蕩不安，軍閥混戰的狀況越演越烈，在這種不安定的情況下要想發展全省教育工作，推行教育改革，完全是徒勞的。

　　然而，他並不想放棄這樣一個機會，他仍想著進行社會改革試驗，實現他“教育救國”的抱負。於是，他向楊森提出要在成都創辦一個通俗教育館的建議，以推進民眾教育和民眾文化。楊森見他不肯就任四川教育廳廳長，卻願意當個通俗教育館館長，打心眼裏佩服他，就同意盧作孚的建議，並答應在房屋和經費上給予幫助。

　　通俗教育館的館址設在成都少城公園（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園）內。這個公園在清末是八旗官兵及家屬駐紮之處，後來辟為公園。盧作孚上任時，這裏已破敗不堪，又髒又亂，成了走江湖、賣打藥、唱猴戲的“扯謊壩”。盧作孚發動通俗教育館的人員，重新作了規劃，建了楠木林，林旁又建了六方圓形石台，台上有假山，台下有輻射路線，線與線之間有綠色草坪，又建了不少亭台、竹林、溪流、花壇、草坪，很快就使公園恢複了昔日的美麗，並在此建了通俗教育館。

　　通俗教育館包括6個部分：一個博物館，其中分為自然、曆史、農業、工業、教育、衛生、武器、金石等8個陳列館；一個圖書館，其中分為成人、兒童2個圖書館；一個公共運動場，其中有足球、籃球、排球、網球、田賽、徑賽等場所和設備；一個演奏廳，其中有中、西音樂及京劇、川劇演唱組織；一個動物園；一個遊藝場。

　　此時，他又認識了創辦華西大學的美國傳教士畢啟博士。這位不苟言笑的美國人對盧作孚的高遠誌向和工作熱情極為欽佩。因此，在建設通俗教育館中給予了大力幫助。如他們合作督造一座小橋，竟以2夜1天的功夫造成。還與華西大學合作建立動物和植物陳列館等。

　　通俗教育館一邊建設，一邊就開始了活動。這些活動，豐富多彩，熱火朝天，每天吸引了數以萬計的人來活動。盧作孚10年後還對這些活動記得清清楚楚。

　　博物館裏常常開古物展覽會、中國畫展覽會、革命史展覽會……運動場常常開運動會、球類比賽、腳踏車比賽、團體操表演；音樂演奏室常常開中西樂演奏會；遊藝場常常演新劇、川劇、京劇、幻術；常常為衛生運動、教育運動而公開地放電影，花園裏每年必開菊花會。這樣一來不僅將成都遊覽的人集中了，尤其將成都各方麵的人才集中了……這是一個集團生活的試驗，亦是一個集團生活的運動。

　　盧作孚的社會改革試驗可以說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把通俗教育館辦成了一個活躍的、生氣勃勃的政治、科學、文化、藝術和遊覽中心，豐富了民眾的生活，幫助人們增長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而且改變了人們的思想”，開闊了人們的眼界，陶冶了人們的情操。

　　然而正當通俗教育館辦得紅紅火火之時，1925年1月，楊森在發動統一四川之戰中，被劉湘、袁祖銘聯軍擊敗，再次下台，隻身逃到武漢。

　　新任成都市政督辦王纘緒，他原是楊森的師長，後倒向劉湘。此人和全力支持通俗教育館的楊森大不一樣，對民眾教育不僅不支持，而且多方刁難和幹預。在此情況下，盧作孚的這一社會改革試驗，又遭到了與“新川南”教育試驗同樣的下場，盧作孚不得不離開了成都。兩次挫折使盧作孚認識到“紛亂的政治不可憑依”，“每每隨軍事上的成敗，而使事業共浮沉”，沒有雄厚的經濟支撐，隻靠軍閥的支持來進行社會改革太不可靠了。從此時起，他的思想，開始從“教育救國”向“實業救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