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畫傳

三、接受革命洗禮

　　1.刻苦自學，尋求真理

　　盧作孚雖然失去了繼續升學的機會，但他從來沒有氣餒。1905年，年僅15歲的盧作孚決心走出合川，到另一個更廣闊的天地學習求知。那個時候，從合川到成都經商的人很多，盧作孚決定跟著這些商人一起步行到成都。一路上風餐露宿，鞋磨破了，腳上打起了血泡，好不容易到了成都，住進了免費的合川會館。

　　盧作孚自幼就對數學感興趣，所以他先進了一所補習學校學習數學，但很快他就失望了，因為學的內容太淺顯了，完全無法滿足他旺盛的求知欲和對數學的濃厚興趣。兩個月後，他毅然離開那家補習學校，決心開始自學。僅僅幾個月，他就把當時所能見到的中文數學書都學完了。怎麽辦？當時，圖書館倒有一些英文的數學書，但他隻讀過小學，從未學過英語。為了能讀懂這些書，他又開始從字母起學起英語來。

　　皇天不負苦心人，通過一段時間的自學，他逐漸能讀懂英文原版的數學書了。在研讀中外數學書的基礎上，他居然編寫了《代數》、《三角》、《應用1914年9月，盧作孚所著《應用數題新解》出版，這是盧作孚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數題新解》、《解析幾何》等教材，並以“盧思”之名在成都提學使署立案。其中《應用數題新解》於1914年還由重慶中西書局出版，這是盧作孚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該書最後附有“盧思現將出版之著述”目錄，計有：《最新中等幾何學講義》上卷（平麵部）、中卷（平麵部）、下卷（立體部），《最新中等平三角講義》（全一冊），《最新中等代數教科書》（全一冊）等。可惜這些著作沒能出版，而此時的盧作孚才21歲。

　　對於一個隻有小學畢業學曆的人來說，居然能編寫出中學教材，這簡直就是一個奇跡。盧作孚刻苦自學，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能考取官費出國留學，更好地為社會、為國家服務。在成都，他還先後考上了四川優級師範、陸軍測繪學堂、軍醫學校、藏文學校，但都因為這些學校所學東西有限，達不到自己的理想而未上。1940年，他在《一段錯誤的經曆》中，提到他當年報考陸軍測繪學校的往事：

　　在宣統元年（1909年），當時本人未滿十七歲，曾去成都投考四川陸軍測繪學堂插班生，與考者共七百餘人，以年齡論，本人年紀最幼；以學識論，許多投考者皆為四川高等學堂或優級師範學堂或鐵道學堂學生，私自忖度，定是名落孫山。但結果，錄取四十名，而本人已名列其中，許多留學成都的老前輩倒沒有名字。

　　對於一個小學學曆的盧作孚來說，從700多考生中脫穎而出，已是相當不簡單了，但他仍未到校就讀。1912年初，盧作孚曾在成都報考清華大學，當時清華大學招生分兩個等級，甲等入學後隻需再學半年強化英語即可去美國，乙等則需先在北京念完4年大學本科後才能去美國讀研究生。盧作孚因經濟條件關係隻能報考甲等，考試成績下來，他的國文、數學、中外史地獲高分，隻有英語未能及格而落選。

　　第二年他準備再次報考清華大學，但這年考場隻設在北京，盧作孚在家人和親戚的幫助下，總算湊足了路費，連夜趕往重慶，準備從重慶坐船去武漢，再轉火車去北京。可是當盧作孚好不容易趕到重慶輪船碼頭時，才知去漢口的輪船當天早上已經開走。那時候，重慶到漢口的客輪一個月才幾班，誤了這一班，就趕不上考期了，盧作孚眼睜睜錯過了這次考清華的良機。但這一“錯過”，未嚐不是好事。誠如有學者所說：“對於國家來說，可能因此而少了一位科學家，但是卻多了一位實業家和教育家、思想家。”而且這次“錯過”的經曆，使盧作孚“切身體會到，交通不便是人民生活和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13年後，當他創辦民生公司時，或許受到過這一次痛失良機的啟發”。

　　盧作孚一生都在自學，使他勇於去探索真理和追求知識，使他從人生的一個高峰邁向另一個高峰。有人說，盧作孚在後來的社會改革試驗中善於思考，善於分析，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與他一生刻苦自學和喜歡數學、通曉數學，具有數學頭腦不無關係，這是很有道理的。盧作孚就說過：“本人對於數學，極感興趣，以為數學，不僅是數目字的學問，量的學問，同時可以訓練我們的思想，使紊亂的思想，變為有條理、有次序、有係統的思想。”

　　當然，盧作孚在自學中，不僅研讀他喜歡的數學著作，他對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科學都十分感興趣。而且也係統讀了他所能找到的當時中外各種名著，如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等等，這些西方啟蒙科學思想及其實證主義方法論對他的思想也產生過影響。在盧作孚早期著作中，就能發現他曾多次引用過他們的思想。如1916年9月17日盧作孚在《各省教育廳之設立》一文中就引用了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天演論》中的主張：“赫胥黎氏論天演曰：‘治人之人，固賦於治於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利，偷懦之眾，不興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降，必於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又曰：“智仁勇之民興，而有以為群力群策之資，而後其國乃一富而不可貧，一強而不可弱也。”

　　2.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

　　對於一般人來說，17歲還隻是個未成年，不太懂事的少年。而盧作孚卻在這一年（1910年）加入了孫中山創建的，以推翻清王朝和建立共和為己任的中國同盟會，成為當時同盟會最年輕的會員。盧作孚加入同盟會，並非一時心血來潮，也不是懵懵懂懂被人鼓動而加入的。完全是彼此思想相通、主張認同的結果。盧作孚在自學時，博覽群書，但最讓他心動的是孫中山的著作。孫中山的民有、民治、民享理想使他心儀已久，而孫中山關於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學說和主張，更使他十分信服。因此，他常把自己學習的心得體會寫成文章，刊登在報刊上。這些文章引起了在成都的同盟會會員的注意，他們按圖索驥，從寫稿人留下的通訊地址找到了盧作孚。雖然他們驚奇盧作孚的年輕，但也驚奇盧作孚的孫中山（1866～1925年），我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盧作孚對孫中山非常尊敬，對其思想主張也十分讚同。思想深度和相互的認同。因此，在他們的引薦下，盧作孚加入了同盟會。

　　從此，盧作孚成為孫中山的忠實信徒。盧作孚特別推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和建國思想。他把孫中山的思想和主張，作為自己終生奮鬥的目標。有人說：“盧作孚的道路，是孫中山的道路，是孫中山之後一條篳路藍縷而日久彌寬的道路。他是孫中山之後，中國現代化思維和實踐的不朽先驅。”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們在盧作孚的著作裏看到，他曾多次引用孫中山的思想來表明自己的主張。如1930年1月他在《四川人的大夢其醒》一文中就說：“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是為全中國人建設一種公共理想，以促成全中國人的團結；一省一縣一市一鄉都應一樣，各建設其一省一縣一市一鄉的公共理想，以促成其一省一縣一市一鄉的團結，確是必需的方法。”

　　盧作孚把自己創辦的航運公司命名為“民生公司”，把公司建造的第一艘輪船命名為“民生”號，把以後陸續增多的輪船命名為“民族”、“民權”、“民主”、“民貴”、“民憲”、“民意”、“民法”、“民信”、“民約”、“民和”、“民泰”、“民眾”等等，從這些名號中都或多或少可以體察到盧作孚對孫中山思想的推崇。

　　就在盧作孚加入同盟會不久，他就參加了震驚海內外的保路運動。1911年5月，清王朝宣布實行“鐵路國有”，將湘、鄂、川、粵四省人民經過長期鬥爭從列強手中奪回的商辦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但不久卻又將鐵路的修築權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此舉激起了四省人民的強烈反對，並迅速發展為全國性的保路運動，而以四川最為激烈。

　　6月，成都川漢鐵路股東集會，成立四川保路同誌會，並通電全國，痛斥清王朝的賣國行徑。各縣也相繼成立保路同誌會，入會者迅速發展，達到數十萬人。盧作孚勇敢地參加了這場大規模的反帝愛國活動。四川總督趙爾豐對保路運動進行了殘酷鎮壓，還下令槍殺請願群眾數百人。盧作孚在這場鬥爭中不畏艱險，接受了第一次革命洗禮，成了保路運動中的一名積極分子。

　　在全國保路風潮不斷高漲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全國各地革命群眾也紛紛響應。盧作孚與成都的廣大群眾一起，四處活動，奔走呼號，參加了這場推翻清王朝統治的民主革命。

　　耐人尋味的是，辛亥革命勝利後，四川成立了都督府。都督府論功行賞，委任盧作孚到四川奉節任年薪4萬兩白銀的夔關監督。

　　在眾人眼裏，這可是個“肥缺”。因為奉節位於長江三峽之一的瞿塘峽口，又名夔府，是長江上遊的咽喉，四川的門戶，過往船舶經此地，必須向夔關繳納稅金。這是多大一筆收入，“油水”肯定少不了。但年僅18歲的盧作孚卻不為利祿所動，謝絕了這一委任，仍然留在成都自學和從事愛國革命活動。有學者認為盧作孚一生跨越了“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三大階段。盧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作孚加入同盟會，投身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可以算作他跨越了人生的第一階段。

　　3.艱難的求索——上海之行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腐敗的清王朝，但革命卻遠未成功。不少野心家、陰謀家和一些因勢趨利的舊官僚政客打著革命的旗號鑽進革命營壘，卻幹著敵視革命，甚至破壞革命的勾當。一旦他們大權在握，便露出了反革命的真麵目，又向革命者揮舞起屠刀。辛亥革命才過了沒兩年，就有無數革命黨人慘遭殺害，中國大地，再次陷入四分五裂和白色恐怖之中。誠如孫中山的痛心之言：“夫去一滿洲之專製，轉生出來無數強盜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中國如此，四川更甚。1913年，四川軍閥胡文瀾當上了四川都督，坐穩了江山之後，反革命原形畢露，在四川特別是在成都開始大肆搜捕和殺害革命黨人。盧作孚的親朋好友都為他擔心，勸他趕快離開成都。風聲越來越緊，盧作孚不得不離開成都，徒步返回家鄉合川。

　　誰知剛走到大足縣境，半夜三更，突然一群全副武裝的士兵闖進了盧作孚所住的小客棧，不由分說，將盧作孚抓起來，押到大足縣城牢房裏關起來。盧作孚心裏明白，在此生死關頭，隻有沉著冷靜，方能逃脫此劫。第二天過堂時，麵對審訊者，盧作孚不慌不忙，從容應對，沒有露出一點破綻。審訊者看他像個窮學生，隻好將他放了。

　　然而盧作孚的心裏卻十分沉重，他和當時許多革命者一樣，十分困惑不解：為什麽辛亥革命轟轟烈烈，推翻了清王朝，得來的卻是外侮日逼、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國無寧日？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裏？國家的希望究竟在哪裏？在嚴酷的現實麵前，不少革命者困惑、彷徨；有的人牢騷滿腹，借酒澆愁；有的人看破紅塵，削發為僧；有的人意誌消沉，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而盧作孚卻沒有悲觀失望，他在積極地思索：中國究竟該走什麽道路，才能擺脫苦難，走向富強。由此，他開始了新的人生思考和追求。

　　盧作孚雖然還沒有找到救國之路，但他卻明白，要求得救國真理，必須有新知識、新思想充實自己，必須走出當時交通不便，相對封閉的四川，到外麵去經風雨、見世麵。此時，四川的不少革命者都到上海去尋求救國真理，那裏經濟發達、信息靈通、思想文化活躍，盧作孚決心到上海去。

　　1914年，年僅21歲的盧作孚第一次離開四川，乘輪船沿長江，來到了大上海。當他終於找到了那些當年和他一起在成都鬧革命的朋友時，十分高興。但很快他就失望了。這些人大多並非真正的革命者，而此時他們有的正忙於官場鑽營，想撈個一官半職；有的沉醉於十裏洋場的燈紅酒綠之中，哪裏還想得到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盧作孚憤然與他們斷絕了來往，他利用上海有眾多圖書館和各大書店的便利，開始了如饑似渴的讀書。整整一年的時間，盧作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讀書上。

　　然而此時盧作孚在生活上則十分艱難。那時他沒有工作，除了家裏寄一點錢外，就靠自己發表點小文章得點微薄稿費過日子。這在十裏洋場的大上海，要生存下來實在太難了。他隻好住在最便宜的亭子間，有一頓沒一頓的過著。有一天，樓下住的裁縫發現盧作孚有好幾天沒下樓了，感到奇怪，就上閣樓來瞧一瞧，原來盧作孚已三天沒吃一點東西，餓倒在床上。雖然日子過得艱難，但盧作孚探索求知的決心卻沒有稍減。

　　恰在此時，他結識了著為了尋求救國真理，盧作孚1914年去上海。圖為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盧作孚到上海後常常餓著肚子在這裏刻苦讀書。

　　名職業教育家黃炎培。黃炎培雖然比盧作孚大15歲，且在2年前出任過江蘇省教育司司長，一年前又任教育部“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已是教育界的名人。但他見到盧作孚後，卻十分佩服盧作孚求知上進的精神和關心國家命運的胸懷。因此，兩人一見如故，心靈相通，很快成了好友。在黃炎培的引薦下，盧作孚參觀了上海的一些學校和教育設施，讀了一些有關教育方麵的書。慢慢地，盧作孚的思想逐漸有了一個明晰的觀點，那就是要救國，必須要使民眾覺醒，要廣開教育之路，讓老百姓都能受到教育。

　　“教育救國”思想的逐漸形成，是盧作孚上海之行的最大收獲。

　　4.獄中抗爭

　　1916年春，盧作孚從上海回到合川，在福音堂小學教數學，哪知才過了一個月的安定日子，盧作孚卻因一件陰謀陷害事件鋃鐺入獄，真是禍從天降。

　　事情原委是這樣的：盧作孚的哥哥盧誌林是成都《群報》的合川特約通訊員，不時為該報寫稿。就在此時，合川發生了一樁轟動全縣的人命案。在審此案的過程中，合川縣的縣大老爺田某由於收受了罪犯家屬的賄賂，竟親自出麵包庇殺人凶手。

　　然而紙是包不住火的，此事終於暴露出來，全縣一片嘩然。盧誌林出於記者的良知和責任感，如實將這件事在《群報》上發表了。其實，在這篇文章裏並未對田縣長指名道姓，隻是影射了他貪汙受賄、包庇凶手的醜行。

　　但田縣長心中有鬼，得知此事後，自然對盧作孚兄弟懷恨在心，伺機報複。沒過幾天，盧家兄弟的好朋友胡伯雄到合川來登門拜訪，正當他們3人在家中談得火熱時，沒想到一夥荷槍實彈的士兵闖進屋來，不由分說，將3人捆綁起來，押進縣大牢，罪名竟是盧家兄弟私通“土匪”。

　　原來當時湖北有個土匪頭子姓熊，這田縣長為了陷害盧家兄弟二人，故意把胡伯雄混淆為“湖北”的“熊”某，誣陷盧氏兄弟二人與土匪有勾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盧作孚兄弟無端被打入牢房，哪裏會甘心含冤受屈，枉坐監牢。他們要申訴，要揭露這一挾嫌報複的事實真相。其實，當時在合川，不少人都知道給盧氏兄弟安上這“通匪”罪完全是無中生有，借機報複。連關押他們的獄卒也充滿了同情。當獄卒知道盧氏兄弟要寫申訴書時，趁深更半夜偷偷給他們送來了筆墨紙硯。

　　盧作孚懷著滿腔激憤，寫了一封《告全縣各界人士書》，揭露事實真相，申訴自己的冤情。盧作孚犀利的文筆，暢快淋漓，一時傳遍合川街頭巷尾。合川的紳士名流，見合川居然有如此人才，卻蒙受不白之冤，深陷囹圄，哪能坐視不救。於是聯名作保，盧氏兄弟和胡伯雄才出了牢房。

　　從此，盧作孚的名聲大震，成為合川的名人。

　　5.文筆犀利的記者

　　盧作孚在獄中寫的《告全縣各界人士書》不僅震動了合川，也引起了成都《群報》主持人李劼人的注意，認為盧作孚的人品文品都讓人欽佩，於是誠邀盧作孚到成都任《群報》記者。盧作孚身世坎坷，又有強烈的愛國心、正義感和敏銳的政治頭腦，加上他揮灑自如的文筆，因此當了記者的他，把對社會的觀察，對人民的疾苦，對國家的憂患，都在《群報》中展現出來。他在《群報》上發表的《各省教育廳之設立》中說：“教育為救國不二之法門”，提出“教育經費之宜謀優裕；教育權限之宜謀擴張；教育人才之宜謀獨立”，等等。他的這些文章大受讀者歡迎，自然引起反動當局的憎惡。《群報》以其新文化的視野和激進的觀點，以及對政治腐敗的深刻揭露，成為成都最有影響的報紙，但也預示著它不可避免地被當局查封的結局。果然，不久，《群報》被查封。

　　1919年春，李劼人在成都又創辦了《川報》，他馬上給已在合川中學教書的盧作孚寫信，請他擔任《川報》的主筆、編輯及記者，盧作孚愉快地答應了。

　　盧作孚上任不久，就爆發了由北京學生率先發難，使國人真正覺醒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成都各校學生積極響應，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盧作孚脫下長袍，穿上一身灰麻色學生服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熱情洋溢地參加了示威遊行，又以主筆和記者的身份，以《川報》為輿論陣地，及時報道了學生愛國運動的動態，撰寫了不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政府、支持愛國學生運動的文章和社論。這些文章和社論在廣大市民和學生中引起很大反響。如當時是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學生運動領袖的張秀熟（解放後曾任四川省副省長）曾說，《川報》是當時成都唯一一張替學生說話的報紙。

　　賞識盧作孚的才華，把盧作孚聘到《群報》、《川報》當記者的李劼人。

　　1919年重慶學生舉行聲援“五四”大遊行。

　　1919年秋，李劼人去法國勤工儉學，他鄭重地把《川報》委托給盧作孚，盧作孚擔任了《川報》社長。從此，《川報》更成了宣傳愛國主義和新文化的陣地，成為了宣傳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喉舌，成為四川最有名氣的一份報紙。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盧作孚在《川報》上還特辟了《省議會旁聽錄》專欄。這是報社為市政公開，增加政治透明度，維護公眾知情權的一個重要舉措。為此，盧作孚常常去列席省議會，並將省議會的議題辯論、議決情況整理成文，在《省議會旁聽錄》專欄中刊登出來。當然，盧作孚不隻是單純客觀地記錄，而是加進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對省議會違背民意的議案和舉措，他都撰文抨擊，很受讀者歡迎。

　　盧作孚清醒的政治頭腦，深刻的見解和犀利的文筆，使他在成都輿論界享有很高威望。一些當權人物和省議會也不禁對他另眼相看，甚至想以優厚的薪金聘他出來做官。如四川督軍熊克武要聘他兼任督軍署的委員，省議會也要聘他兼任議會秘書，這些都是掛名領幹薪的官職。但盧作孚不為所動，因為他的理想不是為了個人私利，更不是為了升官發財。

　　6.難得的教師經曆

　　別看盧作孚隻是小學畢業，但他卻多次當過教師，不僅當過小學教師，還當過中學教師和師範學校的教師，而且當得十分出色。1913年，年僅20歲的盧作孚到川南江安縣的縣立江安中學擔任國文和數學教員。1916年，到合川縣福音堂小學教數學。1917年，到合川縣立中學當數學老師兼監學。1923年，到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擔任國文教員兼校副董事長。10年中4次到不同學校任教，對盧作孚來說，是一生中難得的教書經曆。

　　如他在江安中學教數學和國文時，校中一些教師聽說盧作孚隻有小學畢業程度，就對他投來輕蔑的眼光，甚至連學生也對他的教學能力表示懷疑。一天，一個學生拿出4道數學題請盧作孚解析。盧作孚一看題十分難，便知這個學生是有意考他。他不動聲色，對那位學生說：“明天上課時我來解答。”當晚盧作孚反複演算到深夜，4道題竟答出了3道。第2天，他在課堂上把3道題分析解答得頭頭是道，讓學生們口服心服。連這所學校教數學最有名氣，被稱為“數學舉人”的何姓教師，也對盧作孚刮目相看，學生們對他更是佩服了。

　　盧作孚教數學，有獨到的教法。他曾回憶在江安中學教數學的方法：

　　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門口。1923年盧作孚應聘在此校教國文。

　　我曾教過中學的算術，用學生自學的方法，最初教得很慢，整整一學期，才把基本四法教完，而那班學生即可拿他所學的問題，去考那些高班次的同學，而不能解答。至於他們以後學分數，學比例，學百分……太容易了。因為那都是由四法演變下去的，所以學生完全可以自己很快地學起來了。他總結自己的教學方法時說：“唯一的施教方法，就是教學生如何去思想，並且如何把思想活用到數學上去。”

　　但對於盧作孚能否教好國文，特別是教好古文，老師學生更是有疑慮。哪知盧作孚在過去自學時對古文下過一番苦功，曾用半年時間精讀了全套《古文辭類纂》等古文經典，早有厚實的古文基礎。因此上起國文課來，講解精透，深入淺出，大受學生歡迎，使學校裏那些自以為精通古文的老舉人、老秀才也驚歎不已。合川那位著名史學家張森楷得知自己的學生這麽有出息後，十分高興，特邀盧作孚參與他主持的《合川縣誌》的編撰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當時有位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教育家，曾做過清朝四川勸業道台和廣東將弁學堂監督（相當於校長）的周善培老先生，見盧作孚古文根底深厚，竟要他為自己撰寫墓誌銘。他可不是說著玩的，幾次見到盧作孚，都不忘提醒道：“作孚吔！我的墓誌銘哦！”

　　盧作孚當教師，非常注意改進教學方法。他教國文時，“讓學生自己選文讀，自己講”，他隻聽和問。他自稱這是把教師、學生的教與學的關係“顛倒過來了”。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原因的，因為“學生真比先生講得好，因為先生是馬馬虎虎，學生是用過一番功夫”。

　　更出人意料的是，盧作孚教學生寫作文從不出題目，而是讓學生按自己的心意將作文寫好了交給他，他最後才加上適當的題目。盧作孚這樣做，也有他的道理：“大家須知道富有天才的好文章，就是一個人自己想說的話，恰如其分地寫出來。必須自己有想說的話，自己有深刻的體會或感動，然後才能寫得出很深刻、很生動的文章。”為此，他還舉了一個例子：

　　當時二女師另外有一班的國文卷子送我改，因為那一班的國文教師出了一道國文題叫做“歐化文體，何以不適宜於中國文學？”這樣困難而非學生所要求的題目，沒有一個學生做得來，有一個學生卻有幾句很自然的話，我覺得真是文章，並讓學生和教師都傳觀。那幾句話是：“我自忖我的能力，實在不能夠解答這個問題，但先生出著這一個題目了，沒奈何也隻好勉強敷衍，做這篇文章。”

　　盧作孚當了多年教師，他的體會是：“最好的教師，是幫助學生自己學習，幫助學生自己解決實際問題，個個學生都有他的天才，要看教師如何去幫助發展他。”

　　這是1923年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班畢業照。盧作孚曾在該校教書。當時女生剪短發為新時尚。

　　7.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1920年，對於27歲的盧作孚來說，是他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他由陳愚生介紹，加入了當時在全國青年中極具感召力的進步社團——少年中國學會。

　　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於1919年7月1日，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運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其信條是：“奮鬥、實踐、堅忍、儉樸”。這樣寬泛的理想主義宗旨和信條包蘊著反對封建保守、崇尚科學進步、重視探索創新、嚴格自律自重、改造建設中國等內容，這對當時追求進步、富有理想的青年具有很大感召力。因此，入會的會員大多數人都是當時勇於思考探索，富有抱負雄心，才華橫溢，個性鮮明的青年。蔡元培當時就認為雖然這一時期新生的社團眾多，但“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它的言論，他的舉動，都質實得很，沒有一點浮動與誇張的態度”。

　　少年中國學會前後隻存在了7年，據說全部會員也隻有110多名，但它網羅的幾乎都是當時的青年精英。如毛澤東、李大釗、鄧中夏、張聞天、惲代英、蕭楚女、王光祈、盧作孚、曾琦、趙世炎、許德珩、宗白華、張申府、左舜生、周曉和、黃日葵、李劼人、楊賢江、高君宇、李璜、王德熙、沈澤民、劉仁靜、朱自清、楊鍾健、穆濟波、康伯情、舒新城、吳俊生、餘家菊、陳啟天、方東美等等。這些人當中，有的日後成為堅定的革命家或共產黨的領導人，有的成為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佼佼者。難怪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有人在審視了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現狀後感歎說：“現在的中國，已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天下。”可見少年中國學會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力是多麽大了。

　　盧作孚的一生，深受少年中國學會崇尚科學與民主，為改造建設中國而奮鬥的思想影響。他一生都在為中國的現代化，為中國的富強而努力拚搏。

　　1925年10月25日，盧作孚在《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中的“對於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一欄中寫道：

　　1.徹底的改革教育，以“青年的行為”為教育中心；

　　2.以教育方法訓練民眾，為種種組織、種種經營，以改革政治，絕不利用已成之一部分勢力推倒他一部分勢力，但謀所以全融化之或全消滅之；

　　3.以政治手腕逐漸限製資本之贏利及產業之繼承，並提高工作之待遇，減少其時間，增加工作之人，直到凡人皆必工作而後已。

　　實際上盧作孚在填此表時，他創辦的民生公司已成立近半個月，從他確定的公司宗旨“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富強國家”中，也可以看到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正是他努力實踐的理想和目標，而且為此奮鬥了終生。而少年中國學會的信條“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可以說早已深入到盧作孚的骨髓之中，在他一生中都時時刻刻體現出來。

　　盧作孚在青年時代，就加入了“同盟會”、“少年中國學會”，參陳愚生（？～1923年），與王光祈、李大釗等人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是盧作孚的朋友和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介紹人。

　　加了“保路運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有學者認為，“與盧作孚同時代的李大釗、鄧中夏、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胡適等等，後來能夠成為‘各領風騷’的曆史偉人，應該都與年輕時受到時代浪潮的洗禮，進而樹立高遠的誌向有密切關係。”縱觀盧作孚創業、奮進的一生，這種觀點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