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石柱

第30章 曆史沉鉤

　　張飛在石柱傳說

　　張飛洞傳說 在馬武鎮雙龍村的一個山坡上，一個可容六七千人的山洞叫張飛洞，就是因為張飛而得名。

　　相傳，三國時張飛與嚴顏交戰，從湖北打到石柱，時值久旱無雨，烈日炎炎，天氣酷熱，兵士們長途跋涉，口幹舌燥，找不到水喝，艱難行進到爛泥灣。張飛看見此處沒有什麽人家，隻有一處破爛的房屋，四壁透風，茅草覆蓋。張飛便令部隊在此歇息。張飛走進屋裏，看到隻有一個70多歲的老頭，孤身一人，重病在床。見此情景，張飛準備自己燒水喝，但見缸裏存水不多，灶前柴草所剩無幾，便欲離去。誰知老頭卻淚如泉湧，艱難地支撐起身子，拄著棍子到灶前為他們燒水喝。張飛急忙回轉身，將缸裏的水舀進鍋裏。張飛便見老頭孤身一人，重病纏身，屋頂如篩，柴草將盡，一怒之下，便將丈二長矛擲向對麵懸崖，隻聽“轟隆”一聲巨響，岩石飛滾，霎時間，懸崖峭壁間出現了一個大洞，張飛令士兵將老人遷居進洞，備足柴水，方才離去。老頭感激萬分，便向士兵們打聽，得知這個奇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張飛，便將爛泥灣改為張飛洞，沿用至今。

　　飛水岩傳說 在馬武鎮石流附近，有一個叫飛水岩的地方，傳說也是因為張飛而得名。

　　張飛在石柱與嚴顏作戰期間，一天，張飛率兵士行軍到了一個叫田灣的地方，見到無數老百姓正在掘土找水，還有很多老百姓在燒香求雨，有的甚至腰係繩索鑿岩取水，而地裏莊稼因為久旱不雨，枯得點火即燃，便幫忙取水。群眾對這個滿身雄氣的將軍不信任，認為鑿岩取水不比打仗，沒那麽容易。張飛把一切看在眼裏，二話不說，揮起丈二長矛，“嗖”地一聲投向懸崖，“轟隆”聲中地動山搖，岩中出現一個水桶般大小的圓洞，一股清水嘩啦流出。從此，這裏便叫飛水岩，沿用至今。

　　現在，人們利用這裏的水位落差大、水能資源豐富的特點，修建了飛水岩一級、二級、三級水電站，充分發揮著服務群眾生產和生活的作用。

　　李白遊太白岩

　　太白岩，位於縣城南端的萬安山上，建有鼓樓寺(又名永壽寺)。從縣城往西南方向行走，至橋頭場可見一依山而建的石階，石階兩旁綠樹蔭蔭，風景清幽，是一個難得的休閑、散步、健身、賞景的好去處。此山便是萬安山。

　　清乾隆五年(1740)，土司馬宗大書刻“太白岩”三字於石岩上。自後，萬安山便被改稱為太白岩。隨著時間的流逝，萬安山這個原名逐漸被人們淡忘。很多人不知道萬安山，但都知道太白岩。

　　萬安山被改稱為太白岩，還有一個動人的傳說。相傳759年，唐代大詩人李白流放夜郎時，途經石柱，看到藏在大山深處的南賓縣城(今石柱縣城)依山傍水，風景如畫，人傑地靈，民風淳樸，好不雅致，特別喜歡，就在縣城小住了一段時間。休憩之間，遊山玩水，飲酒賦詩，十分悠閑。一天，李白信步登上了萬安山，看到萬安山小徑幽幽，林木蔥鬱，景色優美，十分誘人，詩興大發，揮毫在山岩上題寫了一首詩。從此，萬安山便因李白到此一遊而聞名遐邇。登上太白岩山巔至荷花池，經月門，有小石拱橋橫臥池上，橋如落虹映水，遊人可憑欄觀望。附近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相傳是明末抗清女英雄秦良玉常在此撫琴撥弦之“琴台”。再前是觀釣台遺址，相傳李白流寓萬安山時，在此觀一老翁垂釣，而他則飲酒取樂，飲得如癡如醉。

　　此後，到石柱的許多文人都要慕名而上太白岩，作賦吟詩，抒情言誌。明成化十四年(1478)，宣撫馬澄、同知陳極廣鑄造了一口大鍾置於山崖上。明正德十三年(1518)，陳寬在山上修建了永壽寺。明崇禎三年(1630)，陳思虞又在山上修建了鼓樓寺，在山崖頂端修建了鍾樓和鼓樓，氣勢雄偉、典雅莊重。清乾隆五年(1740)，土司馬宗大在石崖上書寫了“太白岩”三字和6首五言絕句。乾隆三十八年(1773)，王縈緒還在山上修建了太白祠、太白亭、山神廟等。從唐至今，每逢閑暇之餘，遊人來此，必登太白岩攬勝題詠，現存詠詩10多首。

　　在太白岩山麓修建的宋碑亭，保存有南宋寶佑五年(1257)南賓縣令(今石柱縣)劉濟川遊覽太白岩時的摩崖石刻碑記。此石碑於1984年2月28日在太白岩半山腰挖掘出土，是石柱縣發掘出的年代最久遠的完整石碑。《四川通誌》載：城西南裏許萬安山石壁之陰，有太白題句。乾隆乙亥大雨，崖上大石崩下擋路。大石幾麵似有字形不辨，旋為行人翻入道北溝中，擲碎即太白古跡也……李白的題詩已經失傳，隻留下一壁空寂石崖。

　　民國時期，縣長蘇知沆的父親蘇太翁鼎元遊太白岩時，曾寫下了五言長詩一首：

　　太白流夜郎，便道此經過。岩旁曾題詩，古跽久銷磨。

　　子年風雨蝕，一定不能摩。敬愛請仙人，品題此岩窩。

　　曾聞清末後，宮殿尚嵯峨。亭處設廣座，池畦壓新荷。

　　厥後經兵燹，萬惡為荷戈。破壞無一孕，頹垣敗址多。

　　池台生汴莽，鬼神不識訶。惟有山頭月，清夜隱蘢蘿。

　　三五蟬圓夜，放懷尤可歌。天行反人事，子古無為何。

　　徒令後來人，範然感逝波。

　　為保護珍貴文物，1987年縣政府在太白崖原碑刻處建宋碑亭加以保護。全碑10行共128字，楷書陰刻。碑刻記錄了石柱縣古名南賓縣的變遷及曆代文人瀏覽太白岩的盛況。宋碑亭樓裏彩繪著“玉帶春曉”、“石柱擎天”、“李白醉題”、“旗山點翠”等石柱景觀圖。楹柱上刻著“登山難嵬青蓮句，入亭可讀濟川碑”的對聯。

　　翼王石達開石柱留痕

　　翼王石達開在萬分艱難之際，從湖北到四川途經石柱，留下了不少故事。

　　1856年(清鹹豐六年、天曆乙辰六年)，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以來，太平天國領導層的內部矛盾日趨激化，曆經多次大變故，組織機構分崩離析，內部矛盾錯綜複雜，內訌事件頻繁發生，太平天國麵臨著嚴重的危機。翼王石達開在太平天國已經無法再待下去，清朝政府四處懸賞捉拿，石達開陷入困境，走投無路。

　　這時，石達開打聽到李永和、蘭大順在四川發動起義，便迅速集中數萬人馬，由廣西出發，擬從湖北進入四川，和李永和、蘭大順起義部隊匯合，組建新的軍事力量。經過一路輾轉，於1862年1月31日(清鹹豐十一年正月初二、天曆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石達開率部進入湖北來鳳。2月20日(清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天曆壬戌十二年正月十一)從湖北利川進入石柱。3月7日(清同治元年3月7日，農曆二月初七)進入涪州(今涪陵)烏江東岸。石達開的部隊所到之處，劫富濟貧，除暴安良，深受各地群眾擁護。

　　八德會起義

　　1923年初春到1931年深秋，在石柱北路第六區黎家鄉，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起義，那就是在石柱革命鬥爭史上曾經書寫下輝煌一筆的八德會起義。八德會農民舉起起義大旗後，力量不斷增強，隊伍日漸壯大，在土家山寨鬥爭長達8年之久，給軍閥、團閥、土匪以沉重打擊。鼎盛時期，軍事力量達到數千人，擁有長短槍2 000餘支(有的說4 000餘支)。以黎家鄉為核心的根據地範圍擴大到方鬥山以東、鄂境和川境雙河鄉以西、臨溪鄉河嘴場以南、悅來鄉古城壩以北近30 000人口的地區。

　　八德會農民起義有著複雜的曆史背景。軍閥割據的社會形態是八德會起義的重要原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推翻了近300年的滿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民主共和深入人心，革命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但是，這次革命並沒有徹底解決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產關係依然存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並沒有結束，革命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明顯的好處，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列強扶持中國的封建勢力和袁世凱的篡權複辟，造成了中國的封建軍閥割據。在四川，軍閥劉湘、楊森、劉文輝、熊克武、鄧錫侯、劉成厚等各據一方，自為政府，橫征暴斂，戰火不斷。在四川與湖北接壤的地區，地方豪強組織團防隊伍，形成團防稱雄的割據局麵。當時，石柱北路第6區區長冉瑞薌(字芸生)轄王家、臨溪、黎家、石家、魚池5個總團。石家團總王盛傑、黎家團總王洪猷、魚池團總譚定瓊、臨溪團局大隊長崔永亨、石家豪紳王家太等，都擁有三五十支槍不等的團防隊伍，儼然一個個諸侯王國。軍閥團閥擁槍獨霸，稱雄一方，各自為政。川東鄂西地區也土匪橫行，四處作亂，先後有邱司令、伍啟卓、畢少舟、蕭室寶、古根山、羅煥章、劉安幫、劉國輝、張範成、秦天池、陳澤等股匪，都各擁有烏合之眾三五千人，到處搶劫，無惡不作，造成社會極度混亂，人民無法安居樂業。

　　八德會起義以抗稅誘發。1911年以來，四川各地禁種罌粟。但石柱北路第6區的豪紳團閥為搜刮民財，大發橫財，公開禁種，秘密私種，對行賄送禮的和勢力大的佯裝不知，把不行賄和勢力小者整得家破人亡。區長冉瑞薌和各鄉團總沆瀣一氣，殘害鄉人。其中，被害得最慘的就是黎家鄉朱家第的冉廣儒兄弟。

　　冉廣儒是清末一個落第秀才，飽讀詩書，精通儒學，是儒教合化壇(也稱文壇)的核心組織培緣會的主要成員，與臨溪籍的教友黎道平、黎道培、索永圻交厚。為人寬厚仁慈，作風正派，安分守己並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在當地很有聲望，屬於正直的善良百姓。因為得罪了當地豪紳王洪猷，使得他經常受欺壓，心中時常憤憤不平。王洪猷兄弟7人，都有錢有勢，是當地一霸。其五弟王洪恩死後，王洪猷想霸占其財產，但冉廣儒等人是他最大的障礙，故總想置冉等人於死地。在與區長冉瑞薌密謀後，栽贓陷害冉廣儒私種罌粟，冉被罰款200元。冉廣儒被罰款後，心中很不服，就集結10多人上告和區長冉瑞薌有密切關係的雲集寺私種罌粟。石柱縣政府派人秘密調查，雲集寺確實私種罌粟10多畝。經冉瑞薌四處托關係送禮打點，最後以罰款兩百大洋草草結案。

　　事情平息後，區長冉瑞薌對冉廣儒懷恨在心，一直伺機報複。經密謀，采取虛構情節、偽造事實的手段，向縣府狀告冉廣儒“設置法壇，妖言惑眾，聚集歹徒，圖謀不軌”，欲置冉廣儒於死地。縣政府手諭“速率團勇，早日殄滅，無使燎原，以靖鄉裏”。冉瑞薌即集結團丁進剿。1923年3月14日，將冉廣儒、冉廣愛兄弟二人捉到黎家街上，以不繳納150元捐款為由對二人進行關押。3月16日，再次準備將冉廣儒兄弟二人押到黎家一餐館逼款。遭到冉廣儒兄弟二人拒絕後，準備捆綁二人。正好被冉廣愛的兒子冉正德、冉正濟和侄兒冉正煥、冉正和等人看到，見此情景，他們就拔出匕首，殺死團丁汪占奎，奪過汪占奎的槍，擊斃另二人。冉廣儒兄弟二人趁亂逃跑。

　　見事情鬧大，冉廣儒等人一籌莫展，無計可施。於是請人卜相。卜者說：“九龍一上坡，才定幹戈……”意即有一場激烈的鬥爭，短期內不會太平，他們隻有拿起武器起來造反。於是，以冉廣儒為首，以冉氏家族為核心，以合化壇的培緣會會眾為基礎，聯合親朋好友，共謀起義。1923年3月的一天，冉廣儒、冉廣愛、冉正濟、楊義芳、冉正德、冉正南、冉正騰、李南賓、楊南槐、譚寧芬、譚新祥、譚祈明、譚祈祿、向光澤、譚寧生、譚祥紀等數十人，齊集在黎家壩街對麵的八聖宮，歃血為盟，結義拜把。取五倫八德之義，改培緣會為八德會，成立辦事處，公推冉廣儒為處長，李南賓為軍師，冉正濟為大隊長，楊義芳為師爺，冉正德、冉正騰、楊南槐為中隊長。樹起了“抗暴保家”的大旗，喊出了“抗糧抗捐”的口號，走上了武裝起義的革命道路。廣大群眾紛紛響應，一場官逼民反的農民起義就這樣開始了。

　　八德會是一股因官逼民反而自發組織起來的農民武裝，必將受到軍閥、團閥、土匪的圍剿，其生存環境異常惡劣。八德會起義後，與軍閥、團閥、土匪的戰鬥不斷，大戰小戰月月有，有時一個月就要打幾次仗。八德會之所以能夠在惡劣的環境中得以發展壯大，威名遠揚，使敵人聞風喪膽，主要依賴於他們所取得的軍事上的一係列勝利：他們活捉了王洪猷，並沒有泄私憤殺掉，而是從八德會的發展大計著想，迫使王洪猷將原有的20支槍全數交給八德會；還逼其貢獻1 600塊大洋，供八德會購買槍支30餘支，壯大發展了八德會的力量。

　　八德會在一次又一次的戰鬥中得到了鍛煉：夜襲黃婆寺，狠狠打擊了官兵的一個中隊，繳獲長短槍20餘支，子彈不計其數；襲擊太平鎮，用短刀殺死團防兵10多人，繳獲槍支20多支；抗擊秦有恒，采取不正麵迎敵、將部隊分成小股襲擊敵人的戰術，保存了實力，部隊得到了鍛煉，戰術也得到了完善；殲滅保安營，繳獲敵軍槍支300多支，子彈和其他武器不計其數，俘虜全部給予教育後釋放；伏擊崔會甫，震懾了敵人，使其再也不敢藐視八德會；武裝保衛了秋收，成功地將糧食收割後運到家；夜襲了馬茂林部，殺死殺傷敵人大部，繳獲槍支百餘支；打垮了軍閥楊春芳部3個團，大獲全勝，繳獲槍支200多支，彈藥無數。

　　八德會在鬥爭中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和壯大。他們從開始不會打仗，到與敵人連排作戰，再到與敵人的營團作戰，甚至師旅作戰，都是以極小的代價贏得極大的勝利。他們也在戰鬥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八德會的領袖們，特別是軍師李南賓的軍事謀略和戰略部署相當高明，核心組織下的一大批軍事頭目，如冉正濟、冉正德、楊南槐、楊金成、冉正騰等，善於執行李南賓的軍事部署，加上起義戰士的勇猛，起義部隊很快就培養成一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勁旅。八德會的領袖冉廣儒，雖然年老體弱，不能衝鋒陷陣，但是他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很有威信，並善於用人，虛心聽取李南賓等下屬的意見，並給予重用，大膽提拔有功之人作軍事指揮人員和軍事骨幹，確保了八德會在重重困難之中，得到發展壯大。

　　八德會能夠得到生存和發展，除了堅持正確的軍事路線外，堅持政治上的正確路線、策反工作的連連成功，也是重要的原因。在軍閥割據、團閥爭雄的年代，矛盾複雜，鬥爭殘酷，形勢瞬息萬變，軍閥、團閥之間和內部的矛盾也錯綜複雜，明爭暗鬥，衝突不斷。八德會充分利用這些矛盾，運用各種社會關係進行策反，發動兵變，不費多少力氣，有時甚至不費一槍一彈就獲得了成功，沉重地打擊了敵人，有效地壯大了自己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力量。

　　在八德會存在的時間裏，匪患連年不斷，活動極為猖獗。他們始終堅持打擊土匪，保衛人民。

　　其中三打羅煥章最值得一提。1927年，匪首羅煥章(綽號羅聾子)帶領幾千匪眾到川鄂邊境一帶搶掠，6月21日到了湖北樂福店一帶。騷擾了大半年後，又到四川境內作亂。八德會為了保護群眾，決定給羅匪以沉重打擊。他們與周圍民團和官團取得聯係，互相配合，協同作戰。1929年9月初的一天，八德會精選了六七十名精壯士兵，到黃婆寺、九壟營一帶設伏；另一部分人到大壩罐子池、青杠坡一帶設伏。待羅匪帶領匪眾數千人，從陳衝壩經官渡河到達大壩，正耀武揚威，四處放槍騷擾時，八德會突然從兩邊山上衝殺下來，用密集的槍彈向土匪射擊。埋伏在黃婆寺的八德會隊伍也沿河而下，正麵攻來；臨溪團防兵和黎家族團則從花天壩、磴子河兩地遠遠鳴槍。土匪遭到四麵合圍，驚恐不已。土匪雖人多槍多，但大多數都是拉來的饑民，沒有經過正規訓練，戰鬥力極差，當即被打死打傷不少。八德會雖然人少，但是經過長期作戰，久經沙場，富有作戰經驗，作戰勇猛，戰鬥力很強。匪眾無法抵抗，隻好敗退。

　　第二天，土匪再次向中嘴壩、大壩進攻。中嘴壩、大壩、花天壩是一塊很大的山間平地，地勢比較開闊，羅匪的目標非常醒目。八德會和團防兵又從四麵向土匪攻來，羅匪處處挨打，無法繼續前進。經兩個小時戰鬥，傷亡慘重，隻好沿原路返回。第三天，八德會乘勝攻擊，從幾麵包圍羅匪，沿河都是土匪屍首。最後將土匪趕出了家園，保護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熱烈擁護。

　　八德會堅持鬥爭的8年多時間，正值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後的第一個10年，黨的影響遍及全國，黨的主張深入人心。毛澤東、朱德、賀龍、徐向前等黨和紅軍的領導人更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特別是“八一”南昌起義後，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農村，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農民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建立了許多農村革命根據地。賀龍領導川鄂湘革命根據地的紅軍，曾到湖北省的汪營、忠路、劍竹溪一帶活動；四川第二路紅軍到達過石柱；四川第三路紅軍也曾到石柱活動。秦伯卿在忠縣、石柱邊境組織了紅軍，與八德會往來十分頻繁。當時，石柱周邊的黨組織看到八德會是一支革命力量，都想把八德會引入革命的軌道，先後多次派人到八德會作工作。八德會也積極支持黨和紅軍的活動，冉正濟還親自到賀龍部隊去聯係，表示願意帶兵去參加紅軍。

　　1930年7月下旬，李光華、王維舟率領黨領導的農民武裝數千人，從達縣、梁山出發，向東進軍去攻打武漢，八德會知道後，派冉正洪專程去梁山貓兒坡迎接。農民武裝途經忠縣黃欽壩，正式組織了四川第三路紅軍。紅軍在東進途中，遭到軍閥陳蘭亭部張曉平團的圍困，並夥同石家團閥王家太，擋住了紅軍的退路。由於地形不熟，紅軍遭到圍困，指揮失靈，損失慘重。正當情況萬分危急之時，八德會的援軍趕到，掩護紅軍撤走。紅軍近2 000人到了黎家壩，秦伯欽和一些重要的領導人來到八德會指揮部，決定將槍械全部送給八德會。八德會給紅軍每人兩塊大洋作路費，曆時半個月，分期分批地將紅軍戰士送回鄉。八德會這次救援，挽救了幾千名紅軍戰士的生命，同時接收了紅軍送給他們的上千支槍械，為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

　　紅軍在石柱

　　石柱是革命老區，有著悠久的革命曆史和光榮的革命傳統。早在1925年，石柱三根樹(今三星鄉)張承燕等一批青年學生受到革命思想影響，就開始在石柱開展秘密工作，發動群眾組成農民協會，進行革命鬥爭。1928年春，經中共豐都縣委批準，在石柱組建了第一個中共黨支部——三根樹黨支部，從此，黨組織便在石柱紮下了根，革命的火種在石柱被點燃，革命鬥爭也在石柱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1930年紅軍進入石柱開展武裝鬥爭。在石柱活動過的紅軍主要有以下幾支部隊：

　　四川第二路紅軍遊擊隊 1930年4月7日，在四川省委書記李鳴珂的發動下，以紅軍第20軍1團3營1連51人為骨幹，進入涪陵羅雲壩，組建了四川第二路紅軍遊擊隊。遊擊隊成立後，迅速在涪陵、武隆、彭水、石柱一帶開展遊擊活動。他們所到之處，劫富濟貧，懲治豪紳，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創建革命根據地，先後成立了太平壩、桐梓溪等蘇維埃政府。1930年7月22日，由前衛總指揮王嶽森率領的300多名遊擊隊員進入石柱魚池壩(現魚池鄉)，活捉了團總汪珩茲和惡霸毛大成，並當眾處決了罪惡累累的汪珩茲，為民除了害。

　　四川第三路紅軍遊擊隊 1930年7月，中共梁山縣委按照省委指示，以虎南、龍沙、太平農民武裝為基礎，於7月2日在忠縣黃欽壩成立四川第三路紅軍遊擊隊，設立3個大隊，共1 300人。

　　共產軍(紅56師) 1930年8月，秦伯卿奉省委指示，率領平民革命軍餘部，在西界沱(現石柱縣西沱鎮)胡家大灣成立“人民自衛軍”，部隊很快發展到500多人。10月初，在胡家大灣萬順坡成立了共產軍(又稱紅56師)，秦伯卿任司令，下設1個大隊、3個中隊，頻繁活動於石柱、萬縣、利川、忠縣等邊境，先後攔截中糧公司米船，攻打了譚楹安、王萬象等富紳、團隊。11月3日，奉省委執行中央“飲馬長江，會師武漢”和與紅二軍團匯合的指示，又吸收了一批綠林武裝參加，計2 000多人，整編成三路軍，12月到達湖北鶴峰走馬坪，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匯合。

　　紅三軍 1933年10月19日，賀龍將軍率領紅三軍團在湖北擊潰川軍山防局王崇德部後，從湖北利川的毛壩出發，到黃泥塘、汪家營一帶打遊擊。11月3日，紅軍與裝備精良的四川軍閥王崇德部展開激戰，英勇善戰的紅軍一舉擊潰了敵軍，繳獲了敵軍兩個班的槍支，並在梨子園處決了敵軍偽三防所屬的3個隊長。

　　11月7日，紅軍從湖北省利川的樂福店出發，進入石柱縣的罐頭場(現臨溪)，進而經過王家壩、黃水壩、冷水溪、菜子壩等地，然後返回利川。

　　紅軍所到之地，大力宣傳黨的政策，提出“窮人不還富人錢，佃戶不交地主租”和“打倒土豪劣紳”等口號，發動群眾劫富濟貧，幫助群眾挖根打蕨度冬荒。由於紅軍英勇善戰，石柱境內之敵聞風喪膽，四處逃竄。加之紅軍紀律嚴明，所到之處，秋毫無犯，深受群眾擁護，石柱有不少群眾自發踴躍參加了紅軍，使部隊得到擴充。

　　鄂川邊紅軍遊擊總隊 賀龍紅軍所到之處，特別注重發展革命力量。賀龍紅軍到達貓圈坡(今南賓鎮紅井社區居委會)後，休整一星期，經石柱蠶溪、栗新飛奔直插七曜山下的太平槽，再返回湖北省沙溪、活龍坪一帶活動。1933年11月中旬，紅三軍抵達利川小河鎮時，賀龍聽說石柱金鈴壩有一支劫富濟貧的神兵隊伍，在那裏堅持“抗糧、抗款、打官兵”，當即派遣紅21團書記長傅忠海前往金鈴鄉改組神兵，並領導川鄂一帶開展遊擊戰爭。

　　金鈴鄉神兵始於1930年冬天。金鈴鄉朱家院子貧苦農民朱清武不滿國民黨政府繁重的苛捐雜稅，在“川鄂邊黑洞神兵”的影響下，與合化壇相生張勝科、吳正友3人在金鈴鄉廣交武林豪傑，以武會友，並在白岩洞操練武功，歃血為盟，結為生死兄弟，傳授神兵法術，很快便發展到100多人。同年，正式成立了白岩洞神兵隊，舉起“打款、滅稅、打官兵”的義旗，由朱清武任主理，下設兩個大隊，活躍於七曜山下的金鈴、香水，湖北文鬥三灣慶等地，深受群眾歡迎，隊伍很快便壯大到200多人。

　　1934年4月，紅軍遊擊隊由200多人發展到500多人，擁有100多條槍和許多大刀長矛。5月初，湖北小河鎮青年農民牟來鬆和紅三軍留在當地開展地下工作的紅軍骨幹王懷庭等，在小河、老屋基一帶發展了100多人的遊擊隊伍，並率部於5月下旬到七曜山與傅忠海遊擊隊匯合，在文鬥區的三灣慶正式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川鄂邊遊擊總隊”。下編7個大隊，由朱清武任總隊長，傅忠海任總政委，牟來鬆、王懷庭、曾召暉、張大善、黃明山等分別任各大隊長和政委。

　　金鈴壩是朱清武的老家，有著牢固的群眾基礎。遊擊總隊在金鈴鄉，不僅活捉了金鈴鄉長餘貴相，富紳保甲餘富寬、聶清玉等人，沒收了他們的家產分給當地農民，還銷毀了契約、賬據，處決了罪大惡極的餘貴相等人，繳了兩戶土豪的15支快槍，大長了士氣，一批農民踴躍參軍。

　　1934年6月14日拂曉，紅軍遊擊總隊從金鈴、水田出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搗太平槽三聖宮，包圍了湖鎮偽鄉長張世華的團防駐地，但狡猾的張世華早已聞風而逃。當日上午10時許，部隊又沿七曜山前往冷水溪竹子營攻打偽鄉長楊勝良的老巢，繳獲了一些槍支、馬匹。楊勝良乘虛逃脫，隻抓住了楊的親屬5人。戰鬥結束後，紅軍撤至一個兩峰夾峙的山穀中休息。由於產生輕敵思想，放鬆了警戒。傍晚時分，湖鎮鄉長張世華、冷水鄉長楊勝良糾集石柱、石家、悅來等路反動團防武裝1 000多人追蹤而來，將遊擊總隊後部切斷，首尾不能相顧。前隊剩下的100多名紅軍，在傅忠海、王懷庭的指揮下借著漆黑的夜幕作掩護，衝出重圍，首先脫離險境。總隊長朱清武也率領100多名紅軍戰士殺開一條血路，衝出重圍，繞道進入利川境內林海茫茫的七曜山，保存實力，以待再舉。

　　紅軍遊擊隊贏得了寶貴的休整時間。總隊長朱清武帶領從竹子營突圍出來的100多名紅軍，到達雙廟子與政委傅忠海會合。通過幾次戰鬥，紅軍遊擊隊損失較大，隻剩下400來人。為縮小目標，遂將“川鄂邊遊擊總隊”改成了“利川紅軍遊擊隊”，並決定率部與此時正在鹹豐活動的劉漢清、花順濤領導的“鄂川邊紅軍獨立團”會師。

　　1935年1月初，獨立團在沙子關回龍寺廟休整期間，端掉了當地土豪何耀福、楊長清的老巢。1月中旬，根據湘鄂西中央分局十字路會議精神，在利川、石柱一帶迂回活動，開辟遊擊根據地，在毛壩，打土豪黃啟榮；在黃泥灣，拔掉下甘河溝土豪蘭書玉的據點，把繳獲的財物分給當地貧苦農民。紅軍所到之處，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1935年2月21日，國民黨湖北新三旅糾集地主武裝1 000多人圍剿紅軍，紅軍快速向利川方向撤退。敵人妄圖消滅紅軍獨立團，很快追上。紅軍憑借險要地形反擊尾追之敵，把敵人打得丟盔棄甲、倉皇逃跑，順利撤退到利川。2月23日上午，利川保安團一隊突然向紅軍發動進攻，紅軍戰士同仇敵愾、奮勇殺敵，頑強地擊退了敵人的多次進攻，然後揮師向前，迅速抵達恩施境內。當月底，紅軍曆經艱難險阻，突破敵人重重包圍，在湖南桑植縣以北與紅二軍團匯合，回到賀龍身邊。

　　1935年11月4日，“鄂川邊紅軍獨立團”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紅二軍團5師13團”，在賀龍軍長直接領導下進行革命武裝鬥爭。11月9日，13團隨紅二、六軍團離開湖南桑植劉家坪，參加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11月27日，在攻打湖南淑浦的戰鬥中，戰功赫赫的紅軍優秀指揮員劉漢清不幸壯烈犧牲，將最後一滴血灑在了長征路上。

　　同盟會員熊福田

　　熊福田先生號蘭陔，原籍江西省。1889年8月25日出生於西沱鎮一個小商家庭。1912年東渡日本留學，考入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係法律專業。在日本留學期間，經忠縣吳洪恩介紹，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從此，在孫中山、吳玉章等人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又加入了孫中山先生改組的中國國民黨。1915年畢業回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先後任成都地方檢察廳檢察長、四川省高等審判廳推事兼民一庭庭長、四川省議會秘書長；後任重慶律師公會評議員，兼任法律校教師，並作律師多年；再任雲陽縣縣長、石柱縣縣長。在“左”的思想路線影響下，兩次被打成反革命被捕入獄。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後平反昭雪。1964年2月29日因病去世。

　　熊福田先生曾經讚助我黨革命事業，傾力營救21名地下黨員出獄，為黨的事業作出過重要貢獻。

　　大革命失敗以後，革命形勢十分緊張，白色恐怖籠罩著華夏大地，黨組織的活動被迫由公開轉入秘密，由城市轉入農村。當時地下黨還比較年輕，加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根據中央“隱蔽精幹，轉入農村進行鬥爭”的指示，黨的活動在四川南溪、綿竹一帶開展起來，由張秀熟同誌代理省委書記職務。隨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南溪、綿竹一帶掀起轟轟烈烈的農民秋收暴動。這次暴動，使四川軍閥劉湘為之震驚。劉湘便令其親信王陵基對黨的組織進行瘋狂破壞，對革命黨人進行大肆搜查逮捕。由於當時黨、團內出了彭興道、廖世勉等叛徒，使設於重慶的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團省委及巴縣團委於1928年10月1日同時遭到破壞，代理省委書記張秀熟、團省委書記蔡明釗、共青團巴縣縣委書記池望秋等23名黨、團員不幸被捕，其中大部分是川師、商中、女二師等校學生，年齡都在16耀18歲之間，最小的隻有14歲。張秀熟等同誌被捕後，被押到重慶衛戍司令部監禁。這是四川軍閥繼1927年重慶“三三一慘案”、1928年成都“二一六慘案”、重慶“三九興隆巷事件”之後，又一次大肆捕殺共產黨人。該事件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和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

　　所有被捕者被關押於江巴衛戍司令部的兩間禁閉室中。張秀熟與大家商定，除已經暴露的黨團員外，其他人堅決不能承認自己的政治身份，如追問黨團組織的事，都必須一概回答不知道，讓大家充分做好應付敵人審問和被逼供的思想準備。劉湘指使王陵基對張秀熟等23名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進行長達10個月的審訊和刑訊逼供，企圖查出是誰在9月24日刺殺劉湘21軍政訓處主任、反共特務頭目戴弁，製造借口，屠殺被捕者。在如此嚴峻的現實麵前，張秀熟將生死置之度外，用草紙寫好遺書，決心為黨犧牲。

　　恰於此時，國民政府頒布了《懲治異黨條例》，規定凡屬共產黨案件，一律交法院審判，不再由軍事部門或行政機關處理；還規定意圖顛覆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或破壞三民主義的暴動者即犯最大的危害民國罪，其首要分子均可處以死刑。盡管如此，《條例》也為革命力量提供了進行合法鬥爭的武器。

　　逮捕青年學生，早已激起各界人士的普遍義憤，此時整個輿論已經形成強大的力量，大聲疾呼“擁護國民黨政府法令，把共產黨張秀熟全案移交四川高等法院審理”。教育界反應更為激烈。劉湘在如此強大的壓力下，於1928年冬被迫將張秀熟等同誌一案移交四川省高等法院重慶分院。1929年春，重慶分院正式受理，全案人員才擺脫了軍閥的魔掌，轉到法院看守所羈押，被捕中的3人因病陸續被保釋出獄。

　　重慶分院妄圖以“最大危害民國罪”、南溪和綿竹農民運動組織罪等罪名強加於地下黨同誌，並陰謀通過公審加以陷害，全部處以極刑。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得知此情況後，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全力營救身陷囹圄的地下黨、團員。按當時規定，被告有權自己聘請律師出庭辯護。那時，熊福田先生正是重慶大名鼎鼎的大律師，盛名經常見於報端。在重慶的地下黨領導決定聘請剛直正派、正氣凜然的熊福田先生為被捕同誌辯護。

　　熊先生在當時白色恐怖籠罩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接受了重慶地下黨的聘請，並很快開始了緊張而艱苦的工作，廢寢忘食地審研案卷，冥思苦想地尋找對策，不厭其煩地訪問被告，無所不至地調查取證，前前後後曆時90多天。在公審前兩天，熊先生為了擴大進步思想的影響，揭露國民黨陰謀陷害的罪行，打擊反動派的囂張氣焰，直接或間接地邀請了重慶一些大學生參加審理旁聽。1929年5月24日，四川高等法院重慶分院對共產黨案進行既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公開審理。這一消息轟動了山城，除熊先生邀請的一些學生來參加旁聽外，還來了不少人，地處重慶市區南紀門的法院內外人群聚集，旁聽席擠滿了各界人士及川師、女二師等學生共1 000多人。

　　熊先生精神抖擻地健步出庭，為被告張秀熟等20人辯護。場內一片肅然，聽眾席上，以重慶女師大學生為最多。開庭後，先由檢察官趙汝康宣讀起訴書，次由熊先生出庭辯護。熊先生浩氣凜然，他站在被告共產黨的立場上，侃侃而談，旁征博引，以其淵博的學識、雄辯的口才、充分的證據和嚴密的邏輯，提出了種種理由，以無可置疑的事實，駁斥了起訴理由。其勢如滔滔長江之水，銳不可當，駁斥並糾正了檢察官每一量刑條文之失當，證明每一被捕者的行為“並非是為個人之私利”，他們和“三三一慘案”、“二一六慘案”以及興隆巷各次慘案之被捕犧牲者一樣，都是愛國的誌士仁人，年紀雖輕，卻在關注國家和社會的問題，不愧是時代的人才，未來的主人，應當全部予以無罪釋放。

　　通過熊先生長達3個小時的強力辯護和張秀熟等同誌在法庭上的據理力爭，在法庭上，被告成了原告，原告成了被告，檢察官和審判長都理屈詞窮，瞠目結舌，狼狽不堪，法庭內全場為之嘩然。審判從上午9點一直進行到下午3點，正義終於戰勝了邪惡，強權最終沒能壓過公理，不僅粉碎了原擬全部處以極刑的陰謀，還當庭開釋了3人。

　　當時，熊先生這樣享有盛名的大律師，每1小時的法律服務酬金就多達8塊銀元，按規定應該收取485塊銀元。熊先生完全出於大義，分文不取，甚至秘書、車馬各費都是自己掏錢，其精神可敬可佩，對共產黨的讚同與支持可見一斑。中共地下黨組織為了表示對熊先生的敬意，特贈送給他一塊刻有“於法有光”四個大字的銀盾。銀盾高32厘米、寬35厘米，銀盾正麵微凸，狀如盾牌，以雕花紫檀木為外框，中嵌高16厘米、寬24厘米的純銀片上，周邊鑄竹枝為飾，內以隸書刻字，正中是“於法有光”四個大字，右邊題詞為張秀熟擬定，內容是：

　　黨獄定讞法院，吾國尚鮮近例，是即國度文野所以分歟鑰蘭陔大律師為本案二十人庭辯，義正詞葩，觀眾鹹悅。蓋自有茲役而後，國人知秦坑之非，而先生之忠其職，益為法界生色矣。爰綴四言，用誌紀念。

　　下款書：

　　蘭陔大律師惠存

　　法院第一次共產黨案同人敬贈。

　　一九二九年五月。

　　熊先生對這一塊銀盾十分珍視，長期擺在會客室中。以後他曆經坎坷，所有的東西幾乎損失殆盡，但這塊銀盾卻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1964年，熊先生逝世，該銀盾於1983年由其子熊全盛從廣西帶回獻於中共四川省委，現存於四川省革命博物館。

　　熊先生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文化發達、人才眾多，才能進步、才能興旺。1947年，熊先生在石柱任職期間，大力支持造紙和辦學，將自己的薪俸慷慨解囊，支持金鈴鄉鄉長劉永康，利用金鈴水竹資源豐富的優勢，辦起了造紙廠，並從外地引進技術，產紙質量與夾江的連式紙、毛邊紙不相上下，深受廣大用戶歡迎。一直到解放初期，這個廠一直保持生產，生產規模還有一定的擴大。同時，他還創辦了石北中學，後遷到石柱縣西沱鎮，作為縣辦中學的重點。解放後，在此基礎上建成了完中，成了現在的西沱中學。

　　為了加快家鄉建設，繁榮經濟發展，他在石柱任職期間，積極與忠縣協商，修建忠縣到石柱的公路。前幾任縣長，都借修建忠石公路敲詐勒索，熊先生在任期間，完成了忠石公路的勘測並動了工，後來因為經辦人貪汙，熊先生離任，修建才被迫中止。解放後，在熊先生主持勘測的基礎上修通了忠縣到石柱的公路。

　　熊先生關心民眾疾苦，熱心地方事業。1947年，在暗無天日的國民黨封建統治下的石柱，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人民生活窮困，石柱縣政府所在地沒有統一的報時信號，給人們生產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隻能以飯前飯後、日出日落、雞鳴狗叫等來定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為民眾生活計時定時提供方便，熊先生派人將一鐵鑄古鍾移至縣城對麵旗山上，安排人按時敲鍾，作為統一的標準時間。每小時即敲1次，是幾小時就敲幾下。每當旗山鍾響，全城大街小巷都能聽到，人民無不叫好。敲鍾定時的習俗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農村實行承包責任製。

　　1947年6月，熊先生因多種原因辭職回家，靠經營小生意度日。熊先生卸職時寫了一首律詩，以明其誌：

　　六十年華轉眼過，文章事業兩蹉跎。

　　也曾東渡臨三島，不辭西征上大峨。

　　求師求友聊複爾，讀書讀律又如何。

　　會須焚盡時幹策，脫卻朝衫換釣蓑。

　　1949年11月石柱解放，熊先生回到西沱。作為一個國民黨地方官，當地人民沒有把他當作“反革命”對待。1950年4月，經組織委派，到萬縣作了專區法院院長。後因“左”的路線幹擾，給熊先生以莫須有的罪名，他先後兩次被逮捕進監獄，兩次獲釋。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79年得到改正。1983年落實房子及其夫人生活待遇，按辛亥革命老人遺屬對待。

　　熊福田先生雖然離開了人間，但石柱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

　　瀘州起義中的陳蘭亭

　　陳蘭亭，原名陳芝芬，後改名陳芝應，小名端陽(因是端午節出生)，蘭亭是他當了“義”字旗袍哥大爺後改的名字。清光緒十三年(1887)農曆五月初五出生於石柱直隸廳陳高村陳家院子一個世代“客長”(客長是外地遷入石柱定居的外籍人中的頭人)的家庭。其父親陳家福，人稱陳二客長。陳蘭亭7歲入私塾讀書，平時為人灑脫，善交往，喜結友，重義氣。曾任國民黨軍163師師長，曆任川黔湘鄂邊區綏署和川鄂邊區綏靖公署副主任、陸軍中將，是石柱解放前的一位權勢顯赫人物，在四川軍閥中也很有名氣。

　　陳蘭亭青年時期當過光棍無賴，唱過川戲，愛美色，吃煙，嗜賭博，晚睡遲起，後來成了有名的袍哥大爺，性情豪爽，生活闊綽，長於應付各類結拜兄弟，江湖人盛讚他講義氣。一次，他聽說北洋軍有一隻運槍船靠了岸，船上隻有兩個大漢押送，便趁機將所押送的幾十條槍弄到了手，拉起了隊伍，自稱連長，稱霸一方。他不斷擴大自己的隊伍，後來被招安，數易其主，先後在楊森、熊克武、劉湘的手下供職、帶兵。

　　國民黨中央軍進入四川後，陳蘭亭部被改編為國民黨163師，解放戰爭時期，在襄樊戰役中被解放軍打垮。陳收集殘部補充兵員，成立234師，由團長冉啟臣充任師長，陳被派充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副主任。陳蘭亭出身綠林，雖然當過邊防軍司令，但沒有得到川軍的信任。為爭取生存，不得不東奔西跑，在內戰中找出路，一生都在極不平凡的打拚中生活。陳蘭亭脫離四川軍閥20軍時，遭到軍長楊森的追捕，陳部被擊潰，陳逃到石柱倒流水附近陰溝躲藏一天一夜，才被部下救走，躲過一劫。通(江)、南(江)、巴(中)有徐向前領導的遊擊隊，劉湘曾讓陳前去圍剿，陳不得不與遊擊隊拚命爭奪地盤，在此度過了特別艱苦的歲月。1949年底，陳賦閑重慶家中，12月9日，被列名劉(劉文輝)、鄧(鄧錫侯)、潘(潘文華)彭縣起義通電，獲國民黨起義軍官證明書。解放後，被安排在重慶文史館工作。1961年5月23日病逝重慶。

　　1915年，袁世凱竊國稱帝，翌年興起護國軍。當時陳蘭亭已經被招安，任熊克武江防司令餘際唐部第3營第12連連長，隨軍響應討伐袁世凱。以後，經過大小戰役的熏陶，逐步提升，曆任團長、旅長。1924年春，熊克武在北洋軍和劉湘、楊森聯合進攻下，迅速潰敗，被迫率殘部敗走貴州，轉道退湘西，去廣東。所部總指揮賴心輝通電服從吳佩孚，歸順劉湘，任川北邊防軍司令。同年5月，劉湘委任陳蘭亭為賴心輝部旅長。

　　1926年下半年，北洋政府任賴心輝為四川省長兼邊防軍總司令。賴心輝雖然擁有14 000多人槍，但部隊成分複雜，內部極不一致。加之賴心輝與鄧錫侯、劉文輝積怨太深，不久前又被劉文輝奪去了富順防地，處境很不妙，隻得龜縮在瀘州一隅，托庇劉湘，政治上唯劉湘馬首是瞻。

　　當時，賴心輝部建製共3個混成旅。駐守瀘州的是第二混成旅，旅長李章甫是劉湘“合川傳習所”弟子，是賴的親信和主力部隊，也是劉賴合作的積極支持者，更是一個死心塌地投靠北洋軍閥的武夫。其為人驕橫乖戾，時常欺壓同僚，欺詐百姓，獨占瀘州稅收以自肥；仇視國民革命，常借城防大權，濫施淫威。軍民同憤，取綽號“李犛牛”。

　　陳蘭亭的第十混成旅駐瀘州北麵沱江左岸的小市。陳蘭亭出身綠林，脾氣暴躁，不願居人之下。麵對李章甫的霸道行徑，為分享稅款，曾與李激烈爭吵，積下仇怨。1926年10月3日，李章甫在城內瀘康茶園宴請客人，陳蘭亭部隊20多名士兵到茶園門口鬧事，被李章甫部巡查隊“就地正法”兩人，並布告稱之為“土匪士兵”，故意戳陳的痛處。新仇舊恨，兩人達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陳蘭亭必殺李章甫而後快，而李對陳蘭亭的防範也更加嚴密。

　　駐紮在長江右岸、離瀘州城約3公裏地蘭田壩的是第四混成旅，旅長袁品文。該部原是熊克武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當時劉伯承任團長，袁任劉部連長，在劉伯承率領下曾參加過民主革命，部分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袁品文更是受過劉伯承進步思想和救國救民精神的熏陶。袁品文歸順賴心輝後，在川軍派係鬥爭中，實感難以立足，在李章甫獨攬瀘州財源的情況下，甚至連部隊補給、糧餉都發生困難，因而在苦悶中思索著新的發展出路。袁品文對李章甫本就懷恨在心，但表麵上卻對其十分恭敬，在李寵妾過生日時，還備厚禮，親自前往祝壽。所以，李對袁品文一點不懷疑，還多次表示，要與袁品文友好合作，以對付陳蘭亭。

　　“瀘康茶園事件”後，使由來已久的“城防糾紛”愈演愈烈。李章甫在眾怒難犯的情況下，表麵上卸去了城防之責，撤去了守城門的部隊，改由團防看守，實則與陳蘭亭的矛盾更加突出、激化。這便為黨“利用矛盾”組織起義提供了有利契機。

　　根據中共重慶地委軍委的指示，努力爭取所有地方軍閥部隊反對北洋政府，傾向國民政府，抑止其出兵東下，威脅武漢。鑒於袁品文部的進步傾向，確定以之為骨幹，在瀘州組織起義。1926年9月，共產黨員童庸生以蓮花池省黨部(國民黨左派)“瀘州軍運特派員”的身份，帶著廣州國民政府有關響應北伐、策動起義的函件及劉伯承的親筆信到瀘州動員袁品文參加革命，聽從黨的指揮，舉行起義。袁見信感動不已，當即向童表示：“願以全部力量聽黨指揮，請向伯承兄轉達我的革命決心。”隨即派政治顧問鄧作楷(共產黨員)為其私人代表，到重慶與劉伯承秘密商量起義的具體方案。

　　中共重慶地委分析了李章甫堅持軍閥統治的反動立場和與陳蘭亭的尖銳矛盾關係，決定以袁品文部為起義的基本隊伍，爭取陳蘭亭部參加起義，在解決李部後，率部前往順慶集中，然後與武漢革命隊伍夾擊重慶。為了爭取陳蘭亭部起義，袁品文多次到小市與陳蘭亭推心置腹談心。在感情已經非常融洽的情況下，向陳蘭亭試探性地提出了起義設想。當時，陳蘭亭對革命隊伍沒有深刻認識，對摧毀軍閥政治也還沒有從心裏擁護，但除掉李章甫卻是他早已隱忍在心的夙願，於是毅然決定起義。

　　當時，駐瀘州的李、陳、袁三部，形如三足鼎立。袁陳合兵一起，達5 000之眾，以5 000人對付李部2 000人，實力占絕對優勢，有取勝的把握。但李部占據瀘州要險，易守難攻。要解決李部，必須袁陳兩部同時行動，一部搶占鍾山，使敵失去“龍頭”之險；一部占領通往小市的兩座城門和街道，使敵無城可守。再者，必須速戰速決，避免遭到其他四川軍閥的圍攻。特別是瀘州城南岸肖鎮南的民團對起義軍威脅很大。故必須“摧其堅，奪其魁，以解其體”，起義才有勝利的希望。恰逢中共重慶地委獲悉，川中軍閥將對革命實施“宰割計劃”，賴心輝決計調袁品文部去江津，使之與陳蘭亭部隔離，然後分別予以消滅。形勢倏變，局麵嚴重，黨所組織和領導的瀘州起義，終於刻不容緩地爆發了。

　　1926年12月1日清晨，袁品文按原定計劃，親往李章甫官邸，請李到蘭田壩參加“軍事訓練學校”的畢業典禮。此時李完全被蒙在鼓裏，仍神氣十足地催秘書謄寫“訓詞”。上午8時許，李章甫帶著警衛、隨員在袁品文的陪同下，與袁同坐一葉扁舟，談笑風生地橫渡長江，向蘭田壩天上宮軍校走去。校內彩旗招展，鼓角齊鳴，列隊歡迎李長官。袁急令將江中大小船隻調集南岸。又派人到小市，以取留聲機為名，通知陳蘭亭：“(李犛)牛已牽來，事態進展順利。”待李進入客廳後，袁立即命令連長嚴熙率伏兵將李及其警衛、隨員一齊繳械扣押，並活埋了李章甫。接著，袁品文集合官兵講話，鮮明地樹起國民革命軍的旗幟，宣布起義。

　　在進行簡短的動員講話之後，袁立即命令第二團(團長許劍霜，共產黨員)渡河攻占鍾山，親率第一團和機槍營渡河，作為預備隊。又令獨立營向碗廠方向警戒，掩護蘭田壩後方。鍾山守敵是賴心輝直屬炮兵營，在起義軍突然猛攻下，猝不及防，全部繳械投降，起義軍勝利地完成了攻占鍾山險要的任務。在城區，陳蘭亭部按照起義計劃攻占通往小市的兩座城門，巷戰非常激烈。入夜時分，李章甫的第一團撤入城內拚死頑抗，戰鬥非常激烈。袁品文聞訊後，急派出兩個營的兵力增援陳蘭亭部攻城。由於守敵居高臨下，攻勢受阻，戰鬥一度呈膠著狀態，對速戰速決解決戰鬥極為不利。此時，袁部參謀吳孝恩挺身而出，自願入城勸降。至拂曉，守敵兩個團在起義軍的感召和軍事壓力下，先後投降。起義軍勝利入城，控製了交通要塞，肅清了頑抗之敵。碗廠方麵守敵在抵抗一夜之後，也潰退下去，由李部參謀長黎建侯率殘部6個連向東南方向逃遁。

　　袁品文、陳蘭亭隨即發出了起義通電。在起義爆發的同時，城內的共產黨員以左派縣黨部的名義向群眾大力宣傳起義宗旨，積極組織市民支援起義部隊。到天亮時，全城貼滿了“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等標語，市民們熱烈歡呼起義成功，夾道歡迎起義軍入城，整個瀘州洋溢著勝利的喜悅。

　　1926年12月2日，起義軍全部占領了瀘州城。下午6時，瀘州各界人士舉行歡迎袁品文、陳蘭亭大會，由吳孝恩參謀代表袁、陳發表了演說。據當時《國民公報》記者目擊起義經過後的報道說：“袁、陳這次起義係國民政府的命令……兩旅入城後即會同布告，銜為國民革命軍第四、五路司令。”起義軍在城中張貼布告，布告的要點是：(1)農民要耕田就要擁護國民革命軍；(2)受軍閥摧殘的人快起來，加入國民革命；(3)三民主義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12月7日上午，瀘州各機關團體120多個單位在小校場開會，熱烈慶祝起義勝利，歡呼推翻李章甫的殘暴統治，整個瀘州城沸騰起來了。

　　1926年12月3日，即在瀘州起義的第3天，順慶起義的消息也傳到了重慶。中共重慶地委決定由劉伯承急赴合川，率黃慕顏部起義，調兵馳援順慶，並按原定計劃督促瀘州起義軍迅速北上，與黃慕顏、秦漢三、杜伯乾的第一、第二、第三路起義軍會合，由劉伯承以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的名義，統一指揮整個起義部隊。

　　然而，瀘州起義軍內部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陳蘭亭的素質本來就不很高，參加起義時思想複雜，加之所部政治部主任黃季陸(國民黨右派)暗中挑撥各種關係，極力阻撓起義軍開到順慶集中，還慫恿陳部官兵爭鹽款、爭稅收，內訌不已，鬧得烏煙瘴氣。陳本人成天與地方勢力周旋，四處伸手抓錢糧肥私，並與貴州軍閥周西成勾結，準備拉部隊入夥。皮光澤原是袁品文部的團長，起義後部隊擴編為第六路軍，任司令。自恃攻瀘州有功，熱衷於守著地盤吃飽飯，抱著“金瀘州”發財，整天跟著陳蘭亭的指揮棒轉，根本不想離開瀘州，還揚言“黨能支持得住，占領瀘州也一樣；黨支撐不住，隨便走到哪裏也不行。”袁品文麵對陳蘭亭、皮光澤的舉措以及絕不離開瀘州的僵局一籌莫展。盡管劉孟伉等共產黨員奔走各部作勸導工作，也無濟於事。尤其當順慶起義軍處於十萬火急的關鍵時刻，重慶蓮花池省黨部委托四川軍界耆老、素孚眾望的陳達三先生代表劉伯承總指揮去瀘州力促起義軍迅速北上，結果仍然按兵不動。順慶失去支援，起義頓遭失敗。12月16日下午，經劉伯承提議，起義軍全部暫時退至開江。順慶起義的失敗，反過來陷瀘州於孤立，整個起義計劃被打亂了，瀘州起義軍麵臨著嚴峻的考驗。

　　隨著形勢的逆轉，為了迎接新的鬥爭，緊急籌劃瀘州作戰方案，中共重慶市地委決定：由劉伯承即刻到瀘州，全權指揮瀘州起義軍。劉伯承單騎飛馳，義無反顧，於1927年1月下旬順利地到達瀘州城。他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進行全麵整頓，僅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使混亂的瀘州城麵目為之一新。革命的瀘州，聲威遠播，像磁鐵般地吸引著反帝、反軍閥的各種力量，自然也惹來了四川軍閥的虎視眈眈。

　　1927年4月13日，劉湘軍進占小市一帶，與賴心輝部隔沱江窺探城內起義軍，對瀘州形成包圍態勢。賴心輝以“川黔聯軍總指揮”自居，卷土重來，企圖奪回瀘州。劉湘則調動28個團加上幾千名肖鎮南的團閥武裝共六七萬人，以超過起義軍10倍之眾的兵力將瀘州城圍得水泄不通。麵對強敵壓境，劉伯承表現出了氣壯山河的氣勢，隻知革命不知其他，憑借瀘州三麵環水之險，多次打退敵軍及其敢死隊的猖狂進攻，並處決了敵人潛入瀘州城搞破壞的奸細。

　　攻防戰一天緊似一天，城內軍民口糧供應極度困難。早就懷有二心的陳蘭亭、皮光澤動搖了，時刻想把隊伍拉出去。賴心輝派出其旅長馬昆山潛入城內勸降。陳首先接受了馬的條件，並與皮一同謀叛革命。不久，劉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證實楊森部已經出兵宜昌，向武漢國民政府進攻，“夾擊重慶”的設想已經成為泡影，等待援兵已經毫無希望。於是，召開軍事會議，征詢各方麵意見。袁品文等表示：原守瀘州是為了等待外援，現在外援已經沒有希望，守城就失去了意義。主張及早撤退。大多數人同意袁等人的看法和主張。劉伯承分析形勢後，提出了突圍方案。強調不管從水路還是陸路撤退，都應立即做好準備，開始動作，以保存實力，將來再圖發展。而陳蘭亭、皮光澤等因為已經私下與賴心輝達成默契，隻待時機成熟，便準備就任賴部師長，對突圍表現很冷漠。更險惡的是，陳、皮等在敵人的引誘下，竟準備出賣劉伯承和政工人員為人質，以換取封建軍閥的高官厚祿。

　　陳蘭亭為試探袁品文的態度，派參謀王熙伯到袁處趁總指揮部副官長葉廷鴻在座的時候，對袁說：“敵方要求交出劉伯承和政工人員為人質，方可解除圍城。陳蘭亭、皮光澤已經同意，前來征求你的意見。”袁聽後，當即嚴厲地表示：“我們在危難的時刻，希望總指揮來指揮我們。一遇到困難，就想犧牲主官來解救自己，以後誰還敢來幫我們？”袁品文在革命轉入低潮的時候，敢於正麵抵製陳蘭亭、皮光澤的陰謀背叛行為，具有革命的正義感；但卻不敢與陳、皮的謀反行為進行正麵交鋒，表現出了對敵鬥爭的妥協性。

　　到了5月中旬，劉湘以5萬元巨款懸賞通緝劉伯承。陳蘭亭等謀叛日急，劉伯承率部突圍已經不可能。在瀘州城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的左派人士，見劉伯承的處境十分危險，一再勸其先行離開瀘州。

　　1927年5月16日傍晚，劉伯承偕總指揮部參謀長韓伯承、參謀周國淦轉移到龍透關。劉伯承在第六路軍第二團的幫助下，從容地由龍透關縋城而下，悄然離去。7月12日，劉伯承到達漢口，立即向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報告了瀘州起義和堅守瀘州的經過，並對四川軍事提出建議。

　　劉伯承離開瀘州後，陳蘭亭、皮光澤、袁品文分別就任了賴心輝所委的第二、三、四師師長。對此，許多士兵和下級軍官極為憤慨。賴心輝見陳蘭亭、皮光澤、袁品文等就範，以為計謀得逞，準備大搖大擺地凱旋瀘州。誰知劉湘卻另有打算：一方麵，對瀘州起義部隊決不容忍，必須徹底消滅而後快；另一方麵，要排擠賴心輝，讓劉家叔侄(劉文輝是劉湘族叔)霸占瀘州。於是，劉湘繼續對瀘州發起總攻擊。陳、皮、袁三人看到被宰割的命運迫在眉睫，才急忙商定了撤退方案。1927年5月23日晚，三部人馬在茫茫夜幕下，分乘若幹船隻，順長江東下，向酉(陽)、秀(山)、黔(江)、彭(水)撤退。上岸後，人馬轉入川黔邊境的深山溝槽，並在泥壩地區擊潰了劉湘部旅長穆瀛洲的堵截後，到達貴州桐梓的陳溪、新場一帶。袁、皮兩部被貴州軍閥周西成收編，陳蘭亭則投到楊森部，被任為第六師師長，駐軍豐(都)墊(江)長(壽)三縣。

　　郭沫若為石柱道遠中學定名題字

　　1944年3月，由郭沫若同誌發起，重慶說文社社長衛聚賢在重慶主辦了民族英雄秦良玉的遺物展覽。與時任石柱縣教育科長的廖集雲、秦良玉的裔孫媳楊舜貞、婦女會代表熊南俠一道護送秦良玉遺物並作講解員的石柱縣參議會代表佘德瑜，在重慶期間，與郭沫若同誌有多次會麵的機會，一直想請郭沫若同誌為導遠中學題寫校名。

　　在和廖集雲、衛聚賢、郭沫若等一起研究集資興辦良玉女子中學的時候，佘德瑜便向郭沫若同誌請教。郭沫若同誌問：“學校附近有什麽文物古跡、名人遺跡沒有？”佘德瑜沒有能夠領會郭沫若同誌的意思，沒有直接回答。廖集雲同誌代她回答到：“橋頭區雖然沒有什麽文物古跡，但由豐都的飛地劃歸石柱後，仍然離中心較遠。且這個區所轄的金鈴、湖鎮與湖北利川接壤，離縣城更遠，在100公裏以上，又是高寒山區。值此國民教育大大普及之後，小學畢業生日漸增多，到縣城上學非常困難。因區署遷往沙子關，利用橋頭原有公房辦成中學，招學生都沒問題。雖尚未辦理注案手續，但政府早已默許，且已開始招生入學。”郭沫若同誌又問：“原擬定校名是什麽意思？”佘德瑜說：“叫導遠，是董事會研究的。”郭沫若同誌說：“可不可以用‘道遠’二字？”衛聚賢社長插話說：“你這個拆字先生，拆一‘寸’字，就把邊區中學的任務、性質顯示出來了。”佘德瑜聽不懂山西口音，還是不知所雲。廖集雲同誌說：“太好了，衛社長已解釋了，任重道遠。郭老師不但給取了適應環境的校名，還給加了重任。佘參議員應仰體郭老師的教益，付出全力，辦好道遠中學，才不辜負郭老師的殷切希望。”佘德瑜這才會意地一笑，非常感激，向郭沫若同誌表達了感謝之情。

　　過了幾天，佘德瑜與廖集雲等同誌一道，帶上宣紙，去拜見郭沫若同誌。郭沫若同誌欣然在橫置的宣紙上，以行草字體從右至左寫下了“道遠中學”四個大字，並在大字後麵署上了郭沫若題的字樣。佘德瑜和廖集雲一道稱謝離去。道遠中學校名便由此而來。

　　戰鬥英雄王順蛟

　　王順蛟是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湧現出來的戰鬥英雄，是石柱土家族人民的驕傲。

　　王順蛟於1952年9月4日出生在當時的沙穀鄉興隆村(後來的燈盞鄉燈盞村，後並入南賓鎮)。1972年年底，王順蛟從石柱中學高中畢業後應征入伍，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部隊，王順蛟訓練刻苦，作風過硬，練就了一身紮實的軍事本領，很快就由一名普通戰士成長為班長，後來升任排長。

　　20世紀70年代後期，越南政府背信棄義，忘記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對越南政府和越南人民的同情、理解和無私援助，在中越邊境蓄意挑起爭端，趕我僑民，殺我群眾，占我領土，對中越邊境的我國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極大威脅，我國邊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蒙受了巨大損失。雖經中國政府多次交涉，但越南政府沒有絲毫的悔改之意，不僅沒有停止對中國邊境的蓄意侵害，反而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理智與寬容當作軟弱可欺。越南軍隊對我國的挑釁逐漸升級，中越邊境炮聲隆隆、硝煙彌漫。中國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黨中央、中央軍委果斷決策，麵對越南政府的蓄意挑釁，必須進行正義的自衛還擊，對越自衛還擊戰爆發。

　　王順蛟所在的部隊被列入了開進越南作戰的部隊之中。麵對越南軍隊在中國邊境上的強盜行徑，王順蛟早就義憤填膺。接到上級命令後，王順蛟沒有絲毫的畏懼。他在給父親的信中說：“由於形勢發生急劇變化，我們已經接到上級命令，即將開赴前線作戰。……哪怕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我一定會在戰鬥中打出軍威，打出國威，一定帶領全排人人立功。”當時，王順蛟已經升任為排長，臨出發前，他們都剃了光頭，戴上鋼盔，在河口圖門等候上級命令。1979年1月，王順蛟所在的部隊便根據上級命令開赴雲南前線。為了適應山地叢林作戰的需要，部隊開展了針對性極強的適應性訓練。王順蛟不斷地告誡戰友們，山地叢林作戰是越南軍隊的強項，要想戰時少流血，訓練中就要多流汗。為了盡快熟練掌握山地叢林作戰的要領，王順蛟和戰友們星期天也不休息，積極參加訓練，穿叢林，攀懸崖，爬陡坡，涉大河，一遍又一遍地進行刻苦訓練。

　　1979年2月23日淩晨4時30分，王順蛟所在的二連經過一晝夜急行軍，到達位於保(勝)沙(巴)公路中部的無名高地執行堅守任務，扼守高地，控製公路，阻擊東援柑塘之敵，保證兄弟部隊順利奪取柑塘。這是一場異常激烈的硬戰。王順蛟率領全排堅守在高地正麵陣地上，守衛著陣地最危險的峰口。5時50分，越軍316A 師148團4營、6營和兩個連向高地發起了猛烈進攻，王順蛟所在的連還沒有來得及修築工事，敵人的炮彈就拖著長長的火焰，發出刺耳的尖嘯聲，雨點般地落在陣地上，陣地上霎時彈片橫飛，硝煙滾滾，彈坑遍布，火光陣陣，炮彈爆炸的氣浪一陣陣撲向堅守在陣地上的中國戰士，嗆得人呼吸困難。王順蛟所在的部隊憑借不到半米高的掩體英勇還擊，衝鋒槍、機槍齊發，手榴彈如蝗蟲一般飛向衝上來的敵群，堅守陣地的戰士們用各種武器組織起密集的火力網，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進攻。

　　麵對中國軍隊的頑強防守，敵人沒有放棄進攻，仍然憑借兵力優勢，發瘋一樣向我軍陣地猛衝，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戰鬥進行得極為殘酷。激戰中，連長不幸中彈犧牲，營部任命李玉明代理連長，王順蛟代理副連長。而李玉明尚在運輸彈藥的途中，前線指揮戰鬥的任務就落在了王順蛟肩上。王順蛟麵對強敵的進攻，帶領全連戰士分幾路出擊，指揮全連戰士將成捆的手榴彈投入敵群，乘敵人一片混亂之機，高喊著“為連長報仇啊，向敵人討還血債！”手持衝鋒槍，跳出戰壕，奮勇衝在前麵，打退了敵人的進攻。麵對我軍的堅強防守，敵人組織兩個加強連，分左、中、右三路三麵全線反撲。王順蛟沉著指揮，將5名投彈能手組織起來，組成突擊小組，堅守左側陣地，越軍多次組織猛烈進攻，都沒能前進一步。越軍見進攻受阻，又增派一個加強連向高地發起了更加猛烈的衝鋒。王順蛟組織全連將手榴彈4個一組放在陣地戰壕前沿上，待敵進攻到離陣地僅僅20米左右時，一齊投向敵人，打垮了敵人的正麵進攻。但左側敵人卻以猛烈的炮火突破了陣地，衝了上來。王順蛟猛衝上去，從犧牲的戰友手中搶過機關槍，向敵人一陣猛掃。正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