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一卷）

第33章 中蘇關係低潮時的二三事

　　第33章 中蘇關係低潮時的二三事——蘇聯駐華使館首席翻譯揭秘中蘇關係內幕

　　◎顧達壽 口述 鄭少鋒 執筆

　　最近，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大使館首席翻譯顧達壽口述的《直譯中蘇高層會晤》一書，顧達壽是中蘇關係發生急劇變化的見證人。因此，這本口述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現將其中的部分內容摘登如下：

　　周恩來保證不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隨著“文革”運動的興起，中共與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愈來愈尖銳，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愈來愈惡化。

　　在中蘇兩國關係如此敵對的形勢下，這個時候我在蘇聯駐華使館從事外交工作，可想而知是何等的艱難。而且，我在中國常常麵對有些中國人的仇視的目光。

　　一九七一年春天，有一次，我駕駛著蘇聯製造的伏爾加轎車剛駛出我們的使館大門，因為街道上行人很多，我開得不快。就在我剛要加速行駛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徑直衝到我的車頭前麵倒下。我急忙刹住了車才沒有碰著他。我立刻下車，他卻躺在地上假裝受傷而故意不起來。這時，從前麵的崗哨亭裏下來一位值勤的交通民警。他查看這個人是否受傷。當民警解開他的大衣扣，我發現他穿的大衣裏麵還緊裹著兩件棉襖。我突然意識到，這是有人在故意製造一起車禍，然後加害於我。我可能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人。

　　此事之後不久，我又遭遇了一次蓄謀的未遂事件。那次我是開車外出回使館的路上。快到北京東直門大街的路口時，我立刻想起這裏就是上次差一點出事的地方，便減慢了車速。這時，前麵的紅燈閃了，我趕緊停車。此刻，隻見從路旁衝出一群年輕人，他們不停地用拳頭敲打我車上的玻璃窗，用腳踢著車門。為防止意外，我坐在車裏，關閉著車門和車窗。他們便使勁朝我的車窗吐唾沫，同時他們對我喊著“打倒蘇修”的口號。奇怪的是，前麵的交通指揮紅燈一直閃著，足有十分鍾沒有變換成綠燈。後來的汽車隻好停在我的車後。這時有越來越多的群眾圍觀，而那些年輕人還在不停地喊口號，但卻無人出麵製止。值勤的交通民警仍然坐在指揮的崗哨亭裏對此視而不見，約莫過了十五分鍾才開始亮出綠燈。我想，很可能他是故意這麽做的。於是，我趕緊發動伏爾加轎車，駛離了那個可怕的場麵。

　　這件事情使我感到非常氣憤。回到使館後，我立即向托爾斯基科夫大使報告此事。他也為我的遭遇感到懊惱。但他認為我沒有足夠的人證和物證來說明這是有人設計的圈套，更何況那時候是中國的“文革”時期，蘇聯與中國的關係又這麽緊張。即使我們使館向中國外交部照會抗議，也不一定會有什麽結果。他建議我不如直接向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報告此事，或許會有處理結果。他的理由是周恩來對我個人非常了解。

　　我按照托爾斯基科夫的建議撥通了中國外交部的電話，報告了我遭遇的情況，請求如實轉告周恩來總理。我隻是講了我遭遇的第二件事情。因為這件事不僅是對我本人的侮辱，而且是對我們國家蘇聯的十分敵視的攻擊。打完電話我又後悔了。我想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不應該讓這件事情驚動周恩來。而且鑒於當年的中蘇關係，他也不一定能親自給我答複。但我沒有想到，第二天我就接到了中國外交部的電話，稱周恩來即日將在外交部約見我。在中國外交部部長辦公室裏，我第一次認識了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在那裏我又見到了周恩來。他和我握手擁抱，親切地對我說：“顧達壽同誌，這件事讓你受驚了。現在我和喬副部長代表中國外交部向你表示慰問。同時請你轉告蘇聯大使，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我可以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這樣的事情。”那天見到周恩來，我感動得流淚了。我看到他的臉色很憔悴，眼睛裏充滿了血絲，不由得為他的健康感到擔憂。

　　林彪的頭顱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和他的家人倉皇出逃，但是卻沒有成功。他的黨羽數人駕駛飛機在起飛後不久即被迫降擒拿。林彪和葉群、林立果乘坐一架軍用飛機在山海關空軍機場緊急起飛，卻在飛越中國邊境上空進入蒙古共和國的領空時被擊落，（原書注：關於林彪乘坐的飛機是如何墜毀的，目前史學界說法不一，顧達壽所說的“被擊落”的觀點，可聊作一說。）在蒙古境內的溫都爾汗墜毀。這就是曾經震驚中外而且令人費解的“九一三事件”。

　　蒙古的空軍雷達發現了這架中國軍用飛機進入蒙古領空後墜毀的情況，誤以為是中國的偵察飛機侵犯了蒙古的領空。當飛機被擊落墜毀後，蒙古共和國外交部立即照會中國駐蒙古使館提出抗議，同時通過蘇聯駐蒙古使館向蘇聯報告了這個情況。蘇聯外交部在獲悉此事件後，立即指示蘇聯駐華使館盡快了解這個情況。於是，托爾斯基科夫大使特派我帶領使館武官處的兩名年輕的少校軍官前往蒙古實地了解真實情況。當時我問大使，為什麽派我去執行這個任務。他先說我是政治參讚，此事屬於我的工作範圍。而後他才告訴我，蘇聯外交部已經從情報中獲悉林彪叛逃的消息，考慮到我在中國多年而且認識林彪，故特別指定讓我去蒙古辨認是不是林彪的屍體。同時為了不驚動中國官方，決定我們從北京乘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前往。

　　我們到了那裏卻什麽也沒有看見。因為蒙古人已經將飛機的殘骸、飛機失事留下的屍體和所有的物件進行拍照，然後挖了個大坑就地掩埋。為了讓我能夠辨認，他們又將這個大坑掘開了。

　　因為溫都爾汗的氣候炎熱幹燥，加上屍體被埋葬在沙坑裏沒有受到風化腐蝕，所以屍體保存得基本完好。我們看見飛機的殘骸上有槍擊的痕跡，而且可以判斷子彈是從機艙裏射出去的。因為機艙外部的是呈開花狀的。我們無法猜測飛機在墜落前，裏麵究竟發生過什麽事情，但是我們可以確定飛機的墜毀絕對不是因為受到來自機艙外邊的攻擊所致。因為飛機墜落後即起火爆炸，致使機上九個人的屍體被燃燒得體無完膚，麵目全非。這九具屍體上的衣服都已全部被燒毀，所以全都是裸體，而且都慘不忍睹。其中有一具裸體女屍，我想應該是林彪的妻子葉群，至於林彪，我從他的體形觀察覺得很像是他本人，但我卻無法從他的頭部麵容來確定是不是他。於是，巴拉諾夫上校將他拍攝的林彪的屍體被掩埋之前的照片拿給我看。但這些照片的效果與從沙坑裏挖出來的林彪的屍體基本上相差不大。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確切無誤地鑒定林彪屍體的真偽，我提出了一個建議，即可以通過檢驗林彪的牙齒來確定他本人。這是醫學上對被火燒過後的屍體進行鑒定而常采取的辦法。因為我知道林彪早年曾經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後來又到蘇聯療養，而且在軍事醫學院治療過牙病。我想在蘇聯應該保存了他的牙齒檔案。我的建議通過蘇聯駐蒙古使館用電傳報告了蘇聯外交部。我們很快收到了來自莫斯科的電報命令，指示我們可以在現場取下林彪的頭顱，同時收集飛機殘骸的標本和有參考價值的物件，再將空難者的屍體和其餘的物件就地掩埋，然後由蘇聯駐蒙古使館武官處派專人負責，將林彪的頭顱連同收集的飛機殘骸的碎片和物件立即護送去莫斯科。

　　我完成了這個任務，又與我的兩位同事從蒙古境內的車站乘莫斯科開往北京的國際列車返回北京。據悉，林彪的頭顱很快就被送到了莫斯科。蘇聯的有關部門立即組織對林彪的牙齒進行了檢驗。檢驗結果很快就得到證實，確認就是林彪本人的牙齒。我想林彪的頭蓋骨現在還應該保存在莫斯科。

　　接線員拒絕接通電話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正是蘇聯和中國兩黨關係達到白熱化的時候。

　　那時候擔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很不願意看到蘇聯和中國兩個大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友好關係演變到六十年代的相互為敵的局麵。他曾經多次在黨的高級會議上提出應該致力改善蘇中兩黨關係，恢複兩國友好往來，並且向蘇共最高領導勃列日涅夫陳述了自己的觀點。

　　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秘書的電話，稱柯西金有緊急事情要召見我，讓我立即趕到克裏姆林宮。部長會議主席早就知道我多次擔任蘇聯領導人與毛澤東會談的翻譯，並且與毛澤東頗有交情。在克裏姆林宮部長會議主席辦公室裏，他一見到我就說：“我請你來是要你給我接通北京的電話。我要直接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通話，談我對蘇中目前關係的看法。”這時，他指著放在寫字台旁邊一張桌子上的電話機，我知道這是部長會議主席的專線保密電話。於是，我撥通了莫斯科專線電話總機，請將部長會議主席的電話通過內部專線接通北京。

　　不一會兒，莫斯科與北京的專線電話接通了。我便向北京的接線員小姐說明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要與中共毛澤東主席通話。這時我聽見這位女接線員用標準的中國普通話正在向誰傳達我的要求。過了一會兒，她生硬地對我說：“我不能給你接通這樣的電話。”說完就將電話掛斷了。我便向柯西金轉述了剛才中國女接線員的話。他不解，似乎認為我沒有將話說清楚，對我說：“你再給我接過去，就說我要直接與毛澤東主席通電話，要和他談很重要的問題。”

　　我再次通過莫斯科專線接通了北京的電話，但對方一聽到我的聲音就將電話又掛斷了。我第三次掛過去，依然是這種情況。中國女接線員什麽也不說就又掛斷了電話。這時，我看見柯西金緊皺眉頭，示意我第四次再掛過去。過了好一會兒，電話終於又接通了，還是那位女接線員的聲音。她還未等我將話說完，就很不禮貌地對我說：“告訴你，我們的毛主席堅決不與蘇聯修正主義壞蛋柯西金通話，所以我不能給你接通毛主席的電話！”說完，她又將電話掛斷了。我清楚地聽見了她說“壞蛋”這個中國人用來罵人的詞，但我沒有向柯西金如實轉述剛才女接線員的罵人話。柯西金再次緊皺眉頭，顯得非常懊惱。

　　我將剛才與北京通話的情況作了簡單的筆錄，然後我走近柯西金將通話記錄交給他。在我離開他的辦公室前，他一直沉默不語。我能想象到他作為蘇聯國家領導人的自尊，是難以容忍中國方麵的這種態度的。雖然他在竭盡努力試圖緩和蘇聯和中國的緊張關係，並且克製自己而采取了主動和好的態度，但中國領導人並沒有將他和勃列日涅夫與赫魯曉夫區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