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一卷）

第31章 “六二”大逃港

　　◎陳秉安

　　一九四九年後，一批又一批的人通過深圳逃往香港。深圳與香港接壤的村莊幾乎成了無人村。三年自然災害後，天災人禍，使一九六二年逃亡的人群出現了高潮。《大逃港》一書對此作了記敘——

　　一九六〇年的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大煉鋼鐵，一個國家的國力已經消耗殆盡。“三麵紅旗”僅搞了兩年時間，農業大幅度減產，全國的糧食已減產了六百億斤，農民的油減產了一半，養的豬減產了三分之一。農民每年的平均消費隻有六十五元！盡管如此，農村幹部還在逼著農民多交糧食。

　　人們因食品不足，營養不良，普遍發生浮腫病，導致大量非正常死亡。公開報道的數字顯示，一九六〇年全國人口比上年減少了一千一百萬。

　　無論願望如何美好，事實都證明，搞“三麵紅旗”、搞國民經濟“大躍進”實在是一場大躍退、大災難。

　　毛澤東終於明白了：一場大的災難正在降臨中國！他接過周恩來送來的有關全國大麵積災情的報告，憂心忡忡地拿起筆來，在上麵作了批示。最後，把原來的文章題目圈掉，重新給文件起了個醒目的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

　　但是，他的這個覺悟已經顯得太晚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其時，早已經在整個中國蔓延開了……

　　正是在這種大饑荒、人民群眾要找活路的背景下，中共部分領導人，對於曆來被看成“叛國投敵”的深圳河上的偷渡逃港，有了新的認識：

　　與其讓老百姓在國內餓死，不如放老百姓一條生路！

　　當時，中央有文件，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良好形象，要求各地製止外出逃荒，對於“盲流”城市的逃荒者，要堅決“收容、遣送”回去。

　　廣東省卻不同，不是把逃荒農民當作“盲流”加以懲罰，而是鼓勵走投無路的農民出外找一口飯吃。允許地方開具證明，讓想逃荒的人出外逃荒。

　　而對於廣東的逃荒者來說，“出外”意味著什麽呢？哪裏是最理想的去處呢？無疑是衣食豐足的香港了。各種流落者集中湧向深港邊境。

　　在這背景下，“六二大逃港”被拉開了一個口子。

　　而此時，廣東一些思想開明的領導，更在各種場合表達了對“逃港”的“新思維”。陶鑄就在公開場合表示：

　　“我們廣東減少幾十萬人沒有什麽了不起。這樣做，既能夠解決我們的困難……等我們的經濟情況好轉了，可以再回來嘛。這樣不叫偷渡。”

　　實事求是，在那個年代，地方領導能說這種話，的確是很大膽了！

　　後來有人評論，這批中共幹部能夠有這樣開明的認識，一方麵是出於困難的情勢所逼，另一方麵也是出於樸素的人道主義感情——共產黨打天下，不就是要讓人民群眾不餓肚子嗎？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廣東省公安廳在陸豐召開沿海各縣公安局局長會議，“放寬”了群眾出港條件：

　　“在毗鄰港澳的惠（惠陽）、東（東莞）、寶（寶安）等六個縣市，允許一些人從固定的幾個有武裝的、非正式開放的口岸出港。”

　　一九六二年三月，廣東省的邊防工作會議上決定把“來往港審批權由縣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隊”。把去香港的審批權力下放到公社、大隊，就相當於說想走的群眾都可以走。哪個公社、大隊幹部會願意鄉親坐在家裏等死呢？

　　群眾紛紛拿著由公社、大隊開具的證明，像一股股黑流，湧往深港邊境……

　　一九六二年五月前後，數以萬計的群眾在短時間內湧入寶安縣深圳河邊，小小的深圳鎮不堪重負，頓時陷入一片恐慌和騷亂中。

　　這麽多的群眾，要吃要拉……開始，政府還一天發兩次稀飯，後來人越來越多，不敢再發。一發就亂，就搶。為了安全，鎮上的商店大都關門了。

　　一些難以忍受饑餓的外來人群，如同洪水淹過了深圳鎮周圍的蓮塘、長嶺、沙頭角、皇崗、沙頭、水圍等村莊，把一些地裏的青菜全拔光吃了。好生生的稻田在萬人腳下被踩成平地。逃港的群眾甚至威脅敢於幹預的民兵說：“你還敢幹涉我？老子繳你的槍，把你的村子踩平！”

　　人們洪流般衝進村裏，有人敲門要吃的，不給就打人。

　　謠言更是滿天飛——“太平有個高級軍官帶一批士兵逃跑了！”——“彭德懷視察福建，被接到台灣去了！”——“惠陽縣委書記跑了！”……

　　寶安縣公安局派出便衣深入群眾中了解情況，部分意見被記在報告中：

　　“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就死在這裏（深圳戲院）算了。”

　　“生產隊的耕牛都殺了，現在就是想回去也無耕牛了，怎麽活？不如再去拚命（指邊界）。”

　　“丙個（誰）攔我，我就同丙個（誰）去死了——”

　　報告稱：“大量的群眾麇集在深圳鎮邊的梧桐山”，“他們有組織、有指揮，當總指揮的是一名大學生”。

　　“黃昏以後是‘衝邊界’的好時候，逃港群眾相約等到昏暗的時候一同衝下山去。”

　　“大多數是十七至四十歲的青壯年，有男有女。他們每人均持有一條四尺多長的木棒。他們的總指揮說，在衝到邊界時，不論誰阻撓我們都不得退步，要用棍與他們搏鬥繼續衝過去，甚至開槍也不要後退，誰後退就要用棍打誰。”

　　“在沙頭角，邊境橋頭連續兩個晚上發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並肩的示威之態，強迫民警開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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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逃港的嚴峻形勢上報到了省裏，當時的省委書記趙紫陽帶著省公安廳及縣委的人，迅速趕赴深港邊境處理。他們躲在邊境的山頭上觀看動靜。

　　深圳蓮塘、羅芳村一帶，大概集中了兩三千外逃群眾，當他們衝過邊防線，靠近邊境線時，鐵絲網攔住了他們。有人就喊：“倒掉它——”，於是山搖地動的一片高呼聲：“倒掉它——”

　　“一、二、三”隨著上千人有組織的呐喊，“轟——”地一聲，幾十米長的一段鐵絲網被推倒在地上。邊境線上就像缺了口的河堤。

　　“衝啊——”隨著驚天動地的喊聲，滾滾人流湧過了邊界……

　　趙紫陽把望遠鏡放下，搖搖頭說：“簡直就是淮海戰役了！”一臉的無奈。

　　形勢已經失去了控製，就是想堵，一時也堵不住了。

　　這時，一位中央黨報的記者，秘密來到了深圳的河邊上。他叫連雲山，《人民日報》軍事組組長。

　　“那裏深圳發生了大逃港事件，當時的說法是美蔣特務策劃的偷渡行為。我也這樣認為。”他回憶說。

　　當時官方發有一份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對香港是這樣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二、香港黑社會橫行；

　　三、香港是最大的製毒販毒基地；

　　四、香港自殺者是世界上有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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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雲山想，既然這樣，為什麽成千上萬的群眾還甘願拋家別舍往地獄裏跑呢？他決定要過境到香港那邊看看。

　　在廣東省公安廳派人陪同下，連雲山來到了寶安縣。那時，全縣正在一片逃亡風的恐慌中。中央記者到邊境來，這就如同“欽差”下來了。縣委對他特別的客氣。

　　公安部門為我辦了一個過境耕作證，化名叫李進山。一位會當地語言的公安科長（後來了解此人是公安局偵察科長周水君），陪著我隨著逃港的群眾，從大鵬灣的一個耕作口過境。到了九龍。

　　我看到逃難的深圳邊民在山腳下用塑料布搭成一個個窩棚，到處都是，跟他們聊，他們就哭，說我們是黨員、貧下中農啊，說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給社會主義丟了人！

　　香港是不是人間地獄呢？當自己用眼睛看過了以後，連雲山驚異了。他說：“全部是謊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們這邊好得多，隻要你幹活，就能有飯吃。我接觸到很多偷渡過去的人，哭，卻沒一個說後悔的。”

　　於是連雲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國內所宣傳的是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陸人民高出了許多倍。大陸的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

　　活生生的事實教育了連雲山。

　　“回到縣委招待所，有一個多星期，我閉門不出，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中。邊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蔣特務的挑動，地富反壞策劃內應的結果，是別人的生活比我們好群眾才跑的，可是我們還在欺騙，說資本主義是人間地獄。”

　　“群眾逃港表麵上是自然災害、集體吃食堂等造成。而實際是一個政策問題。隻有從我們宏觀政策上的嚴重失誤找原因，才能解釋。”

　　在連雲山離開寶安縣前夕，縣委書記李富林把他請到縣委小食堂吃飯，一個勁檢討自己，說是工作有錯誤，才造成群眾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卻老瞪著連雲山，像是話中有話。

　　連雲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擔心自己這個“欽差”回京後“告狀”，把大逃港說成是寶安縣的責任，便說：

　　“這能怪你嗎，你作為縣委書記，你不知道嗎？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嗎？那也叫水深火熱？誰是水深火熱？你這裏飯都沒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熱？真是瞎說八道。”

　　李富林說：“老連呀，這話別人說可以，我就不能說呀。”意思是，連雲山可以說，他回北京了，可以把這個真實情況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沒辦法了，我就說：‘我知道你們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說什麽，對不對？我隻說幾個字好不好？說你寶安縣負不了這個責任。是政策問題，行不行？’”

　　“當時李富林感動得就差沒哭出來了，眼睛都濕潤了。他說：‘老連啊，我感謝你，感謝你能理解。’離席時，我說咱們今天就說到這。這麽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說不能說，還都是個問題啦。”

　　連雲山決定把自己看到和認識到的向中央報告。希望中共中央從大逃亡中吸取教訓，反思曆史，調整政策。

　　我先後寫了四篇內參，給了當時的《人民日報》常務副總編。寫了大概四個內容：一個是香港的情況；第二個是大逃港的深層次原因，責任不在寶安縣，也不在廣東省委，是我們政策上的問題；第三個講了重新認識的問題；第四個講了解決的具體措施，比如取消糧票，實行自由貿易製度，從樟木頭到寶安這個地方，建立一條政策優惠區。

　　他看過後，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談話。他說：‘我都不知道情況有這麽嚴重。’我擔心他會給我扣帽子，幸好沒有。說他也得想想。

　　過了幾天，他又找我，說恐怕不能發表，建議我去新華社找找人。看能否通過新華社送上去。要送給中央的最高一級領導。

　　我找到了新華社內參組組長夏公然，我們的私交關係不錯。在朝鮮戰場上一起呆過。我就約他到宣武門一家烤肉館吃烤肉，那裏人不多、說話安全。他看後嚇了一跳：‘哎呀，你是個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呀，我給你送了，連我也是反革命了。’

　　送不送？怎麽送？他拿著考慮了好幾天。

　　連雲山也不能不為事情的後果擔心：“頂多把我關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壞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個農民出身，我家連個保長、甲長都沒有，拿我也沒辦法。”

　　但是，送給誰呢？連雲山回憶說：“夏公然說，就送一個人，送鄧小平吧。他說鄧小平不整人，不說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

　　夏公然在他的遺著中也回憶了此事：“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當時可能隻送了小平同誌一人，通過他反映到總理處。”

　　報告送上去後，情況怎麽樣呢？連雲山和夏公然都很急。等了半年多，沒什麽反應……

　　但是，實際上，一些“改變”在暗中演化著。

　　夏公然在他的遺著中回憶，內參送上去以後，國內的情況發生了變化：

　　“從這以後，相關政策悄悄開始鬆動，記得當時總理對大陸出逃的難民有一個放寬不究的指示。”

　　如果夏公然所述屬實，周恩來的這個指示，就不僅“放”了李富林等一批在寶安縣的鬧“開放”的縣級幹部們“一馬”，也“放”了陶鑄、寇慶延等一批支持“開放”的廣東省的領導“一馬”。

　　鬆動還表現在更多的方麵。

　　“最能看出政策變化的，是大陸通過香港買糧食一事。”夏公然的遺著指出買糧食是一件對中國的老百姓很要緊的事。這對中國後來渡過大饑荒起過很大作用的事。

　　在此之前，中國是基本上不向外國進口糧食的，提倡“餓死不吃美國糧”。國內老百姓沒吃的，又要麵子不進口糧食。大批餓死人是必然的。自從政策允許從香港進口糧食後，外國糧進入國內，饑荒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許多嗷嗷待哺的饑民才得以活下來。

　　“可是在表麵上看，似乎什麽也沒有發生……”

　　隻有南方的逃港風，在愈演愈烈。

　　然而，不久後，北京嚴令廣東收縮：“迅速處理群眾外逃問題。”國務院指示，要求廣東省委把解決外逃作為當前第一位的工作來抓。與此同時，在深圳河邊上守衛深港邊防的部隊增加到一萬多人。那場席卷天地，數以十萬人計的大外逃，硬是被上萬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給堵了回去……

　　可惜啊，一卡就死，一放就亂！最初的試驗性“開放”——給予深港邊境範圍內的“放寬”和“搞活經濟”政策，刹車了！

　　這場初啟的“鐵幕開放”，中共高層為什麽要突然刹車，從而推遲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這也許會成為將來史家們研究的課題。除了外逃之風蔓延得太快太猛烈，超出了“容忍度”的原因之外，可能還同當時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有著關聯。

　　有文章說：

　　“幾乎同時，即一九六二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六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蘇聯。國際輿論一時嘩然。中央政府大為緊張，不得不扭轉廣東放縱外逃的做法。”

　　此外，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中共高層對於形勢的認識有著一個“波浪型起伏”。

　　上半年，中共高層總結了人民公社、“大躍進”帶來的負麵影響，比較強調在政策上的“後退”、“放鬆”。一月份還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檢討工作中的錯誤。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等人更是主張“包產到戶”。

　　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黨內比較一致的聲調是：“退”，放鬆。新上任的中央財經組長陳雲甚至主張，為了讓老百姓吃上飯，啥辦法都可以使，哪怕“非常措施”以後“棄之不用”。他用一句形象的話說：“現在是國際歌唱的，全靠我們自己。”兩個月後，陶鑄在寶安縣放開了邊境。

　　緊接著，下半年形勢就因為毛澤東的“認識改變”而發生了變化。六月二十六日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時，風向一改之前“緩和”的調子，提出要批彭德懷、習仲勳等人的“翻案風”。

　　深圳河邊的“放寬”政策起於一九六二年的五月，“緊縮”於一九六二年九月，正好在這個波穀的“轉折”時期，無疑同這個國內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開的。

　　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堵截收容逃港人員。從五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八日止，共遣送了五萬一千餘名外流人員回鄉。

　　到一九六二年的年底，寶安縣政府的總結材料已稱：“今年的反偷渡工作已經取得了勝利。”“深港邊境的秩序恢複了正常。”

　　“六二大逃港”的風潮就這樣平息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這次風潮中成功逃港，一直有不同的說法。官方說是幾萬，但據調查，應該是三十萬左右。這些來自全國各地逃出的饑民，僥幸到達了衣食豐足的香港，保全了饑餓之軀。有些人後來更以自己的艱苦奮鬥，創造出一份可觀的事業。這些謀福之舉，同那些冒著危險，頂著壓力救人性命的人們的勇氣是分不開的。

　　為民謀命者理當青史留名！

　　“誰都不懷疑，如果不是陶鑄等一批思想開放的共產黨人，毅然放人民一條生路，廣東省乃至其他地方將要餓死更多的人。”一位退下來的領導人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