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一卷）

第29章 田漢與安娥

　　第29章 田漢與安娥——兒子田大畏的回憶

　　◎劉暢

　　田漢是著名的戲劇家，也是我國國歌的作詞者。他與他夫人安娥一生愛得很艱難。最近《環球人物》的記者采訪了田漢的兒子田大畏，他向人們介紹了父母戀愛的經過，現摘錄如下——

　　田漢原名壽昌，一八九八年出生在湖南長沙一個小山村。田漢曾提到，自己最愛的人有三位：一位是母親，一位是他的舅父兼嶽父易象，另一位就是自己的妻子易漱瑜。不幸的是，易漱瑜一九二五年病逝。臨終前，易漱瑜將自己的同窗好友黃大琳介紹給田漢，希望他們能結婚。在田漢戀情中，黃大琳不過是一個過渡人物。田漢在給日本友人、著名作家村鬆梢風的信中說：“妻子去世後又有了戀人，可是無論如何沒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隻有一次。”

　　不過，一九二七年，田漢還是與黃大琳結了婚。但與此同時，他開始和一位遠在新加坡的女教師林維中有了聯係，彼此通信三年。

　　林維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一九二五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讀到了田漢在喪妻悲痛中寫的散文《從悲哀的國裏來》，被深深打動了。林維中風姿綽約，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她大膽地給田漢寫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愛慕之情。就這樣，剛再婚一年的田漢與林維中憑著傳遞信件和照片，感情一發不可收拾。

　　一九二九年新年剛過，田漢率領南國社去廣州公演。雖然異常繁忙，但他一個月之內還是給林維中寫了七封信，熱戀之情可見一斑。這時，他已決定與黃大琳分手，娶林維中為妻。不久，田漢和黃大琳的婚姻宣告結束，他們不但友好分手，還專門去照了一張離婚合影。田漢在合影下寫道：“為著我們精神的自由，為著我們不渝的友誼，我決然與你小別了，親愛的大琳！”

　　一九二九年，對田漢來說，是人生的一大轉折。大革命失敗以後的形勢，使他決定“轉換一個新的方向”，即從思想上、政治上、文藝作風上轉向“左翼”文藝戰線。因為田漢在上海的影響力，他成了各方勢力爭取的對象。恰在此時，一位來自莫斯科的“紅色女郎”出現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當年，安娥隻有二十四歲，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員。在田漢看來，安娥不單具有政治魅力，還有詩人的才情，浪漫、熱烈且具叛逆精神。

　　安娥一九〇五年出生在現在石家莊市長安區一個書香之家，原名張式沅。父親是清末民初教育家。田大畏說，“母親在少女時代，就表現出追求自由、獨立的個性。她十五歲上初中就‘不安分’，幹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安娥因學監壓迫學生，就帶領全班同學罷課，住在旅館不回學校，迫使學監辭了職。事後，安娥離開學校，被父親帶到北京讀書。一九二三年，安娥進入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西畫係學習，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田大畏說：“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剛強，這一點母親和她很像。聽說母親加入地下黨，她直接來到北京，硬是從學校裏把母親抓回家。”當時正值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安娥在報紙上看到二十五名學生被殺，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親的這一選擇，讓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認這個女兒。外祖父不讚成母親走上共產革命道路，他發表聲明‘從此不再有這個女兒’。”

　　同年，安娥受李大釗派遣，到大連從事工人運動，不久，又被周恩來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裏，她第一次接觸到了情報工作，也由此開始了特工生涯。她做特工時有許多化名，“安娥”就是其中之一，後來成了她的正式名字。

　　田大畏說，“在中山大學時，母親因為曆史比較簡單，俄文也不錯，被選入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後來叫克格勃，當時叫格別烏，做東方部主任的助手，幫助他們辦案。”

　　一九二九年，學成歸國的安娥被安插在國民黨駐上海“中央特派員”楊登瀛（鮑君甫）身邊擔任秘書。她負責將收集來的信息，及時抄送給陳賡，再由陳賡報周恩來。這些重要的情報使許多地下黨員化險為夷。安娥參與營救的就有任弼時、關向應等人。這位從莫斯科回來的“紅色女郎”，一天可以變換好幾個身份，一會兒是衣著華貴的秘書小姐，一會兒是女工，一會兒又成了大學校園裏的意氣學生。

　　田大畏說：“當時父親已經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麵來往的人很多。母親懂文藝，自己也會寫東西，組織就派她去接近田漢。”那時，田漢已成立南國社。他本以為所見的是一位積極要求入社的女學生，卻見安娥眉清目秀，不卑不亢，舉止大方，頗有幾分英豪氣，很是歡喜。這以後，安娥便經常帶著她寫的一些作品來找田漢。當她將小說《莫斯科》交給田漢時，他震驚了，作品反映出的豐富閱曆以及不俗才情讓田漢興奮和感動。

　　在安娥的影響下，田漢開始更多地關注現實社會問題，加入了“左聯”，並申請入黨。正是這一思想的轉變，使田漢成為“時代之子”，並創作出日後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頻繁的接觸與交流，急劇增進了兩人的感情。一九三〇年秋，在南國社被查封、田漢被迫隱居的情況下，安娥選擇了與田漢同居。

　　然而，甜蜜的愛情並沒有維持多久。與田漢保持了五年通信戀愛關係的林維中，不久從南洋歸國，她曾資助過田漢的事業，且早已被田母默認為兒媳。林維中知道安娥與田漢的關係後，當麵去質問她。而田漢，既不願傷害這個，也不願傷害那個，猶豫不決。在這種情況下，反而是安娥幫他下了決心。她告訴林維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與他結婚吧。”最終，田漢決定遵守諾言，與林維中完婚。

　　談起此事，田大畏說：“母親是地下黨員，從事秘密工作，是個四海為家的革命者，當時並不能結婚。不僅如此，她聽說父親結婚沒有房子，甚至還張羅著給他們找婚房，這是父親後來在回憶錄中寫的。”而田漢並不知道，這時的安娥正懷著自己的骨肉。

　　一九三一年八月，田大畏出生了。可是，革命工作不容安娥過多沉迷於兒女私情，出於經濟和安全等考慮，她不得不把兒子送走。“在最難的時候，母親唯一想到能依靠的，隻有姥姥。她踏上了六年未回的家鄉。母親再次出現，還帶著私生子，當時的場麵可以想象。據說，她是跪著求姥姥，請她照看我的，姥姥摟著母親失聲痛哭。”之後，安娥果斷地回到了上海，來到田漢麵前，親口告訴他：“孩子已死，勿需掛念。”

　　一九三三年，由於叛徒的破壞，安娥的直接領導姚篷子被捕叛變，作為姚的下線，安娥與黨組織失去了聯係。經作曲家任光介紹，她進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創作了大量旋律悅耳、意境優美的歌曲。膾炙人口的《漁光曲》、《賣報歌》等，都寫於這一時期。

　　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麵爆發後，安娥撤離上海，在由上海輾轉武漢的路上，她竟然又與田漢相遇了。民族存亡戰線上的再相聚，決定了他們的愛情命運。“母親告訴父親，孩子尚在，而且也長得很高了，父親聽後很激動。”當時，田漢的妻子林維中住在重慶，而他和安娥住在武漢，兩人密切配合，一起出席各種活動，愛情又明朗化了。

　　誠如作家吳似鴻在《回憶田漢》一文中所言，田漢雖然兌現了跟林維中結婚的諾言，但無論是政治傾向、藝術觀點和人生態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

　　一九四八年二月，安娥接受上海《新民報》專訪，開誠布公地表明了自己的愛情觀。她說：“爭，或許可以得到一個人的軀殼，但卻不一定能得到一個人全心全意的愛情。”當記者問她，麵對如今的局麵如何應付？安娥笑言：“無所謂應付”，“一切應該隨田先生”，“是他自己因善良而產生出來的痛苦，也正因為他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裏，時常使我感動。”

　　抗日戰爭期間，安娥曾任戰地記者，一九三八年後輾轉武漢、重慶、桂林、昆明等地，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這時，田漢已經與林維中離異。一九四八年，安娥和田漢同赴解放區，安娥次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戰亂、紛爭、婚變，安娥與田漢在曆經二十年風風雨雨後，一九四八年前後終於廝守在一起。他們在創作上的相互幫助，成就了中國現當代文壇的一段佳話。

　　田大畏說，他的父母親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依舊過著獨立的“宿舍生活”，沒有稱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一九五四年，雖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們仍是聚少離多。“我感覺父親是為了戲劇來到這個世界的，而母親是為了革命和理想。他們無論環境怎麽惡劣，怎麽困難，隻要跟這些事有關，都不知疲倦，把物質和權勢完全拋之腦後。”

　　一九五六年，安娥在鄭州觀摩豫劇演出時突然病倒，中風不語，半身癱瘓。田大畏說：“父親始終鼓勵母親別泄氣，同病魔作鬥爭。他給母親找最好的醫生，給母親讀報、讀文件、講國際形勢。為使母親不完全脫離文藝界，父親無論到外地參觀遊覽還是觀摩演出，都盡可能帶著母親。”其實，當時田漢的處境也不好，很壓抑，即便如此，他還堅持多年如一日，找來小故事和笑話，耐心地講給安娥聽。

　　“文革”前夕，田漢被分配到順義牛欄山參加“四清”。行動不便的安娥總要陪田漢到車站，目送他離去，有時甚至拖著病殘的身子，到市郊去看望丈夫。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田漢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懷疑為“王明蘇修特務”，受到迫害。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安娥謝世於北京隆福醫院。

　　大 逃港

　　——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二〇〇七年四月，廣東省檔案館解密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四年的一萬多件檔案。群眾逃港事件的內容也在其中。於是，一段雖人所共知，但不能言說的曆史大白天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綿延三十餘年，深圳河邊不斷出現大逃亡。超過一百萬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幹部、軍人……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右、“四清”、“文革”等等政治和經濟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比起東歐柏林牆（成功越牆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傷260人）、朝鮮的三八線，偷渡香港人數更多，時間更長、情狀更慘烈。

　　人民群眾寧可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也要從社會主義往資本主義跑，這一現象引起了一些在邊境前沿工作與民眾接觸較多的共產黨人的深思，使他們走在了改革開放的前沿。時任廣東省省委書記的習仲勳和廣東省的一些領導，率先向中央提出要實行特殊經濟政策、以穩定人心，發展經濟，解決外逃等問題，於是深圳特區的獲準建立，外逃問題逐步解決……改革開放出現了新的局麵。人們把“大逃港”比作“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作為向深圳特區三十年獻禮的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陳秉安用了二十二年時間，先後采訪了百餘名相關人員，真實地再現了這段曆史，以下是有關陳秉安和《大逃港》的介紹，和《大逃港》一書部分內容的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