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一卷）

第26章 毛澤東與張聞天

　　◎何方

　　隨著史料的不斷發掘，中共黨史上存在的一些疑點、迷霧漸散，真相日益明晰。

　　長期以來，人們對曾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的張聞天了解並不夠。原有的中共黨史普遍認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近來中共黨史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上，當選黨中央總書記的是張聞天，是他和王稼祥等人力薦毛澤東指揮軍隊。此後幾年，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毛澤東成為領袖後，張聞天的命運有了很大變化。最近《人民日報》主辦的《文史參考》刊登了何方撰寫的幾篇文章，介紹了毛澤東與張聞天兩人的關係，現摘登如下——

　　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此後幾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黨實現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作出了重大貢獻。但長期以來，他在這個時期的職務和所起的作用遭到埋沒。

　　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寫進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從此成為曆史定論。一切正式黨史著作和許多老同誌的回憶錄，都嚴格遵守了這一口徑。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申。長期以來，使這個問題不隻是在學術界，就是在群眾中也成為一種常識。但是隻要詳加考察，就會看出原來這一論斷並不確切，隻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並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根據現有材料，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遵義會議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會上，隻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

　　遵義會議決定和常委分工都規定得很明確，就是“取消三人團（即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軍委書記周恩來以及蘇聯軍事顧問李德——編者注），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毛澤東這時隻能作為會議的一個參加者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的意見也不見得大家都聽。在討論是否進攻打鼓新場的鴨溪會議上，竟然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並撤銷了他的政委職務。毛澤東也隻能連夜去找周恩來，建議晚點下命令。當時那種軍事上的集體領導，現在看來好像有點矯枉過正，但在沒有建立起軍事領導權威的情況下還是需要的，否則毛澤東就很難發揮作用。所以半年後的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還提議要發揮常委會作用，每周至少開會一次。說明他並不嫌開會多。因為這時毛澤東的領導威信還不是後來人們所說的那麽高。鴨溪會議上意見遭多數否決，以及會理會議前林彪寫信、彭德懷發牢騷以及劉少奇與楊尚昆發電報等不信任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事件，都是證明。

　　遵義會議是在大家要求下，政治局黎平會議決定，由總書記博古主持召開的。說遵義會議是在毛澤東領導下舉行的，隻是延安整風後一些人使用的一種抽象說法。他既未召開和主持，也未作報告和結論。遵義會議後幾年的中央會議，則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的，前後多達一百三十七次。

　　一九三八年以前，在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時期，隻有他可以召開中央的會議，毛澤東則隻能建議張聞天召開。在中央駐瓦窯堡期間，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的會議，就是在毛澤東因為去前方而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其中有些會還就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作出了決定，有的事先征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有的隻是事後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一九三六年三月晉西會議後，張聞天回到後方，毛澤東仍在前線，在這一個多月裏張聞天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紅軍渡河回陝前，毛澤東要求開政治局會議，四月二十八日致電張聞天，內稱：“提議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其關聯的問題。”可見，召開政治局會議是張聞天的職責，毛澤東隻可提出建議而無權自行決定。

　　遵義會議後三四年，代表黨中央同各方麵聯係和處理重大組織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張聞天接任總書記後，發布中央決定和指示，接受處理各地發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幹部，如長征路上派陳雲、潘漢年去上海，到陝北後派劉少奇領導華北局和派馮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黨委，其中成立陝甘寧省委，派李富春為書記，成立甘肅省工委，以劉曉為書記，改陝甘特委為陝甘省委，由朱理治任書記，派戴季英去陝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張聞天主持會議通過，再電告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的。而且連毛澤東本人的幾次分工和任命，也是由張聞天建議並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討論決定的。如遵義會議後，“他決定由毛澤東同誌負責軍事工作”，提議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同意毛澤東成立三人軍事小組的意見，長征途中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提議毛澤東分工主管軍事，到達陝北後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等等。

　　頗能說明問題的還有對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的處理。

　　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這次事變，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如何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是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關鍵。事變第二天的十二月十三日，張聞天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依慣例由分工管軍事和統戰的毛澤東作報告。毛澤東提出了兩條互有關聯的主張：一是“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製南京”；二是“除蔣”、“審蔣”（兩天後毛澤東領銜的紅軍將領通電中還公開提出“審蔣”）。張聞天在發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見，主張“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

　　後來的事變發展證明，中央執行的不是毛澤東的主張，而是張聞天提出的方針。十九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西安事變的意見已趨於一致，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確定和闡明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會上張聞天還批評了“審蔣”的意見，說“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一個多月後的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也提到“審蔣”的口號不對。在緊急時刻，作為“第一把手”的張聞天又親赴西安，指導談判和研究對策。這也象征著黨中央此時到了西安（這時西安及其附近集中著一大半政治局常委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無疑問，毛澤東也是運籌帷幄（十九日政治局會議舉行的當天就起草和發出14份電報），在處理西安事變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針和工作中抓總的卻是張聞天。隻是由於長期遭到埋沒和抹殺，至今論及西安事變的書籍以及文藝作品仍然不承認他的領導作用，甚至忽視他的存在。

　　張聞天和毛澤東都遵守遵義會議的決議和維護會後形成的領導體製。張聞天是個一貫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辦事的人。他在堅持集體領導和實行民主集中製方麵特別認真，可以說在中共黨史上開了一代風氣。他又十分尊重毛澤東，注意征求和采納毛澤東的意見，以致王稼祥譏笑他是個“泥菩薩”，他則以“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走”相回敬。但在遵義會議後幾年，特別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改組書記處以前三年，他卻並沒有把毛澤東看成領導和上級，而是嚴格履行總書記的職責，主持日常工作，召開中央會議，出主意，用幹部，做到了“在其位謀其政”。直到一九三八年，還為反映許多幹部的意見寫信規勸毛澤東不要和江青結婚而引起毛澤東的大怒。

　　一九三八年秋，毛澤東要與江青結婚，延安議論紛紛，許多老同誌都有意見。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寫了一封信給中央，說江青在上海桃色新聞很多，毛主席同她結婚不合適。信上簽名的人一大串。根據地也有打電報、寫信來的，比如，項英就曾電報中央極力反對。這些意見都集中到張聞天那裏。中央的幾位領導同誌也向張反映，希望他出麵做工作。

　　張聞天覺得為難：結婚是個人私事，別人不便幹預；毛澤東的個性又極強，認準了事很難回頭。但大家的意見確實很有道理，黨的領導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閑視之。考慮再三，張聞天綜合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寫得比較婉轉，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毛澤東讀罷勃然大怒，當場把信撕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席兩桌，張聞天自然不在賓客之列。

　　被長期誤傳的關於釋放劉誌丹的問題，可能又是一些搞個人崇拜的人為了突出毛澤東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長征到達陝北後，糾正陝北肅反錯誤、釋放劉誌丹等人，是張聞天直接領導和親自處理的。但是長期以來，這種決策卻被說成是毛澤東做的。各種史書和回憶錄都說是毛澤東聽了匯報就“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還有更生動地描述為下令“刀下留人”），釋放了劉誌丹等，幾乎從無人提到張聞天。

　　直到一九八五年，郭洪濤才在《張聞天初到陝北》一文中提出：“具體處理過去的冤案，釋放劉誌丹等同誌，這些工作都是張聞天領導的。他派王首道同誌辦理這件事，還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負總責）、張雲逸、羅邁和我參加。他親自過問這個小組的工作，對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抓得很緊。”“一個處理肅反問題，一個改變對富農的策略，我當時深感張聞天開頭這兩炮放得挺好，對他十分敬佩。”

　　應該說郭洪濤的說法比較可靠。因為他是當時陝北黨的負責人，紅軍到達陝北後第一個代表陝北黨向中央常委作有關肅反情況的匯報，然後又參加五人小組。

　　事實上劉誌丹等人也是被關押在後方的瓦窯堡的，常委在下寺灣聽取匯報後即分成兩路，毛澤東和周恩來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處理此事。而是到後方的張聞天在查清後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並親自主持了為劉誌丹等平反的大會，還代表中央講了話，徹底解決了問題。毛澤東隻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同周恩來、彭德懷一起從前方致電張聞天、博古，建議詳細考察肅反中的問題，說“錯捕有一批人，定係事實”。

　　張聞天不居功不爭權，不獨斷專行，不擺領導架子。但他堅持獨立思考，按原則辦事，認為毛澤東錯的東西也照樣批評。除上述西安事變時在會上當麵批評“審蔣”的口號不妥外，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延長召開軍事會議時，他還在書麵發言中批評毛澤東瓦窯堡會議上關於軍事戰略問題報告（也是決議）中的一個提法，說“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任務的第二項是不適當的”，把“打通蘇聯”作為戰略方針之首要任務也是不對的。在他主持的中央會議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毛澤東的意見也不止一次。從毛澤東方麵來說，還是尊重張聞天的總書記地位，而且當時對張聞天的領導也是滿意的，並一再向人談及。如到陝北後毛常對人說，洛甫這個人講民主，開會讓人暢所欲言，作總結時把我的意見總結進去，我送他一個雅號，叫做“開明君主”（有時也說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而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就被稱為“娘娘”。他因管軍事，又自封為“毛大帥”。於是“明君”、“娘娘”、“大帥”，就在少數領導同誌和熟人的圈子裏稱呼了一陣。

　　根據上述幾個方麵看來，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是不符合曆史事實和缺乏充分根據的。既然如此，為什麽經過延安整風會形成這樣一個眾口一詞的結論，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複雜，其實簡單，就是看能不能擺脫多年來個人崇拜的束縛，真正實事求是地對待黨史，做到去偽存真，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

　　然而，張聞天同毛澤東這種總書記和紅軍統帥之間的合作，經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特別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從此，在毛張關係上張聞天做了“配角”，而且從整風起，連“配角”也不再是了。“十二月會議”在組織上的變動就是在名次上毛澤東排在了第一位。這當然不會是王明、康生輩的意思。從事前（蘇聯著重宣傳毛澤東）和事後（六中全會上王稼祥的傳達）的情況看，顯然是在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意圖。張聞天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立即付諸實際，加以貫徹。他是個光明磊落、豁達睿智的人，從來不爭權、不圖名，多次表示並不熱衷於當領導，而是對理論和研究工作有興趣。

　　從毛澤東方麵來說，首先是因為同張聞天的合作多少帶有勉強性質。他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但卻不得不保持某種“君臣”關係，心中自然不服。隨著他權力的上升和對張聞天需要的減弱，在同張的關係上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而且這種厭煩情緒竟保持了一輩子。其次，他同張的作風、性格、愛好等也相差甚遠，造成看不慣和談不攏。他把張聞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隻了解蘇聯一些表麵情況，對中國則“一事不懂”。而從張聞天這邊看，他通過長期實踐固然越來越佩服毛澤東的領導與軍事指揮才能，但同時也覺得實在不好相處。一是感到毛這個人容易猜疑和記怨，而且很厲害，在一起共事得處處留神，小心謹慎。二是可能對毛的不大談馬列和新文化（特別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國“故紙堆”，有點不以為然。三是正像黃克誠所說，毛喜歡順著來的人，他卻不屑於此，也學不會，同毛合作有點出於相忍為黨，因而被毛批評為清高。

　　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這種合作關係到一九四一年就結束了。而且隨著上層整風的開始，張聞天也就永遠退出了中央領導。

　　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整風期間，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完全是一種挨批者和批判者的關係。雖然這時張聞天還保留著政治局委員的名分，但已不起相應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見都沒處提（例如他不同意搶救運動，但直到最後才同任弼時私下談起）。

　　延安整風以後，張聞天雖然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可是實際分工，隻負責一個中央材料室，這是中央各部門中最小的一個單位。一個政治局委員，隻管一個隻有四五個人的小單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決定開辟東北工作，他懇切要求去東北做地方工作，並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批準。從此，他就永遠結束了同毛澤東一起工作的曆史。在東北工作期間，除參加七屆二中全會外，張聞天和毛澤東一直沒有見過麵，也沒有什麽直接聯係。

　　一九五〇年，張聞天被調去做外交工作，派駐聯合國任首席代表。這一調動不排除有“貶謫”、“外放”之意，毛澤東在張聞天出使前還特別提醒他：“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多為大使銜的副部長級，當時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見到有政治局委員出任此職的。

　　聯合國去不成，張聞天即被改派為駐蘇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張聞天在駐蘇大使任內曾通過陳雲要求改行做經濟工作。後來陳雲寫信告訴他，毛主席對他有看法，認為他驕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是不好另行安排的。

　　改行不成，張聞天就決心搞一輩子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了，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風後所受歧視有增無減，政治局委員的虛位和實際職務間的差距繼續拉大。早在東北，非政治局委員的同誌如李富春等任東北局副書記時，他就隻任常委兼一個小省的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出任駐外大使的，在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他也是罕見其匹。後來周恩來感到工作實在太忙，對他做外交工作也還滿意，遂建議調他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周主持常務。

　　張聞天十年外交期間一貫謹言慎行，從未表現出對毛的不滿。但也使人感到，他對毛是有意見的，缺乏某些領導人那種“主席不離口”的崇拜感情。

　　毛澤東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延安整風後就更不在話下，對張聞天喜歡發議論、提意見，很不以為然。

　　實際上，建國後毛對張已越來越厭煩，有時講到曆史問題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貶張聞天（如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在毛看來，延安整風後張聞天內心並未服，思想並未通。因為延安整風樹起的一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就是對以毛的態度畫線。此後，隨著個人崇拜的不斷升級，這一標準也越來越嚴。個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頌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點與批評。張聞天並不是不了解這點，但他從思想上就反對個人崇拜，既不會歌功頌德和順著來，又喜歡揭露缺點和提意見，所以使毛越來越反感。

　　張聞天一九五八年四月到上海、杭州參觀訪問，二十六日寫信向毛澤東匯報，本想在肯定和讚揚大躍進的同時指出存在的問題和缺點，後經一再考慮，定稿時還是刪去了要提的缺點和意見，隻剩下讚揚。毛看後認為是張的進步，遂於五月八日回信說：“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麵說過。今天看這個報告，引起我對你熱情歡迎。”接著又說，上述看法，“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但你過去能寫出現在的報告嗎？能有這樣的無產階級感情嗎？能有這樣感人的氣氛嗎？在我看來，沒有。現在有了，通了，群眾化了，因此向你致賀。”毛喜歡報喜不報憂，很容易受那些搞個人崇拜的人的蒙騙（所以康生“值得依賴”）。不久後的事實證明，張聞天並沒有“通”，政治路線和思想作風上的分歧，使他們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並終於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爆發了。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後受著屈辱的待遇，不斷的批判，不斷的檢查，還從一九六二年九月起被“專案”審查，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中央文件的資格。但他為了照顧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黨內，還是不斷地檢討，特別是寄希望於毛澤東並經常寫信。據《張聞天年譜》主編張培森統計，從廬山會議後到去世前張聞天共給毛澤東寫了三十二封信（先多後少）。內容主要是順著毛的恭維的話和提點要求，如：附著報告文稿和《讀書筆記》、匯報思想和工作以至被鬥情況，對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態，要求作結論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見等。可惜，毛澤東沒有再見過他，他的信也大多沒有下文。但是毛對張聞天並沒有置之腦後和不再關注，包括緊張混亂的“文革”時期。

　　毛澤東對以前的中央領導人，包括早已打倒的張聞天，一直都極為關注。

　　“文革”中批鬥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北京大概無人不曉，何況毛澤東。而且對張聞天的待遇、處理，毛也一直在關注著，無人可擅自做主。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王明、蘇修特務專案組”報告：鑒於張聞天的“罪行”和態度，建議將他和劉英送衛戍區“監護”。康生四月十二日在報告上批示：“張聞天問題要請示主席林副主席。”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謝富治手諭：“中央決定叛黨叛國分子張聞天、劉英二人在家實行監護。”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宣布：毛主席批準解除監護，張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為戰備疏散，遣送廣東中小城市。此後，張一再給毛寫信，要求調回北京，恢複組織生活和分配點工作。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周恩來批示要汪東興落實毛澤東指示，讓張、劉參加地方黨的生活和工作。一月二十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即通知恢複張、劉組織生活，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後來張給毛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十月十八日毛答複：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據此，張要求以上海為養老地點，但被駁回。最後獲準去無錫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於此，他和毛澤東的聯係也就此自然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