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強
《不受限製的,有力的和完全開放的》
L。博林格著
牛津大學出版社
在美國的公共生活中人們常常會提起“第一修正案”,不需要任何說明,不需要任何解釋,隻要說出這兩個簡單的英語詞,聽到的人都立刻知道其背後的豐富含義,從言論自由到新聞自由到出版自由到集會自由,這些保障了美國生活方式的基本權利都包含在這個簡單的詞組裏了。這個修正案對美國人民的重要性可以說超過了美國憲法本文的所有其他條款。
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是一七八七年加入到美國憲法中去的,到一七九一年才正式成為法律。但是盡管“第一修正案”成了法律,當時它並不具有今天這樣無邊的法力。第一修正案的內容很簡短,僅僅說,“國會不得製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申冤的權利。”這是一個普遍原則,從一個法律原則到今天的普遍而具體的運用,美國走過了漫長的道路。當時盡管有了這個修正案,但是新聞和言論自由並沒有就此立刻得到了保證。傑斐遜在理念上是堅決支持公民自由的,他曾說,在一個有政府而沒有報紙的國家和一個有報紙而沒有政府的國家之間,他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但也正是這個傑斐遜提出了嚴格限製言論自由的反煽動叛亂法。對言論和新聞的鉗製並沒有因為憲法有了這個修正案而自動消失,直到上世紀初,一位美國社會主義政黨領袖還因為言論而坐牢,盡管他在大選中贏得了一百萬張選票。
世界上不少國家的憲法裏有類似於美國的第一修正案這樣的保證言論自由的條款,但是隻有在美國我們才看到這樣的條款得到徹底的執行。第一修正案不隻是一段紙上的死文字而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以致改變了美國社會的麵貌,這全靠了美國的司法部門特別是最高法院的努力。通過一係列曆史性的判決,美國的最高法院支持了新聞和言論自由,禁止了對新聞的檢查製度。一九六四年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級法院認定《紐約時報》犯了誹謗罪的判決,在這份著名的判決詞中大法官布倫南指出,關於公共事務的辯論應該是不受限製的,有力的和完全開放的,可以包含激烈的,尖刻的,有時令人難堪的對政府和官員的攻擊。這個判決大大地提高了美國新聞界的自由度,使美國的新聞界在已經不受煽動叛亂罪的威脅後又不再害怕被政府指控誹謗罪了。作者甚至認為是這個判決規定了美國民主的本質,也是因為當代美國司法對第一修正案的定義和執行,作者覺得美國人目前享受著人類曆史上任何社會都從來沒有達到過的高度的言論和新聞的自由。然而,當美國人說他們的言論自由是受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時,實際上他們的這個自由是美國的整個司法體製確立起來並警惕地保護著的。
媒體不時有一些值得關注的信息,現摘錄若幹,以饗讀者——
民營企業提供了一億五千多萬個就業崗位
據有關方麵調查,至二〇一〇年六月,我國個體工商戶達到3197.37萬戶,比上年增長9.6%,是近幾年增長較快的一年;資金總額也超過了1萬億元,從業人員達到6585.38萬人。加上私營企業8895.74萬從業人員,我國民營企業至少提供了1.55億個就業崗位。調查結果還顯示,民營企業員工工資呈連續下降趨勢。二〇〇八年全國私企雇工平均工資17017元,比二〇〇七年降幅達7.5%;二〇〇九年僅有16645元,同比降幅2.2%。其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數占36%,月收入在1200左右的占50%左右。這表明,我國私營企業員工為國際金融危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私企員工工資連續下降,不僅與國企員工工資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萬元)也拉開了差距。
中國每十個人中有一人有社交焦慮方麵的困擾
每年以約一千五百萬人的速度城市化的中國,人們時常感到身處於繁華都市中的“孤島”,社交焦慮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心理問題。有關專家認為,一個保守估算的數字是,中國每十個人中至少就有一人或多或少遭遇社交障礙的困擾。換言之,中國至少有一億三千萬人受社交焦慮障礙的困擾,其中約有三千萬社交焦慮障礙者,值得關注。
社交焦慮,是一種對任何社交或公開場合感到恐懼或憂慮的精神狀態。美國社交焦慮症協會甚至指出,全球約有7%的人患有社交焦慮障礙症,平均每一百人中有十三人在一生中有發病機會。社交焦慮,已為當今世界繼抑鬱和酗酒之後排行第三位的精神健康問題。
中國是世界上稅負最重的國家
二〇一〇年我國財政收入首次進入“8萬億時代”,達到8.1萬億元,同比增幅超過17%。其中,稅收收入為7.7萬億,同比增幅超22%。財稅收入增幅多年居高不下,再次成為各界爭議焦點。不少批評聲音認為,財政取之於民過多,應予以結構性調整和減負。全國人大財經委一位人士認為,政府不能隻考慮增稅,而不減稅。“不要看見別的國家有什麽稅,就要開征什麽稅。實際上,中國早就是世界上稅負最重的國家了。”也有的認為,納稅人繳稅是用來購買政府公共服務的,這些年稅收增加很快,但民眾享受的公共服務並未增長那麽多、那麽快。
我國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
中共中央的領導提出,目前我國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這一判斷有著充分的事實依據。
二〇〇三年,中紀委第一次公開報道了十三名腐敗高官落馬。七年後,二〇一〇年全年共有十一名省部級高官被判刑。如果把二〇〇三年公開報道的十三名省部級腐敗高官,與二〇一〇年被判刑的十一名省部級腐敗高官的相關數據作一對照,可以發現這樣一些情況:
二〇〇三年,這些高官人均受賄貪汙金額419萬元;二〇一〇年人均受賄貪汙金額983萬元,是前者的2.35倍。說明腐敗高官的犯罪金額的增幅,遠高於並快於經濟的增長速度。
二〇〇三年十三人中,判處死緩以上三人(含死刑一人),占23%;二〇一〇年十一人中,判處死緩七人,占63.6%。說明死刑已經難以震懾腐敗高官。
二〇〇三年十三人中,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有七人,占53.7%;二〇一〇 年十一人中,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人十一人,占100%。說明高官腐敗問題的延時效應還在加長,一旦暴露,就得無期以上的徒刑伺候。
二〇〇三年十三人中,一把手七人,占53.7%;二〇一〇年十一人中,一把手八人,占72.7%。說明一把手越來越成為名符其實的高危崗位。
二〇〇三年十三人中,京城高官僅二人,占16.4%;二〇一〇年十一人中,京城高官增至五人,占45.4%。說明在政治生態較好的京城,權重較輕的部委,腐敗的易發多發也在滋長蔓延。
中國人一年給美國商家貢獻七十億美元
商務部長陳德銘最近說:中國遊客的海外消費要引起注意,按照每個中國人赴美消費7000美元計算,中國人一年就給美國商家貢獻了70億美元。
照中國廣播網的一則報道計算,目前中國旅客一年在海外購買的高檔商品消費達到460億美元,折合下來,近3000億元人民幣。中國人為什麽要舍近求遠?除了質量和售後服務,最主要原因,自然是價格。因為同樣的商品,隻是由於分別擺在中國和美國,標價卻有天壤之別,外國品牌如此,中國品牌也如此。在中國買明顯要比在國外買貴。這主要是由稅收和利潤造成的。
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女人希望嫁給公務員
二〇一〇年年底發布的《二〇一〇中國人婚戀狀況凋查報告》顯示,40%以上的女人希望嫁給公務員。沈陽有一位各方麵條件都很好的三十二歲公務員,三年相親五百次,選擇太多挑花了眼。65%的女人希望另一半的收入是自己一倍以上,不僅如此,如果男方膽敢提婚前財產公證,30%的女人會翻臉。二〇一〇年公布的《廣州女大學生價值觀調查紅皮書》顯示,59.2%的女大學生願意嫁給富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