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一卷）

第12章 《外灘》：對中國近代史的追問

　　◎李天綱

　　SMG紀實頻道新年播出的五集大型紀錄片《外灘》，堪稱是一部宏篇巨構。聽聞《外灘》的敘述和畫麵，給我們這些曾經參與其中的學者們，也帶來了驚喜和震撼。兩年以後，終於看到：上海人的經驗、中國人的曆史，也可以這樣地呈現。

　　用紀錄片呈現曆史，追問人生，是電視業的最高境界。正是這個原因，法德合作的ARTE是歐洲電視業的明珠，Discov-ery、Notional Geography、PBS是美國電視業的異數。自二〇〇二年元旦起，SMG創辦國內第一家紀錄片專業頻道，九年來一直是國內唯一的紀實類專業頻道，直到二〇一一年元旦，才有“央視紀錄頻道”的跟進。上海電視台在紀錄片的製作和播出方麵，曾經領先國內，在各地談起，有口皆碑。探究個中，很大的原因在於上海觀眾對於自己城市的曆史有著持續不斷的關注。這種熱情，在其他城市中少見。對此，貶之者，說是喜歡自戀；褒之者，讚為市民自覺。無論如何，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國際部”的專題組，到九十年代八頻道的“紀錄片編輯室”，再到後來SMG的“紀實（真實）頻道”，上海電視台在紀錄片攝製，尤其是上海曆史題材的作品方麵，孜孜不倦，獨具一格。

　　巧合的是，在中央電視台開辦“紀錄頻道”之際，SMG和央視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聯手製作的《外灘》公映了。這次製作，標誌著上海題材的紀錄片，不再單單由上海本地編導來製作，因而局限於“上海閑話”，而且還走向全國，有了一個“普通話”版本。據我知道，拍攝《外灘》，是很多本市電視人的未了心願，而製作了《故宮》的周兵、王衝宵團隊，也渴望走出紫禁城，從古代進入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曆史。我一直以為“一部上海史，半部中國近代史”，外灘的曆史，濃縮了一百六十年的風雲變幻，曆來是世界觀察中國的一個窗口。“外灘》”和“故宮》”，正可以做個對聯，列為今古，追問中國。

　　作為近代中國的關鍵門戶，外灘曆來不乏敘述和解釋。“亞洲華爾街”、“東方香舍麗榭”、“殖民者的Showcase”，乃至“帝國主義的橋頭堡”……這些稱謂，這些綽號，褒貶不一，眾說紛紜，其實都不是簡單的褒貶，當初都有很多糾結著的複雜涵義。比如，今天中文媒體說外灘建築是“萬國博覽會”，多是讚美其壯觀。但是，一九二〇年代的歐洲遊客說外灘建築是“萬國博覽”，是看不起它的“駁雜”、“新富”和“假西方”，驕矜當中，含著嫉妒。還有一本西方記者愛狄密勒寫外灘的書，被上海作家包玉珂編譯為著名的《上海：冒險家的樂園》，原書中包含著驚歎、神奇，還不乏對不可思議的外灘現象的追問。但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後的意識形態批判中，這個書名，就成為外灘的罪名。“冒險家的樂園”，本來不是完全負麵的意思，也可以理解成“創業者的天堂”。但是，幾十年裏，外灘卻頂起了“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種種惡諡。這個城市，這個民族在一百多年裏醞釀出來的精華，卻成為“原罪”。

　　無疑，外灘是中外關係的產物，“關係”中當然充滿了競爭和算計。但是，外灘也是公平商戰的場合，“商戰”時必然有更多的合作和融通。外灘和上海，果然如意識形態描述的那樣你死我活、不可調和嗎？曆史的正解，需要在追問中獲得。《外灘》把我們帶到一個比較豐富全麵的曆史麵前，讓觀眾自己發問。曆史未必如此，其實我們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答案。我很高興地看到，《外灘》把曆史學者們在三十年前搞清楚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真相，完整地告訴了觀眾。我們知道，租界工部局在“外灘公園”的規定中，並沒有這樣一塊牌子。牌子上確有Chinese，有Dog不得入內的內容，但分列在不同地方，並不屬同一條規定，因而也不是明顯地侮辱華人。租界洋人是以財產和納稅權利，而不是用種族隔離和文化歧視為理由排斥華人入園的。事實上，上海並沒有出現像南非、北美、南亞那樣的種族隔離問題。相反，上海的殖民模式是族群的融合，“華洋雜居”、“五方雜處”，上海一直是一個種族、地域、階級、職業、信仰等等身份並存和融合的城市。這一現象，放在世界各大城市的曆史和現實中，非常突出，是我們特別需要重視的。

　　《外灘》對於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重新評價，也表現了編者對於曆史事實的謹慎和尊重。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常常是把赫德作為侵略者來對待，說一個英帝國主義分子攫取了中國海關，侵犯了中國主權。連油嘴滑舌的演員，都會在講時事的段子中不懂裝懂地說赫德是個“張木匠”，撈過界，管了隔壁女人家的錢。《外灘》的編導們，突破了大批判的成見，參考了學者們的嚴肅意見。他們去調查赫德的生平和事跡，重新考慮他的身份問題。事實上，赫德確實是一個忠於清朝的廉潔官員。赫德經常對金登幹等外籍雇員說：我們是受雇於清朝，要對中國負責。“稅務司公所是一個中國的而不是英國的機構。要多替我們的中國雇主著想，要認真學習中文。”反過來講，清朝對赫德並不是忌憚、防備，而是欣賞和感激的。總理衙門裏的文祥和奕，都稱他是“我們的赫德”，“清朝如果有一百個赫德，事情就好辦了。”赫德死後，中國政府在外灘江海關大樓前，豎立了一座赫德雕像，表現的正是他那付馴順恭敬，勉力服務的形象。《外灘》第一集《泥灘·外灘》的編導揭示了赫德的另一麵，並不避諱地提到了他為中國建立一套現代製度中所作的貢獻。受訪學者說，在赫德的手裏，中國海關的年收入從五百萬兩，增加到三千四百萬兩，成為清朝的頂梁柱。清朝因為戰亂、因為腐敗，因為割據，其他稅種都收不上來。在此情況下，關稅收入成為清朝財政的主要來源。無論如何，赫德總算是一個滿意夠格的“西教練”、“洋顧問”吧？《外灘》編導發出了這樣追問，我們的意識形態工作者，應該靜心想一下，以後適當改改口吧？

　　還有匯豐銀行的身份歸屬問題，它到底是一家英國政府控製的“帝國主義銀行”，還是一家代表上海商人利益的本土銀行？匯豐自一八六四年創辦起，它的名義總部在香港，實際總部卻在上海，一直是一家民間資本性質的東方銀行。匯豐在上海，壯大為亞洲最重要的銀行，直到一九四九年撤離。晚至一九九七年，匯豐銀行才又一次從香港撤離，搬遷到倫敦注冊，第一次成為一家英資銀行。在接受采訪中，我們學者說：“HSBC，H是‘香港’，S是‘上海’，BC是‘銀行公司’”。從名字上看，匯豐就是一家紮根中國沿海開埠城市的本土銀行。匯豐曆史上，早期投資者固然主要是那些“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商人，但是像王槐山、席正甫等上海本地商人，一開始就攜著巨額的資本，嫻熟的業務，廣大的市場，成為匯豐的大買辦，掌控了該行的股份和經營管理權。上海匯豐的後期，有大量的中小華人股本加入，董事會也有華人參與。匯豐銀行中外融合，華洋一體的模式，表現了外灘和上海“華洋雜居”、“五方雜處”等社會融合的特點。在清朝自己的財政崩潰的情況下，他們相機行事，有時候積極放貸，有時候猶豫不決，不敢出手，怕的就是北京政府的頇顢、腐敗、無能和不負責任。在商言商，贏取利益，都是合法合理的經營，怎麽能夠用簡單的“帝國主義控製中國金融”來轉移對清朝政府的批評呢？

　　傳統意識形態，對於“買辦”的批判也是不遺餘力。“買辦”真的是那種俯首聽命於洋人，低三下四，猥瑣而缺乏人格的奴才嗎？這樣的偏見，是為了把上海的經濟文化納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體係，妖魔化以後形成的。事實上，買辦掌握了中外貿易的主動權，反倒是洋商離不開買辦，而買辦獲得了利潤的大頭。餘姚人王槐山借錢給馬克林參股匯豐的故事，蘇州人席正甫長期控製匯豐的故事，都證明上海本地商人的實力。近代上海的經濟模式，是華人資本逐漸占據上風的華洋替代模式，並不是洋人資本不斷侵略，形成壓迫的壟斷模式。否則，不能解釋一九二〇年代前後上海民族產業的“黃金時代”。《外灘》第二集《遠東華爾街》編導采訪法國巴黎大學白吉爾教授，她認為：“買辦並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是一些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聲譽的商人。他們既是雇員，又是公司的合夥人，因此他們起著核心作用。沒有他們，也就不可能有商業貿易。”

　　上海是一個後起的亞洲現代化城市，“開埠”（1843年）以後，港口、貿易、工業、市政、房地產，以及都市文化建設中都追慕西方。但是，上海所處的區域，曾是《馬可波羅遊記》、《利瑪竇中國劄記》傾情讚美的“江南”，人口繁盛，物產豐富，市鎮發達，人民溫和。後期的西方遊記，有對中國朝政混亂、戰爭摧殘的譴責和同情，但絕少把上海人視為劣等民族的。相反，他們之所以熱衷描寫上海的怪誕和不可思議，內底裏其實包含著讚歎上海的那種“文化多樣性”。淳樸的美國鄉村牧師，固執的英國老牌貴族，看上海的“國際化”頭暈目眩。在《外灘》第四集《海上沉浮》中，受采訪學者提出一個說法：以“文化多樣性”來論，一九四九年以前上海的“全球化”程度要高於西方的大都市。從文化的兼容性方麵來說，不是上海學西方，而是西方人驚詫於上海的光怪陸離，讚賞不已。確實，和紐約、倫敦、巴黎等十九世紀“國際大都市”相比，上海的外國人社群，有歐洲的英、法、德、奧、意、比、葡、西等民族，有亞洲的日、韓、越、印度、錫克、菲律賓、馬來亞等民族，還有大量多國籍的俄羅斯、猶太難民。上海社會在人種、文化、習俗和宗教上，有著更加“世界主義”的特征，更加開放，上海充滿著世界老牌大都市沒有的生機和活力。很高興看到，紀錄片《外灘》使用了大量老電影，舊文獻，還采訪了眾多的曆史學家，將外灘的這種“文化多樣性”特征還原出來，釋放了觀眾的想象力，便於我們問更多的問題。

　　外灘，到底是屬於中國，還是附屬於西方？這是很多初到上海的人，都會發出的疑問。租界，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直被人按其歐洲風格的表麵樣式，稱為“十裏洋場”。但是，即使從狹義的所有權來講，外灘臨江大樓中，海關大樓、中國銀行大樓、輪船招商局大樓、華俄道勝銀行大樓等重要建築，是中國的國家機關和企業。外灘背後，還有大量華資的銀行、錢莊、公司、交易所。就是像匯豐、渣打、麥加利等所謂的外資銀行，也有大量上海本地人投資的股份。外灘，絕非是“帝國主義”的一統天下。外灘建築的外觀，看上去是西方的，但不過它們更是現代的，也是上海的。在《外灘》第五集《天際線》中，建築學家伍江教授的說法是：盡管外灘“是西方文化在中國的一個反射，盡管它在很多程度上是移植了歐洲的建築，但沒有一個歐洲城市是這個樣子，它已經具有了上海的特色。”確實可以說，外灘的靈魂在上海，不在歐洲，或美國。

　　外灘，是上海的第一塊租界，也是全中國通商口岸中最重要的一塊租界。英國人在這裏租地築樓，還建立了自己市政機構——工部局。雖說是“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但後來局裏麵還養了自己的軍隊、警察、法院、稅務、消防、港口、路政、公用事業等等機構，一百年裏，在租借來的土地上，儼然“國中之國”。但是，這些都是中外協調、相互折中的結果。英國政府幫助自己的僑民，通過《租地章程》，從清政府那裏得到了“治外法權”。根據這項權利，租界政府可以在尊重中國主權的條件下，自行其是。過去說，“治外法權”讓外僑獲得了特權，外灘代表了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在華權勢。這樣說，當然也確有所指。但是，租界通過“治外法權”獲得的自治權力，隻是保護了西方僑民的利益，同時也完全剝奪了華人的利益嗎？要知道，租界作為一個單純的白人社區，隻存在了十年時間。一八五三年以後，華人難民大量進入租界後，“華洋雜居”，華人居民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這樣，租界的“治外法權”，在相當程度上，也被用來保護華人的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人權。中國人的權利，要躲在“治外法權”下，靠國際法來保護，隻能說明中國內部的法律係統出了大問題。這種尷尬，確實是一種恥辱，但它隻是當政者的恥辱。相反，它是對中國人權利的庇護。

　　《外灘》第四集《誰主沉浮》中，用一九四〇年上海租界發生的“蘇報》案”來說明，其實華人權益也在租界法製體係下得到保護。當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在《蘇報》上罵過光緒皇帝：“載湉小醜，不辨菽麥”之後，清政府要進租界捉拿章太炎，鞭笞至死。章太炎躲在福州路報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直拒絕清政府的引渡要求，不予理睬。後來迫於清政府的主權壓力，不得已關押章太炎，在租界內和清政府的混合法庭——會審公廨上審判。這時候，華人法官要求帶走華人案犯，洋人法官為了維護租界的言論自由權利，絕不妥協。最後，洋人法官動用“治外法權”，輕判章太炎四年徒刑，且在西式文明監獄——工部局提籃橋西牢中執行。章太炎——辛亥革命的功臣，中華民國的元勳，靠著租界法律體係得以幸存，這說明了什麽？租界的“治外法權”，還保護過“維新派”、“保皇派”、“革命黨”、“共和黨”、“共產黨”……並不是出於道義，而是因為維權。租界當局，最終轉型為一個華洋共治的混合政權，一個市民自治的地方政權。“工部局”、“公董局”從專製的中央政府手中攫取到部分地方自治權力，很大一部分也被用在了華人正當權利的保護上。這個事實，怎樣解釋？

　　看《外灘》，確實地感到了當代人對上海經驗、中國曆史的追問。在《外灘》豐富的畫麵前，我們想要追問：總是說，帝國主義的壓迫，把中國民族經濟逼入絕境。除了日本軍人發動的侵華戰爭，將一九三〇年代大有希望的中國經濟拖入深淵之外，難道上海人真的輸掉了公平正當的“商戰”嗎？上海人、中國人難道真的那麽屈辱，不堪洋人的侵略，節節敗退嗎？事實上並非如此，一九二〇年代，是上海和東南沿海民族資本的“黃金時代”。如果沒有“內戰”和“二戰”，中國的民族經濟或許早就成功了。《外灘》第二集《遠東華爾街》的編導告訴我們，根據當時經濟學家的統計，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十五年間，以外灘為龍頭，楊樹浦、閘北、南市為主體，沿海、沿江城市的中國工業普遍崛起，年平均增長率高達百分之十五，超過最近二十年。

　　看紀錄片《外灘》，追問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曆史並不像意識形態化的教科書那樣確定，並沒有那種宿命論一般的必然性。曆史原本有很多路徑，事實應該有不同解釋。不同的解釋，包含著不同的合理性。用曆史理性去追問，“求其放心”，回到內衷，我們或許會發現：失落以後，又獲得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