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一卷）

第9章 鴻爪掠影（三）（之一）

　　◎王學泰

　　王學泰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早就受到學界的矚目；而他回憶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的《鴻爪掠影（一）》、《鴻爪掠影（二）》在本書第十一卷、十五卷、十七卷刊登後，也引起了許許多多讀者的關注，紛紛希望王學泰先生能繼續寫下去，以給後人留下一些在特殊歲月的特殊環境中的資料。最近，王先生寫就了《鴻爪掠影（三）》，由於篇幅較長，我們從本卷起，將連載這篇文章。

　　——編 者

　　我的這段監獄生活，絕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我所在的又是“反革命中隊”，其中有不少“犯人”是單純反對“四人幫”的，或對“文革”不滿的。雖然在“四人幫”倒台之初，北京市委還在強調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前，反對“四人幫”的還是反革命，但隨著形勢的發展，特別是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恢複工作以後，這個底線，越來越守不住了。否定“文革”、要求給“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給彭老總平反這類呼聲越來越高，形成巨大浪潮。這個浪潮對監獄也有衝擊。有些監獄看守和工作人員雖然不會跟犯人談論這些，但從他們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來。對於“現行反革命”、特別是單純言論性問題的，他們也不特別為難了，對他們很少訓話。這些人願意看書就看書，願意上訴就寫上訴，願意和其他犯人聊天，就聊聊天，甚至違反點監規，隻要無傷大雅，也不過分較真。他們這樣做，肯定是心中有杆秤的。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在“一監”這段時間裏，顯得特別寬鬆，此時寫來，有人會懷疑這是不是中國監獄？簡直成了俱樂部了。不是“一監”一直如此，亦非以後這樣。我所處的是個特殊時代，讀我這篇文章之前應該先有這樣一個認知，以免發生誤解。這篇小文中所記錄下的“犯人”，隻是“一監”三中隊中一小部分，亦非全體如此。我寫他們，因為他們給我留下難忘的記憶，必定是某個方麵給我以感動。因此在寫他們的時候，還是抱著同情與理解的。

　　我的第三個監獄

　　這第三個監獄才是真正的法律意義上的監獄，北京第一監獄。監服（監獄犯人製服）上衣左邊的口袋上印著“監01”三個大字，它也簡稱為“一監”。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先是在K字樓的羈押待上訴犯人的筒道呆了十餘天，誰知第二天就碰到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本來隻有十天的上訴期，不上訴的十天過後就要去監獄或勞改場了，碰上這倒黴的地震，在這裏憋了二十餘天，待八月中旬才轉到與K字樓隻有一牆之隔的“一監”。K字樓在西麵，“一監”在東麵。

　　一、第一模範監獄

　　北京“一監”是大名鼎鼎的，它不僅是北京監獄的“第一”，也是中國監獄史第一個“文明監獄”，是清末清廷政府實施政治改革、法治改革時，建築的第一個示範性的監獄。本來是打算做櫥窗用的，沒想到大清國還沒有使用就倒了台。

　　正像魯迅所說本來中國“舊式的監獄，像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所以不但禁錮人犯，而且有要給他吃苦的責任。有時還有榨取人犯親屬的金錢使他們成為赤貧的職責。而且誰都以為這是當然的。倘使有不以為然的人，那即是幫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因為主流社會的人們認為“犯了罪的就應該叫他受苦”，這種懲罰觀念、複仇觀念根深蒂固。可是自從歐風東漸，洋鬼子來了，這套觀念就受到衝擊。比如洋人在中國犯了罪，如在中國公堂上是要脫了褲子打P股的，並叫他享用一下地獄般監獄，洋鬼子就不幹，覺得這不文明、太野蠻。最初洋鬼子也沒辦法，如被清政府抓住，這種鬼門關，他們也要走一走。如鹹豐間，英法聯軍與清政府談判，談判人員招惹與之談判的滿大人發怒之後，都以“叛逆犯”的罪名統統被關押進了刑部大牢，像猴子一樣鎖在尿桶旁邊，讓他嚐嚐天朝監獄的苦頭，其中有死的，也有瘋了的，後來英法聯軍打到北京，個別存留下來的被救了出來，他們就特別痛恨這大清國的法律。大清國的“東方文明”畢竟抵擋不了洋人的船堅炮利，滿大人屢戰屢敗，丟失了治外法權（犯了罪由洋人自己審理，關在洋人開辦的監獄裏），其借口就是大清國法治的文明度端不上世界的台盤。治外法權的丟失，使得大清國的執法權力被剝奪了很重要的一部分，這也促使官僚中的有識之士，倡導政治改革、司法改革，其中就包括監獄的改良。

　　清末大理寺正卿（相當於現今的最高法院院長）、改革者沈家本指出監獄是國家文明進步的標尺，除了監獄思想、監獄製度要改革之外、建立新式監獄也很必要。於是，在幾經考察之後，在北京右安門內原鑲藍旗營操場俗稱南下窪的地方覓得一塊空地，來建造亙古所無的“文明監獄”。監獄建好了，大清朝也壽終正寢了。民國元年開張第一任典獄長是王元增（寫過《監獄學》），這是“一監”的起始。

　　這裏位處北京外城的西南，“地勢卑下，眾水所歸”（我小的時候常到這裏捉蛐蛐，逮螞蚱，水很多，下挖一尺深就見水，很像南方），蚊蠅成陣，在北京城中也是塊很爛的地方。蓋了這座監獄以後，正對著監獄門修了條路，名為“自新路”。路名也體現了當時新派人物關於監獄的新理念——犯人被關，限製他的自由，並非隻是懲罰他的既往，更著眼他的未來，望其改惡遷善。

　　民國初年，“一監”叫做“京師模範監獄”。小時候，家就住在米市胡同南口，經過珠巢街就是自新路，大約隻有四五百米。上小學時就知道這裏是“一監”，是關押壞人的。也了解它的曾用名，然而那時隻知道英雄人物才叫“模範”，“模範監獄”？難道這裏是關押“英雄模範”的地方嗎？這個問題困擾我許久。

　　解放初，自新路北口有個私塾，都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還在教《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和《幼學瓊林》之類。有個鄰居小孩就在這裏讀書，我常去找他，因此常常看到“北京市第一監獄”這塊牌子，牌子下有軍人荷槍守衛，很好奇。沒有想到二十多年後，能親履其地，而且還在裏麵住了足足兩年。

　　魯迅在其著作中多次談到“一監”，他的一些木器家具就是在“一監”工廠買的，物美價廉，受到他的讚美。他在談到苦難的中國人被現實折磨得沒辦法，老構想“苟活的理想鄉”：

　　中國人的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卻替他們發現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不會再犯；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裏麵，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北京通訊》1925年

　　魯迅僅把“一監”視為是沒有自由的地方，實際上這是最沒有尊嚴的地方。有獨立人格、或向往個人尊嚴的人坐監獄是最痛苦的。

　　一九九〇年代初傳說要拆K字樓，在那裏由香港商人投資要蓋遊樂場。後來沒建成，但這片樓群確實拆了，隨著就是“一監”，都被夷為平地。把這裏改造成為北京公安局幹警的宿舍區，高樓林立，命名“清芷園”。其實，這個監獄應該是個文物，它負載的曆史太多了，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可與王府大街北口路西北洋政府總統府相比。可惜，兩個都沒了。

　　二、“文革”末期的監獄

　　初入監獄，除了心懷惴惴之外，總免不了有點好奇，沒有進過監獄的讀者也不免有了解監獄的好奇心。這裏就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北京第一監獄與犯人情況作些介紹。

　　“一監”除了監獄行政的辦公機構、看守人員和獄警的宿舍外，犯人所居住的地方分為入監隊（剛轉入監獄者）、出監隊（快到期犯人，在那裏學習出獄後的生活）和十個中隊。

　　被判刑的犯人，隻要不是立即執行的死刑，不論輕重，一般是先送到“一監”的入監隊。在這裏學習監規紀律，稍作停留，刑期長（十年以上）、或有特殊需要的留在“一監”；老弱病殘送往延慶；其他的便是勞改農場，近的有團河、天堂河，中距離的有清河、茶澱，遠的有興凱湖、青海，反正都是帶三點水的。這一點很怪，正像許多看守所都帶“橋”（半步橋，提籃橋，老虎橋等）一樣。

　　在入監隊換了監服（或說“囚服”），八月正值盛夏，發的是兩件白短袖衫、黑褲子，上麵都有“監01”的標記。因為犯人沒有布票，做衣服的用料都是再生布。上衣說是“白”的，實際上是沒有經過任何印染的本色白，它有點略帶紅色，布的纖維很粗，有的地方仿佛還夾雜著不太發育的棉花籽和棉花稈的皮纖維，表麵粗糙之極，有解煩止癢之功效。

　　隻在入監隊呆了幾天就被正式發往監獄了，由於是重刑犯（十年以上），我被留在“一監”，分在三中隊。這是個專門關押反革命的中隊，勞動的工廠是清河塑料廠。“一監”一共有十個中隊，九個男隊，一個女隊。一至五隊在塑料廠，六至十隊在清河織襪廠。每個廠裏有個反革命隊，一般說來，分在襪廠的犯人年齡相對較年輕一些。

　　三中隊大約有一百三四十個犯人，分為三個小隊，我在三小隊。三中隊分住在兩個筒道，一二小隊占一個，三小隊與保全組、小報組（所謂“小報”是由監獄方麵主持，犯人編纂的《勞改通訊》）以及雜務（管各種雜事如清潔衛生、監規紀律的犯人）共住一個筒道。

　　1.監獄的形製

　　“一監”的主要建築與K字樓不同，它是傳統建築，是磚木結構的平房，而K字樓是水泥鋼筋洋式建築的樓房。“一監”的格式如匍匐的烏龜，中間是個龜背形的圓廳，四麵伸出四腿一尾——五個筒道，筒道兩側是監房，兩條通道之間相夾的空地叫做“三角院”，是犯人洗漱放風活動的地方。入監隊隻占其中的一個筒道。

　　我在網上搜索到兩幅照片，題為“民國時期的北京監獄”，有的題為北京的“二監”。我看就是“北京第一模範監獄”，也就是解放後的“一監”。

　　我曾碰到過一個解放前坐過“一監”的老人。一九七七年的一天，監裏來了一批新犯人，分到我所在組的是個形容猥瑣小老頭。他是個刑事犯，判五年，隻是從這裏一過（大約當時入監隊人太多住不下了），將來要去勞改場的。他一進監室就坐在炕上發愁，而且東張西望，說這裏特別熟悉，好像來過。大家笑了起來，問他什麽時候？他說“四十年前，我們就住右安門外的草橋，我爸爸送我‘忤逆’”。大多年輕人不懂什麽叫“忤逆”，問我是什麽意思。我說就是不孝（其實民國時期的《六法全書》中無論是“民法”還是“刑法”都沒有“忤逆罪”，隻有“遺棄罪”，但民間仍保留著《大清律》叫法），幾乎所有犯人都嘲笑他。問他這次是因為什麽進來的？他支支吾吾，說不清楚。後來才知道，老頭早年喪偶，守著一個兒子過活，後來兒子大了，老頭又娶個寡婦，寡婦帶著個女兒。冬天為節省柴火都在一個炕上睡，老頭把寡婦女兒糟蹋了，兒子為了侵吞老頭的房子，把老頭告了，結果以流氓罪判了五年。早年以“不孝”、晚年以“不慈”進了同一個監獄，案子很離奇，至今我還記得那個老頭猥瑣的樣子。

　　第一幅是全景，從高處俯瞰，各筒道成放射形排列，中間空地就是“三角院”，有樹有草，還有水龍頭，洗衣服的水池子。第二幅展示是某個筒道，拍攝角度是從筒道底部（筒道底部封口處還是一間小房）向中心圓廳。如果我住的就是這個筒道的話，我所待的監房就是痰桶之側的那一間，對麵就是上麵說的“保全組”，“保全組”的裏側就是“小報組”。

　　圖片中的筒道與我三十多年前所見最大的差別有四點，一是到了冬天每個屋子門口都有一個用磚砌的爐子。大約長寬高均在二尺左右，以供燒水取暖，因為屋子裏沒有暖氣，很冷，隻靠筒道裏的爐子燒出的熱氣暖和暖和屋子，犯人還可以在上麵熱熱飯，燒開水。二是牆上隔個十來米就有一段大約一公分長的小電阻絲，接著一個開關，打開開關，電阻絲燒紅了，犯人可就之以點煙，點完煙，再一拉開關，這個小火頭就滅了，十分方便，又不會發生火災。第三，在筒道中間擺了一張理發館用的大靠椅，三中隊都在這裏剃頭刮臉，半個月一次，胡子濃的一周刮一次臉。我在監獄時的理發師水平不錯，三十多歲，姓劉，老北京，一口北京土話，聲音很脆，如果他學相聲無論從語音還是從外形都會是個好演員。他是刑事犯，很快就出獄了。第四，照片的景深處，開著口，可通往大廳；而監獄平常是鎖著柵欄門的，左側開著門的地方是通向三角院的，三角院門口有個廁所。筒道左側口的旁邊有張桌子，三四把椅子，是雜務坐的。

　　監室內是大通鋪，我在監室是三開間的，可睡十四五個人，執行號（組長）睡在兩端。平常除了睡覺、幹活、學習，大多是在筒道裏呆著，因為室內除了通鋪（約一尺半寬）以外，就沒有多大地方了。犯人隻要在一個筒道，平常交流機會就很多。

　　三中隊工作的車間是壓製塑料涼鞋的，車間大門與一二小隊住的筒道相連。車間隻要開工就是二十四小時三班倒，三個小隊輪著轉。早班是上午六點至中午兩點；中班是兩點到晚上十點，夜班是夜裏十點到第二天六點，與社會上一樣。因為“一監”地處宣武區，那時北京是分區輪流停電，宣武區是星期四停電，所以塑料廠也是星期四休息，監獄的犯人接見家屬也安排在這一天。

　　2.監獄規矩與話語

　　在看守所K字樓時規矩特多，比如晚上睡覺時眼鏡、腰帶要放在監號之外，監室內絕不許有杆狀和尖銳的東西，弄得連鉛筆都不許有。那時我讀書想在書上做個記號，就用牙膏皮搓成杆狀，再把它磨尖，在紙上一畫，也會留下痕跡。有個老看守說，這些規矩你們別嫌麻煩，監獄的規矩大多都是血換來的。到了監獄，規矩較看守所少了許多，也寬鬆了許多。這裏的規矩的立意與看守所有所不同，其關注點在於讓犯人記住自己的身份。比如與政府幹部說話一定要站起來，進隊長辦公室一定要喊報告。初到三中隊，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隊長領著犯人到他的辦公室談話，走到辦公室門口，犯人仍然喊“報告”，領著他的隊長機械地回答進來，然後兩人一同走進辦公室。看來很可笑，但“到此方知獄吏尊”，其意在於說明犯人與看守是分屬不同等級的。

　　看守每個人都被稱為“政府”，每到他們訓話時一說到政府如何？如何？就是他們如何如何，如果不懂這一點，有時就聽不懂他們的話。比如有時他們就會說“政府吃飯時……”“政府洗澡……”“政府買菜……”等。實際上就是說他們自己。

　　“一監”對於女犯人有個規矩特奇怪，我說這體現了國粹精神。女犯人如果在監獄中碰到男犯人（這種機會少之又少，因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活動都在筒道裏，隻有本隊的犯人和看守，男犯人根本就看不到異性，連每周來一次給犯人診病送藥的醫生都是男的），女犯人必須馬上轉身麵壁而立，待男犯人離開之後，再回轉身來辦自己的事。不知道最初為什麽有這個規矩，是女犯人比男犯人還低一等，還是古人所謂“冶容誨淫”，怕讓關久了的男犯人產生性衝動呢？不得而知。

　　話語往往是一個社會群體文化的標誌性的東西。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國完全是個泛政治化的國家。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正是流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期，所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特別尖銳，火藥味的語言、暴力語言泛濫。監獄更是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除了社會流行的政治套話之外，監獄內部流行的話語暴力性更強。什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認罪服法，重新做人”“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等，當然，這些也流行於社會，但大多局限於搞階級鬥爭之時，不像監獄每時每刻都要麵對這些。

　　監獄的話語也在不斷地變化，解放初，一切都處在上升時期，特別自信，深信勞動改造政策無往而不勝的力量，連日本戰犯、宣統皇帝也改造好了。這樣在改造中就不免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如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管理幹部還有給宣統係鞋帶之類動作；而“文革”當中強調敵人的階級本性不會改變，就像“冬天的大蔥，根枯葉爛心不死”。對於階級敵人，你刺激他也是這樣，不刺激也是這樣，對於他們隻有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犯人當然是絕對的敵人，隻有加強專政。在這種風氣中，決不會再有像對待宣統那樣帶有溫情色彩的事情發生了。這種情勢下，話語也產生了變化。比如，犯人的相互稱呼：在“文革”以前犯人還可以互相稱為“同學”。這是個帶有溫情的詞，細想也不離譜，因為改造中學習也是很重要的一項。“文革”來了，強調階級鬥爭，尤其關注犯人與正常人的區別，並嚴禁犯人之間拉拉扯扯不正常的關係。於是，犯人之間如何稱呼便成了問題，叫“同犯”，有同案之嫌；叫“同監”，所指範圍太廣，似乎連看守都有被囊括而入的嫌疑。其他如“難友”“獄友”之類更是不許使用，在監獄當局看來，犯人成“友”，必然對抗政府。又如犯人住在一起，政府一定要指定一個頭，這個頭在“文革”前叫“號長”“組長”“班長”之類。這個風氣解放前就有了，小說《紅岩》中寫裝瘋的犯人華子良得以與看守一起到監獄外買東西，商店的老板稱看守為“隊長”，稱華子良為“班長”。“文革”了，對階級敵人徹底專政了，犯人哪能稱“長”呢？但“頭”還是要有的，政府也是要指定的，不過名字改了，叫“執行員”“執行號”“值星號”等。我剛進監獄時，聽到這個詞覺得特別別扭的。

　　三中隊是反革命中隊，照通行說法，這個隊裏都是“政治犯”。毛澤東定義政治時說，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鬥爭，“反革命”在大家心目中也就是代表反動階級的，那麽反革命是政治犯，也是順理成章的。然而，很怪，那時極其忌諱“政治犯”這個詞，對外宣傳的話語口徑是中國沒有政治犯。有的法學家說，既然反革命罪已經入了刑法，反革命犯也就是刑事犯。後來我曾經請教過法學家，問為什麽中國老不承認有政治犯，是不是外國對於政治犯有些優待而中國沒有呢？他回答，也不是。在外國因為政見不同、或反對政府當局的言論和行為很難進入受懲罰刑律，而中國的“反革命罪”“危害國家安全罪”都已經進了刑律，按照刑律條款懲罰犯罪就叫刑事犯。這一點往往也與外國人談不攏。但在監獄中看守還是在稱“刑事犯”時，決不包括“反革命犯”，他們心目中把這兩類分得清清楚楚，認為“反革命”比刑事犯還低著一等，因為刑事犯中有“人民犯了罪，也要坐班房”的，因而對待刑事犯較為信任。我以為中國很注重語詞的褒貶，政治犯這個詞是個中性詞匯，而且在長期使用中還略帶褒義，所以在中國不能用。而反革命、刑事犯都有明確的貶義。

　　監獄的獨特話語體係，給剛入監的人造成困擾，特別是在預審階段，審訊方與被訊方在談一個問題時，因為話語不同，很多情況下談不清楚。我曾遇到過一個中年美術教師，在中學任教。他是南方人，有些江南文人氣質。抗美援朝時當過誌願軍，上過前線，一九五〇年代轉業時留在了北京，當了老師。他娶了一位近郊女工為妻，兩人可能因為性格差距太大，常常爭吵打架。老婆膀大腰園，而且有家中弟兄相幫，打罵老公成為家常便飯，老公苦不堪言，數度提出離婚而不成。男的實在受不了就分居了（實際上是被老婆“掃地出門”），工資被老婆拿走多半，自己隻有一二十元，在東城租了一間小房，窮愁度日。他很氣悶，而且奇怪為什麽雙方已經如此，還不能離婚？便想了個奇怪的辦法，到北京火車站去“拎大包”（竊取旅客大件行李），看自己被抓住進了監獄，當了犯人，老婆離不離婚。更怪的是，他數次得手，“拎”了許多也沒有被發現。他把“大包”都堆放在自己床下，甚至沒有打開過。就在這個過程中，他命運有了轉機。有位返鄉女知青花錢跟他學畫，他教的很有成績，從此跟他學的人也多了起來，收入也多了。這次轉機不僅經濟上得利，而且與那位女知青發生了愛情。這個信息傳到老婆耳朵裏，老婆氣勢洶洶帶了一幫人打上門來，不分青紅皂白，把他揍了一頓。美術老師氣極了，堅決離婚，老婆帶人撤退時撂下一句話：“死了這條心吧，甭想，除非你死了！”死，他不敢，但敢去蹲監獄。於是，他喝了點酒，又去拎大包，又很得手。夜裏十一二點了，他拎了大包，從東單路口回家，走累了，在“青藝”前的台階上（現在的東方廣場）歇一歇。那正是八月，小涼風一吹，他倒地枕著大包睡著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是階級鬥爭意識最強、最敏感的時期，夜裏有“首都民兵聯防”巡邏，一看他這樣子，馬上斷定這是“新動向”，叫醒他，問包是誰的？回答說是我的，問他有什麽，他傻了，支支吾吾，說不出來。這樣向往的日子來了，被送到不遠的“炮局”，進了治安拘留所。警察一搜查他的家，許多未開封的大包堆在床下，還有他的日記，記錄著與女知青戀愛的經過及種種令人肉麻的信物。於是，他升級了，被送到K字樓，簽了逮捕證。預審時，一場幽默的對話開始了。他與預審員完全是兩種話語，仿佛是兩個星球的生物。他講愛情的偉大和甜蜜，預審員斥責他的種種流氓行徑；他講自己一生的不幸和命運的關照，預審員說他“五毒俱全”（又偷，又流氓），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把他氣的七竊生煙。獄中許多人能模仿這場雞同鴨講的對話，勝過現在一些矯揉造作的小品。類似俄國作家契訶夫的獨幕劇《預謀犯》（也有譯成《明知故犯》的）中用鐵軌上的螺釘作釣魚墜那個鄉野老農與法官大人的對話。後來這位江南文士被判五年，送去勞改農場，但還是沒有離成婚。在監獄中，家屬一提離婚就批準，如果犯人單方麵提出，大多不批。

　　3.“一監”的生活

　　進了監獄不僅斷絕了自由，以往事業也一筆勾銷，家屬也見不到了，萬念俱灰，人類的樂趣隻殘留下吃了。一監的夥食費與“K字樓”一樣也是十二塊五，但與“K字樓”相比可以說是天差地別。這裏的十二塊五真正發揮了它的作用，其關鍵在於犯人自己做飯，做飯掌勺的自己也吃這個。

　　十二塊五在當時是北京市中下層人的生活標準，比一般農村不知高出多少。“一監”的廚子多是真正廚師，其技藝也與“K字樓”雇的右安門外生產隊的隻會煮豬食的臨時工不能相比。平常三頓飯，早上窩頭玉米麵粥鹹菜、中午窩頭湯菜、晚上仍是窩頭湯菜，基本上與“K字樓”一樣，但口味卻不一樣。每周兩頓白麵、兩頓米飯，兩頓肉，節日假日有改善，特別是在改善夥食時能夠顯示廚師的水平。至今我仍然懷念“一監”蒸的饅頭。現在蒸饅頭多用發酵粉或鮮酵母，發酵效果不好；過去一般是自然發酵，待變酸後，用堿或小蘇打等堿類物質中和。而“一監”廚師是發酵後不用堿中和，用手揉，弄得恰到好處，饅頭發的大，滿是蜂窩，稍稍有點酸頭，有股發麵的香味，這在外麵很少吃到。

　　“一監”屬於宣武區，休星期四，監獄怕休息日犯人無事生非，就給找點事幹，上半天多吃餃子。麵、菜、餡發到每組，由組內人自己包，包好了用床板搭到廚房去煮。星期四又是接見日，農村犯人因為家裏有孩子來看，往往會端上剛剛煮熟的餃子給孩子吃，弄得農村的犯人家屬以為“一監”老吃餃子，甚至羨慕犯人的生活。

　　在“一監”兩年的冬天裏，我深感受到食物熱量的差別及其對身體的影響。因為監室內沒有取暖設備，冬天極冷。晚上睡覺要把能禦寒的衣褲都壓在身上，這是吃窩頭。如果晚飯是饅頭，睡覺時就覺得暖和許多；如果主食是饅頭，菜是炸橡皮魚（1977年北京常賣橡皮魚，北京人不認識這種魚，也不知道怎麽吃。廚師就拿來炸，簡單省事），簡直是火上澆油，一晚上都會熱得睡不著。

　　在“一監”是管飽的，窩頭按定量是每人兩個，實際上，往往還有吃不了的又拿回去的。犯人還常常把窩頭切成片（在車間幹活時有修塑料涼鞋用的小刀），放在注塑機的機筒上烤，外麵用鞋箱厚紙扣上保溫，機筒溫度一百二三十攝氏度，烤不糊，兩個小時以後，烤得焦黃酥脆，用以作零食。這大約是犯人能保留僅有的飲食樂趣，還常常被禁止。

　　有勞動力、又從事勞動的犯人按規定每月有兩塊五毛的收入，用以購買牙膏牙刷肥皂。城裏人拿這點錢不當回事，而農村人舍不得用，給家裏攥著，年底寄回去。那時北京郊區許多生產隊的農民幹了一年活，年底分紅，拿不到錢，有的還欠生產隊的錢。（下卷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