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一卷）

第8章 湯化龍何至於要被刺殺？

　　◎範泓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年僅三十一歲的名記者黃遠庸被革命黨人狙殺於美國舊金山都阪街上海樓菜館，三年之後，一度做過民國眾議院院長、段祺瑞內閣內務總長的湯化龍（字濟武）又被革命黨人刺殺於加拿大維多利亞唐人街途中，一時間，海內外輿論大嘩。不過，在國民黨美洲支部的革命黨人看來，包括刺殺黃遠庸在內，“皆在誅鋤袁世凱之走狗，以衛共和，而彰天道，其愛國精神，殊堪敬佩”（馮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一版）。然而問題在於，湯化龍其人究竟是不是“袁世凱之走狗”？即便是的，又何至於要遭到這樣的政治暗殺？無論如何，刺殺之手段，難掩其中的血腥，有悖於政黨競爭之原則，正如曾琦（慕韓）在同年九月四日日記中所言：“蓋湯氏之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國之新人物，賢於舊官僚遠甚，且政黨競爭，自有其軌道，出以暗殺，殊非所宜，吾於是歎黨禍之日烈矣”（陳正茂等編：《曾琦先生文集》下冊，“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叢刊）。

　　一、被推為湖北省谘議局議長、

　　參與立憲運動

　　湯化龍生於清同治十三年，即民國前三十八年，湖北蘄水（今浠水）人。光緒三十年（1904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為求新知，由北京進士館選為官費生，東渡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受業於梅謙次郎。一九〇八年學成返國，任民政部主事。歸國前，曾與湖北籍留日學生相約設立“湖北教育會”，被認為是湯氏“合群謀國之發軔”。宣統元年（1909年），設立各省谘議局（即臨時省議會），“鄂都陳夔龍以薦者言，奏調化龍還鄂，籌備自治事宜”（沈雲龍：《湯化龍其人其事》上篇，台灣《傳記文學》第28卷第1期），不久被選為湖北谘議局議長，時三十五歲。

　　籌辦谘議局是清政府於一九〇八年宣布九年預備立憲時間表中的一項內容，即當年籌辦，次年舉行選舉。清廷對谘議局之人選，有明確的規定：即由各屬合格紳民公舉賢能，作為該局議員，斷不可使品行悖謬營私武斷之人，濫廁其間（參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從客觀上來講，谘議局之設立，使立憲派人士獲得議政的場所，又有了共同行動的機會，全國二十一個谘議局共選出一千六百四十三位議員，大多數當選議員為立憲派，其中湖北的湯化龍、江蘇的張謇、山西的梁善濟、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劉崇佑等立憲派中堅人物，被推為谘議局議長或副議長。這些新舊參半的政治人物，一般都有傳統士紳功名之背景，無論在學識、才德、清望等方麵，皆為當時的輿論所推重。

　　此時的清政府，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既有來自革命黨人武裝起事的壓力，他們始終堅持以武力“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孫文 語），或謂“不革命決不能立憲”（汪兆銘 語）；又要麵對自預備立憲公會以來不斷請願、要求速開國會的高漲呼聲。實際上，清廷也意識到了“欲防革命，舍立憲無他”（載澤 語）這一問題的重要性，隻是不久的“皇族內閣”令立憲派人士大失所望。一九一〇年四月，“國會請願同誌會”在北京成立，直隸谘議局議長孫洪伊為會長，湯化龍為湖北省支會書記；為進一步推動國會請願，湯化龍與江蘇谘議局議長張謇等人共同發起各省谘議局聯合會，湯任為會長，各省谘議局議長參加者有湖南的譚延闓、山西的梁善濟、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劉崇佑等人，“湯與彼等相聚京師，縱談大計，並到處演說、運動，冀有所成”（張玉法：《國民黨與進步黨的比較研究》，台灣“中研究”近史所集刊）。迫於形勢愈發緊張，清廷下詔縮短籌備立憲年限，定一九一三年召集國會，然不少朝野人士仍覺其長，尤其湯化龍、譚延闓、蒲殿俊等人，堅持要求翌年即開國會，從而留在北京，再籌請願，以圖君民共治的理想……（參見張玉法著：《辛亥革命史論》，台灣三民書局）。未料，清廷因此震怒，令各省代表出京還裏。代表們在失望之餘，相約《國民公報》社，密議返省之後，即向谘議局通報“清廷政治絕望”，且不排除革命的可能性（《梁啟超年譜長編》），“化龍自京返鄂，鼓吹國會事益力，輿論既激昂，複時發電與各省相呼應”（沈雲龍 語）。

　　一九一一年四月，清廷頒布內閣官製十九條，並組成“皇族內閣”，所任命的國務大臣十三人中，滿人七席，漢人四席，蒙古一席，漢軍旗一席，而皇族又占其五，世稱親貴內閣，士民嘩然。此被認為是清廷的排漢政策，違反君主立憲之公例，各省谘議局聯合會動議彈劾，要求另組內閣，湯化龍與副議長張國溶被推為湖北省軍商學界的代表北上，從漢口出發時，送行者竟達萬人，湯氏在火車站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可見湯氏當時在湖北各界中的影響力。

　　二、武昌起義出任民政總長，

　　從立憲轉向革命

　　一般認為，湯化龍是舊官僚和舊紳士的代表（張玉法語），在思想上與康、梁等人相一致，並不讚成革命，相信君主立憲是救國之道，即在不動搖社會穩定性的前提下，有心起而改革。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突然發生，先且不論成因和結果，此次起義在事實上十分倉促，初無全算，“革軍既起，尚未得一首領，眾議以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當之”，黎初不應，理由為民意所向係在谘議局，應由議長湯化龍出麵組織軍政府。從各種史料記載來看，湯化龍對此有一回答，版本庶幾相同，足以采信。湯氏這樣說：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讚成，但是此時武昌發難，各省均不曉得，須先通電各省，請一致響應，以助大功告成。況瑞澄自遁走後，必有電報到京，清廷聞信，必派兵來鄂，與我們為難。此時正是軍事時代，兄弟非軍人，不知用兵，關於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參見曹亞伯著《武昌革命史》中冊，收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六輯》，文海出版社）。

　　我們可以將此言視作湯氏從立憲至革命的一種轉變，但有一點必須承認，即湯化龍本是立憲派中的激進人物。激進者往往在某個動蕩的時刻，最易出現態度和立場上的反複或變化。然此時置身於時代激流之中的湯化龍，看起來，好像已沒有更多的選擇，但終歸表現出來的還是對清廷置改革於踟躕、延宕之中的一種強烈不滿。尤其當國會請願代表團被迫解散，湯本人的思想正在悄然發生動搖，也開始傾向革命。所以，當武昌起義突然而至，正好應合了他在北京與四川蒲殿俊等人所密議的內容，即：若日後遇有可以發難之問題，各省同誌應即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也就是說，湯氏的思想轉變並非空穴來風，更多是因為對清廷政治上的失望所致。

　　軍政兩長人選既定，黎氏以湖北軍政府都督名義，發安民布告及獨立檄文，並約湯化龍同署。湯化龍則通電各省谘議局，請求響應。電文雲：“清廷無道，自召滅亡，化龍知禍至之無日，曾聯合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國名義，籲請立憲，乃偽為九年之約，實無改革之誠……維新絕望，大陸將沉。吾皇華神明之裔，豈能與之偕亡，楚雖三戶，誓必亡秦，非曰複仇，實求自救。武昌義旗一舉，軍民振臂一呼，滿酋瑞澄，倉皇宵遁，長江重鎮，日月重光。立乾坤締造之丕基，待舉國同心之響應，特此通電告慰，望即不俟劍履，奮起揮戈，還我神州，可不血刃……一發千鈞，時機不再，佇候佳音，無任激切。湖北谘議局議長湯化龍暨全體同人叩。”

　　正如湯化龍所料想的那樣，武昌起事，清廷必要反撲。他們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兵兩鎮，督師赴鄂，又令黎元洪的老師、海軍提督薩鎮冰率兵艦、長江水師提督程允和率水師赴援，此後就是重新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欽差大臣，負責剿辦。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袁世凱派兩位代表至武昌議和，謂：若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可停戰。此時的湯化龍對“君主立憲”已無多興趣，他代表武昌方麵給予答複，稱：此次武昌首義，並非專行種族革命，實為政治革命。處現在二十世紀時代，君主國逐漸減少，民主國日益增多，如能按照共和製度，則滿清永久立於優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較之君主時代之危險，至有世世子孫莫生帝王家之慘，勝百倍矣……（轉引自張玉法：《國民黨與進步黨的比較研究》）從這番話中，多少可以看出湯氏在湖北軍政府中的地位，但放棄君主立憲、認同共和政體則亦同樣一覽無遺。

　　然而，讓湯化龍沒有料到的是，他在軍政府中的地位很快就發生了變化。軍政府組織係統確立之後，仍為軍政、民政兩大部門，軍政部內設軍令、參謀、軍務三部，民事部下設外交、內務、財政、法製、交通、文書、編製七局，湯化龍任政事部長。未及旬日，複修改條例，政事部被取消，文書局歸軍政府秘書處，其餘各局一律正名為部，直隸於都督之下，“而化龍僅領編製部長，事權削減，位同閑散，無複初起義時之重要矣”（沈雲龍語），之所以這樣，其原因不出革命黨人對他的不信任：其中既有湯化龍主持政事部時，差不多所用人選均為立憲派人士，引起革命黨人的大為不滿；也有湖北的革命力量，原以共進會、文學社和當地新軍力量為主，在革命初起時，需要網羅各方麵的力量，湯化龍以立憲派首要受重用，包括黃興以同盟會領袖身份出任總司令一職，這一切，在當時不過是暫時的合作而已。及至漢陽失守，黃興即因內部意見不統一而辭職，東下至滬。也就在這時，被冷落的湯化龍與一些立憲派人士亦隨之到了上海，準確地說，他們是不辭而別。

　　三、民初政黨分分合合，

　　國會遭解散出任教長

　　湯化龍之所以離開湖北，應當可說是受到當地革命黨人的不信任和排擠所致，這反映出湖北軍政府內部之間的派係鬥爭已然公開化。不過，就這件事而言，曆史上還存有另外一個說法，足以讓人將信將疑，那就是湯氏在當時向全國各省谘議局通電請求響應武昌起義之後，又複電清廷，表示自己“不甘心附逆”。後來此事被革命黨人有所察覺，湯氏自覺不安，方才離開了湖北。革命黨人據此認為湯化龍是一個陰險的兩麵派人物，他表麵上擁護革命，暗中卻在陰謀推翻革命政權。不過，此事的真偽並沒有人來加以認真辨析，直至若幹年後，大陸曆史學家楊天石經過考證與分析，所謂湯化龍“密電”一案並不存在，不過是以訛傳訛而已，其中有某些“真實”成分，但又有若幹主觀猜測和想象（參見楊天石著：《尋求曆史的謎底》上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湯化龍所謂密電清廷一事，雖然見諸文字記載較晚，然在武昌起義後不久即有傳開，對於革命黨人來說，這絕不會是一件小事情，因此七年之後，湯化龍在海外遭到革命黨人的刺殺，是否受其流言之害亦未可知也，但革命黨人不信任湯化龍、乃至憎恨湯化龍則毋庸置疑，最終也是死在他們手上的。

　　不管湯化龍當時為何要離開湖北，這都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但值得一提的是，湯化龍的政治生命卻並沒有因此而結束；相反，迎接他的則是另一個更大的政治舞台，“此後他在政壇上的角色是全國性的，而非地方性的”（張玉法 語），曆史有時就是這樣的吊詭，也注定要給湯化龍一生以悲劇的色彩。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在人事安排上未盡革命黨人之意，以致引起同盟會內部的分化，武昌首義的骨幹分子，如孫武、劉成禺、張伯烈等人，另組民社，擁黎元洪為號召，其後又與其他政團合而為共和黨；章太炎則在民國之後，與程德全、張謇、熊希齡等人，組建中華民國聯合會，繼改為統一黨。臨時約法製訂期間，蔡鍔、王芝祥即聯合參議員穀鍾秀、張耀曾、殷汝驪等人，組建統一共和黨，而清末立憲派之憲友會，此時也一分為二，既有共和建設討論會，又有共和統一黨，前者以湯化龍、林長民、劉崇佑為中心，後者為孫洪伊所主持，待羈遲日本的梁啟超歸國後再合為民主黨。民國初年，結社自由，法所不禁，大小政團，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局麵甚為可觀，僅此而言，並非是一個不好的開局。

　　等到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政府北遷，參議院也隨之移設北京。不久，即改選吳景濂（統一共和黨）為議長，湯化龍（共和討論會）為副議長。民國二年，全國舉行普選，成立國會參、眾兩院，此時同盟會為擴大黨勢力，參與競選，遂合並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而稱國民黨，推孫文為理事長，交宋教仁代理。以眾議院席次總計，以國民黨所占為最多，計有二百六十九席；共和黨，一百二十席；統一黨，十八席；民主黨，十六席；跨黨及無所黨籍者，一百七十三席。很顯然，共和黨深知不足以與國民黨競爭，乃事先謀劃與統一黨、民主黨聯手，允諾以副議長予民主黨。民主黨劉崇佑則堅持非議長不可，共和黨不得已讓步。正是因為借三黨之聯手，兩次投票，湯化龍當選眾議院院長，共和黨陳國祥為副議長。其後，統一、民主、共和三黨正式合並為進步黨，推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張謇、伍廷芳、湯化龍等九人為理事，以期與國民黨相抗衡，從而形成國會中兩黨政治的規模。

　　在這之前，即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年僅三十二歲。宋氏雖為國民黨重要領袖之一，然其黨見不深，“與其他政黨首要多相友善，而於湯化龍、林長民私交尤篤”。宋教仁不幸亡命，湯化龍傷悲至極，即以挽聯雲：“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當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範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裏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投筆向誰言。”上聯中的“範巨卿”，即三言二拍《喻世明言》中“範巨卿雞黍死生交”之故事，寓重諾者；下聯中的“來君敘”，典指東漢將領來歙，被人刺殺。從中可見湯化龍對宋教仁其人推崇備至，“而於主謀刺宋者，詞意之間，尤深致憤懣，一時爭傳誦焉”（沈雲龍 語）。

　　宋教仁既死，國民黨揚言以武力討袁，此即曆史上的“二次革命”。結果，國民黨兵敗，孫文等人不得不流亡日本，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以謀東山再起。袁世凱任命熊希齡組閣，堅邀梁啟超、張謇出長司法、農商，以示對進步黨之籠絡，繼又讓國會選舉其為正式大總統，然一月之後即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取消國民黨籍國會議員之資格（袁、熊二人發布告，指控國民黨議員助亂）。雖然湯化龍對革命黨人並無好感，仍進言袁世凱，以為是否有權罷黜議員，事須別論，但不能借口消滅國會，“今憲法尚未成，竟寢罷國會，將何以處民國”？袁氏不為所動，至一九一四年初宣布停止現有國會議員職務，並先後召開有關會議，製訂新約法，改內閣製為總統製，任徐世昌為國務卿，中央各部中，任湯化龍為教育總長，於此“民初稍具雛形之責任內閣政製，遂麵目全非矣”。

　　四、反帝製促袁氏退位，

　　入段內閣貌合神離

　　湯化龍出任教育總長，可以理解為袁世凱對進步黨人所采取的一種拉攏手段，雖然，湯氏本人“抑鬱非其所願”，然以國家教育計，仍多有籌劃，未虛其職，盡力而為。及至一九一五年春，帝製運動甚囂塵上，袁氏與日本人簽訂了“二十一條”，不管是否出於被迫，抑或無奈，湯化龍深知茲事體大，欲離職出京，可又苦於找不到借口。至八月，楊度、孫毓筠等人發起“籌安會”，梁啟超公開撰文以斥之，湯化龍亦認為此事不可為，對袁世凱大失所望，於九月請假赴天津治病，旋以書麵辭職，甚至於密謀以黎元洪討袁，未遂。

　　袁氏稱帝，民意不爽，非議驟起，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等地反對洪憲帝製而次第獨立，蔡鍔、唐繼堯首先發難，以護國軍名義，設軍務院於廣東肇慶舊端州書院內。彼時湖南的形勢，關乎整個西南大局，湯化龍之弟湯薌銘時任湖南將軍（袁世凱撤各省都督，改稱將軍。作者注），素附袁，並得袁的信任。湯化龍數次使人赴湘勸說與策動，其弟最終審時度勢，放棄擁袁，湖南遂繼浙、陝、川等省於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亦宣布獨立，湯薌銘在通電全國時謂：薌銘雖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國家之大義，但使有另途之悔悟，決不為箕豆之相煎。如必舉全國而犧牲，唯有以我相見。情誼兩迫，嚴陣上言……盡管湘人對湯薌銘治湘“嚴刑峻法”多有反感，甚至後來發生過“驅湯風波”，唯此事可評可議，不可一言以蔽之。

　　此時袁氏眼見全國形勢愈發於己不利，欲複為總統，以求罷兵，湯化龍則聯絡國會議員通電以抨擊：“護國軍誌在申討叛大義，求真共和，袁辭皇帝留總統，不得謂大義已申……兵罷否，某固無能參與，假能參與者，方當力持不罷兵之議，一洗國民苟且薄弱之恥，義師若勝，某無纖毫幹涉，若敗，則雖身殉之，甘也……”湯化龍反袁態度之堅決，亦可表明進步黨人與袁世凱已告決絕。

　　未幾，袁世凱患疾而死，黎元洪依法繼任，段祺瑞再度出任內閣總理。為恢複舊約法南北各調，相持不下。湯氏遂以調停人北上，勸說段祺瑞，舊約法當以恢複。段本人似被湯氏說動，唯左右持異議，阻力頗大。湯氏即電告護國軍軍務院，再使壓力，謂必可得。駐滬海軍不久即通電加入護國軍，聲稱若不恢複舊約法、重開國會，決不受命於北京政府。四日後，黎元洪下令恢複舊約法，國會得以合法召集。調解告成，湯化龍自京返滬後，未料先遭喪母之痛，又遇夫人在日本逝世，時間僅相隔一百餘天，“化龍兩遭家變，哀痛傷毀，有非人情所能堪者”。

　　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國會參眾兩院重開，湯化龍複任眾議院議長。唯此時湯氏對其黨爭之烈已憎惡痛絕，在滬上時就倡言“不黨”之說。所以，北京敦迫再三，不得已於二十多天之後才到會。舊國會恢複後，不論國民黨還是進步黨，其內部均已分為多派，前者有客廬派（以穀鍾秀、吳景濂、王正廷、殷汝驪等為代表）、丙辰俱樂部（以林森、居正、田桐、馬君武等為代表）；後者有憲法討論會（以湯化龍、劉崇佑、梁善濟、李國珍為代表）、憲法研究同誌會（以梁啟超、王家襄、陳國祥、林長民、藍公武為代表）、韜園派（以孫洪伊、丁世嶧、郭同、溫世霖為代表）。不久，客廬派、丙辰俱樂部、韜園派合為憲法商榷會，憲法討論會和憲法研究同誌會合為憲法研究會，主要領導人物為梁啟超、湯化龍，此即曆史上的“研究係”之由來。

　　此時院府之爭愈演愈烈，至一九一七年，在對德宣戰問題上，段氏與黎元洪意見不一。段祺瑞脅迫眾議院通過對德宣戰案，眾議院以內閣成員多辭職，且催議谘文乃用國務院名義，非總統提出，於法律不合，故決議緩議對德宣戰案，而且必須先改組內閣。張勳通電響應督軍團改組國會的主張，段氏對各督軍解散國會的呈文，“決定不退亦不批”。段祺瑞不安於位，為黎下令免職。段不甘，認為免職令未經副署，不合程序，“將來地方及國家因此發生影響，一概不能負責”，遂離開北京往天津，此事引起反彈。安徽省長倪嗣衝稱段祺瑞免職為非法，即行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陝、豫、浙、魯等省及奉天張作霖宣告獨立，粵、滇、桂、川、黔督軍則通電擁護中央，聲討叛逆。在這種情況下，五月三十一日，湯化龍辭眾議院議長，“與其隱忍苟留，不如自退”，由吳景濂繼任。六月九日，張勳派兵兩千自天津開赴北京；次日，孫文、章太炎電告黎元洪及西南各省，要求懲辦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張勳、湯化龍、梁啟超、熊希齡等人。黎元洪下令解散國會，此距恢複尚未及一年。

　　張勳擁清廢帝宣統複辟，黎元洪避走日本領館，通電各省出師討伐，電請副總統馮國璋入京代行總統一職，並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段氏設國務院辦公處於天津。湯化龍時在天津，發電對張勳複辟大加撻伐，認為多省獨立，是為護法，複辟則民國且不保，何有於法？多謀的段祺瑞則力邀梁啟超、湯化龍參與軍幕，其重要文檄，皆出自任公一人之手。十二天之後，討逆軍收複京城，再組內閣，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等人入閣，梁為財政總長，湯為內務總長、林為司法總長。然而，段氏親信徐樹錚等人卻深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梁任內務總長為較宜，湯氏應出長教育，其理由是湯化龍在袁世凱時代即為教長。實際上，梁、湯二人對入閣並不熱衷（此時林長民尚在南方），曾麵見段氏，堅辭不就。為此還征求過北京、天津黨員意見，可商議的結果，竟是決定梁、湯二人入閣，梁、湯二人隻好隨段氏入京。不過，也有進步黨國會議員認為，梁、湯、林等人入閣，雖為進步黨全盛時期，但亦為失敗之開始，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段內閣成立，馮國璋代行總統一職。因其張勳複辟，中華民國法統已被中斷，因此，馮、段二人認為國會不宜恢複，參照辛亥之先例，召集臨時議會，重擬組織法及選舉法，再行新國會。實際上，這是來自梁啟超的一個建議。然在召集臨時參議院時，本由進步黨開列名單，以內務部名義發電各省照辦，段派人士則認為如此選舉，其議員大多數將為進步黨人；而此後的政府之一舉一動，難免受其挾製，是為去一國民黨，不啻又來一國民黨。徐樹錚私下向段氏陳述此意，段未表態，徐認為已默許，於是另開名單，分電各省將內務部前電予以推翻。及至新國會選舉，全由徐樹錚等人暗中操縱，做過眾議院議長的湯化龍幾不能過問；而幣製改革對日借款一事，本應由財長梁啟超主管，卻由交通總長曹汝霖秘密辦理，梁氏竟不得與聞。“計梁、湯自六年（1917年）七月十七日入閣，至十一月二十二日隨同段氏去職，表麵若相始終，而精神則早已分離矣……”（參見沈雲龍：《湯化龍其人其事》下篇，台灣《傳記文學》第28卷第2期）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臨時參政院在京召開會議（西南五省拒派參議員），四天後，段係王揖唐當選議長，那彥圖為副議長。進步黨梁善濟競選議長，果告失敗。又兩周，段祺瑞以四川、湖南用兵失敗，與馮國璋發生府院主和主戰之爭，辭去國務總理，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以及外長王大燮、教長範源廉、農商總長張國淦被批準去職，梁啟超表示從此不再過問政治，湯化龍則有點誌氣不衰，在他看來，中國尚未能有一個理想的政府和國會，若有一天能見諸事實，“則吾乃死心削跡矣”。

　　至此，湯化龍已與紛亂的中國政壇沒有什麽關係，等待他的卻是革命黨人“正義的子彈”。

　　五、偕友遊日悼亡妻，

　　命喪維多利亞唐人街

　　一九一八年三月，湯化龍偕友人林長民、藍公武等人前往日本，在東京居住兩月之久。曾琦等人多次麵晤，湯氏與彼等推心置腹，暢談國事，兼述心跡，曾琦有日記為證：四月五日，晴……昨日湯濟武君談話有可記者，即謂十年以前，彼等但知當變法，而不知所以變之之道，是以國愈亂而術已窮。十年以後，國事當屬少年，若再無素修，國將何言？言頗沈痛也。

　　其間，湯氏憑吊亡妻易簀處，不禁悲慟欲絕，令友人感慨至泣。湯氏為悼亡妻作七律五章，字字句句，纏綿哀豔，惻惻動人，試舉一章：“死別經年夢尚疑，羌無片語寫哀思。卻驚宿草封香塚，豈有飛花返故枝。清怨靈妃遺錦瑟，空名夫婿誤金龜。思君一字千行淚，天上人間知未知。”湯夫人是在日本照料子女讀書，不幸患病而亡的。其時，湯氏正為國事所牽，無法親行營葬，哀痛逾恒。

　　同年六月上旬，湯化龍自橫濱搭日輪赴美考察，先抵加拿大，次日到美國。在美前後兩個多月，湯氏數度參加留美學生、華僑商會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並發表演說，其內容包括“科學與人生的關係”、“中美國民性之比較”等，與國內的政治無涉；湯化龍還參觀了華盛頓大學、國會參、眾兩院，訪晤美國副國務卿溫波克、駐美公使顧維鈞等人，在李鴻章手植樹下留影，並留有《遊美日記》。

　　八月二十二日，湯化龍抵加拿大多倫多，兩天後至維多利亞，候輪回國。九月一日，出席湯氏之族於中華會館為其舉辦的晚宴，晚八時宴罷，賓主四十餘人，相攜於唐人街中，“忽有人以手槍迎擊，化龍中兩彈，一自口入，一自腹入，立仆地死，霍堅（翻譯）隨行，暈而蘇，視湯已絕氣……”就這樣，湯化龍一命嗚呼，亡於海外，年僅四十五歲。凶手為一革命黨人理發匠王昌，見眾人憤怒追捕，知已不可脫身，當場吞槍自殺。

　　革命黨人之刺殺湯化龍，說起來，言之鑿鑿，堂而皇之，“旨在誅鋤袁世凱之走狗”，實際上，與秘密社會洪門會黨在本質上並無二致，這是自興中會成立以來暴力革命意識之餘續，對於一個強調“民主共和”的政黨來說，不僅有偏於正常的政爭軌道，而且，每每冠以“正義”之名，“以血腥籠罩政壇，真不知人間何世”？從湯氏置身於清末民初中國現實政治的經曆來看，無論如何，根本談不上是什麽“袁世凱之走狗”，他的死，確實有點冤，而那個刺客王昌，在國民黨那裏，則一直被視為“烈士”，如此血染的曆史，有時就這樣讓人無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