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一卷）

第7章 鄭介初：方寸之間，百年滄桑

　　第7章 鄭介初：方寸之間，百年滄桑——燕京傳奇之一

　　◎範家材

　　筆者有一位老同學，是滬江大學附中的同學，又是燕京大學的同學；在熱血賁張的年代，相繼入團參軍；曆史吊詭，又先後蒙難，忝列右派；“摘帽”以後，各自另辟天空。桑榆唱晚之際，荊室委世，彼此淪為鰥夫。這些年來，我去香港，必去拜望，他來上海，促膝長談，念人憶事，不盡欲言。回首世事滄桑，百感交集，所幸青山依舊在，慷慨往事俱付笑談中。這次應邀寫些燕京的人與事，當然首選是他：燕京的一位傳奇人物，鄭介初，筆名‘哲夫’。

　　一

　　鄭介初十五歲時一躍成為名人。這要從郵票說起。

　　郵票同其他藝術品一樣，遵循“物以稀為貴”的規律，最珍貴的郵票是一種稀有的變體郵票。那是指郵票在印製過程中，由於某種原因，造成郵票在圖像、文字、配色等方麵與發行部門公布的資料有明顯差異的郵票。差異小的是小變體，差異大的為大變體。

　　一九四一年，中華民國郵政發行了一套以孫中山先生頭像為主圖的郵票。全套十六枚。雕刻版。麵值分為分、角、元三種，從半分到二十元。中心圖案為孫中山先生頭像，邊框上刊中華民國國徽，下列“中華民國郵政”六字。由於通貨膨脹，四年以後，最低的本埠平信郵資為二十元，二元麵值的郵票已失去發行價值，因此，到一九四五年，該套郵票即行停售。這批郵票作為集郵品，按麵值搭配一卷一卷地在郵政窗口處理。

　　這套郵票印刷精美，但二元麵值的孫中山頭像卻有一版印倒了，這是雙色套印引起的。邊框藍色，中心圖案孫中山像黑色，分兩次印刷，第一次先印邊框，第二次套印孫中山像。套印時，操作失誤，紙版反置了，就產生了孫中山像倒印的大變體珍郵。這套郵票是由紐約鈔票發行公司承印的，史稱“紐約倒”。

　　一九四五年四月，涉獵集郵不久的重慶立人中學初中學生鄭介初，路過東川郵政管理局儲奇門郵局，擠入人群，用家裏給的一點零用錢買下了一卷郵票。回家後意外發現一大張五十枚麵值二元郵票上的孫中山頭像倒印了。驚詫之餘，隨即探詢清楚，那是一九四一年發行的紐約版孫中山頭像郵票。鄭介初知道自己無意中購到了珍郵，該怎麽處理呢？圍繞著該變體郵票演繹了一連串精彩的故事。

　　他當時不知這些郵票值多少錢，就找到重慶郵商艾元俊請教。艾元俊斷定是不可多得的大變體，就拿出幾本民國紀念郵票和全套大龍、小龍、慈禧壽辰等珍貴郵品向鄭介初交換兩個四方連、八個單枚共十六枚紐約版孫中山像二元中心倒印票。在未交換之前，鄭介初將整版五十枚倒印郵票拿到南泉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後來刊於陳誌川先生主編的《國粹郵刊》一九五〇年四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上。一九四五年底，重慶集郵研究會舉辦郵展，艾元俊展示了一個紐約版孫中山像二元中心倒印四方連，震動了全國集郵界。東川郵政局得知這竟是由自己的集郵組售出，立即在全局清庫盤查，可是卻再也沒有發現一枚。美國鈔票公司獲悉後，登報公告，願以高價收購流傳在外的五十枚倒印郵票，不果。因此，鄭介初買到的就是存世的一整版民國珍郵“紐約版貳圓中心倒印”，這在世界郵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鄭介初因而聞名海內外。大批集郵者、郵商、新聞記者，絡繹不絕從各地找上門來，要求采訪報導，或交換購買珍郵。

　　這裏必須介紹鄭介初的家庭背景。他的父親鄭棟林，出生蘇州、入贅寧波，上世紀三十年代，與同鄉人盧緒章一起到上海謀生，工作之餘，參加上海總商會組織的商業補習夜校，學習文化與英文。一九三二年，盧緒章、鄭棟林與其他三人以僅有的一點微薄積蓄，在一個亭子間門口掛出“廣大華行”的招牌，經營西藥郵購業務，合夥資金為法幣三百元。他們聰明勤勞，適應市場，到一九三五年，已經發展成初具規模的商行。一九三七年十月，盧緒章等參加中共劉曉書記在滬領導的革命活動，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廣大華行就此成為地下黨的一個據點。一九四〇年，廣大華行的業務重心，遷移到西南大後方，各地建立分行。一九四二年盧緒章任總經理、鄭棟林任協理，經理，副總經理。

　　當時，中共白區工作執行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以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社等公開單位為第一線，原各省、市地下黨組織為第二線，再建立絕密性質的第三線機構。萬一形勢突變，第一線被迫撤退，第二線遭到打擊癱瘓時，第三線仍能紮根白區發揮戰鬥作用。廣大華行就是屬於第三線的機構，由周恩來與南方局直接領導。

　　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十幾年間，這一由五位小人物創辦的小商號發展成為當時中國的一大企業集團（conglomer-ate），分公司遍布京津滬穗以及各大省會，甚至境外的香港，印度、緬甸和美國紐約等地。除經營老本行的西藥外，還經營出入口貿易、運輸、保險等眾多領域，下轄廣大藥房、民安保險公司、民孚企業公司、民益運輸公司……此外還與國民黨元老陳果夫等合辦上海中心製藥廠和台灣七星紡織用品製造廠等。

　　廣大華行的字紙簍裏，就有了業務函電所用的各種郵票。鄭介初對此萌發了興趣。他把廢棄的信封放在麵盆裏，泡剝五彩繽紛的郵票，從而開始了他集郵的第一階段。但現在鄭棟林突然發現自己必需保持低調的寓所，卻因其子中彩“紐約倒”，而突然門庭若市！

　　鄭棟林斷然叫停一切郵票交換活動，讓介初把所剩的三十四枚“紐約倒”全部交給父親。四個月後，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一九四六年初鄭介初全家從重慶回到上海，乃父將這些珍郵放在一個信封內，密存外灘一號廣大華行的保險櫃內。原以為萬無一失。卻不料一朝遇竊。大驚之下，趕往庫房，果不其然，保險箱撬開敞露，黃金美鈔，洗劫一空，文件雜物，狼藉一地。鄭棟林俯身細細檢視，最後竟然發現他的信封被竊賊棄若敝屣，丟在一隅，打開一看，珍郵俱在，完好無損！那可真是大驚之餘，喜出望外。經過這次險情，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鄭棟林就委托郵商吳樂園毫不聲張地售出了十餘枚“紐約倒”。

　　回過來說鄭介初本人。一九四六年，他全家自渝抵滬，一九四八年又隨同廣大華行遷居香港，但留他一人在上海滬江大學附中讀書。他一邊上學，一邊興味盎然地集郵。每逢紀念郵票預訂，他總是成百套地訂購，低麵值的加蓋票，更是成捆地買，從中搜集到不少變體票。四川中路成記郵票社的周末郵票拍賣，鄭介初從不錯過。一九四八年，許多華北、東北的集郵者經上海去台灣，香港。他們在上海拍賣頗有價值的郵品，鄭介初買了不少。家中自香港寄給他的生活費，大多用以購買郵票。

　　一九四八年，乃父偕同盧緒章率廣大華行遷抵香港，參與組織大批民主人士乘船北上，經大連到解放區，準備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一九四九年建國後，盧緒章曆任第一屆對外貿易公司總經理，外貿部副部長，第一任旅遊總局局長。廣大華行在國統區進行隱蔽工作的經曆，曾被拍成電影《與魔鬼打交道的人》。

　　一九四九年，鄭氏全家相聚天津。介初考入燕京大學新聞係，去北京時，留在天津老家的積累郵品，有大小十二箱之多，這些集郵心血，標誌著鄭介初的第一階段集郵，已經斐然有成了。一九五二年，當時負笈北京的鄭介初回家度假，鄭棟林因其子即將畢業分配，就取出一枚“紐約倒”交給鄭介初收藏。所剩二十餘枚由其父夾在一本《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插在書架上，後來帶去香港。回到香港後，他與王寬誠等籌備建立中國工藝品公司，一九五九年四月，中藝公司成立，鄭棟林任總經理。一九六六年並入香港商界最具影響力的華潤公司。

　　鄭介初一九五一年作為燕京大學土改隊一員到廣西參加革命實踐，一九五二年入團，一九五三年入黨，同年參軍。抗美援朝結束後，分配在華東軍政委員會工作，一九五七年被選派為新華社駐外記者；不料，出國前夕，“反右”運動開始了。一九五八年，身為“反右”五人領導小組成員的鄭介初，在引蛇出洞的“交心”運動中，輕信虛言承諾，竟被填補本單位右派比例的空額，以致錯劃右派（1979年“改正”）！一九六一年下放寧夏銀川，在當地的展覽館、文化館任攝影員，“文革”中受到衝擊。他在自己臥室的土牆上挖了一個小洞，將這枚珍郵用油紙包好，放入洞中，又將洞封好，牆麵掛上毛主席像。這樣才安全保存下來。

　　鄭棟林也曾贈送給盧緒章一枚“紐約倒”，但此票在“文革”中失落。“文革”中，波劫重重，鄭介初本人留存天津的十二箱珍貴郵品，也因多次抄家而蕩然無存，他的第一階段集郵就此畫上句號。

　　一九七七年初獲準返回香港，照顧病父。離開寧夏，藏在腰帶中帶回香港的唯一郵品，就是那枚曆經“文革”、費盡周折才幸免於難的“紐約倒”。乃父鄭棟林於一九八二年因心髒病不治謝世。帶版號“三十二”的“紐約倒”十方連於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在香港佳士得公司拍賣，成交價為一百二十一萬港元。當時，鄭介初在現場默默禱告：但願落入華人之手。所幸，購得者果真是一位台灣集郵家，今日市值可能達到新台幣三千萬元左右。

　　但是，這十方連“紐約倒”珍郵的出售，並不是鄭介初傳奇的終結，恰恰相反，是他品位升華的第二階段集郵的開始，是他方寸天地的更富戲劇性的轉折。

　　二

　　鄭介初一九七六年定居香港，先是忙於生計，不遑他顧，同時對周天寒徹的抄家，心有餘悸；對集郵收藏，心灰意懶了。他投身旅遊業和進出口貿易，曆任港九顧繡百貨商會副會長、港九五金進出口商會會長等職，成了一位港商。不料，商務倥傯之際，命運之神又來敲門了。

　　改革開放之初，香港舉辦了一次中國郵品展。鄭介初去看了，發現有些展品曾經被他收藏過，而今歸屬他人了，不免黯然神傷。這些感情的波瀾，被他的夫人高哲看在眼裏。因為她當年在天津老家看到過他的郵集，知道他不能忘情集郵。作為第一當事人，他重溫巧購五十枚“紐約倒”珍品的細節、隱藏內心幾十年的感情洶湧起伏之時，燕京校友、香港《新晚報》總編輯趙澤隆約他寫稿，他就寫了以集郵為主題的散文。發表後，好評如潮。接踵而來的命運之神，就是四十年前燕京大學新聞係的同學、香港《良友畫報》社長伍福強，約他每期寫一篇《郵海漫話》。這約稿頓時喚醒了他青少年時代起就魂牽夢縈的集郵情結。想到自己曾經擁有和失去的一切，收藏的呼喚，再度纏繞心間，揮之不去。為了給這份著名刊物的專欄撰稿，他又尋尋覓覓，重拾舊好，恢複集郵了。從此，進入了鄭介初傳奇的2.0升級版本。

　　集郵講究主題。他第二階段收藏的主題是什麽？

　　有一天，他被一張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由天津寄往法蘭克福的戰地明信片吸引了目光。按照國際慣例，從一個主權國家寄出的郵件隻貼本國郵票。但是，這張明信片除了貼有大清蟠龍一分郵票外，另貼有法國郵票、日本加蓋“支那”字樣郵票、德國橫蓋“CHINA”字樣郵票、俄國斜蓋俄文“中國”字樣郵票、印度的維多利亞女王像加蓋“CEF”（中國遠征軍）郵票等等，郵票上都蓋上各國的天津郵戳。一查郵政史，當時，列強在華郵局及郵政代辦所竟達三百四十處之多！這全世界絕無僅有的欺淩，震撼了鄭介初。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前夕，鄭介初的《百年滄桑》出版了。在前言中，他說，“中國近百年的郵政史也是中國近代曆史的一個層麵，同樣反映了飽受帝國主義侵略、內憂外患、天災人禍的曆史。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郵政主權受到任意侵犯，從本書匯集的眾多外郵、客郵、軍郵中可見一斑。”

　　鄭介初的夫人高哲是他燕京大學新聞係的同學，是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他倆對百年國恥，刻骨銘心。伉儷共識就是再集郵品，以那些邈與世絕的鐵據，證實那一百多年來血淚斑斑的帝國主義侵華史，從而把個人收藏的意義升華：為中華民族百年滄桑的不洇不湮的集體記憶。

　　有道是，春秋史筆，“一字之褒，榮於華兗，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舊上海明信片》滲透著鄭介初強烈的愛與恨。他展示了兩枚抗日戰爭時期的明信片：一枚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士兵坐在掠自居民的太師椅上，用迫擊炮轟擊上海閘北三元裏民居；另一枚是日機轟炸上海後，一個坐在廢墟上哭泣的兒童。鄭介初第二階段的收藏，就是雋於郵品、傳之後代的永垂青史。用他自己的話說，“溫故知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這就是他的集郵主題。這一主題也有其變奏，那就是對中國民俗、世情、人物、風光、曆史故事的無限眷戀，他的愛國之情，通過編纂郵史，如水銀瀉地，一傾無際。

　　鄭介初利用旅遊和經商的機會，訪遊各國。每到一地，必先去舊書店、舊貨店、郵票商店，尋覓的重點是舊明信片和實寄封。這是集郵的較高境界。它們除了郵票、郵戳、郵路之外，還有文字內容和圖像，所蘊含的曆史信息尤為豐富。自一八四〇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大批外國人湧入中國經商、旅遊、傳教。他們為了介紹所見所聞，寄給親友許多當地明信片，其中包含的文字和圖像，是最有力的曆史左證。

　　但是靠一己零敲碎打、爬羅剔抉，猶如沙裏淘金，效率較低。於是，鄭介初參加佳士得、蘇富比、斯賓克、吉本斯等世界性的拍賣行活動，包括香港的楊氏、布約翰、鑒珍等公司的拍賣，和香港收藏協會的同行交換。在幾乎傾囊收藏的漫長歲月中，他積累了五千多份異常珍貴的實寄明信片，實寄信函和曆史圖片，照片。

　　他從收藏品上麵的郵票、郵戳、郵路變化了解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郵政史和曆史，再按年代、地域依次排序，再現曆史。先後編寫出版了《郵海漫話》、《續郵海漫話》、《百年滄桑》、《舊上海明信片》、《明信片中的老天津》、《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老明信片選》、《廣州百年滄桑》、《廈門舊影》、《寧波舊影》、《煙台舊影》、《威海舊影》、《青島舊影》、《旅大舊影》、《武漢舊影》、《香港舊影》、《晚清民初武漢映像》、《天津舊影》、《北京舊影》、《上海舊影》等二十本集郵專著和圖冊，實現了他以權威性無可爭辯的郵品史料、反映中國近代史、讓青年一代不忘過去、以史為鑒的夙願。這在我國集郵界是前所未有的。

　　一九七六年以還，三十多年，“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鄭介初從收藏，到研究，進一步出版。下一步就是走向民眾，二〇〇一年六月，鄭介初風塵仆仆從香港來到寧波，參加“百年國恥——八國聯軍侵華史實展”。這是天津平津戰役紀念館在二〇〇〇年為紀念八國聯軍侵華一百周年而舉辦的。展覽從天津開始在全國巡回展出，寧波是其中一站。圖片數據基本上選自鄭介初編著的《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這本圖冊被史學家稱為“一本有震撼力的圖史”。那次展出的一百五十餘塊圖版，四百餘幅從世界各地精心收集、幾近絕版的照片和文物，絕大部分由他捐贈。在寧波展出的幾天裏，參觀人數達二萬五千餘人，其中大多數是青少年和機關幹部。鄭介初的八千裏路雲和月，個中甘苦寸心知。曆史求證，每有斬獲，或公眾驚心，銘記過去，他就如獲犒賞，頓忘勞累，尤其在寧波，因為這是他的家鄉。

　　他又以十多張由英國著名畫家阿羅姆畫的有關廣州風土人情的銅版畫、二十封英美商人和鴉片販子的實寄信、一百張當時發表在英國和法國報刊上的有關兩次鴉片戰爭的新聞畫片、英國法國發給侵略軍的勳章等實物組成“廣州百年滄桑海外文物展”在廣東省博物館展出，填補了曆史空白，具有重要的研究與欣賞價值。那次文物展的正麵入口牆上，迎麵就是巨幅擴放他收藏和捐贈的一幀實寄明信片，作為展覽的主旨標識（logo）。

　　在寧波之行時，他將英法聯軍於一八六二年八月轟毀的寧波城牆圖片（載英國London Pictorial News），一八八四年英國侵略軍頭目率領“常勝軍”炮兵在寧波揚威耀武的版畫，以及一九〇〇年寧波商號聯合檢舉海關稅務所貪汙舞弊的信函等捐贈給寧波市博物館。

　　鄭介初的郵品實錄了各時期的民俗、民趣、風光、方誌。因此，無論從愛國主題的闡發，知識的探求，藝術的鑒賞，曆史的考證等諸多方麵，他的圖書和郵冊都成為集郵者以致國家、地區檔案館收藏的珍品。

　　例如，“寧波沿海棉田”，“江南蠶桑之鄉”，“一八四四年的寧波街景”等，畫麵工筆精細，形象生動，尤其是甬江入海口的遠處是鎮海招寶山，畫麵上的幾艘大船就是當年的海運木船，桅檣如林，百年前寧波甬江口的繁華景象，一覽無遺。這些圖片來自他從世界性拍賣公司的搜購，與香港收藏協會的交換，或是委托英國朋友道格拉斯長期在歐洲的搜羅。最終匯成的煌煌二十本郵品史冊，則是他對各地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的無償捐贈。

　　鄭介初說，他捐獻的這些文物雖然並不非常值錢，但都是從世界各處搜求來的。在《寧波舊影》中有一張“南水關”的老照片。那是一百多年前拍攝的。古代的城門均為陸地的要衝，水上的城門實為罕見。他在一個收藏家那裏發現這張地域方誌上很有價值的照片，寧波的的南水關構成一道城牆，清晰地流淌著涓涓河水，見證了當年寧波城區的河道源流。他提出高價收購，被一口回絕。鄭介初多次登門求購，對方提出條件，要讓他在鄭介初的郵集中任意挑一張作為交換，此人目光銳利，挑選了很珍貴的一張，讓鄭介初心痛好久。但他在二〇〇四年八月二日下午隆重舉行的《寧波舊影》首發式上，以此贈給寧波市時，還是說，“值得，值得。”他說，“文化是一個城市的靈魂，文化和曆史賦予寧波市更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將繼續努力搜尋寧波的文化遺存，雖然隻是吉光片羽，掛一漏萬，但也可為子孫後代留下一些東西。”

　　西方國家所寫的曆史，將一八四〇年中英鴉片戰爭說成是自由貿易之爭，事實上，當年林則徐隻禁鴉片輸入，不禁自由貿易。外國商船隻要具結不夾帶鴉片，就可進入黃埔港做生意。鄭介初收集到的實寄函件中，就有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英國商船皇家薩克遜號（S/S Royal Saxon）司務長約翰·希爾維洛克（John Silverlock）自黃埔寫給他在英國的父親信，敘述了該船具結後進入黃埔港做成生意的詳情。一八四一年五月七日他又從廣州給他在英國的母親寫信，說他為她買了中國茶葉和瓷器。鄭介初收集到的實寄信中，還有一封提到一八四〇年七月到一八四一年六月中國共出口茶葉五千五百多萬磅。白紙黑字，證明林則徐禁煙，不禁貿易。

　　鄭介初核查史證，必求實據。據記載，一八四〇年七月，英軍攻占定海。曆史上，關於英軍傷亡人數有兩種版本。一是英軍用洋統槍炮屠殺以弓箭長矛對抗的清軍，英軍傷亡僅幾十人，但另一說是當年打定海，英軍總兵力是三千三百五十三人，但死亡人數達四百一十九人。孰真孰假？

　　鄭介初從收集到的一份自定海寄往印度的報告信中獲得了答案。該信發自英軍在定海的醫院，內有每月住院英軍死亡的人數統計，載明，七月至十一月十四日，死亡人數共四百一十九人，都是因腸胃病而死亡的。鄭介初深入查閱寧波的地方誌，發現當年寧波居民采取的是焦土政策，堅壁清野，城裏十室十空，人、糧、牲口，都上了山。英軍從英國帶來的鹹牛肉因天氣太熱不能食用。英軍抓獲的當地水牛，其肉難以消化，再加上飲水不潔，以致英軍大批死亡。鄭介初又從印度買到了當年侵華英軍的部隊番號資料，進攻和駐守定海的部隊番號與醫院所報完全符合，其中以皇家第二十六團和孟加拉國誌願兵團死亡最多，幾乎達一半以上。這就從一個側麵，坐實了國人對抗帝國主義入侵者的同仇敵愾，勢不兩立。當年的民族反抗，躍然紙上。

　　鄭介初收藏了一套一位英國軍人給他未婚妻的情書，一共三十多封，信封上都編了號。此人自英國出發，經蘇伊士運河東來，一個地方一封信，一直經上海、南京、武漢，到宜昌，其中對中國當年風土人情原生態的描述十分鮮活，足稱近代史史料的生動腳注。根據旅程日期的編號，還缺三封。這三份在三年內經兩次拍賣，終於被鄭介初補齊，盡管最後一封的代價，高達四千餘港元。當他將這一套三十五封信完整無缺贈送給上海博物館時，心中有說不出的滿足感。

　　又如有外商印刷出版的山東民俗明信片，每套十二枚，一套講婚娶，一套講喪葬，兩套共二十四枚。鄭介初收集到二十三枚，獨缺一枚。隻有等待。每次拍賣，他都不放棄。一年多後，在一次嘉德拍賣中，他發現一大堆舊明信片中，有他獨缺的那一枚。他不動聲色，屢屢舉手競拍。旁邊的郵友笑他為這一堆沒價值的郵品化那麽多錢，劃不來。最後終於給他拍到了。十幾枚平淡無奇的舊明信片中，卻隱匿著他夢寐以求的那一枚，就是這一枚成全了兩套完整的民俗信。娓娓訴說這些軼事的時候，鄭介初親切地回憶和認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幾句話：“古今之辦事業、做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伊人卻在燈火闌柵處。此第三境也。”他本人的感性體驗絲毫不爽地印證了靜安先生的隱喻：第一境寫的是預期；第二境寫的是勤奮；第三境寫的是成功。許多人都拜服燕京的王世襄，筆者覺得王世襄的學弟鄭介初在心路曆程上不遑多讓。

　　他將花費巨資和心血在世界各地收集的數千件珍品捐獻給國家。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分兩次捐獻給寧波市博物館數百件相關的郵品和照片；與廣東、北京、大連、上海等地相關的郵品、照片也分別捐給了這些省市的博物館。二〇〇七年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慶典前出版了《香港舊影》；二〇〇八年奧運會前，出版了《北京舊影》；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會前，出版了《上海舊影》，還把他二十年來所收集的二千多件“百年上海”的曆史見證文物無償贈送給了上海曆史博物館，其中一些是他處無法求得的精品，極其珍貴。

　　收藏郵品，耗費大量的時間，心血，還有財力。這些當年的普通明信片，現在可是身價百倍、標價不菲了。一次，香港郵展，俄國的郵商對手中的八國聯軍侵華的明信片，索價幾百美元一枚！經濟上，夫人高哲全力支持。兩人一邊節衣縮食，一邊多打一份工，用兩份工的收入支撐收藏。一九七八年他在香港的月工資為二萬五千港元，夫人高哲一萬港元左右，絕非富有。他倆自奉約，與人厚，每逢佳品，總是義無反顧地高高舉起競拍牌。研究成果出書要錢。他最早出的幾本書都是自籌款項，但同時還要繼續搜羅吸納，在經費上就捉襟見肘，有些招架不住了。同時，年老多病，覺得應對自己的藏品做出安排。想來想去，就與資質高尚的文物單位達成協議，共同編輯和出書。書出來後，資料無償捐贈。作者兼捐贈者隻要一些書（courtesy copies）饋贈友人、自己留作資料就夠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除辦了幾個展覽外，鄭介初前後出了煌煌二十本“用郵品編纂的史書”。

　　他手中的幾千件郵品也都進入了各地的博物館和檔案館。用鄭介初的話，這些藏品原本應當屬於當地的父老鄉親，也就是物歸原主。在出版過程中，他憑借自己新聞專業的厚實功底，對製圖、排版、印刷、紙張等各方麵，殫精竭慮，親自過問，準確精美，達到了國內罕見的質量，足以傳世了。人們問道，“是日本印刷的吧？”他笑答，“Printed in China。”

　　鄭介初的編著，署名“哲夫”，那是鶼鰈情深，紀念燕京新聞係的同學、才女高哲；鄭氏伉儷，詩詠好逑、唱隨同心。一九九八年高哲罹患癌症，慧炬一熄，娑婆而去。介初自稱“哲夫”，寓意更為直白：昊天不吊，伊人其萎；地老天荒，此情不渝：“我永遠是高‘哲’之‘夫’也”。

　　威海市檔案局局長張建國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接受捐贈、出版《威海舊影》的後記中說，“哲夫先生帶著二百多幅原版明信片及部分珍貴檔案數據來到我們的住處。我們曾從英國查詢並帶回三千多幅威海衛的曆史照片，原以為不可能再見到多少形象圖片。沒想到，哲夫先生帶來的明信片中，約百分之九十我們從未見過……更令我們始料未及的是，哲夫先生非常慷慨，一番交談之後，他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這些資料悉數交到我的手上。我知道這批收藏品的價值。幾年來，我們費盡周折，從國外查到的那些老照片，盡管花了一大筆錢，得到的卻隻是複製件，好多還沒有版權。哲夫先生雖然沒講到自己當初收購時所費幾何，但在我心目中，這些藏品，每件都是沉甸甸的無價之寶……我接觸過不少收藏界人士，他們有的視藏若命，貴賤不肯出手，有的漫天要價，拒人千裏之外。哲夫先生的慷慨令我感到驚詫和疑惑。我試探著詢問他有什麽要求，哲夫先生的笑臉上寫滿了真誠：‘不收任何回報，隻需用這些東西編成一本書，出版後寄幾本給我，好給我的兒女和朋友，僅此而已。’”

　　那麽，鄭介初到底一輩子在追求什麽？他說，“求證曆史是最大的動力。每一次對曆史的收集和求證，都讓我感到趣味無窮。”他把二百七十八件珍貴藏品捐贈武漢市、回答《長江日報》的采訪時說，“有的人買郵品是為了保值或增值，我買回來是想物歸原主，將這段曆史留給後人。”他在二〇〇一年五月出版《老明信片選》時說，“曆史記錄了過去的事實，絕不容歪曲或篡改。一個忘記了過去的民族是沒有將來的民族。重溫過去的曆史能使我們自重自強。有時曆史會重演。值得我們深思和警惕。”

　　人生的冷暖取決於心靈的溫度。在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今天，人們內不疚神明、外不慚清議，貪汙徇私，萋萋迭聞。鄭介初，曆盡跌蕩，卻仍然熱血未冷，潔身自好，博學不窮，篤行不倦，想到責任，念及後人。鄭介初是香港甬港聯誼會的秘書長，促進境外寧波人士在內地投資兩億多元，並無償捐助家鄉的學校、醫院、少年宮、修橋、鋪路、造涼亭、築海塘、造福桑梓，獲得中華慈善總會表揚。

　　作為燕京大學香港校友會副會長，鄭介初在二〇〇七年十二月給《明報》寫稿時說，“作為一個學者，記錄和傳承史料，是對曆史負責，對後代負責。這樣做，才不辜負母校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筆者認為，其言可以立儒。保羅在《聖經·新約：哥林多書》（Corinthians）中說，“Knowledge puffs up，love edifies”（“知識讓人高傲，愛心啟迪教化”）。鄭介初未必認同基督教的教旨，但是，他從寄物自遣到樹人醒世、從一己怡情到博愛社群、從收藏到研究、從擁有到舍棄、從增值到捐贈，實際上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過程。忠骨歸葬的司徒雷登，以及親灸教澤的各位師長，他們在天之靈，看到燕京校訓，在今天的市囂紅塵中，依然得以服膺餞行，應該是負手低回，無任欣慰了。

　　（參考書目：夜梟：《紐約版孫中山像倒印票》；王元周：《廣大華行：從小西藥行到中共三線地下機構》；劉方宣：《鄭介初的家世》；劉方宣：《鄭介初談‘紐約倒’》；鄭介初：《集藏演繹百年滄桑》；張建國：《威海舊影》後記；張建民：《應似飛鴻踏雪泥——記香港著名郵品收藏家哲夫》；《鄭介初，那一刻，做主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