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一卷）

第2章 逆批龍鱗的司馬遷

　　◎李建軍

　　一

　　在中國做皇帝，無疑是一件很誘人的事情。一旦黃袍加身，便如同阿Q造反成功，“我要什麽就是什麽，我喜歡誰就是誰”，日子過得實在是很風光的。劉邦曾到首都鹹陽當“民工”，有幸親眼目睹秦始皇出行時威武雄壯的陣勢，羨慕得不得了，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即使沒有見過皇帝的威勢和氣派，一個生活在鄉村的普通老百姓，也能想象出皇帝的日子過得有多麽滋潤，所以，絲毫不影響他們產生心向往之的念頭。“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這句民間俗語，便切切實實地證明著中國人多麽喜歡做“皇帝夢”：威加海內的大皇帝做不成，能做山寨裏的小皇帝也是好的；金鑾殿裏的真皇帝做不成，能做魚肉鄉裏的“土皇帝”也不錯。難怪那些起於草莽的亂世英雄，一旦實現了“彼可取而代也”的目的，便把替天行道、為民謀利的莊嚴承諾忘得幹幹淨淨，最後都要到秦始皇那裏歸宗認祖，都要昂首伸眉地過一回做皇帝的癮。兩千多年來，這種叫“皇帝”的人，謬種流傳，蔑代無之，古代的和現代的（如袁氏諸人），堆一塊兒，足以組成一個特務團。據徐連達、朱子彥根據《曆代帝王年表》等資料統計的結果，從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稱帝，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統皇帝遜位，在曆時二千一百三十三年的時間裏，中國曾經產生過二百八十多個皇帝（《中國皇帝製度》，第165頁，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這還不包括袁世凱等人以“總統”或別的新鮮名號行獨裁之實的現代皇帝。

　　中國的皇帝，無論秦皇，還是漢武，無論是大清的雍正，還是項城的袁氏，其實都屬於同一精神譜係，彼此之間，就像裝在袋子裏的土豆一樣相像。他們有一樣的道德和人格，自大、狡詐、猜忌、冷酷、嗜血。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他們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殺伐異己，從不手軟，一根指頭便可把文臣武將打倒在地，談笑間便可將天下百姓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們無法無天，恣意妄為，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那些握有絕對權力而又滑賊任威的皇帝，實在是很可怕的怪物啊！

　　他們與世隔絕，閉關鎖國，視異邦為蕞爾小邦，沾沾然以天朝大國自居；更喜歡愚弄百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拿人民當無知無識的群氓。他們自視甚高，自以為是不世出的天縱英才，所以，常常一意孤行，很少虛心向別人學習，因而也很難成為擁有真理的人。他們喜歡舞文弄墨，吟詩作文，或者自己動手，下筆千言，不能自休，或者命人捉刀，連篇累牘，欺世盜名。但無論自己炮製的，還是掠人之美的，大多是附庸風雅的偽詩歌和虛張聲勢的假文章，真正有永恒價值的好詩雄文，寥寥無幾。清朝的乾隆皇帝，尤為特出，他視作詩如吐痰，一生寫了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多首（一說41863首），大多是詩味寡淡的劣作。

　　由於帝王對人們的生活有著巨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所以，他們的心理、人格和行為方式，便很值得研究，便有了文學上的敘事價值。在莎士比亞的三十七篇戲劇中，與帝王有關的，至少有十八篇，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其中《裘力斯·愷撒》、《哈姆雷特》和《麥克白》講述的是權力招致的謀殺和毀滅，《理查三世》的主題是譴責暴君和暴政，《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則表達了他對理想君主的理解和人文主義的政治理念。而古羅馬蘇維托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之所以流傳至今，就在於它滿足了人們了解暴君病態心理的好奇心，《戰爭與和平》之所以吸引那麽多人去閱讀，是因為它能幫助人們認識法國皇帝拿破侖挑起戰爭的動機和野心，進而認識皇權的自大而虛弱的本質。

　　二

　　文人之寫皇帝，如羔羊之搏猛虎，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專製帝王手裏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可以隨意往你頭上扣帽子，可以隨意在你P股上打板子，甚至可以隨意往你脖子上抹刀子。“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隨便一句話，都有可能被深文周納，都有可能被定為“沮誹”罪或“惡攻”罪，都有可能惹來殺身之禍。所以，對自己朝代的死去的帝王，人們尚且為了遠禍全身而緘口不談，至於那些仍然當路在勢的“今上”，人們更是敬鬼神而遠之。當然，還有更安全的辦法，那就是，任何時候都要見“鬼神”而愛之，要對他感激涕零，萬歲不離口，供品不離手，把他當做比天地都要大、比爹娘還要親的大恩人。

　　然而，一個優秀的作家必須克服內心的恐懼，必須鎮定而勇敢地麵對握有絕對權力的暴君。普希金的詛咒沙皇的《自由頌》、果戈理的讓尼古拉一世陷入尷尬的《欽差大臣》、托爾斯泰寫給沙皇和天皇的信、曼德爾施塔姆諷刺格魯吉亞山民的詩、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都是針對不可一世的最高統治者的，都顯示出一種無所畏懼的批判精神。他們用自己的作品，證明了這樣一個真理：真正的作家是自由而有尊嚴的人，而真正的文學則是對抗強權和暴政的強大的道義力量。

　　其實，文學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就在於它是一種與平等、自由、尊嚴和正義有關的精神現象。所以，沒有什麽比諂媚金錢和權力的勢利更有害於文學的了。文學與勢利簡直是水火不容的。文學一旦勢利，就必然會不顧尊嚴地為權力唱讚歌，為金錢唱讚歌，為邪惡唱讚歌，就會淪為卑賤的諛詞和無聊的點綴，就像呂坤在《呻吟語》中所說的那樣：“彼鄉原者，徼名懼譏，希進求榮，辱身降誌，皆所不恤，遂成舉世通套。”而兩千多年前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所著《史記》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它是一部充滿道義感的著作，就在於作者在寫作的時候，沒有“徼名懼譏”，沒有喪失最可寶貴的良知和尊嚴，沒有讓自己淪為按照固定標準如法炮製的“禦用文人”。司馬遷熱愛自己的父親，幹父之蠱，而光大其事，有著更加遠大的文化理想。他的成熟的、充滿批判鋒芒的寫作精神，大大地高出自己時代的平均水平，遠遠地超出自己時代的精神邊界，同世界上那些敢於批判絕對權力的作家一樣偉大和勇敢，像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和曼德爾施塔姆一樣令人驕傲和自豪。

　　然而，司馬遷的偉大的批判性敘事，如此具有超越性和先鋒性，甚至連那些與他幾乎同時代的優秀分子，都未能深刻地理解，也未能準確地評價。班固就曾在《漢書·司馬遷傳》中如此誣枉地評價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這是對司馬遷最大的誤解。他沒有看到司馬遷文字背後的深意，沒有體會到太史公的正義精神和仁愛情懷。班固的觀點引發了後代學者尖銳的反駁。宋代的晁公武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後世愛遷者以此論為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為此言也，非其心所謂誠然也……其述貨殖而崇勢利而羞貧賤者，蓋遷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也。”（晁公武：《郡齋讀書誌》）黃履翁更是表達了對班固的不滿和否定：“子長負邁世之氣，登龍門，探禹穴，采摭異聞，網羅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斷之於五十萬言之下，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稍就籠絡。彼孟堅者摹規效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耶！”（黃履翁：《〈史記評林〉引》）在司馬遷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具有現代性質的人文精神，一種健全的人格現象——他挺身冒險，仗義執言，敢對權力說真話，甚至敢於批判那些握有絕對權力的最高統治者，同時，又宅心仁厚，同情百姓，具有尊重生命、反對暴力的人道主義情懷。

　　縱觀千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的確很難找到幾個像司馬遷這樣敢於通過機智的反諷來批評當朝皇帝的人。他從來沒有跪著仰視那些滑賊任威、冷酷無情的最高統治者，也沒有卑躬屈膝地替他們唱讚歌。不僅如此，他有時甚至帶著幾分厭惡和鄙夷來寫那些傲慢自大的“一代天驕”和“風流人物”，正像李長之在《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中所指出的那樣：《史記》中“最大的諷刺，是對付漢代，尤其集中在武帝。他的方法卻是指秦罵漢。這個秘密，自明清以來的學者，就已經窺破了。同時，他能以褒作貶，筆下是酸辣辣的，那要完全從他的語氣中讀出來。”（李長之：《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第220頁，三聯書店，1984年）而對與他同時代的“今上”劉徹，他在《封禪書》、《酷吏列傳》、《佞幸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匈奴列傳》、《大宛列傳》、《平準書》和《外戚世家》等地方都寫到了，而且諷刺起來，也同樣尖銳，同樣不留情麵。關於劉徹的昏愚、顢頇、殘暴，司馬遷多有不為尊者諱的諷刺和揭露。

　　三

　　《封禪書》起首就說：“自古受命帝王，何嚐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甄乎泰山者也。”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不可能反對“封禪”，因為，他也敬畏“天命”，視“升中告成”為莊嚴的事情。但是，他強調人必須先修身潔行、行善積德，而後才可上求“天命”，否則，“無其德而用事”，任何“封禪”都是徒勞無功的。秦始皇以殺伐、勞役苦天下，暴虐無度，卻在泰山上“立石頌己帝德”，無奈“自作孽，不可活”，十二年後，他身死未久，而家破國滅，為天下笑。

　　封禪是漢武帝特別熱衷的事情，他登基伊始，便“尤敬鬼神之祀”，便開始大搞封禪活動。司馬遷看得分明，劉徹的封禪是別有所圖的——封禪隻不過是他招搖的幌子。他像秦始皇一樣對生命缺乏理解，對“天命”缺乏敬畏，也像秦始皇一樣，試圖逆天悖理，勞民傷財，尋求可以長生的“卻老”之方。所以，司馬遷對漢武帝劉徹不求“德洽”，一味大興封禪，自然是很不以為然的。

　　缺乏健全理智和人格的人，往往容易上當受騙，甚至胡作非為。司馬遷正是借寫“封禪”，來寫劉徹人格上的殘缺和心智上的弱點。為求長生之方，劉徹利令智昏，輕信盲從，屢為騙術拙劣的術士所欺。從長陵女子“神君”開始，先後被李少君、亳人謬忌、齊人少翁、上郡巫、膠東宮人欒大、汾陰巫錦、齊人公孫卿、越人勇之、濟南人公玊帶以及成千上萬不知名的方士所愚弄。

　　李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他的騙術，其實並不高明，但劉徹卻“以為少君神”，直到少君病死，他仍不覺悟，“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而後來的上郡巫所玩的“通神”把戲，更是拙劣之至，但竟然也能把劉徹騙得昏頭昏腦，使他對“神君”的話堅信不疑，“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但司馬遷接著就一語道破玄機：“其所語也，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世莫知也。”這幾乎等於說劉徹的心智連一個普普通通的正常人都比不上。厭惡之情與揶揄之意，溢於言表。

　　少君之後有少翁。後者的騙術，太過拙劣，很快被劉徹看穿，很快被殺了頭。但是，劉徹並不覺悟，事後還有些後悔，“惜其方不盡”，遺憾沒有把少翁的方術都弄過來。後來，又招來了欒大這個更大的騙子。欒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這讓劉徹非常高興，說：“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意思是，隻要你搞到靈驗的方術，我是不怕花錢的。劉徹拜欒大為“五利將軍”，又把衛長公主嫁給他。後來，欒大“其方盡，多不讎”，劉徹又殺了他。但是，前來給劉徹貢獻方術的人依然絡繹不絕，“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然而，劉徹並不死心，趁著到泰山封禪的機會，再次來到東海上翹首而望，希望能看見可讓自己長命百歲的神仙。

　　後來，劉徹在諸方士的攛掇下，到處“封禪”，“遍於五嶽四瀆矣”，但神人仍然渺無蹤影。劉徹似乎有點煩了，“天子益厭怠方士之怪迂語矣”。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直到最後，他仍然癡心不改，“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之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對生命本質的無知，必然會使一個人產生不死的念頭，就會使劉徹這樣的皇帝做出許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正如清代學者李晚芳所說：“武帝雄才大略，隻以‘不死’二字私據胸中。以為古真有不死之人，如黃帝等，必欲覯之，冀得其秘，癡心牢結，甫挑則動，屢破仍迷。”

　　劉徹的貪婪不僅表現在對“長生”的妄念上，而且還表現在對物質的占有欲上。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從西域歸來，告訴他大宛“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劉徹聽了異常興奮。他對大宛的汗血馬情有獨鍾，於是，“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他兩次興兵伐大宛，沒有別的目的，就為了求得汗血馬。第一次，劉徹“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曆時兩年，一無所得，存活下來的士兵，“不過什一二”，也就是說，幾乎全軍覆滅；第二次，劉徹又派出六萬人，“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這次戰鬥結束後，劉徹得其所欲，從大宛“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然而，參加戰鬥的部隊歸來的時候，“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也就是說，為了得到這數十匹“汗血馬”，漢軍犧牲了五萬人，三萬匹馬，十多萬頭牛與驢騾橐駝。劉徹的貪婪簡直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而在張騫之後，“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劉徹自然很高興派他們出去冒險，替自己掠取難得之貨，而且，根據“求使”者誇海口的大小，來授予高低不同的官階：“言大者予使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這與他在《封禪書》裏的幼稚而瘋狂的表現，何其相似乃爾！

　　那麽，劉徹為什麽會變得如此狂悖不慧呢？這是因為，權力帶來的自大傾向和貪生造成的非理性欲望，都很容易令人發昏。權力具有眩惑人的魔力，會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以為世上隻有想不到的事，沒有辦不成的事；權力甚至會讓人喪失最基本的常識和判斷力，變得格外愚蠢，特別無知。權力帶來傲慢，絕對權力則帶來絕對傲慢，而絕對的傲慢則必然導致目空一切的自大和不可救藥的愚昧。劉徹就這樣做了傲慢和無知的犧牲品，成為千百年來人們的笑談。

　　《封禪書》批判和諷刺漢武帝的藝術是非常高超的。司馬遷以常識為根據展開敘事，以人人皆知的常情常理，來對照武帝的頭腦發熱和執迷不悟。正像鍾惺所說的那樣：“寫人主迂呆惑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羈縻不絕’，‘冀遇其真’數語，是其胎骨中貪癡種子，疑城柔海，累劫難斷，怪迂阿諛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睹矣’，意興颯然，斷案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恰好結語，卻妙在含蓄，冷冷無極力收縮之跡。”一篇《封禪書》，詼諧百出，純然是一部令人絕倒的喜劇；它又是一篇憂心烈烈的啟示錄，啟發人們認識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如果皇帝在心智上不成熟，在人格上不健全，又缺乏他那個時代最文明的價值觀，那麽，整個國家的生活將陷入可怕的混亂狀況，人民將為此承受巨大的痛苦，社會將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四

　　如果說，《封禪書》寫的是漢武帝劉徹對生命真諦的無知和企圖長生不死的愚妄，那麽，《酷吏列傳》、《外戚世家》、《匈奴列傳》、《佞幸列傳》和《平準書》寫的則是他的冷酷和凶暴。

　　劉徹的冷酷和無情的確是登峰造極的，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心狠手辣、好鬥成性的暴君可以與他相提並論。他喜歡那些像他一樣凶暴的人。郅都、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減宣和杜周十人，都是沒有人性的虎狼之吏，但他們卻都是“今上”劉徹賞識的人，類似“上以為能”、“上喜之也”、“益專任也”這樣的話，在《酷吏列傳》裏，多次複現，足見罪魁元凶，在此不在彼。受到劉徹縱容的酷吏，不僅殺人如麻，剝奪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還製造出一種恐怖的氣氛，嚴重地降低了武帝時代的人道標準，破壞了整個社會的安全感，至今讀來，猶覺血腥撲鼻，使人不寒而栗。所以，司馬遷之作此傳，意在“傷武帝之酷刑”，正如清代學者牛運震所說：“武帝之世，煩文苛法，以嚴酷為治，怨愁慘傷，民幾不聊生。太史公目睹其事，惻然傷之，不忍斥言君上，特借酷吏發之。一篇之中，感慨悲憤，漢廷用人之非與酷吏得報之慘，具見於此。此太史公悲世之書，所以致惓惓垂戒之至意，不獨為十人立傳也。”事實上，司馬遷並沒有給武帝留什麽情麵，也不存在“不忍斥言君上”的事情；他對“今上”的諷刺，明明如月，昭昭可見。

　　凡人皆有不忍之心。然而，漢武帝劉徹卻是一個殘忍得出奇的人。他的無情和冷酷，見之於他對待將帥大臣和尋常百姓的暴虐，但尤其表現在對家人的無情態度上。太子劉據，根據《資治通鑒》等史書的記載，仁恕溫謹，敦重好靜，然而，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聽信江充的誣陷，以“巫蠱”罪，逼得太子走投無路，最終起而反抗，被殺身亡。對與自己育有一子的鉤弋夫人，他也毫不手軟地殺無赦，而理由卻荒唐得出奇。根據司馬遷《外戚世家》的記載，劉徹決定立年僅五歲的劉弗陵為太子，但卻怕弗陵年輕的母親鉤弋夫人日後亂政：

　　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

　　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雲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可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後耶？”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故非淺聞愚儒所及也。諡為“武”，豈虛哉！

　　司馬遷的同情，無疑在無辜的鉤弋夫人一邊，所以，他最後對武帝的幾句“讚詞”，實在含著無盡的諷意，屬於典型的“文與而實不與”和“正言之而意實反者”的寫法（清代的邵晉涵在《史記提要》指出司馬遷敘事多本“公羊氏之法”，“論定人物，多寓文與實不與之意”。程餘慶則在《史記集說序》中進一步指出：“史記》一書，有言所及而意亦及者，有言所不及而意已及者；有正言之而意實反者，有反言之而意實正者；有言在此而意則起於彼者，言已盡而意仍纏綿而無窮者。”）他用白描的手法寫了“夫人還顧”的細節——臨去一盼，流露出對生命的無限留戀，和對暴君劉徹的哀哀乞求。這實在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司馬遷用“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表達了對劉徹的強烈譴責，正用得上“天怒人怨”這句現成話。

　　五

　　如果說，缺乏製約的權力必然會扭曲當權者的心理和人格，那麽，那些握有絕對權力的人則是最大的受害者，許多帝王幾乎每天都過得膽戰心驚，惶恐不安。他們夜不能寐，嚴重地失眠；他們內分泌失調，新陳代謝的能力非常低下；他們暴飲暴食，是可怕的饕餮鬼；他們甚至有嚴重的性倒錯傾向，或者孌童，或者有斷袖之好，有的甚至有渴望被強暴的受虐狂心理。

　　蘇維托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就以大量的細節，披露了多位羅馬皇帝的種種畸形心理和嚴重症候。他們大都是喜歡殺人的施虐狂、暴飲暴食的饕餮鬼、變態的淫亂狂和嚴重的失眠症患者。克勞狄“時時處處貪吃。有一次他在奧古斯都廣場主持審判，嗅到戰神廟裏為薩利祭司們準備的飯菜的香味時，他離開法官席，徑直朝祭司們的地方走去，在他們的餐桌旁坐下來。吃飽喝足後很快就仰麵躺下睡起覺來，張著嘴巴，嘴上插上一根羽毛以助消化，睡足醒來後才離開餐桌。他每次睡眠的時間很短，通常在午夜前醒來；因此他白天主持庭訓時也打瞌睡，律師有意提高嗓門才好不容易使他醒來……他殘酷、嗜血好殺的本性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可以看出來。”（蘇維托尼烏斯：《羅馬十二帝王傳》，第213頁，商務印書館，1995年。）

　　失眠是上帝對罪惡累累的暴君最常見的懲罰。暴君卡裏古拉就是嚴重的失眠症患者。他因為失眠而痛苦不堪：“特別使他痛苦的是失眠，每夜睡眠的連續時間不超過三小時，而且睡得不實，奇怪的夢境使他驚恐萬狀，比如夢見一個海怪和他說話。他夜裏大部分時間都睜開眼睛躺著，因此心情非常煩躁，一會兒坐起來，一會兒沿著長長的廊柱徘徊，一次又一次呼喚著黎明，盼著它的來臨。”（《羅馬十二帝王傳》，第183頁）卡裏古拉睡不著覺，實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睡眠是無辜的靈魂安寧的休息，人若作惡太多，就等於把自己交給了魔鬼，就等於要一刻不斷地受恐懼和焦慮的折磨，就很難再享受那種甜蜜而安穩的夢境。

　　卡裏古拉的惡，則是很多帝王內心深處都會有的惡，一種與野心和對不朽的渴望有關的惡。他盼望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希望自己借此而不朽：“他甚至公開表示遺憾：他那個時代不曾有任何全國性重大不幸事件。他說，奧古斯都統治時期以瓦魯斯戰敗而聞名，提比略統治時期以費德那的大圓形劇場的坍塌而知名於世，可他自己的時期則由於普遍的富裕而被人們淡忘。他時常希望自己的軍隊被擊潰或出現饑荒、瘟疫、火災甚或地震。”（《羅馬十二帝王傳》，第173頁）而古羅馬最著名的暴君尼祿則完全是個淫亂狂：“尼祿的淫亂竟達到這種程度，幾乎身邊所有的人均被他玷汙過。最後，他竟發明了一種遊戲；他身披獸皮，從獸籠中被放出來後，攻擊縛在木樁上的男人和女人的陰部。當他的獸欲被滿足之後，又表演被他的獲釋奴多律弗路斯所征服。為此，他嫁給了多律弗路斯，就像他當初娶波斯魯斯一樣。他叫喊、痛苦，模仿一個被奸汙的少女。”（《羅馬十二帝王傳》，第241頁）

　　為什麽要把羅馬帝王們的這些甚為不雅的事象，不避絮煩之譏地臚陳如上呢？蘇維托尼烏斯的指向日常生活細節的敘事策略，與太史公的《史記》，又有什麽關係呢？

　　六

　　當然有關係。因為，蘇維托尼烏斯和司馬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憑著優秀的曆史學家特有的敏感，發現了日常生活細節對於了解曆史人物的意義，尤其注意到了帝王們的私密生活裏所潛含的政治信息和文化密碼。

　　判斷一個政治家的品質和人格，不能單單根據他的氣貫長虹的宣言和口號，也不能根據那些慷慨激昂的詩詞和掀天揭地的文章，而是要根據包括飲食、睡眠等在內的日常生活的細節，尤其要看他的情感生活，也就是說，看他如何處理與異性、下屬的情感關係。事實上，曆史的真相和本質，就潛含在那些看似瑣屑的細節裏，而一個偉大的曆史學家和文學家隻有撥開外在的假象，向內探察、開掘這些細節，才能寫出有價值的作品，才能寫出真實的有生命的人物。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這樣說：“最顯赫的業績不一定總能表示人們的美德或罪行，而往往一樁小事，一句話或一個笑談，卻比成千上萬人陣亡的戰役，更大規模的兩軍對壘，或著名的圍城攻戰，更能清楚地顯示人物的性格和趨向。”（《亞曆山大傳》第一節）司馬遷無疑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封禪書》的讚語裏說“具見其表裏”，徐複觀先生認為這句話是太史公“作史的最大目標，最大成就”，並從理論上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政治人物之生活，有公私兩麵。其政治社會的地位愈高，則由私生活所透露之真，愈為裝扮粉飾之公生活所遮蔽。於是事有表有裏，人也有表有裏。事與人的真實，常在裏而不在表。且表的材料，遠遠超過裏的材料。假定一位史學家，隻停頓在表的材料上，而不能由表的材料以通向裏的材料，則他將是一個被權勢所玩弄所驅遣，以向世人，向後代提供曆史假象的人。這對史學家自己而言，是悲哀；對所發生的影響而言，是罪過。歸結起來，這隻能算是無賴的宣傳家，而不配稱為史學家。”（李維武編：《徐複觀文集》，第五卷，第486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正是因為看到了“在裏”的材料的價值，所以，像蘇維托尼烏斯一樣，司馬遷便注重從生活的內部往外寫，注重寫細小而真實的事情，而不是宏大而虛假的事件。司馬遷寫了中國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尤其寫了漢代的包括“今上”在內的多位皇帝的私密生活。他這樣寫了，卻屢屢被人誤解。有人說他“有好奇之過”，有人說他由於泄憤而“醜詆”漢廷太過，有人甚至幹脆將他的《史記》看作心理陰暗的“謗書”。他們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漢家從劉邦到劉徹的幾代皇帝的包括斷袖之好在內的生活細節，實在與他們的政治人格有著微妙的關係——他們的情感上的冷酷、心智上的幼稚和行為上的瘋狂，都與那種病態的性心理有些關係。

　　從《樊酈滕灌列傳》、《佞幸列傳》可以看出，司馬遷是何等重視從私生活的角度來寫自己時代的最高統治者。他的描寫無疑具有豐富的人性內容和寶貴的認知價值。司馬遷寫出了他們內心深處最隱秘的世界，從而給我們提供了從心理學、倫理學等角度認識漢代最高統治者和漢代政治生活的可靠資料。不僅如此，他的敘事還具有政治學意義上的啟蒙性。《史記》的深入“宮闈”日常生活的敘事，真實地揭開了最高統治者的神秘麵紗，掃去了籠罩在他們頭上的光環，這就有助於打破我們對帝王的盲目崇拜，有助於我們把他們當作尋常的人來看待。《史記》告訴我們，自戰國迄於秦漢，幾乎沒有一個帝王是值得我們完全信賴的，幾乎沒有一個人配得上人們的尊敬和讚美。他們甚至有著比常人還要嚴重的道德弱點和人格殘缺，所以，我們絕對不能毫不設防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給他們，否則，就會造成巨大的人道災難，人民就會受到嚴重的傷害。

　　例如，在《樊酈滕灌列傳》裏，劉邦生了病，心緒甚惡，不想見人，一連十幾天，躺在禁宮裏，與宦官相狎褻。樊噲便排闥直入，看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振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在《項羽本紀》和《樊酈滕灌列傳》裏，司馬遷兩次寫到同樣一個令人吃驚的細節：在被項羽追擊的時候，劉邦為了自己逃命，竟然把自己的兒子和女兒丟下不管——“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一個人，如果如此缺乏承受痛苦的意誌品質，那又怎麽能指望他把一個國家的希望和命運擔負起來？如果他對自己的兒女，尚且如此無情，怎麽能指望他以仁慈之心善待他人？

　　如果說漢代的皇帝普遍薄情寡義的話，那麽，武帝劉徹恐怕是他們中間問題最嚴重的人。在漢代的曆代帝王中，武帝的宮闈生活尤其混亂，對正常的行政生活的破壞也最為嚴重。據《佞幸列傳》記載，他先後寵幸過鄧通、韓嫣、李延年等“佞幸”之臣。劉徹高興的時候，賜給鄧通銅山，使他“得自鑄錢”；韓嫣“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李延年則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等到劉徹興盡愛弛，則鄧通被立案偵查，最後“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韓嫣被“賜死”，李延年昆弟則被“禽誅”。讀這些文字，令人油然而生發出這樣的感慨：把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交給劉徹這樣的人，真是可怕——他們是多麽無情，多麽容易墮落，多麽不值得信任啊！

　　七

　　雖然漢武帝像秦始皇一樣暴虐和昏聵，然而，自古以來，就有人對他大唱讚歌，說他有雄才大略，北伐匈奴，南誅兩越，東滅朝鮮，西征大宛，功績卓著；說他懂得用人，所以，在他的時代，人才濟濟，各顯其能。然而，這些輕飄飄的讚詞，其實全然是靠不住的，全然沒有看到他的好戰激化了民族矛盾，給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和無盡的災難，正像司馬遷在《平準書》中所說的那樣：“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幹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那些歌頌劉徹的人，也沒有看到他因為冷酷和褊狹，扼殺了多少人才，甚至剝奪了多少傑出人物的生命，例如，李廣一家，三代名將，卻都毀於劉徹之手：李廣不被賞識，未盡其能，兵敗自殺；李敢又被霍去病射殺，劉徹卻為“方貴幸”的霍去病遮掩罪行，編了“鹿觸殺之”的謊言；李陵之敗降，劉徹亦難逃其責——若不是他出於私心，偏護李廣利，屈抑李陵，結局斷斷然不會如此。甚至魏其侯與武安侯因睚眥之怨而兩敗俱傷，劉徹也要承擔主要責任——他在“廷辯”時的低能表現和首鼠兩端，正是造成這一悲劇的根本原因。如此者多矣，豈能一一。

　　關於劉徹，唐人馬周作過一針見血的評價：“孝武帝雖窮奢極欲，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對這樣淺薄無德的“今上”，司馬遷自然是不滿意的，甚至是鄙夷的，因為，他在《五帝本紀》裏，完整地表述了自己評價偉大君主的標準，如堯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和合萬國。”而漢武帝離堯帝的境界，實在是太遠了。李長之說，“漢武帝在許多點上，似乎是司馬遷的敵人，抑且是司馬遷所瞧不起，而玩弄於狡猾的筆墨之上的人”（李長之：《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第18頁）。他說對了。司馬遷的確是含著極大的失望和不滿來寫漢武帝的。他不僅寫出了劉徹道德和心智上的殘缺，而且還揭示出了中國所有暴君的本質。難怪清代的楊琪光讀了《外戚世家》，要如此讚美司馬遷的寫作勇氣：“讀此篇，漢宮闈不堪數矣。《史》、《漢》皆為直筆之，皆若無為忌諱，漢法雖嚴，其如彼何哉！班氏從後書之，猶可無畏；史公竟指摘並世事，直哉！鐵筆如山，難為動搖矣。”（楊琪光：《漢史求是》卷九《外戚世家》）

　　敢向權力說真話，敢批皇帝之逆鱗，司馬遷的無所畏懼的偉大敘事，仿佛高高的航標燈，曆兩千多年而不滅，成為引領中國文學寫作的偉大力量。司馬遷的永恒的光榮，就來自於這種正直而勇敢的良史精神和文學精神。從人格氣度和人文精神上看，司馬遷完全可以說是一個生活在古代的現代知識分子，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生活在中國的世界知識分子——他的博大的人道情懷，他的偉大的文化抱負，他的深邃的曆史眼光，他的堅定的求真熱情，他的成熟的理性精神，他的不羈的自由意誌，他的傲岸的獨立人格，他的豪邁的俠骨義膽，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偉大典範。

　　寫作《史記》的司馬遷，正像黃履翁所說的那樣，始終“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稍就籠絡”。一個作家如果隻想輕輕鬆鬆地寫作，隻想寫一些媚悅時代和市場的作品，那就無話可說；如果他還有更大的抱負，還想寫出有正義感、有生命力的作品，那他就應該像司馬遷那樣“不肯稍就籠絡”——即使沒有他敢批皇帝逆鱗的勇氣，至少也要在權力麵前保持基本的人格尊嚴，或者，至少不能低三下四地對暴君“心懷感激”，更不能卑躬屈膝地對他大唱讚歌。至於錯把他鄉當故鄉，將“大秦帝國”當做“高端文明”的樣板，或者，把“大清帝國”當做道德隆盛的典範，那就簡直近乎文化犯罪，因為，這，不僅意味著對真相的可怕無知，而且意味著對良心的嚴重背叛。

　　2011年2月7日，再改於北京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