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九卷）

蔣介石日記中的高宗武和陶希聖

　　◎ 範 泓

　　二○○四年十二月，蔣氏後人蔣孝勇遺孀蔣方智怡女士決定將兩蔣（蔣介石、蔣經國）日記暫存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並授權開放。海內外諸多專家、學者聞訊紛紛前往閱讀或抄錄。蔣介石日記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即蔣離世前兩年。其日記涉及無數曆史人物與重大曆史事件，如著名“高陶事件”中的兩位主角高宗武、陶希聖便是一例。

　　在中國現代史上，陶希聖是一位頗具爭議的人物。在某些正統史家眼中，他是一個“漢奸”，一九四九年後被列為第四十一名國民黨高級戰犯；在蔣介石眼中，陶一度追隨汪精衛推動所謂對日和談的“和平運動”，一九三八年底隨汪等人出走河內，無疑是一個背叛。然而一九四○年初“高陶事件”的發生，不僅未受任何處罰，仍受到重慶政府重用，在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眼中，陶希聖、高宗武一夜之間脫離其組織，並在香港《大公報》上披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附件，使其內部大亂，周佛海在日記中恨之甚切：“……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也。”（1940年1月22日）而在一些學者眼中，如顧頡剛等，陶希聖則是中國社會史派始祖、大師級人物。

　　高宗武當年為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他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通……雖然不在高位，卻肩負國家對日外交重任，當道倚為股肱左右之臣，春風得意之時不過而立之年……”（周穀語）一九四○年四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慶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官員護照，偕夫人沈惟瑜經歐洲抵達美國。初在駐美大使胡適身邊協助工作，不久便銷聲匿跡，隱於異邦，其從政生涯提前畫上句號。

　　二○○七年七月至九月間，陶希聖之子陶恒生先生三次前往胡佛研究所，摘抄蔣介石日記中有關高宗武、陶希聖的內容片斷。陶先生早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機械係，國際知名水泥工程專家，一九七七年退休後定居舊金山，以其十年之力寫出《“高陶事件”始末》一書，先後在台灣與內地出版。著名史學家唐德剛作序，評價甚高，認為“可以發掘的史料，除蔣公大溪一檔，尚待大量開采之外，也所餘無多。恒生之書，應該可說，也是接近結論階段的一家之言了”。不過，陶先生當年寫“高陶事件”，尚無法見到蔣介石日記，在印證其父的某些回憶，尤其是當年蔣對待汪等人發起“和平運動”的真實態度，大都引征其他史料，說起來，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遺憾。

　　陶先生所摘抄的蔣介石日記，自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至一九四○年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從“盧溝橋事件”爆發，抗戰甫始，到兩年多後高宗武、陶希聖二人在杜月笙秘密安排下脫離汪組織，從上海逃到香港這段時間。從其內容看，涉及高、陶二人似不甚多，但對蔣在抗戰初期順應民心與時勢、下決心抗倭的內心世界則多有揭示。

　　一、盧溝橋事變：

　　祈和平而不求苟安，應戰而不求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軍（駐屯軍第一聯隊一木大隊）在北平郊外盧溝橋演習攻戰，夜十一時借口搜查失蹤哨兵，突攻宛平縣城；國民黨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吉星文團奮起抵抗。此戰成為中日戰爭的發端，史稱“盧溝橋事變”。

　　從相關史料看，針對這一嚴重事件，日軍內部有“擴大派”與“不擴大派”之爭。“擴大派”主張，中國反日情緒高漲，若不加以製裁，勢必引起全麵衝突，而未來日本與蘇聯或開戰，中國必支持蘇聯，所以應“對華一擊”；“不擴大派”則強調，一旦大舉出兵中國，將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淖而無法自拔，不如專心經營“滿州”，準備將來對蘇一戰。

　　實際上，中國人反日情緒自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與“五四”運動以來，可說愈演愈烈；加上一九二七年“濟南慘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製造偽滿州國），以及入侵華北，逼簽《塘沽協定》等，更成燎原之勢。“盧溝橋事變”標誌著日本推行所謂“大陸政策”，“跨入了妄圖征服中國，變中國為日本的獨占殖民地的新階段”。

　　蔣介石對此有自己的認識，七月八日日記雲：

　　注意：一，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甲彼將來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俾我屈服乎？二，與宋哲元為難乎？三，俾華北獨立化乎？……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四，此時倭寇無與我開戰之利。

　　預定：一，為中倭衝突案通令各省。

　　注意：一，乘此次衝突之機，對倭可否進一步要求撤退豐台之倭兵？或取消冀東偽組織？二，歸宋負責解決。三，倭對宋有否進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機與倭折衝見麵。五，積極運兵北進備戰。

　　（陶先生抄錄如是，或有省略，照錄不誤。蔣日記本無標點，均為後加。本文作者注）

　　七月十日，蔣介石電令各軍仍切實準備，並令宋哲元星夜趕築防線工事。

　　這一天，北大教授陶希聖奉召離開北平，經天津過南京，乘長江輪船達九江，再坐轎上廬山，出席蔣介石在牯嶺召開的茶話會。

　　七月十六日，蔣介石向出席茶話會的全國知名之士發表談話，表明中國“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的立場。當天蔣介石日記：上午在廬山圖書館開談話會，正午宴客。

　　這篇講話就是後來發表的《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係程滄波起草、陳布雷修改。其中有幾段未見於發表的內容。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二日，陶希聖接受台灣“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陳存恭等人訪問時回憶，蔣當時說“什麽是何梅協定，我把它撕了；我已經命令關、黃兩師進駐保定，並且命令宋哲元回北平，他現在已經過天津回北平。現在除非不打，否則戰端一開，即無中途妥協，中途妥協就是投降”。

　　關、黃兩師，即中央軍關麟征部第二十五師、黃傑部第二師。

　　七月十七日日記：約宴馬寅初、陶希聖談話。

　　蔣單獨召見陶希聖，是要他回北平指導國民黨的言論。

　　陶希聖在接受陳存恭等人第五次訪問說：“陳布雷來找我去見委員長。布雷說：‘在會中，你是客人，現在則是以黨員的身份見主席。’蔣委員長見了我，說：‘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還是回去指導他們繼續努力。’我說：‘總裁，國民黨有四個單位四個組織，我指導誰？’委員長起身說：‘我叫他們聽你的話。’出來後，我問布雷：‘這是怎麽回事？’布雷說：‘這是命令。’我很惶恐……”

　　陶希聖是一九二五年加入國民黨的，當時正在上海主編獨立青年社之下《獨立評論》周刊，其政治思想路線左不至共產主義，右不至國家主義，提出過“民族自決、國民自決、勞工自決”這樣的口號，被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認為符合三民主義之要旨，遂成他接近國民黨的第一步。一九二七年北伐時期，陶希聖接到一紙電令，受聘為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兼軍法處處長，授銜中校，才與國民黨有了實際接觸。

　　這一次召見，改變了陶希聖個人之命運。國難臨頭，以其精英意識“應時而出”，毅然離開了北大校園，從此棄學從政。這一年八月，陶希聖加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從事國際宣傳工作；九月，應聘為國民參政會議員。

　　二、積極應戰之外，仍謀求和談之接觸

　　上述蔣介石日記未提及高宗武，至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才出現有關他的內容：高宗武荒謬妄動，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六月二十六日日記：

　　注意：一，高宗武行蹤與處置。……四，敵軍盛造求和空氣。六月二十八日日記：注意：一，倭寇求和甚急，此時應剛柔得宜，方不失機。言論尤應慎重。二，對英、美、俄、法，應積極運用，美國反倭之日加矣。三，告倭民書。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高宗武正在上海治病（肺結核），七月十四日才回到南京。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全麵抗戰的談話，但一般認為兩國交惡，“和與戰”不可兼容，實則戰爭與和平交涉有時是並行的，和談對打仗而言是一種政治作戰。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蔣介石接見英國大使許閣森，希望英方居中調解；七月二十五日，接見美國大使詹森，呼籲在道義上協助製裁日本；七月二十六日，與德國大使陶德曼見麵，希望出麵調停中日戰事；下午又接見法國大使那齊雅。

　　在日本方麵，軍中“不擴大派”在政府決定出兵中國華北之後並沒有停止活動，在七八兩月內，推動過兩次以“和平交涉”為招牌的對華政治誘降活動。一次是敦促近衛首相派密使對南京政府進行試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獻策並推動政府開展的“船津工作”。其計劃是：由正在東京的在華日本紡績同業會理事長船津辰一郎擔任誘導中國方麵之任務，派他速赴上海，將所謂全麵調整邦交、停戰條件方案內容，作為他個人聽到傳聞中的日本政府意向，秘密傳遞給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此外，另有“梅工作”、“竹工作”、“桐工作”、“錢工作”、“對伯工作”等秘密接觸，試圖透過戰爭與和談交叉進行，對國民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

　　日本人之首選高宗武為試探對手，主要他是國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與日本各方關係良好。平津失陷後，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蔣介石邀梅貽琦、張伯苓、胡適、陶希聖、陳布雷等人談話，宋美齡亦在場。臨告辭時，胡適對蔣說：“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並有見識。”這一天的胡適日記有記載：“他（蔣）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已找他談過了。宗武談甚詳……”

　　同年八月九日上午，高宗武在滬上與船津辰一郎見麵；下午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秘密會晤。這天晚上，上海發生了“大山事件”，兩名日本軍人闖入虹橋機場被保安隊擊斃，從而引發“八一三”淞滬之戰。高的談判無以為繼，不得不暫停下來，“船津工作”因此而流產。

　　高宗武與日本人的談判停下後，這一年十一月，在漢口與蔣有過一次談話。

　　高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向他報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議：鑒於目前政府對於日本人在幕後到底在想什麽、做什麽一點都不知道，我應該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裏，我可以從戰前的日本朋友和舊識那裏取得有價值的情報。委員長同意了。”

　　（按：一九四四年高宗武在美完成的英文回憶錄《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整整塵封了六十一年之後，二○○五年上半年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已故美國外交官羅倫斯·索斯伯瑞（Laurence Salisbury）的檔案匣中被意外發現，巧合地與蔣日記同存一處。大陸迄今尚未能出版，二○○六年十月至二○○七年六月台灣《傳記文學》予以連載，譯者即陶恒生先生。——作者）

　　從高的回憶錄可知，一九三八年三月，他辭去外交部任職，在香港成立了日本問題研究所，實則就是一個搜集日本情報的機關，其活動經費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列支領取。盡管蔣介石並不排斥打通“外交路線”，但從上述日記看，對謀求和談一事始終持審慎的態度。這一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帝國政府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全文二百六十五個字，決定放棄與中國談判，即意味德國調停終止。

　　六月九日日記：……注意：一，倭外務省發言，以其一月十六日所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之意義，不過不與往來，並無不承認蔣政權之意，此或其如圓圜自圓其說之意乎？危哉！

　　六月二十三日日記：……二，對倭事亟須統一。

　　高宗武離開外交部後，一直自認為是受命在尋找對日折衝之途徑。然求和之心太切，導致一時頭腦發熱，這一年六月，在蔣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去了東京，以他本人的說法，為搜集日方意向的情報，實則與日軍陸軍大臣、參謀次長等重要人物密談，並無意中給日方實力人物傳達了一個錯誤信號，即汪精衛等人所謂“和平主張”，在國民政府內部未被采納，於是將設法從政府之外來推動或開展目前的“和平運動”……高六月二十二日自香港登船、次日出海，蔣介石立刻得到了情報，大為震怒，故在日記中痛斥“此人荒唐”，隨即停掉高在香港的活動經費。這件事的嚴重後果，是一個月之後，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根據大本營陸軍部的建議，通過《適應時局的對中國謀略》，決定采取“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介石垮台”的方針，“啟用中國第一流人物”，“醞釀建立堅強的新政權”。所謂“中國第一流人物”，無非是汪精衛、唐紹儀、吳佩孚這些人。

　　應當說，國民政府一開始確有不放棄求和之打算，特別是在重大軍事失利與汪精衛“南京政府”成立前後，在“陶德曼調停”、“高宗武香港使命”、“孔祥熙對日秘談”、“宋子良香港使命”、“張季鸞議和”等密談中，蔣介石始終堅持以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作為議和條件，以證明其抵抗的決心。這些和談或為延緩日軍的進攻，或為阻撓汪精衛政府的成立。

　　三、汪精衛等人脫離重慶政府，

　　試圖推行所謂“和平路線”

　　正當抗戰進入慘烈之境，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會長汪兆銘秘密出走重慶，與總裁蔣介石正式決裂，兩人從此分道揚鑣。

　　從十二月十六日蔣介石日記看，這一天與汪還見過麵：上午看書、會客，與汪先生談黨政問題。下午批閱寫龍誌舟信。兩天之後，汪便出走了。汪出走的原因複雜多端，自孫文死後，汪與蔣之間，不獨政見兩歧，且私下不和，由來已久。與汪一同脫離重慶政府的，不僅有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還有陶希聖和高宗武。這是蔣沒有想到的。

　　十二月十二日日記：預定：一、下令嚴拿不規之中央人員。二、設密告信箱定規則。三、會陶希聖、張君勱、李璜。四、運棉花。五、擬定向華秘書長電修轉告。

　　這時蔣對陶希聖尚無任何懷疑，否則不會在日記中預定約談。蔣與陶最終是否見了麵，從現有史料看，似未有記載。這時陶已在成都，緊接著，即前往昆明，將在那裏與汪會合。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之前，汪單獨與陶密談過。

　　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陶接受陳存恭等人第九次訪問時說：“汪先生在會商之外，單獨接見我，問我的意見。我說：‘主和是一件事，但在淪陷區日本刺刀下組府是另一件事。在武漢時，先生曾說離開抗戰則無和談，所以這次和委員長合作，必須合作到底，決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貫徹初衷。’汪頗不以為然。會商多次，意見無法一致。陳璧君堅決主張就走，她說：‘這個談判是無法長期保持秘密的，一旦泄露，我們的生命都保不住，你們隻要有骨頭的，就決定走。’”

　　陳璧君說的“談判”，即十一月二十日，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與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楨昭等人的秘密會談。雙方簽署“日華協議記錄”及“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等文件﹙即所謂“重光堂協議”﹚。這一切陶希聖全然深知。他之所以在大戰之時離開重慶政府，從陶夫人萬冰如女士未刊回憶錄《逃難與思歸》中或許可找到些許答案：“希聖從重慶來成都，隻有兩次。第一次是十月間，回家看我們母子生活的情形，並在四川省黨部講話。……第二次是十二月，他來到成都，對外不公開，隻見省黨部主任委員陳公博。公博與他談話之後，即往重慶。再過兩天，公博電報來，他接到電報，臉色大變，心神焦灼，這才告訴我，說他決定去昆明，在昆明與汪精衛、陳公博諸人會同出國。他叫我隨後往昆明，暫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憂慮。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從十七年在武漢，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漢，一直是汪派，他們決定走，我阻止不了，也隻好走……”

　　若從一個人的文采流韻、器宇見識，氣質修養來講，像陶希聖這樣的書生很容易對汪產生好感，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加上陶對戰爭情勢亦不甚樂觀，與汪等人的看法如出一轍，這使得他們在政治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及先前“改組派”這一層關係，書生陶希聖最終隨汪出走，雖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十二月十九日，陶希聖與汪精衛、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一同從昆明搭機前往河內。蔣介石內心極為震驚。

　　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記：雪恥，聞汪先生潛飛到滇，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顧一切，借口不願與共產黨合作一語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豈是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覺回頭耳。

　　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記：雪恥：黨國不幸，乃出此無廉恥之徒。無論如何誠以義膽，終不能當其狡詐奸偽之尤者也。注意：一，接龍誌舟電，稱汪臨行時明言與敵倭有約，到港商談中倭和平事件，不料胡塗卑劣至此，誠為無可救藥矣！二，汪去後，對黨政軍以及多地之關係應特加審慎。三，近日肝氣旺盛，驕矜之態漸起，應特別戒慎，以免隕越。四，汪去後，外交與對敵或存有影響乎？上午準備講稿、會客，下午訓話二次，自覺肺腑之言太直太硬，但此時惟有以一片忠誠處理一切，至於成敗利鈍則聽之於天而已。

　　十二月二十三日日記：注意：一、閻受□□愚弄挑撥已深。二、廣東軍人是否受汪影響。三、政府內部受汪影響之人幾何。四、速定開會日期。五、對汪表明態度。六、整軍實施。

　　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記：雪恥：以德報怨固人情之常，但救人而所以自殺，忠恕待人、寧人負我，惟此心之所安而已。注意：一，對汪處置，究以積極為妥。二，駁斥近衛荒唐之聲明。三，對粵將領說明汪之行動……約各友會談，知汪確有整個背叛黨國計謀，乃決心發表宣言，使其賣國奸計不售，亦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雖有意害餘，而餘應以善意救彼，對於此種愚詐之徒，隻有可憐與可痛而已。……此種狂人所為之事，而彼競出之，是則何怪其今日通敵圖降、以打破我抗戰計劃，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識大體、不顧國家至此，餘乃複與之合作，尚難使之自拔，豈不拙乎？

　　從“汪先生”之謂到“無廉恥之徒”之慨，可見蔣介石對汪等出走重慶的憤懣心情，以致一時身體出現不適。十二月二十七日日記：上午批閱似有心跳之象，精神亦甚不佳。但能勉強辦公，越時則寧靜如常矣。下午清理積案完會客，見汪友彭浩然，囑電汪駐港不如赴歐，以至誠感動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第三次聲明，提出所謂“日華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妄言“徹底擊滅抗日之國民政府，與新生之政權相提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汪簽署聲明擬響應，囑陶希聖、陳公博攜稿往香港見顧孟餘，顧堅決反對，痛斥為何不阻止，認為“萬萬不可發表，這是既害國家又毀滅自己的蠢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汪仍堅持按原文發表——《致蔣總裁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其中主張中止抗戰對日求和，此即曆史上臭名昭著的“豔電”（中文電報為節省字數，以詩韻的去聲代表日期，“豔”代表29日）。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臨時常委會，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一切職務的決定。高宗武在回憶錄中承認：“發出電報後的主要後果為：（一）汪立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造成汪對蔣的痛恨；（二）連汪的同情者都批評那封電報。汪獲得民眾支持的希望徹底破滅。”

　　此“豔電”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香港見報。

　　蔣介石同天日記：汪離黨遠遊國外，此後政府內部統一，精神團結。倭敵對我內部分裂與其利誘屈服之企圖，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將對我屈服矣。汪對敵始終聯係謀和，使敵對我政府之真意觀察差誤。六月以來，宇垣出長外交，本擬向我合理謀和，因汪向之乞憐，使其倭閥態度轉強，以致粵漢失陷。汪之所為，害己害敵、害國害黨，其罪非淺。今幸自行暴棄，必於黨國與抗戰前途一大進步也。本日，見汪響應敵相近衛宣言之明電，其通敵賣國之罪已暴露殆盡，此賊不可救藥矣，多行不義必自斃也。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日記：注意：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講演詞與本日開除汪精衛黨籍案發表，已奠定國基、克服國難矣。早起，在渝遙祭總理之靈，感想無窮。到國府團拜後，為汪電開談話會。下午召集臨時中央常會及駐渝各中委討論汪電，決議開除其黨籍，解除其一切職權。元旦決定此案，實足為黨國之大慶也。

　　一連數天，蔣日記中均有對汪處置的想法。如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日記：注意一、滇龍對汪之處置意見應予考慮，但汪不可救藥也……從相關史料看，時任雲南省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昆明行營主任龍雲悉知汪等的行動，並非如他後來所言：事先一無所知。盡管陳誠、龍雲、薛嶽等人在一月三日通電擁蔣，主張製裁汪兆銘，蔣對此仍心存疑慮。

　　一月十九日日記：注意：……二，滇龍對汪態度不明，此事關係重大，成敗存亡，全係於雲南惟一之後方，不可不察。一月二十日日記：……昨夜睡眠不熟，故今日心神不寧，為敵與汪勾結已深，而滇省是否受有影響？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

　　蔣從一開始就認定汪等所謂“和平路線”不可能成功。在一月七日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這樣說：……二，汪言行暴露無遺，此為黨國之幸，而實有補於抗戰。精衛之失敗，即近衛之失敗，此為抗戰勝利最先之福音也。一月八日日記：汪見無路可走，又想轉彎，卑劣已極！宜乎其生無立足之地也。二月十八日日記：汪真謂無賴、無恥，其未有見卑劣狡詐之徒如此者也。

　　四、高、陶二人中途醒悟，

　　脫離汪組織，戴罪立功

　　一九三九年初春，汪為打探日本人的真實意圖，派高宗武再訪東京，於二月二十一日自長崎登岸。蔣三月十三日日記：注意一、汪積極活動；二、應否發表汪勾敵之陰謀；三、通告汪陰謀預防。三月十五日日記：……注意三、對汪陰謀之對策。六天之後，汪的親信、至友曾仲鳴在河內被錯殺。這件事最直接的後果，若以高宗武個人看法：此非重慶所為，而是日本人“企圖讓汪相信蔣介石是幕後策劃者，從而離間汪、蔣，以誘使汪一頭栽進日本人的圈套”。蔣三月二十二日日記：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語氣甚堪玩味。高與汪私交一直很好，當年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就因為得到汪的賞識。高與第二任妻子沈惟瑜上海結婚時，汪是證婚人。

　　蔣對高宗武等人背叛重慶政府並“指導通敵”（唐德剛語）一事始終耿耿於懷。

　　三月二十八日日記：注意一、高宗武、周佛海二奸逆猶欲藉中央名義為汪欺倭寇，痛心之至……

　　四月一日日記：汪、高勾敵，不料其仍以中央代表名義賣空。此種賣國、賣友、欺敵、自欺劣性，誠狗彘之不如矣。而敵國不察其欺偽，乃竟照其言行而行，更為可笑！

　　這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國民黨中央常會議決開除梅思平、高宗武黨籍；八月二十六日，通緝周佛海、陳璧君，惟獨沒有陶希聖。後來知道，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通過通緝名單時，蔣把陶的名字給圈掉了。

　　中國決定對日抗戰，在一開始，其勝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國際援助上。汪氏等人則根據當時形勢，估計國際援助決不會來，隻有盡快對日謀和，以免一敗塗地；但中國軍民苦撐抗日的決心，終於贏得西方各國的信任，漸感中國足以成為他們在遠東製衡日本勢力的夥伴，一改原來冷眼旁觀的態度，開始對華援助。汪精衛、周佛海等人對形勢估計一錯再錯，最終變成淪陷區裏的日本傀儡。高宗武是一個極為敏銳的人，最終也認定日本人靠不住。汪曾多次問他：能相信日本人嗎？高回答說：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

　　汪的組織內部開始出現分裂。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高宗武、陶希聖與周佛海等人意見相左，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即使汪要組建新政府，一定要在日軍占領的地區之外；周佛海等人則認為汪缺乏實力，不得不依賴日本的支持，應在南京建立政權。隨著“周佛海路線”漸成主流，高、陶二人被邊緣化，其影響力日漸式微，客觀上形成日後高、陶二人決定脫離汪組織的潛在因素。

　　十一月一日起，“梅機關”（日本陸軍少將影佐禎昭在上海成立的事務所，位於北四川路一座取名“梅華堂”的住宅，故稱“梅機關”，負責扶植汪等成立“新中央政府”。）與汪組織開始正式談判，會議地點先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園”，後改在愚園路一一三六弄六十號。日方提交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附件，其條件之苛刻，遠超出一年前的“重光堂協議”和“近衛聲明”。陶希聖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十一月三日，分別致函汪精衛、周佛海二人，表示不願再出席這樣的會議。

　　蔣密切關注汪等之動向，十一月三日日記：最近，消息朝夕變動無常，而且相反。傳昨敵閣要求其政府先承認偽政權汪逆，然後再與英美開始談話，並須由其內閣決議，奏準倭王。今稱：敵國反對汪逆偽組織，擬與國民政府交涉議和，要求其內閣棄汪。又傳，汪已於昨午在東京求近衛助其成立偽組織。此息果確，則皆不出餘所計者：敵閥以威脅不理汪，貨不奇，乃轉而由其軍閥出麵求和乎？此間各類消息，確紛亂已極。如汪精衛者，並不在東京，仍在上海。

　　一個“策反計劃”正在秘密進行中。

　　蔣介石十二月十八日日記：下午與俄使談外交，與月笙談汪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記：下午與黃溯初談話。黃溯初，浙江溫州人，高宗武之父高玉環的至友。

　　這一年春，高去日本時，兩人在長崎見麵，以溫州鄉音密談。黃對高追隨汪精衛等人不以為然，曾出言相勸：盡早脫離。高宗武後在回憶錄中承認：“……幸好我事先已經做好一切安排，雖然連我太太都不知道這事。”

　　十二月二十四日，汪日談判告一段落。十二月二十六日，汪召開“幹部會議”，最後審議談判條文。

　　十二月三十一日，汪等在密約上簽了字。陶希聖稱病未往，高宗武亦借故未出席簽字。當晚，高往環龍路陶宅看望陶希聖。寒暄中，彼此發現對方早已萌生“脫離”之意，兩人一拍即合，作出了決定。

　　一九四○年一月三日，高、陶二人搭乘“柯立芝總統號”輪船潛離上海，一月五日安全抵達香港，陶夫人及子女則滯留滬上以應付汪精衛、陳璧君等人。

　　陶希聖抵港後不久，給今井武夫一信，“……深知汪氏無力量以解決中日問題，其他諸氏隻求利祿權位，毫無和平誠意。弟由於失望以至於出走……”

　　一月七日，高宗武托杜月笙呈送蔣介石一信：頃晤玉笙、溯初兩先生，得悉鈞座愛護之情無以複加，私衷銘感，莫可言宣。宗武於五日抵此，回顧一年以來，各方奔走，祗增慚愧而已，今後唯有閉門思過，靜候尊命，先此奉達，並托玉笙先生代陳一切。另帶上密件三十八紙，照片十六張，敬請查收。玉笙即杜月笙。

　　陶希聖家屬在杜月笙門人萬墨林的保護下分批於十二月十三日及一月二十日安全離開上海。

　　一月十三日日記：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攜汪逆與倭寇所訂密約、與其交涉經過之內容及其照相底片來告密，閱之，殊不能想象汪逆賣國之實情竟至於此也！彼對國土與主權之喪失毫不關心，而惟以關稅存款與四千萬圓預付金為組織偽政府之預付金是爭，是豬狗不若矣。

　　注意：一，倭又派神田正雄來港，探知此即宣傳汪偽組織，用意之所在，果不出所料，倭奴拙愚可憐。……上午屬嶽軍（張群）研究對敵汪密件發表之辦法與宣傳要旨，批閱。

　　一月十四日日記：預定：……二，定月笙赴港日期。上午研究倭汪密約之內容與敵閥倒後之人選。注意：一，倭汪密約發表之效用，足以增加敵國內部之崩潰。二，此次對汪似以不多加攻擊，僅發表敵方條件，使敵與汪疑忌。

　　一月十五日日記：本日研究對密約宣布與宣傳計劃，頗費心神乎……

　　一月十七日日記：……本日會客，約月笙來談發表日汪密約之手續。手函宗武慰勉之。

　　一月二十日日記：注意：……三、汪逆已飛青島開會，其密約即速發表不可。

　　蔣指示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專程由重慶飛往香港，親自指揮發稿事宜。稿件公布時的標題均由重慶決定。

　　一月二十一日日記：高宗武、陶希聖在港發表日汪密約。

　　“日汪密約”被揭露，震驚海內外，亦即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史稱“小西安事變”。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說：“……他們內心所受的打擊是難以掩飾的，這為“和平運動”的前途，投下了陰影是無可爭辯的，我與阪垣總參謀長一起，從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在青島的東洋飯店，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見汪、周、梅等。當時最傷心的是周佛海……”

　　一月二十二日，陶希聖、高宗武聯名致電汪精衛等人，勸其懸崖勒馬。電雲：……希聖宗武等主持並參加先生與日本之外交談判，在道義上應有保持秘密之責任，惟希聖宗武等認為日本方麵割裂及滅亡中國之企圖，非獨先生及幹部舊友不可得而私為秘密，以為求取一時之成功，亦終必須為日本有識之政治家所拋棄。先生及幹部舊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為中華民國之失敗。……切望先生及諸舊友懸崖勒馬，放棄此於無益於國有害之運動，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希聖宗武亦幸甚……”

　　一月二十五日日記：預定：……八，陶希聖經費。

　　此即陶希聖在香港創辦“國際通訊社”，編印《國際通訊周刊》，以供戰時首都重慶領導人士參考，以及關心世界局勢及國際問題的機關和個人用作材料。由重慶資助經費。“國際通訊社”的編譯者，有連士升（經濟史專家）、戴杜衡、林一新（經濟理論家）、李毓田（經濟學專家）、唐錫如（英美文學專家），洪力生（法學博士）、黃薔薇（洪夫人，長於英美文學）等多位專家學者。

　　高、陶二人在汪精衛“南京政府”正式成立前（1940年3月29日）中途醒悟，乘桴過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約，雖終不謹細行，大節有虧，但好在“漢奸”這個罪名可免去了，這從重慶政府對高、陶二人的態度即可看出。蔣介石囑陳布雷致電駐美大使胡適先生，讓使館及領館對高宗武“多予照拂並維護”（1940年6月14日），另有一電報：“高宗武君通緝令，國府篠（十七）日下令撤銷，已交國府公報登載。但不欲舊事重提，故報紙上不發表消息。此事當局去秋即有意辦理，今始實現。可慰高君愛國之心……”（1942年5月28日，以上均《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來往電稿》：陳布雷致胡適電·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資料第2輯。）

　　然而吊詭的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翌年二月，陶希聖從香港輾轉來到陪都重慶。在老友陳布雷奉蔣之命悉心安排下，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高宗武則遠沒這般幸運，出走異國他鄉，並多年未允返回，從此依商為生。在當時中國隱微複雜的現實政治中，人生殊不可逆料，說來亦有其黯然神傷之處，誠如高後來在美國對張君勱、曾琦兩人所坦承的“對蔣已失去價值……”更說過“政治是危險的”這樣的話，曆史的一頁，就這樣翻了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