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九卷）

蘇聯文學的主流、潛流和逆流

　　◎ 藍英年

　　一九四九年以後，蘇聯文學對中國的影響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自從一九四二年譯成中文以來，直到今天，一直是黨團組織推薦給中國青年的讀物。已出版了二十幾個譯本，印了無數次，印數總有幾千萬冊吧。法捷耶夫的《毀滅》和《青年近衛軍》，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革拉特科夫的《水泥》和富爾曼諾夫的《夏伯陽》，都是建國前後中國青年的熱門讀物。這些書都是我上高中時讀的。上大學後又讀了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潘菲洛夫的《磨刀石農莊》和阿紮耶夫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等作品。這些小說都屬於蘇聯文學的主流文學，在中國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主流文學即蘇聯官方肯定的文學。

　　要談蘇聯主流文學還得從文學團體“拉普”談起。“拉普”成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是無產階級作家的組織。參加的作家都是從工農兵中湧現出來的年輕作家，他們堅決擁護蘇維埃政權，無限忠於斯大林。他們排斥、打擊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作家，即所謂同路人作家。“拉普”成為斯大林控製蘇聯文學的有力工具，深受斯大林的賞識。“拉普”把辯證法唯物論作為自己的創作方法。更把斯大林的每次講話作為自己的創作方法。現在看起來荒唐可笑，但我國這類荒唐的例子還少嗎？“拉普”的主要領導人是總書記阿韋爾巴赫、書記基爾雄和法捷耶夫。阿韋爾巴赫是高幹子弟、文藝理論家，基爾雄是劇作家，他的劇本經常在劇院演出。法捷耶夫來自遠東遊擊隊，參加過內戰。一九三二年正當“拉普”迅速發展的時候，斯大林忽然下令解散“拉普”。解散“拉普”的真正原因是“拉普”開始不聽他的話了。比如在對待高爾基的態度上。斯大林需要高爾基，需要利用高爾基的威望鞏固自己的權力。一再表示歡迎高爾基回國領導蘇聯文學。但高爾基關心俄國老一代知識分子，敢於為他們說話，並且不是“拉普”成員。“拉普”仇視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對高爾基的態度不滿，一直排斥高爾基。西伯利亞“拉普”分會甚至提出過“打倒高爾基”的口號。其次，“拉普”作為一個組織，即便是文學組織，發展得太快，七八年間分會已遍及全國。斯大林最忌諱在布爾什維克組織外建立其他組織。因為他擔心任何組織都可能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潛在對手。“拉普”的作家都太年輕，犯了忌諱還不知道，並對解散“拉普”極為不滿。領導成員中隻有法捷耶夫擁護中央的決定，發表文章表示支持，這就得罪了“拉普”的其他領導人。“拉普”總書記阿韋爾巴赫把法捷耶夫視為叛徒，並與他絕交。一九三四年八月成立蘇聯作家協會，高爾基從國外回來，擔任作家協會主席。作家協會仍然以“拉普”成員為班底，前“拉普”重要成員都進入作協書記處。但“拉普”兩名主要領導人阿韋爾巴赫與法捷耶夫的矛盾並未解決。高爾基為了調和他們兩人的矛盾，在家裏舉行一次宴會，斯大林也出席了。高爾基以長輩的身份講話，希望年輕的作家們團結起來，共同為蘇聯文學的繁榮而奮鬥。斯大林突然站起來，舉起酒杯，把阿韋爾巴赫和法捷耶夫招呼到跟前，要他們盡棄前嫌，碰杯和解。法捷耶夫舉起酒杯，伸手同阿韋爾巴赫碰杯，斯大林在一旁得意地看他們碰杯和解。那知阿韋爾巴赫把舉杯的手縮回，弄得法捷耶夫十分尷尬，斯大林同樣尷尬。斯大林不愧是斯大林，麵對尷尬的局麵竟說出這樣的話：“你們看，阿韋爾巴赫有性格，法捷耶夫沒有性格。”斯大林這句話決定了他們兩人的命運。阿韋爾巴赫有性格，斯大林必然除掉他，法捷耶夫沒性格，斯大林必將重用他。不久，阿韋爾巴赫被捕，他確實有性格，不堪受辱，在押解時跳樓自殺。法捷耶夫成為斯大林文學總管。法捷耶夫說過：“我一生最愛兩個人，也最怕兩個人：斯大林和母親。”法捷耶夫是懂文學的人，在對文學的看法上，常與斯大林不合。但他總能強迫自己相信黨的總書記是對的。但對有些事他怎麽也想不通。比如，斯大林對他說，他的助手帕夫連科（著有小說《幸福》、電影腳本《宣誓》和《攻克柏林》）、著名作家阿·托爾斯泰（著有小說《苦難的曆程》、《糧食》、《彼得大帝》和劇本《伊萬雷帝》）和愛倫堡（著有《人·歲月·生活》、《巴黎的淪陷》和《暴風雨》）都是外國間諜。法捷耶夫與他們朝夕相處，了解他們，不相信他們是間諜，但又不能不相信總書記的話，於是陷入無法解脫的矛盾中，隻好在醉鄉中尋求解脫。法捷耶夫終於成為酒鬼，經常被關進醫院強製戒酒。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為不少人平反，其中包括許多作家。作家們紛紛從勞改營返回莫斯科。很多人的冤案並不是法捷耶夫製造的，而是他的前任斯塔夫斯基幹的，但斯塔夫斯基在衛國戰爭中犧牲，人們便把賬都算在法捷耶夫身上。法捷耶夫在作家當中成為眾矢之的，無法為自己辯解，想找赫魯曉夫談談。但那時赫魯曉夫正陷於權力之爭中，沒有時間接見他。法捷耶夫萬念俱灰，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家中開槍自殺。“拉普”的另一位領導人劇作家基爾雄一九三七年被槍決。這就是堅決擁護斯大林，為斯大林賣命的“拉普”領導人的歸宿。他們都是蘇聯主流文學的代表。

　　作協成立後，規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作家的創作方法：“它要求藝術家真實地、曆史具體地、在其革命發展中描寫現實。而且藝術描寫現實的真實性和曆史具體性要與用共產主義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句話疙疙瘩瘩，很難理解。其真正的意思就是要求藝術家隻能歌頌蘇聯現實，歌頌斯大林，不許觸及社會的陰暗麵。遵循這種創作方法，怎能產生好作品？蘇聯斯大林時代的作品絕大多數都是歌頌蘇聯現實和斯大林偉大的作品。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所翻譯出版的蘇聯作品大多數都是這類文化垃圾。中國讀者從蘇聯作品中了解的蘇聯，不是真實的蘇聯，而是粉飾後的蘇聯。像潘菲洛夫的《磨刀石農莊》、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都是粉飾現實的典型作品，並且粉飾到無恥的程度。前者歌頌農業集體化，而農業集體化是斯大林對俄國農村的摧殘和搶劫，殺死、餓死和在被驅趕到西伯利亞的途中死於路上的人何止千萬。後者美化二戰後蘇聯農民的生活，說他們的生活像蜜一樣甜。而實際上全國到處發生餓死人的現象，有的地方多得連收屍都來不及。這三本書都獲得斯大林文學一等獎，並譯成中文。然而平心而論，主流文學也不是沒有產生過好作品，如法捷耶夫的《毀滅》，真實地寫出遠東一支遊擊隊的“毀滅”，每個人物都有性格，並真實可信。那是法捷耶夫一九二六年寫的，那時還沒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描寫內戰的殘酷。為爭奪天下，俄國人自己互相殘殺，紅軍殘忍地殺害白軍，白軍同樣殘忍地殺害紅軍。兩軍殺紅了眼，根本沒有什麽主義和信仰。《靜靜的頓河》真實地紀錄了頓河流域的內戰史。這本書得以出版是因為那一地區當時的紅軍指揮員是斯大林的對頭，他指揮下的紅軍殺人放火，恰恰是斯大林收拾他的口實。主流文學中值得肯定的作品實在不多，大多數都是閉著眼睛美化蘇聯現實和歌頌斯大林的文化垃圾。

　　我想重點分析一下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簡稱《鋼鐵》）。這本書可以說是蘇聯主流文學的代表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奇葩。小說出版於一九三四年，即作協成立之前，那時尚未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作家超前體現出這個口號的精神。這本書完全沒有反映現實和時代，是一本說教的書。故事發生在烏克蘭的一個小城裏，時間的跨度是一九一五至一九三二年，主要情節發生在斯大林時代。其中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大災荒、大清洗。三年內戰結束後，一九二○年蘇聯的經濟幾乎完全崩潰，列寧被迫實行新經濟政策，允許多種經濟並存，使蘇聯經濟有所好轉，人民生活有些改善。但列寧一九二四年去世，斯大林逐個擊敗政敵，獨攬大權後，逐漸取消了新經濟政策，取而代之的是農業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消滅了種田能手，即勤勞的農民，讓懶漢、二流子掌握集體農莊大權。城裏派來的征糧隊搶劫農民賴以為生的糧食。農業集體化引發了全國大災荒。以“蘇聯糧倉”著稱的烏克蘭為例，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烏克蘭一千六百萬人口中餓死了五百萬。斯大林用強迫命令和行政手段推行工業化，隻追求速度不顧技術操作規則，其結果是對俄國原有工業的大肆破壞，不少科技人才受到迫害。大清洗又不知製造了多少冤魂。這些現象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蘇聯主流和非主流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明顯的或隱晦的反映，唯獨在《鋼鐵》中連影子都沒有。隻有保爾在紅軍中英勇作戰，在惡劣的條件下不顧死活地修築窄軌鐵路，與反對派作無情鬥爭，為革命犧牲個人感情，仇恨比他生活好的人。

　　《鋼鐵》完全站在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上，詆毀、醜化烏克蘭的軍隊，不尊重烏克蘭人民的選擇。這裏不妨簡單地回顧一下烏克蘭在十月革命前後的曆史。俄羅斯長期統治烏克蘭，烏克蘭一直要求擺脫俄國的統治，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烏克蘭民族愛國團體於同年三月成立“烏克蘭社會團體聯合拉達”，“拉達”即烏克蘭語議會之意。後又成立中央拉達，並建立中央拉達總書記處，即烏克蘭政府。使用的國旗便是今天烏克蘭的藍黃兩色旗。七月，烏克蘭政府與俄國臨時政府談判，要求享有更多的自治權，臨時政府答應了烏克蘭的要求，卻遭到列寧一派的激烈反對，臨時政府不得不廢除達成的協議，這反而刺激了烏克蘭要求獨立的願望。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蘇俄人民委員會向烏克蘭拉達發出最後通牒，不允許烏克蘭獨立。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烏克蘭中央拉達，在許多國家承認之後，宣布獨立。十二月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東部哈爾科夫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並以武力征服烏克蘭。烏克蘭拉達決定組建本國軍隊，佩特留拉便是烏克蘭民族軍的創建者和指揮者之一。佩特留拉出身於馬車夫家庭，上過利沃夫大學，後成為烏克蘭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曾兩度擔任烏克蘭政府首腦。他為捍衛烏克蘭的獨立與波蘭侵略軍和德國侵略軍以及布爾什維克的軍隊作戰。一九二○年兵敗退入波蘭，後流亡國外，一九二六年在巴黎遇刺。在《鋼鐵》一書中，保爾最痛恨的就是“佩特留拉匪幫”，即為烏克蘭獨立而戰的烏克蘭民族軍。我們這代人還記得一首當時極為流傳的烏克蘭民歌，其中就有“佩特留拉凶惡的匪幫”這樣的歌詞。保爾把烏克蘭民族軍與德國和波蘭侵略軍相提並論，一律看成侵略者。佩特留拉今天已成為烏克蘭的民族英雄，在波爾塔瓦為他豎立了紀念碑。尤先科擔任烏克蘭總統後，訪問法國期間，曾與妻子向位於巴黎郊區的佩特留拉陵墓敬獻花圈。佩特留拉是個複雜的曆史人物，為烏克蘭獨立與紅軍作過戰，屠殺過猶太人，但在烏克蘭人的眼中他是民族英雄，我們應當尊重烏克蘭人民的感情。烏克蘭獨立後，烏克蘭的同行對來訪的中國人說：“我們已經獨立了。請不要再宣傳《鋼鐵》了。”

　　小說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是斯大林的宣傳符號，他的愛憎取決於斯大林的愛憎。他勤勞、勇敢、頑強，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和堅強的意誌，能夠忍受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但他並沒有自己的是非觀念，盲目相信斯大林，一切都以斯大林的愛憎為轉移。斯大林恨誰他也恨誰，斯大林愛誰他也愛誰。保爾是斯大林的馴服工具。斯大林消滅反對派，他堅決擁護；斯大林取消新經濟政策，他也堅決擁護，並仇視因實行新經濟政策而生活有所改善的人，包括他的哥哥和嫂子。這方麵的例子可以舉很多，大家如感興趣，可以讀讀南京大學餘一中教授評論《鋼鐵》的文章（見《俄羅斯文學的今天和昨天》）。

　　《鋼鐵》結構雜亂，文字蹩腳。作者是烏克蘭人，俄文水平很差，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兩位蘇聯資深編輯不得不對小說從頭到尾加工修改。小說出版後，蘇聯報刊大肆宣傳，使小說一夜紅遍蘇聯。小說為斯大林個人迷信造勢，評論界隻有讚美，沒有批評。高爾基一直特別關心青年作家，往往讀一篇年輕作家的並不怎麽樣的作品，都會激動得熱淚盈眶，說出過分稱讚的話。唯獨對《鋼鐵》高爾基沒有稱讚，卻說要寫一篇評論文章。但文章始終沒有發表。如果是稱讚的，不會不發表，因為高爾基的肯定是對一個作家的最高榮譽。批評的當然無法發表了。高爾基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並熟悉烏克蘭的曆史。最後要為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說句公平話。以他名義出版的小說，並不全是他個人的感受和經曆。很多“思想”是別人加進去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幾乎能背誦的那段名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奮鬥。”是否真是保爾說的？因為奧斯特羅夫斯說過這樣的話：“所建立起來的東西，完全不是我們為之奮鬥的東西。”（《重鑄的生平》2006年11月20日《共青團真理報》）

　　蘇聯潛流作品是指那些在並不否定蘇聯體製的前提下批判蘇聯現實、揭發個人迷信惡果的作品。這些作品原可以在蘇聯出版，但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出版，卻在民間廣為流傳。如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索爾仁尼琴的《癌病房》等作品。這兩部作品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帕斯捷爾納克是十月革命前成名的作家。他孤芳自賞，遠離現實，與“拉普”作家格格不入，但他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卻獲得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這深深刺痛了蘇聯主流派作家。他們在蘇聯獲得過各種獎項，諾貝爾文學獎理應頒發給他們，比如西蒙諾夫、潘非洛夫等人。可瑞典人卻頒發給主流派作家所鄙視的帕斯捷爾納克。《新世界》雜誌主編西蒙諾夫原有意發表《日瓦戈醫生》，起碼發表刪節本。但小說獲得諾貝爾獎後，帕斯捷爾納克受到批判，後演變成一場迫害帕斯捷爾納克的運動，刪節本也無法發表了。《日瓦戈醫生》是一本作者反思十月革命後俄國知識分子沉浮的書，書中的知識分子，不論為布爾什維克賣命的安季波夫，或對十月革命從擁護到懷疑的日瓦戈，還是與政治不沾邊的拉拉，都是俄羅斯的優秀兒女。他們原可以為苦難的祖國做出貢獻，卻都悲慘地死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癌病房》沒有發表是因為作協主席費定的成見和作者本人的固執。這兩部作品都先在國內流傳，後在國外出版。《癌病房》寫了九個癌症患者在癌病房中的不同表現。他們經曆不同，身份不同，但都因癌症聚集到一起。作者通過他們的不同經曆和在病房中的辯論，尖銳地揭示出斯大林時代蘇聯的殘酷現實。這部作品雖然把蘇聯現實寫得殘酷和恐怖，但並沒有超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所揭露的範圍，所以完全有發表的可能。還有一類作品，寫於大清洗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沒在國外發表，也不可能在國內發表。這就是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的中篇小說《索菲亞·彼得羅夫娜》。利季婭是蘇聯女作家，並且一家都是作家。父親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是蘇聯著名的兒童文學家。一九六三年蘇聯作家出版社與利季婭簽訂合同，同意出版《索菲婭·彼得羅夫娜》，並給作者預支了百分之六十的稿酬。但不久出版社變卦了，撕毀了合同。利季婭向法院控告出版社，打贏了官司，並獲得全部稿酬。這期間在朋友間流傳的手稿流到國外，一九六七年《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在國外出版。直到一九八九年蘇聯提出公開性後，《索菲婭·彼特羅夫娜》才回歸祖國。中國還沒有人在“反右”期間真實地寫“反右”運動的作品，在“大躍進”期間真實地寫“大躍進”的作品。所以丘科夫斯卡婭的《索菲婭·彼特羅夫娜》是一篇極其難能可貴的作品，今天讀起來仍催人淚下。我把它譯成中文，但僅一篇中篇小說，難以出版。在“瞻顧叢書”主編何滿子先生的支持下，我把它收入散文集《利季婭被開除出作協》。小說的主要情節如下：

　　主人公索菲婭住在列寧格勒，丈夫是著名醫生。丈夫去世後，她到一家出版社當打字員，掙錢養活獨子科利亞。科利亞是她的命根子。索菲婭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蘇聯婦女，這類婦女我在俄羅斯接觸過不少。她們善良、勤勞、熱情，對生活要求極低，極易滿足，並極具同情心。她們沒有政治頭腦，相信報紙、電台所宣傳的一切。索菲婭到打字室工作後不久便被任命為組長，她非常滿意自己的工作。一九三六年開始大清洗，索菲婭毫無感覺。她不大看報，很少聽廣播，不關心國家大事。她歡歡喜喜地操辦一九三六年新年樅樹遊藝會，讓社裏的女人和孩子高高興興過新年。她把贈送給兒童的禮物裝進紙袋裏，掛在樅樹上，並在每個紙袋裏放入一張紙條，上麵寫著：“為幸福的童年感謝斯大林同誌”。她的操勞得到大家的讚許，她快活得不得了。這天晚上出版社的會計走到她跟前，悄悄對她說，城裏逮捕了很多醫生，其中有基帕裏索夫。基帕裏索夫是索菲婭丈夫的同事，他們一家關係很好。索菲婭感到震驚，怎麽那麽好的醫生竟變成恐怖分子了。但不久她崇敬的社長遭到清洗，全社職工一致聲討他，她同樣感到深深的遺憾，這麽好的一個人怎麽變成破壞分子了。接著她兒子科利亞被捕，對她簡直是晴天霹靂，她怎麽也無法相信了。兒子中學畢業後，分配到烏拉爾農機廠當技師，是在那裏被捕的。她堅信是誤捕，解釋清楚就會釋放。她開始日夜奔走，查詢科利亞關押在什麽地方。這裏要引出兩個人物：娜塔莎和阿利克。娜塔莎是打字員，索菲婭的同事，打字室裏最優秀的打字員，但因父親曾是白軍上校，入不了團。娜塔莎為人正派，極富同情心，關心政治，憎恨靠告密爬上去的人。索菲婭是她唯一的朋友。阿利克是科利亞的中學同學，對科利亞忠心耿耿，兩人一同分配到烏拉爾農機廠。阿利克是猶太人，無父無母，同姨媽住在一起。科利亞被捕後，索菲婭每天上街打聽。她沒想到廣場和街道擠滿了像她一樣打聽親人消息的婦女。她總算打聽到問詢的地方。但要排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隊。娜塔莎和阿利克輪流替她排隊，這在當時是勇敢的行為。索菲婭終於排到了，窗子裏麵的人隻冷冰冰地說了一句話：在這兒，馬上叫下一個。索菲婭又到檢察院排隊，仍是娜塔莎和阿利克輪流替她排隊。檢察官對她說：“科利亞是恐怖分子，自己招供了，十年外地勞改。”沒等她解釋便讓她出去了。也許排隊的人太多，檢察官累得疏忽了，沒發給她流放證。按規定勞改人員的家屬不能留在城市。娜塔莎來到她家，告訴她自己被出版社開除，由於出身的關係，哪兒也找不到工作。接著阿利克也被捕了。一天，娜塔莎激動萬分地跑到索菲婭家，懇求索菲婭立即辭職，她兒子被捕的風聲已傳到出版社，辭職信已代她擬好。主動辭職也許能在別處找到工作。立即給阿利克送錢，他姨媽決不會送，阿利克會餓死。最後讓索菲婭一定檢查身體。娜塔莎當天夜裏自殺了。索菲婭為兒子能做的事都做了，再也不能做什麽了。像她這樣的普通老百姓又能做什麽呢。她產生了錯覺，科利亞無罪釋放。她對鄰居說科利亞釋放了，大家祝賀她，她自己也相信了。她打掃房間，迎接科利亞回來。她突然收到科利亞托人帶來的一封信，科利亞告訴她，他被中學同學誣陷，不承認就遭毒打，一隻耳朵已被打聾。科利亞的唯一希望是媽媽救他。讓她以母親的身份證明他與那位同學中學畢業後從無來往。索菲婭讀完信，呆呆地站著不動。過一會兒把信燒了。

　　我以前覺得蘇聯大清洗主要清洗黨內高層幹部。如列寧時期的政治局委員，除無足輕重的加裏寧外，全部被斯大林清除。一九三五年蘇聯頒布的五大元帥，一年後就被斯大林槍斃了三個，隻留下兩個大老粗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對普通老百姓似乎觸及不大。實際上大清洗的陰森恐怖的寒氣鑽入每個人的毛孔。索菲婭是打字員，處於社會底層，兒子被捕後，對她來說活著已無意義。她認為兒子承認自己是恐怖分子是一時糊塗。娜塔莎不同意她的解釋。娜塔莎說，隻可能在小事上把人弄糊塗，在這種重大的事情上是不可能把人弄糊塗的。難道廣場上幾千名婦女的丈夫和兒子都招供了，他們都被弄糊塗了？索菲婭相信宣傳，娜塔莎不相信。基帕裏索夫醫生被捕，索菲婭隻感到驚訝和遺憾，這麽好的人怎麽變成破壞分子。基帕裏索夫是她丈夫的同事，與他們一家過往甚密，索菲婭應當了解他，但仍相信宣傳，相信基帕裏索夫有罪。社長是他崇敬的人，甚至希望兒子成為他那樣的人。社長被捕後，她同樣感到遺憾，因為她還是相信社長有罪。作者利季婭寫道：“我在小說中想寫出謊言對生活毒害到何等程度，如同軍隊使用毒瓦斯一樣。我的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失去獨子。在有意識地被歪曲的現實中，她所有的感情都被歪曲，甚至母親的感情。兒子被捕，判處勞改，宣布他是人民的敵人。她相信報紙和官方人士超過相信自己。她相信檢察官的話，仿佛兒子‘供認了自己的罪行’，應判十年勞改。但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心裏清楚，兒子什麽罪也沒犯，也不可能犯罪。如果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檢察官，不相信報紙，必將天塌地陷，她生活和工作中的一點慰藉將一掃而光。於是她既想相信檢察官又相信兒子，終於神經錯亂。”娜塔莎和阿利克這兩個人物顯示俄國人性並未泯滅，極權體製消滅不了人性。斯大林懂得，隻有讓人民生活在恐怖中才能任意擺布，才能把勞改犯當成無償的勞動力。蘇聯的很多建築，如莫斯科地鐵，北方第一大港納霍德卡，莫斯科白海—波羅的海運河，都是勞改犯修建的。

　　逆流文學公開抨擊蘇聯政權，矛頭直指布爾什維克。大多數作家是十月革命後流亡國外的作家。索爾仁尼琴在蘇聯寫的《古拉格群島》也屬於這類作品。但這本書是調查記錄，探求遍布蘇聯的勞改營是如何形成的，具有極重要的史料價值，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我就不介紹了。僑民文學中反對蘇聯政權、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作家很多，試舉女作家苔菲為例。

　　苔菲對中國讀者非常陌生，恐怕沒有幾個人讀過她的小說。何止在中國，她在俄羅斯同樣陌生，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她的作品才“回歸”到她的祖國。苔菲是果戈理之後俄國最偉大的幽默諷刺作家。苔菲在沙皇俄國已譽滿全國，從店鋪夥計到達官顯貴，都是她的讀者。一九一三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為紀念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編篡紀念冊，大臣們問他收入哪個作家的作品，尼古拉二世回答道：“苔菲，苔菲，就收她一個人的作品。”苔菲欣然接受二月革命，卻不接受十月革命，認為布爾什維克政權施行暴政。一九二○年苔菲流亡法國。她是深受俄國僑民喜愛的作家，也是僑民作家當中影響最大的作家。苔菲熱愛俄羅斯，但仇恨布爾什維克。她沒有忘記俄羅斯祖國。而俄羅斯的新主人、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也沒忘記她。一九四六年夏天西蒙諾夫和愛倫堡訪問巴黎，斯大林悄悄交給西蒙諾夫一項任務：動員布寧或苔菲回國。斯大林的想法常人無法理解，因為三個月後蘇聯猛烈批判女詩人阿赫瑪托娃和幽默作家左琴科，日丹諾夫把他們罵得狗血噴頭。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是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十月革命後留在蘇聯。他們噤若寒蟬，沒有任何反蘇言行。苔菲則不同，無情地抨擊布爾什維克的暴政，辛辣地嘲諷布爾什維克的領袖。斯大林是否想讓苔菲回國接受批判？但西蒙諾夫必須執行斯大林交給他的任務。西蒙諾夫和愛倫堡一到巴黎，便同僑民作家見麵，並在蘇聯大使館設宴招待他們。為了飽餐一頓，半饑半飽的僑民作家都趕往大使館，其中包括布寧和苔菲。布寧和苔菲都拒絕返回蘇聯，西蒙諾夫沒完成任務。對蘇聯的邀請苔菲寫了一篇小品文《歡迎苔菲同誌光臨》作為答複。苔菲寫道，革命後她有一次來到療養勝地，一幅橫幅迎風招展，上麵寫著“歡迎光臨蘇聯第一療養地”，可懸掛橫幅的兩根柱子上懸掛著兩個吊死的人。“所以我至今害怕，害怕進入蘇聯後，看見‘歡迎苔菲同誌光臨’的橫幅，而在懸掛橫幅的兩根柱子上，一頭吊著左琴科，另一頭吊著阿赫瑪托娃。”

　　小說《斷頭台》既表現出苔菲與布爾什維克勢不兩立的立場，也體現出她獨特的諷刺風格。維拉女士傍晚到伊萬家做客，對主人說：“我是順路來告別的，明天輪到我上斷頭台啦。”“親愛的，”伊萬高興地說。“真太巧了，明天我們也上斷頭台。”伊萬留她住宿，明天一起上斷頭台。過一會伊萬的朋友密西爾來了，他為了和伊萬一家一起上斷頭台，與同事調換了斷頭的次序。第二天他們喝過茶，一起到宮廷廣場斷頭。廣場上已經擠滿人，排了三個長隊。斷頭效率很低，每天隻能斷五百人的頭。劊子手和等候斷頭的人對延宕時間都有意見，準備聯手向政府抗議。這時張貼出托洛茨基的《告人民書》，要求上斷頭台的人自覺維持秩序。密西爾請伊萬替他占好位置，跑到斷頭台那兒探望。回來後滿臉沮喪，原來斷頭台的孔太小，放不進他腦袋。“我的頭太大，”他嘟噥道。“要上台斷頭非得先揪下耳朵不可。”這時有人擠到前麵去了，大家對這種不守紀律的人非常痛恨。挨著他們的兩位女士吵起來。一個喊道：“沒聽說上斷頭台還擦香水的！簡直不能挨著您，站得偏頭疼又犯了。”另一個頂撞道：“瞧把您慣的，您的偏頭疼來不及犯您的腦袋就沒了。”這時斷頭台前的門打開，放進幾個人，隊伍又向前移動了幾步。

　　上斷頭台這種極端恐怖的事寫成生活瑣事，如同平日上商店買東西。被斷頭的人沒有任何恐懼感，大家高高興興。這種黑色幽默的寫法雖然可笑，但笑中卻包含著極度的絕望。苔菲譴責布爾什維克殺人過多，上斷頭台已習以為常，仿佛上街一樣。布爾什維克為奪取並鞏固政權確實殺人過多，這從不斷披露出來的蘇聯檔案中得到證實。作者提到托洛茨基，因為列寧在世時托洛茨基是蘇聯第二號人物，列寧的批示多半由他執行。那時斯大林尚未受到列寧的重用，隻擔任民族人民委員。

　　苔菲多數作品針砭的是俄國國民的劣根性。她把俄國人身上的弱點，用誇張的手法，調侃的語言，展現在他們眼前，讓他們自己笑自己。凡是與當年的俄國人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俄國人辦事效率低。辦事效率低的原因是尚空談，不務實。小說《委員會》便是個例子。小說描寫俄國人的一次會議，討論如何籌辦慈善晚會。大家七嘴八舌，盡量顯示自己比別人高明。先討論演出節目。這個說晚會上一定要有芭蕾舞和音樂。那個說必須邀請著名演員參加以壯聲勢。於是決定邀請芭蕾舞大師帕夫洛娃、世界第一男低音歌唱家夏裏亞賓和著名指揮家庫謝維茨基參加。有人說帕夫洛娃不知在何方，夏裏亞賓在美國，庫謝維茨基已經去世。這些事沒人理會，大家隻顧爭著讚揚這幾位大師，最後形成邀請他們的決議，一份無法實現的決議。決議通過後大家覺得辦了件大事，高高興興回家了。《永恒的愛情》寫的是俄國紳士與女士的永恒愛情。紳士說這是他眾多永恒愛情中的一次。他們在車廂邂逅，女士表情嚴肅，見到紳士便向他宣布，她永遠愛自己的丈夫，直到進棺材。紳士覺得這是好兆頭，說明女士膽怯了。火車駛近圖拉時，紳士提議下車，一起共度美妙時光。他的理由是拜謁托爾斯泰陵墓，這是每個文化人的神聖職責。女士說丈夫會接她，紳士叫她打電報，告訴他改換車次。丈夫知道她拜謁偉人陵墓一定肅然起敬。他們在圖拉一起度過了甜蜜的三夜。紳士厭倦了，到郵局以妻子的名義給自己發了封電報：“趕快回家。”他把電報給女士看，說道：“親愛的，還有誰比您和我更珍惜永恒的愛情呢？我的妻子也是永恒地愛著我，我們得尊重她的永恒的感情呀！”他們分手了。

　　蘇聯文學的主流、潛流和逆流是按照蘇聯官方的態度劃分的，即官方的標準。然而鬥轉星移，白雲蒼狗，多半個世紀過去了。反思文學史，如果以真實反映現實為標準的話，誰是蘇聯文學的主流，誰是潛流或逆流就難說了。讀者自有選擇。二○○七年八月我與友人到俄國旅遊，曾到莫斯科新阿爾巴特大街的書店去了一次，我看遍書架，也沒找到主流作家的作品，看來已經絕跡，卻看到最新出版的苔菲的小說，還有她的回憶錄。世界變化真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