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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兼備 清正廉潔

  楊士奇是一個深受孔、孟之道影響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一生中,從遊學到為官,他都能自覺地嚴格地奉行孔孟學說的諸種信條,如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勇等等。他曾說:“故自周而後二千年,為君知尚於仁,為臣知尚於敬,父知尚於慈,子知尚於孝,夫婦長幼朋友各知所當尚及,夫知好善而惡惡……皆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不幾於熄乎?道熄,斯民不幾於夷狄禽獸也哉?”(《東裏集·金華縣重修縣學記》)這種論理道德是他信仰的最高目標,也是他為人處事、言談舉止的基本準則,而且他也基本上達到了這些要求。作為臣子,他一直把古代賢臣作為自己的楷模而仿效之,他說:“古大臣君子如禹稷、皋陶、伊尹、周公所思,上之為公,下之為民,皆公職也。公能獨無思乎?退而思其道,進而施諸事,必使充職無闕,庶官無曠……不然,或有一事之弗至,即吾職有所未盡,故雖燕居獨處,汲汲焉求諸心,而不遑暇焉者,大臣君子以身任天下之所為也。”(《東裏集·退思齋記》)“常與人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可見,他是要求大臣們(同時也在要求自己)做一名退亦為公進亦為公,上為君下為民的好大臣,這種觀點正是封建時代的一種理想化準則,同時也是一個正派官員所能講出來的話。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楊士奇為什麽能夠居官清正,敢於犯顏直諫的了。這種指導思想以及他所處世的時代環境造就了他為人極為謹慎的性格,正所謂“先生奉職甚謹,私居未嚐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及聞。”(《明史·楊士奇傳》)最高統治者需要的正是他這樣的嚴謹作風,所以他居官四十餘年,在諸大臣動輒得咎的時代裏,他除了在成祖時因輔太子有闕下了兩次獄外,從未遭貶,反而平步青雲,成了皇帝的親信大臣。而且,即使是那兩次下獄也是旬日而釋,釋而複職的。這種指導思想也促使他漸漸養成了謙恭、仁厚、廉潔等令人稱頌的涵養與德行。他在皇帝麵前,總是盡量稱讚同僚們的優點,很少言人過失。有些小事,皇帝追問起來,他總是替當事者解釋、遮掩,因而保護了一些犯有小過但有才幹的官員。永樂年間,廣東布政使徐奇運了不少嶺南特產贈送廷臣。有個好事者把受贈者的名單拿給成祖看,成祖看完後發現沒有士奇的名字,不太高興,便把士奇找來詢問原因,士奇為之解釋道:“徐奇赴廣東就任時,群臣作詩文為他送行,那天正好碰上我有病沒有參加,因此唯獨沒有我的名字。現在有沒有給我的贈品我也不知道,反正贈品也不值幾個錢,我想徐奇這樣做絕對沒有其他的意思。”一席話解開了成祖心中的疑團,於是他命令把那份名單燒毀掉了事。

  宣宗剛繼位時,內閣大臣隻有七人。陳山、張瑛曾擔任過東宮的官員,宣宗即位後進入內閣,後因不稱職被調離。黃淮因有病致仕,金幼孜去世。最後隻剩下士奇、楊榮、楊溥三人,所謂“仁宣之間,政歸三楊”正是指此。這幾個人是統治階級中的核心人物,他們的團結與否,對於國家的安定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楊士奇為人最為寬厚,能存人之長,容人之短,臨事審慎,考慮周詳,著眼長遠,處理問題具有相當氣度。“恩雖微,必報,而未嚐宿怨。臨財能讓,不事苟得。”(《東裏集》陳賞作《東裏先生傳》修撰王叔英任漢陽知縣時發現楊士奇是個人才,後極力舉薦,使其入仕實現了他的政治抱負。他知恩圖報,“正統間,文貞詢知公幼子某,謫戍大同,以百金與同鄉孟範訪得,教誨甚篤,卒無成。文貞曰:‘奈何?’抱之慟哭。複與金若幹遣之。”《東裏集·附錄》在王叔英殉難於廣德,三十餘年後,楊士奇通過廣德州太守訪得其墓後樹碑以銘誌,並書寫祭文。楊榮這個人,果敢堅毅,可是心胸比較偏狹,過去在皇帝麵前說過士奇一些壞話,士奇也知道,但從來沒有報複過他。楊榮由於過去隨同成祖多次北征,很了解邊塞地形、敵情與邊將情況,邊將也送了一些好馬給楊榮。當時私自蓄馬罪責不小,何況是邊將所贈。這事被宣宗知道了,很為生氣,就把楊士奇找來核實這件事,士奇此時並沒有落井下石,而是在皇帝麵極力強調楊榮的優點,努力改變皇帝對他的印象,士奇說:“楊榮非常熟悉邊界的防務,我們其他幾個人都不如他。因此請您不必對這些小事介意。”宣宗聽後笑笑說:“楊榮過去可是經常說你的壞話呀。要不是蹇義和夏原吉為你解釋,你恐怕離開內閣已經很久了,你現在卻還考慮他的處境呢!”士奇回答得很得體:“願陛下能以容忍我的胸懷來寬容楊榮,使他有機會改過。”這樣,宣宗對楊榮的反感才消失。後來這番對話傳到楊榮那裏,楊榮聯想起自己過去對士奇的做法,非常慚愧,從此與士奇更加同心協力了。這段“將相和”的故事被當作一樁美談而記進了明史。

  楊士奇長期身為內閣重臣,地位不可謂不高,權力不可謂不大,但也一生十分清廉,受到了當時官民的欽佩和讚賞。他自己曾在信中對晚輩說過:“吾仕京師三十年,未嚐敢萌一毫分外之心,為一毫分外之事,人所共知。”(《示鵷侄》)他在信中批評兒子楊禾道畜馬時曾講道:“家中有馬,盡發賣不留,子與諸孫皆不許騎馬,我在此亦不畜馬,隻一驢代步耳。”(《文貞公家誡·訓禾道子默識》)其儉樸是可想而知的了。另外,我們還可以從其他更多的史料中得到佐證。

  洪熙元年正月,仁宗任命士奇為兵部尚書,士奇不肯接受,說:“臣為少傅大學士,已經過份了,因此尚書的職務我是不敢再接受的。”仁宗很生氣地說:“黃淮、楊榮、金幼孜皆有三個職務,而唯獨你隻有兩個職務,人們將會怎麽說呢?你不要再推辭!”士奇無法,隻好接受了兵部尚書的職務,但是堅決請求辭掉尚書俸祿,仁宗說:“你為我辛辛苦苦幹了二十年,所以我才用這官俸來酬答你,你用不著再推辭了!”士奇說:“一個尚書的月俸有六十石糧,這些糧食可養六十個壯士。我受的恩龐已經過分,哪裏還敢再加呢?”蹇義說:“就辭掉學士的俸吧。”士奇說:“要辭就辭優厚的一份,不必以此來取一個虛名。”這樣,仁宗同意了士奇的請求,在士奇的影響下,黃淮也辭去了戶部尚書的官俸。

  這年二月,仁宗又賜給士奇兩頃田,同時受賞的還有蹇義。但是士奇又一次謝絕了。仁宗說:“你替朝廷做事是表裏如一的,對我幫助很大,因此我心中難以忘懷,你上一次辭掉俸祿現在又辭去賞田,我不明白你為何要如此固執呢?”士奇說:“我起自寒微,現在受到這種恩遇已屬過分,一個人哪能不知足呢?我隻希望再湊合多活些日子,為您再效勞幾年,然後就太太平平回家鄉,這就是對我的最大恩賜了。”仁宗非常感動,事後對蹇義說:“士奇真是太廉潔了,倘使當官的都能如此,世上難道還有贓吏嗎?”

  就是在對待自己的喪事上,他也一再向子孫們強調要一切從簡的原則,他在信中寫道:

  “——作墳須自家出費,我有銀酒瓶及盂約二十餘兩,足備磚石等物之用,不可以作墓累鄉裏,蓋吾素無惠利及鄉裏也,不可違命。

  ——欲為墳墓堅固之計……如資不敷,則以吾平日所用銀酒杯大小六個益之,惟留小杯盞十個為郭夫人他日複土之用。”

  這種處理,同樣反映出他一生的清廉本色,同時也再一次證實了,這位權重名高的閣臣,其“家未嚐有百緡之畜”的記載,不需我們再作什麽評價,一個廉潔、正派的封建官員形象已經顯示在大家麵前了。

  正統九年(一四四四年)三月,這位當朝四十一載的著名內閣重臣逝世,享年八十歲。朝廷追贈他太師銜,諡號“文貞”。“雍正二年崇祀曆代帝王廟,配享春秋,並給帑修祠墓”(《泰和縣誌·楊士奇傳》)士奇有四個兒子:稷、種、禾道、秫,種先卒。女四,長嫁梁楫。長子楊稷因“侵暴殺人”下獄,士奇死後被處死,次子禾道承父業補尚書丞,成化年間晉升為太常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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