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爭議 自有評說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任何一個曆史人物我們都不能企求完美，而應站在當時特定的曆史環境中進行審視。關於世人對楊士奇有些方麵的看法，我想談點自己的意見。
一、關於“忠貞仁義”
明初的政治鬥爭是複雜尖銳而且殘酷的。惠帝剛剛繼位，當他欲行削藩時，便引起了燕王朱棣的反叛。朱棣美其名曰“靖難之役”，實則是“清君側”的故伎重演而已。不到四年，惠帝便被他趕下了台，生死不明。燕王繼位成了成祖皇帝，年號永樂。藩王纂位，宮廷易主，這對明王朝是一場極大的變故，剛剛休養了三十多年的百姓，又一次橫遭戰爭蹂躪，而以方孝儒為首的建文舊臣，因為堅持封建的法統觀念，不堪新命，被列為奸臣，成批成批地遭到屠殺。在這場政變中，楊士奇曾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維、胡儼、周是修等約同死義，可是朱棣一進城，除周是修在國子監尊經閣自縊而死，還有一個吉水籍的王艮也飲鳩身亡外，解縉、士奇等人則改弦易轍，皆“叩馬首迎附”，參加了迎燕王入城，擁燕王登基的行列。
對楊士奇的這種做法，世人有兩種不同的議論，一種是純粹從封建宗法、倫理的角度出發，持“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和“食人之祿，死人之事”的迂論來詆毀楊士奇；另一種則截然相反，稱讚他“有擁立功而口不言，類文彥博。”是政治家明智的抉擇。燕王與建文之爭，是皇室內部的權力爭奪與轉移問題，與秦、漢改朝，魏、晉換代不同，與宋和元、明和清的民族矛盾更不相同。“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他還是認清了大勢，順應了潮流，沒有稀裏糊塗地成為殉葬品。論人是非，尤其是曆史名人的是非，應看他對當時的國計民生起的什麽作用，對後世有著什麽樣的影響。春秋時齊國的公子小白（後來的齊桓公）與糾在父親齊襄公死後，兄弟爭國，最後公子糾失敗死了，他的兩個主要助手一叫召忽，殉難而死，一個叫管仲，沒有殉難，反而投靠小白，作了桓公的宰相，忠心耿耿地輔佐桓公。後來他以“尊王攘夷”之策，使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對其評價為：“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清代的論者稱楊士奇“公之功，更甚於管仲。明代非詞林不諡‘文’，‘文貞’之諡尤不多見，公由薦辟出身而競得之，是豈可以‘貞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繩之耶迨我朝雍正二年，詔公配享曆代帝王廟，事久論定，愈足見公之勳業，在明代固當首屈一指矣！”（肖敷政《重刻東裏全集序》）倒是很有見地。
二、關於台閣體
明朝前期，在政壇和文壇都以“三楊並稱”，楊士奇是明台閣體的盟主，他對台閣體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文風成為台閣體的典範。後人對台閣體頗有微詞，但我們對此應有正確的認識和評價。
作為應製唱和歌頌盛世氣象的一種宮廷文學，台閣體的出現並非偶然，從我國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來看，是有其文學傳統和曆史背景的。台閣體屬於我國古代宮廷文學的一種，我國宮廷文學的源頭可追溯到《詩經》的“雅”和“頌”，然後是西漢大賦，始於南朝的宮體詩，唐朝上官體，宋代西昆體，接下來才是台閣體，之後有茶陵派。這些宮廷文學派具體來說各有特點，但總的看來，都以宮廷生活為描寫對象，歌頌太平盛世，在文學地位上都起過引領和規範一代文學的作用。
與宋之西昆體派相類似，台閣體派也帶有激發文學革新思潮的因素。它是在當時特定政治和時代環境中產生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台閣作品是台閣大臣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三楊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他們不僅是這一曆史時期的見證人，還是四朝政治的參與者。他們生活在涵濡深恩，優遊帝側的環境中，鳴太平之盛，頌天子之恩，是其內心的自然願望和當然責任。
楊士奇的詩文多為應製、應人之作，颯颯雅音，風格雍容平易，逶迤有度，醇實平正。他的詩歌題材較廣泛，數量也多，雖然有時會因為題材相同而顯出淺易單調的毛病，但總體上應該值得肯定。其文多序跋、墓誌銘、墓表等應用、應酬之文，繼承了“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關乎教化，溫柔敦厚。
台閣體的出現和興盛，與其所處的時代境際與所懷的個體時代體驗是緊密相關的。出生於元至正末年的楊士奇，切實地經曆了元末明初的兵火和動亂，見證了由此造成的巨大創傷。（《東裏文集》）進而將前後時代對比而言：“自吾之幼而壯而老，於今八十年，朝廷清明，禮教修舉，四境晏然，民遠近鹹安其業，無強淩眾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蓄之樂，朝恬夕嬉，終歲泰安而恒適者。”（《東裏續集》）這種由亂而治的人生經曆，體現到文學創作中必然會展現出一種樂觀主義的情調。而且史實表明楊士奇生活的主要時期永樂至正統年間，與元明之際和明後期相比，這一時期不能不說是政治比較安定、社會比較太平，史稱“仁宣之治”的曆史局麵就是這期間出現的，欣逢盛世，可謂是不能不有感而發。他的詩作都是當時社會盛況和作者心情的一個真實反映，而不是無病呻吟，更不是純然的阿諛粉飾之作，它是詩人主觀情誌在詩歌創作中的自覺表現。
綜上所述，楊士奇的應製詩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應製詩所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但從個體與社會所處的曆史交點來看，我們能明顯地感受到，楊士奇的應製詩雖然高唱時代讚歌，但卻不是純粹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而是一種內心的真情流露和創作的自覺追求，具有很強的文學感染力和時代意義。因此，即使反對“台閣體”的以明代中期文學家李夢陽為首的“七子”對他的詩文也大加推崇，如李夢陽就曾寫詩稱讚道：“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裏廊廟珍”。
至於三楊過後台閣體弊端百出，主要還是由於末流者淺薄模擬，而且當初的太平盛世景象已一去不複返，這種緊跟政治和時代的應製文風，也必然會隨著政治時局的轉變而衰落。《四庫全書總目》卷170《楊文敏集》提要稱：“平心而論，凡文章之力足以轉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無不生弊，微獨東裏一派，即前後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並回護後來之衰，亦不可以後來之衰並淹沒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與榮哉。”我認為這是對台閣體比較公允的評價。
三、關於家族教育
《明史》稱楊士奇有學行。有學行又居高位，楊士奇應該不僅會“治國平天下”，更會“齊家”，我們從《楊氏族譜附錄·文貞公家誡》可以看出他對家人的嚴格要求。他雖然遠在京師做官，但不斷通過書信的方式訓戒自己的晚輩，要詩書傳家，團結鄉鄰，安守本分，不能借他的勢力欺負人。他的一個侄子在衙門做事，有次用官府的紙張給他寫信，竟因此而遭到了他的訓斥：“爾在衙門內豈可向人索官紙寫私信？雖是半張，亦係官物，但舉發即有罪，今後切戒，毋蹈前非！”（《文貞公家誡·示侄孫挺》）凡片紙之利，隻要係官物，亦不圖之，其廉也若此。
對待後輩，他首先是不思廣置家產，而是再三勸戒他們努力讀書，不可斷絕讀書種子。他在正統二年《文貞公家誡·示長新婦》中講道：“吾儒者之家，不可思量要富，戶下田不許過百二、三十石，戶下糧不過三四十石，盡足歲月，切不可過多。過多則後來必累子孫，為父母不可無遠慮，切記切記！隻是許多田糧在戶，後來科舉，子孫也自難當。”在大地主階級開始大肆侵吞百姓，兼並土地的時候，士奇仍然堅持不讓子孫廣置田產，這種思想真是難能可貴，他和那些千方百計漁肉鄉民的貪官豪強相比，形成了多麽鮮明的對照！
在《示稷子》中寫道：“吾兒須謙和處鄉裏，凡事忍耐，不可使氣性，但憑道理為上策也。子路大賢，喜聞自己過失，所以令名無窮。今人有過失，不喜聞規戒之言，所以終陷為小人，而災害及矣。吾兒自今宜勉力為善，有人進善言者，便虛心聽從，切不可拒善言不納也。”“鄉鄰有過一切容之，勿與計較，凡災傷之處，田租當體恤寬免，慎毋過刻也。”他教導兒子謙和處世，寬厚待人。對一些違法不善者，不惜勸戒族人動用家法，甚至送官治罪。“吾先世皆貧，然從來清白相傳，不肯苟利。故出仕者皆有冰蘖聲，……”“子侄有善行好學者，交共禮之重之。若有分外不律，不受訓誡者，稷會諸兄弟數其罪而笞之，不可容恕。如又不悛（改過），明告於官，請治以不孝之罪。”（《文貞公家誡·示侄孫挺》可以說在對家族成員如此嚴格要求、嚴厲訓誡，在中國曆史上的大臣中也是不多見的。但也許是他光顧著國家了，也許因年老體弱精力所限，也許是楊稷頑固不化，自家的後院卻起了火，其子楊稷仰仗老爺子有權，傲慢無禮侵暴殺人，遭到了言官們的交章劾舉。礙於楊士奇的麵子，皇上並沒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著又有人告他兒子“橫虐數十事”，皇帝這才下令查治。
一生清廉，嚴於律己的楊士奇哪經得起這樣的打擊，一代名相最終憂鬱而死。
楊士奇死後，其子楊稷被繩之以法。
泰和人羅璟（1432-1503），字明仲，號冰玉，明朝天順八年（1464）甲申科探花，自小生活在楊士奇家，後科舉入仕任職翰林院，應該說耳聞目睹了楊士奇的言行，他對楊士奇的德行非常稱道，在《冰玉集》中載：“燕山嶽先生正，姑蘇陳先生鑒，瓊山邱先生浚，適同史事。三先生博學，傲睨一世，人物少可其意者。獨推服公，謂公立朝遇事直言，雖忤不易，類唐魏征；處置大事不動聲色，類宋韓琦；有擁立功口未嚐言，類文彥博；凡有薦引不使人知，類王旦；心在國家生民，先憂後樂，類範仲淹；文章雍容醇厚有三代氣象，類歐陽修。”時人有如此高的評價確屬不易。
一、關於“忠貞仁義”
明初的政治鬥爭是複雜尖銳而且殘酷的。惠帝剛剛繼位，當他欲行削藩時，便引起了燕王朱棣的反叛。朱棣美其名曰“靖難之役”，實則是“清君側”的故伎重演而已。不到四年，惠帝便被他趕下了台，生死不明。燕王繼位成了成祖皇帝，年號永樂。藩王纂位，宮廷易主，這對明王朝是一場極大的變故，剛剛休養了三十多年的百姓，又一次橫遭戰爭蹂躪，而以方孝儒為首的建文舊臣，因為堅持封建的法統觀念，不堪新命，被列為奸臣，成批成批地遭到屠殺。在這場政變中，楊士奇曾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維、胡儼、周是修等約同死義，可是朱棣一進城，除周是修在國子監尊經閣自縊而死，還有一個吉水籍的王艮也飲鳩身亡外，解縉、士奇等人則改弦易轍，皆“叩馬首迎附”，參加了迎燕王入城，擁燕王登基的行列。
對楊士奇的這種做法，世人有兩種不同的議論，一種是純粹從封建宗法、倫理的角度出發，持“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和“食人之祿，死人之事”的迂論來詆毀楊士奇；另一種則截然相反，稱讚他“有擁立功而口不言，類文彥博。”是政治家明智的抉擇。燕王與建文之爭，是皇室內部的權力爭奪與轉移問題，與秦、漢改朝，魏、晉換代不同，與宋和元、明和清的民族矛盾更不相同。“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他還是認清了大勢，順應了潮流，沒有稀裏糊塗地成為殉葬品。論人是非，尤其是曆史名人的是非，應看他對當時的國計民生起的什麽作用，對後世有著什麽樣的影響。春秋時齊國的公子小白（後來的齊桓公）與糾在父親齊襄公死後，兄弟爭國，最後公子糾失敗死了，他的兩個主要助手一叫召忽，殉難而死，一個叫管仲，沒有殉難，反而投靠小白，作了桓公的宰相，忠心耿耿地輔佐桓公。後來他以“尊王攘夷”之策，使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對其評價為：“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清代的論者稱楊士奇“公之功，更甚於管仲。明代非詞林不諡‘文’，‘文貞’之諡尤不多見，公由薦辟出身而競得之，是豈可以‘貞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繩之耶迨我朝雍正二年，詔公配享曆代帝王廟，事久論定，愈足見公之勳業，在明代固當首屈一指矣！”（肖敷政《重刻東裏全集序》）倒是很有見地。
二、關於台閣體
明朝前期，在政壇和文壇都以“三楊並稱”，楊士奇是明台閣體的盟主，他對台閣體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文風成為台閣體的典範。後人對台閣體頗有微詞，但我們對此應有正確的認識和評價。
作為應製唱和歌頌盛世氣象的一種宮廷文學，台閣體的出現並非偶然，從我國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來看，是有其文學傳統和曆史背景的。台閣體屬於我國古代宮廷文學的一種，我國宮廷文學的源頭可追溯到《詩經》的“雅”和“頌”，然後是西漢大賦，始於南朝的宮體詩，唐朝上官體，宋代西昆體，接下來才是台閣體，之後有茶陵派。這些宮廷文學派具體來說各有特點，但總的看來，都以宮廷生活為描寫對象，歌頌太平盛世，在文學地位上都起過引領和規範一代文學的作用。
與宋之西昆體派相類似，台閣體派也帶有激發文學革新思潮的因素。它是在當時特定政治和時代環境中產生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台閣作品是台閣大臣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三楊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他們不僅是這一曆史時期的見證人，還是四朝政治的參與者。他們生活在涵濡深恩，優遊帝側的環境中，鳴太平之盛，頌天子之恩，是其內心的自然願望和當然責任。
楊士奇的詩文多為應製、應人之作，颯颯雅音，風格雍容平易，逶迤有度，醇實平正。他的詩歌題材較廣泛，數量也多，雖然有時會因為題材相同而顯出淺易單調的毛病，但總體上應該值得肯定。其文多序跋、墓誌銘、墓表等應用、應酬之文，繼承了“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關乎教化，溫柔敦厚。
台閣體的出現和興盛，與其所處的時代境際與所懷的個體時代體驗是緊密相關的。出生於元至正末年的楊士奇，切實地經曆了元末明初的兵火和動亂，見證了由此造成的巨大創傷。（《東裏文集》）進而將前後時代對比而言：“自吾之幼而壯而老，於今八十年，朝廷清明，禮教修舉，四境晏然，民遠近鹹安其業，無強淩眾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蓄之樂，朝恬夕嬉，終歲泰安而恒適者。”（《東裏續集》）這種由亂而治的人生經曆，體現到文學創作中必然會展現出一種樂觀主義的情調。而且史實表明楊士奇生活的主要時期永樂至正統年間，與元明之際和明後期相比，這一時期不能不說是政治比較安定、社會比較太平，史稱“仁宣之治”的曆史局麵就是這期間出現的，欣逢盛世，可謂是不能不有感而發。他的詩作都是當時社會盛況和作者心情的一個真實反映，而不是無病呻吟，更不是純然的阿諛粉飾之作，它是詩人主觀情誌在詩歌創作中的自覺表現。
綜上所述，楊士奇的應製詩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應製詩所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但從個體與社會所處的曆史交點來看，我們能明顯地感受到，楊士奇的應製詩雖然高唱時代讚歌，但卻不是純粹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而是一種內心的真情流露和創作的自覺追求，具有很強的文學感染力和時代意義。因此，即使反對“台閣體”的以明代中期文學家李夢陽為首的“七子”對他的詩文也大加推崇，如李夢陽就曾寫詩稱讚道：“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裏廊廟珍”。
至於三楊過後台閣體弊端百出，主要還是由於末流者淺薄模擬，而且當初的太平盛世景象已一去不複返，這種緊跟政治和時代的應製文風，也必然會隨著政治時局的轉變而衰落。《四庫全書總目》卷170《楊文敏集》提要稱：“平心而論，凡文章之力足以轉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無不生弊，微獨東裏一派，即前後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並回護後來之衰，亦不可以後來之衰並淹沒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與榮哉。”我認為這是對台閣體比較公允的評價。
三、關於家族教育
《明史》稱楊士奇有學行。有學行又居高位，楊士奇應該不僅會“治國平天下”，更會“齊家”，我們從《楊氏族譜附錄·文貞公家誡》可以看出他對家人的嚴格要求。他雖然遠在京師做官，但不斷通過書信的方式訓戒自己的晚輩，要詩書傳家，團結鄉鄰，安守本分，不能借他的勢力欺負人。他的一個侄子在衙門做事，有次用官府的紙張給他寫信，竟因此而遭到了他的訓斥：“爾在衙門內豈可向人索官紙寫私信？雖是半張，亦係官物，但舉發即有罪，今後切戒，毋蹈前非！”（《文貞公家誡·示侄孫挺》）凡片紙之利，隻要係官物，亦不圖之，其廉也若此。
對待後輩，他首先是不思廣置家產，而是再三勸戒他們努力讀書，不可斷絕讀書種子。他在正統二年《文貞公家誡·示長新婦》中講道：“吾儒者之家，不可思量要富，戶下田不許過百二、三十石，戶下糧不過三四十石，盡足歲月，切不可過多。過多則後來必累子孫，為父母不可無遠慮，切記切記！隻是許多田糧在戶，後來科舉，子孫也自難當。”在大地主階級開始大肆侵吞百姓，兼並土地的時候，士奇仍然堅持不讓子孫廣置田產，這種思想真是難能可貴，他和那些千方百計漁肉鄉民的貪官豪強相比，形成了多麽鮮明的對照！
在《示稷子》中寫道：“吾兒須謙和處鄉裏，凡事忍耐，不可使氣性，但憑道理為上策也。子路大賢，喜聞自己過失，所以令名無窮。今人有過失，不喜聞規戒之言，所以終陷為小人，而災害及矣。吾兒自今宜勉力為善，有人進善言者，便虛心聽從，切不可拒善言不納也。”“鄉鄰有過一切容之，勿與計較，凡災傷之處，田租當體恤寬免，慎毋過刻也。”他教導兒子謙和處世，寬厚待人。對一些違法不善者，不惜勸戒族人動用家法，甚至送官治罪。“吾先世皆貧，然從來清白相傳，不肯苟利。故出仕者皆有冰蘖聲，……”“子侄有善行好學者，交共禮之重之。若有分外不律，不受訓誡者，稷會諸兄弟數其罪而笞之，不可容恕。如又不悛（改過），明告於官，請治以不孝之罪。”（《文貞公家誡·示侄孫挺》可以說在對家族成員如此嚴格要求、嚴厲訓誡，在中國曆史上的大臣中也是不多見的。但也許是他光顧著國家了，也許因年老體弱精力所限，也許是楊稷頑固不化，自家的後院卻起了火，其子楊稷仰仗老爺子有權，傲慢無禮侵暴殺人，遭到了言官們的交章劾舉。礙於楊士奇的麵子，皇上並沒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著又有人告他兒子“橫虐數十事”，皇帝這才下令查治。
一生清廉，嚴於律己的楊士奇哪經得起這樣的打擊，一代名相最終憂鬱而死。
楊士奇死後，其子楊稷被繩之以法。
泰和人羅璟（1432-1503），字明仲，號冰玉，明朝天順八年（1464）甲申科探花，自小生活在楊士奇家，後科舉入仕任職翰林院，應該說耳聞目睹了楊士奇的言行，他對楊士奇的德行非常稱道，在《冰玉集》中載：“燕山嶽先生正，姑蘇陳先生鑒，瓊山邱先生浚，適同史事。三先生博學，傲睨一世，人物少可其意者。獨推服公，謂公立朝遇事直言，雖忤不易，類唐魏征；處置大事不動聲色，類宋韓琦；有擁立功口未嚐言，類文彥博；凡有薦引不使人知，類王旦；心在國家生民，先憂後樂，類範仲淹；文章雍容醇厚有三代氣象，類歐陽修。”時人有如此高的評價確屬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