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才子 薦入仕途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從事政治活動的，此所謂“時事造英雄”。
朱元璋出身草莽，和西漢高祖劉邦有相似之處，但朱元璋的見識和雄才大略則又在劉邦之上，從起兵濠梁到定鼎南京，其間的運籌決策，雖不乏謀臣智囊為之效力，但往往有他自己的主見。經過十多年的征戰殺伐，終於剪滅群雄，掃清殘餘，開創了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1368—1644）一統天下的基業。
“創業難，守業更難”，朱元璋深明此理。為鞏固政權，打牢根基，他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的舉措：
一、輕徭薄賦，扶持農業。實行輕徭薄賦等多種扶助農業生產的政策，使大亂之後的廣大農民有一個休養生息、相對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如：洪武三年（1370）下令，凡是有力量開墾荒地的，“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在洪武數十年內，農業生產得到一定的恢複和發展，為以後各代嗣君統治天下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二、分封皇子，屏藩京師。奪取了天下，便給自己的兒子們封王賜爵，這是曆代帝王的老製。但朱元璋更具心機，他的分封，不隻在於讓皇子們享受榮華富貴，更重要的是把他們分封到全國各戰略要地，讓他們作環衛京畿的屏藩。朱元璋有二十六個兒子，十六個女兒，除第九子、二十六子早死，長子朱標立為太子外，其餘二十三個兒子都分別在洪武三年、十一年、廿四年，封王就國。王府都有屬官建製和軍衛建製，有一至二個護衛甲士（一個護衛通常為甲士三千名）。至於西北、北部等邊防重鎮如秦王、晉王、代王和燕王等，則護衛更多，多的如燕王有一萬九千人，在必要的時候還將給他們調遣中央軍隊的權力。這的確起到保衛邊防、抵卸外寇侵擾的作用，但也使大明一統江山變成一個頭輕重腳的虛架子，埋下了“建文削藩，諸王自危，燕王‘靖難’，建文遜位”這麽一場同室操戈的禍根，造成數十萬人死於非命，大批文武臣工慘遭滅門的慘劇。
三、軟硬兼施，網羅人才。如果說，打天下時，武將重於文官，那麽治天下則是文治重於武功。故當朱元璋還在號稱吳王時，便采取了開科取士的方略，定鼎後，更以改良科舉製度為急務。《明史·誌第四十六·選舉二》載：吳元年，設文武二科取士之令。洪武三年，又詔曰：“自今年八月始，將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但仍有不少知識分子出於種種原因拒絕做官，有的以前朝遺民不肯出山；有的視入仕為畏途而自甘淡泊，不願應試從政。朱元璋是個權威欲異常強烈的人，不肯忍受這種不肯合作，“自外其教”的現象，於是又在科舉之外另辟蹊徑：一方麵令地方官員把當地的著名文士，分別以“明經”、“史才”、“博學”、“文行”等列名舉薦，由皇帝特詔征辟。另一方麵采取威逼就範的手段，迫使他們出來為皇家效力，在其主持製訂的《大明律》中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後其家，不為之過。”不為君用，不僅有殺身之禍，而且有滅門之患，多麽駭人聽聞，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就這樣一拉二逼，雙管其下，最大限度地網羅一批鴻才碩儒，如方孝孺、解縉、周是修、胡儼、金幼孜、黃淮、蹇義、夏原吉、黃子澄、胡惟庸等人身列朝綱，成為他政治機構中的得力助手。
四、排除隱患，屠戮功臣。在中國曆朝的開國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功臣與皇權之間的矛盾問題，所謂“功高震主”和“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俗諺，便是形容這一對矛盾的產生和解決的高度總結。朱明王朝也不例外，而株連之廣，屠戮之慘，則是超曆史的。據《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載：“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圖謀不軌伏誅，……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於市，並其黨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皆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眾。群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等。”“十二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時四方怨仇相告訐，凡指為胡黨，率相坐，收重獄。”“太師李善長自縊。”“命刑部以肅清逆黨事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誌、楊景、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毛驤、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這些都是為朱元璋南征北戰，攻城略地，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勳。直到洪武二十五年，還有“靖寧侯葉升坐交通胡惟庸”而伏誅的事。一個胡惟庸案竟遷延十多年，不斷勾致株連，屠戮幾及二萬，真是除“惡”務盡，斬盡殺絕而後己。又同書186頁載：“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涼國公藍玉以謀不軌伏誅，磔於市，夷三族，諸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延過於胡惟庸。三月辛酉，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沛陽侯蔡罕坐藍玉黨伏誅”。最後連傅友德、馮勝等僅存的元勳宿將都殺了。187 頁有一段評論：“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促起機，傅會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朱侯者二十，周納深文，亦雲慘矣！”在這四萬無頭鬼中，真有罪該殺的應該是極其少數，極大多數都是冤死之魂。結果導致中央政權人才銳減，力量空虛。
五、廢中書省，實行極權統治。朱元璋是一個心機極深的人，也許早有所悟，也許由於胡惟庸案的警醒，他意識到宰相一職對皇權的威脅：中書省無異於朝廷與文武百官、天下萬民之間的一道銅牆鐵壁，中書省的行政長官宰相，無異於第二個皇帝。所以，當胡案發生後，立即：“詔罷中書省，廢置宰相，其官屬盡革，唯存中書舍人。十五年，仿宋製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等。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明史·職官誌》）“陛六部官秩，仿古六卿之製，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同上）這一招達到了皇室的高度集權。
盡管楊士奇謝絕了一次次縣、府學官的任命，但他終究擺脫不了“學而優則仕”的封建知識分子的老路。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年）正月，朝廷的征召令改變了楊士奇的現實生活，並決定了他的後半生，這一機遇，使他的政治抱負有了得以施展的機會。據載：“是月，敕修《太祖實錄》，以禮部侍郎董偏、王景為總裁官，太常少卿廖高遜副之，召國子博士王伸、漢中府教授胡子昭等，時楊士奇以布衣被薦，征為教授，方行，修撰王叔英複以史才薦，遂同召，俱授翰林編纂官；上複命侍講學士方孝儒而總其事。”（《明通監·惠帝建文元年》）從此楊士奇便從民間步入仕途，一三九九年是他一生的轉折點。
楊士奇並非科舉出身，而是憑著自己的“德才”被逐漸發現走上政治舞台的。他一進翰林院，便以自己的博學多才，見解精深在這鴻儒雲集的地方初露鋒芒，於是方孝儒先生推薦士奇為撰修《太祖實錄》的副總裁。不久，吏部奉命考核史館諸儒，尚書張沈看完士奇的卷子後不禁讚歎道：“此非經生言也。”於是奏請第一，授士奇為吳王府審理副，仍在史館供職。由此可見士奇並不是一個死讀經書的迂腐書生，而是一個很有頭腦、有經世之才的政治家。後來，他在輔導成祖的太子朱高熾時曾就“太子喜文辭，讚善王汝玉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詔令。詩小技，不足為也。’”（《泰和縣誌·楊士奇傳》）此言旨在勉勵太子，但從中也可看出他的誌向：他看不起詩辭歌賦這些文學小技，而是希望太子（當然也表明了自己）要當一個治理國家的政治家。他處事穩健，城府很深，史稱他“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不得聞。在帝前舉止恭慎，善應對，言事輒中。”這固然反映了明王朝的高度專製，造就成了大臣們的謹慎風氣，同時也說明了士奇處事的老練，他正是憑著這種特點，才在風雲變幻的宦海裏得心應手地保存了自己，為當時的社會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朱元璋出身草莽，和西漢高祖劉邦有相似之處，但朱元璋的見識和雄才大略則又在劉邦之上，從起兵濠梁到定鼎南京，其間的運籌決策，雖不乏謀臣智囊為之效力，但往往有他自己的主見。經過十多年的征戰殺伐，終於剪滅群雄，掃清殘餘，開創了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1368—1644）一統天下的基業。
“創業難，守業更難”，朱元璋深明此理。為鞏固政權，打牢根基，他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的舉措：
一、輕徭薄賦，扶持農業。實行輕徭薄賦等多種扶助農業生產的政策，使大亂之後的廣大農民有一個休養生息、相對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如：洪武三年（1370）下令，凡是有力量開墾荒地的，“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在洪武數十年內，農業生產得到一定的恢複和發展，為以後各代嗣君統治天下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二、分封皇子，屏藩京師。奪取了天下，便給自己的兒子們封王賜爵，這是曆代帝王的老製。但朱元璋更具心機，他的分封，不隻在於讓皇子們享受榮華富貴，更重要的是把他們分封到全國各戰略要地，讓他們作環衛京畿的屏藩。朱元璋有二十六個兒子，十六個女兒，除第九子、二十六子早死，長子朱標立為太子外，其餘二十三個兒子都分別在洪武三年、十一年、廿四年，封王就國。王府都有屬官建製和軍衛建製，有一至二個護衛甲士（一個護衛通常為甲士三千名）。至於西北、北部等邊防重鎮如秦王、晉王、代王和燕王等，則護衛更多，多的如燕王有一萬九千人，在必要的時候還將給他們調遣中央軍隊的權力。這的確起到保衛邊防、抵卸外寇侵擾的作用，但也使大明一統江山變成一個頭輕重腳的虛架子，埋下了“建文削藩，諸王自危，燕王‘靖難’，建文遜位”這麽一場同室操戈的禍根，造成數十萬人死於非命，大批文武臣工慘遭滅門的慘劇。
三、軟硬兼施，網羅人才。如果說，打天下時，武將重於文官，那麽治天下則是文治重於武功。故當朱元璋還在號稱吳王時，便采取了開科取士的方略，定鼎後，更以改良科舉製度為急務。《明史·誌第四十六·選舉二》載：吳元年，設文武二科取士之令。洪武三年，又詔曰：“自今年八月始，將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但仍有不少知識分子出於種種原因拒絕做官，有的以前朝遺民不肯出山；有的視入仕為畏途而自甘淡泊，不願應試從政。朱元璋是個權威欲異常強烈的人，不肯忍受這種不肯合作，“自外其教”的現象，於是又在科舉之外另辟蹊徑：一方麵令地方官員把當地的著名文士，分別以“明經”、“史才”、“博學”、“文行”等列名舉薦，由皇帝特詔征辟。另一方麵采取威逼就範的手段，迫使他們出來為皇家效力，在其主持製訂的《大明律》中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後其家，不為之過。”不為君用，不僅有殺身之禍，而且有滅門之患，多麽駭人聽聞，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就這樣一拉二逼，雙管其下，最大限度地網羅一批鴻才碩儒，如方孝孺、解縉、周是修、胡儼、金幼孜、黃淮、蹇義、夏原吉、黃子澄、胡惟庸等人身列朝綱，成為他政治機構中的得力助手。
四、排除隱患，屠戮功臣。在中國曆朝的開國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功臣與皇權之間的矛盾問題，所謂“功高震主”和“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俗諺，便是形容這一對矛盾的產生和解決的高度總結。朱明王朝也不例外，而株連之廣，屠戮之慘，則是超曆史的。據《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載：“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圖謀不軌伏誅，……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於市，並其黨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皆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眾。群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等。”“十二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時四方怨仇相告訐，凡指為胡黨，率相坐，收重獄。”“太師李善長自縊。”“命刑部以肅清逆黨事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誌、楊景、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毛驤、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這些都是為朱元璋南征北戰，攻城略地，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勳。直到洪武二十五年，還有“靖寧侯葉升坐交通胡惟庸”而伏誅的事。一個胡惟庸案竟遷延十多年，不斷勾致株連，屠戮幾及二萬，真是除“惡”務盡，斬盡殺絕而後己。又同書186頁載：“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涼國公藍玉以謀不軌伏誅，磔於市，夷三族，諸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延過於胡惟庸。三月辛酉，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沛陽侯蔡罕坐藍玉黨伏誅”。最後連傅友德、馮勝等僅存的元勳宿將都殺了。187 頁有一段評論：“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促起機，傅會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朱侯者二十，周納深文，亦雲慘矣！”在這四萬無頭鬼中，真有罪該殺的應該是極其少數，極大多數都是冤死之魂。結果導致中央政權人才銳減，力量空虛。
五、廢中書省，實行極權統治。朱元璋是一個心機極深的人，也許早有所悟，也許由於胡惟庸案的警醒，他意識到宰相一職對皇權的威脅：中書省無異於朝廷與文武百官、天下萬民之間的一道銅牆鐵壁，中書省的行政長官宰相，無異於第二個皇帝。所以，當胡案發生後，立即：“詔罷中書省，廢置宰相，其官屬盡革，唯存中書舍人。十五年，仿宋製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等。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明史·職官誌》）“陛六部官秩，仿古六卿之製，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同上）這一招達到了皇室的高度集權。
盡管楊士奇謝絕了一次次縣、府學官的任命，但他終究擺脫不了“學而優則仕”的封建知識分子的老路。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年）正月，朝廷的征召令改變了楊士奇的現實生活，並決定了他的後半生，這一機遇，使他的政治抱負有了得以施展的機會。據載：“是月，敕修《太祖實錄》，以禮部侍郎董偏、王景為總裁官，太常少卿廖高遜副之，召國子博士王伸、漢中府教授胡子昭等，時楊士奇以布衣被薦，征為教授，方行，修撰王叔英複以史才薦，遂同召，俱授翰林編纂官；上複命侍講學士方孝儒而總其事。”（《明通監·惠帝建文元年》）從此楊士奇便從民間步入仕途，一三九九年是他一生的轉折點。
楊士奇並非科舉出身，而是憑著自己的“德才”被逐漸發現走上政治舞台的。他一進翰林院，便以自己的博學多才，見解精深在這鴻儒雲集的地方初露鋒芒，於是方孝儒先生推薦士奇為撰修《太祖實錄》的副總裁。不久，吏部奉命考核史館諸儒，尚書張沈看完士奇的卷子後不禁讚歎道：“此非經生言也。”於是奏請第一，授士奇為吳王府審理副，仍在史館供職。由此可見士奇並不是一個死讀經書的迂腐書生，而是一個很有頭腦、有經世之才的政治家。後來，他在輔導成祖的太子朱高熾時曾就“太子喜文辭，讚善王汝玉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詔令。詩小技，不足為也。’”（《泰和縣誌·楊士奇傳》）此言旨在勉勵太子，但從中也可看出他的誌向：他看不起詩辭歌賦這些文學小技，而是希望太子（當然也表明了自己）要當一個治理國家的政治家。他處事穩健，城府很深，史稱他“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不得聞。在帝前舉止恭慎，善應對，言事輒中。”這固然反映了明王朝的高度專製，造就成了大臣們的謹慎風氣，同時也說明了士奇處事的老練，他正是憑著這種特點，才在風雲變幻的宦海裏得心應手地保存了自己，為當時的社會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