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書為本 遊曆江湖
長期的孔孟之道的教育，不僅使年輕的士奇博學而聞名於鄉裏，而且也使他形成了牢固的“仁者愛人”的觀念，加上他性格寬厚溫良，因此很受人們歡迎，跟他學習的人越來越多，塾館越辦越紅火。這時的士奇已經成了一個很有政治抱負的青年了。他在教書之餘，作《養心說》闡明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讀《契丹誌》，每每掩卷慨歎，作詩以明心誌。可惜這些著作沒有留傳下來。但我們可以看出他在童子之時，便已植根於立身處世之正道，著眼於國家萬民、天下治平的大事，而不在於個人的功名利祿。在有關楊士奇的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他關心人的故事。
士奇十六歲這年，一天，有個年輕的讀書人拿著書，愁眉不展地路過他的塾館，士奇挺納悶，便過去詢問。原來那人因為家有老母，自己無法供養，正在心中為此憂傷。他聽後感歎地說道：“誰沒有母親呢？”於是便問他：“你能讀《四書》、《五經》嗎？”那人回答說：“能”。士奇想了想便把自己的學生分出一半來給那人，讓他靠這些學費去供養母親。士奇的母親得知此事後，不但沒有責怪兒子，反而讚許地說：“假使這孩子當了官，必能救濟百姓，肯定不是貪官”。
楊士奇二十歲那年，他姑姑全家得了傳染病，無法起床，那些原來和他姑姑家關係不錯的人們，現在一個個都不上門了。士奇得知消息後說：“他們是我父親的親人，也是我的親人，不能眼看著不管。”於是不顧被傳染上病的危險，跑到姑姑家照顧病人們，他每天在那裏灑掃門庭，煮飯熬藥，直到他們全家康複後才離開。
從這些平凡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出，在楊士奇身上具備著那種關心貧弱的美德和為人正直善良的一麵。自然，這也是他長期生活在下層人民中間的結果。直到做官後，他還常對家人說：“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東裏集》陳賞作《楊士奇傳》）因此我們認為，創始的這種思想感情，對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士奇的名聲越傳越遠，以至當地的郡縣幾次聘他當學官，他都沒有去。
二十五歲後，楊士奇為了開闊自己眼界，便離開家鄉到外麵遊曆教書。他先到章貢郡，郡守早聞士奇之名，對他很為器重，請他任琴江縣學的教諭。琴江縣令邵子鏡與他亦是一見如故。子鏡這人為官雖然廉潔，但待人處事很苛刻，士奇經常規勸他。一次，有個江西永豐籍的客商路過琴江，由於沒有“路引”（通行證）被扣留下來，接著關吏又查出他有數百貫偽鈔，這罪過就更大了。邵子鏡在審理此案時，咬定這些偽鈔是那商人自造的，便派人拷問他。那商人大呼冤枉，說：“我乃一介山野小民，正因為自己辨認不出鈔之真偽才收到這些假鈔，我也是受害者呀！”邵子鏡拿不定主意了，便去請教士奇。士奇想了想問他：“你沒檢查一下他有無真鈔嗎？”邵子鏡回答說：“真鈔倒是也有數百貫，可是我覺得以偽鈔來審判他更容易有收獲。”士奇聽罷嚴肅地說：“製作偽鈔當然要從重處罰，但我們不能按想當然來處置人呀！在我們老家也有人因為偽鈔罪而禍延數家，犯人有的被充為奴，有的遭到殺戮，我們怎能如此輕易地定罪呢？”邵子鏡覺得士奇講得很有道理，便派人燒毀了那些偽鈔，隻按無路引的過錯處分了那商人。事後邵子鏡出於對士奇的佩服，經常與人說起此事，不久，這事的原委傳到了那商人耳朵裏。商人非常感激士奇，一天，拿了五十兩白銀在夜間悄悄送到他住處，沒想到士奇一見此狀，頓時變了臉色，厲聲說：“此事非我所管，我並不知道情況，你快把這些東西給我拿走，離開這裏吧！”那商人嚇得立刻收起銀子，心有愧疚地走了出去。
可見楊士奇青年時代就是一個秉公善斷、正直不貪的人。
楊士奇在琴江隻生活了半年，便離開那裏先後到了湖南、湖北遊曆教學。這期間他結識了一批在全國有名望、有才識的人，與他們互相磨礪，提高學業。據《明史·三楊傳》記載，他“館江夏最久”，而根據他自己的回憶，我們可以推斷出他到達武昌（即江夏）的時間是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0年）左右，那時他大約是二十七、八歲，在那裏他一共生活了七年，於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年）返回故裏。
士奇在十多年的遊曆、學習中，思想日臻成熟。這期間他“涉跡湖湘漢沔，所交鴻儒碩士，所談道德仁義，所受清明。粹溫者養之，直而資之，深芳潤內，融彪炳燁乎外見濡毫，引紙力追古作，於是聲名洋溢。”（《東裏集》黃淮作《少師東裏楊公文集序》）我們從他送朋友的一些“詩序”中，可以看出士奇早期的思想。他的一個朋友曾士榮是位學官，但在一次吏部規定的考試中成績不佳，被降職為吏。為此士奇很發了一段感歎：“古者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後世重文藝。故士有敦行寡文者或摒棄不錄，士榮遊邑庠，其孝友行於家，忠信重於鄉，問學信於師友，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為吏以懲，士榮與在道中。知士榮者莫不枉其去，因此非世所稱敦行。”（《東裏集·贈曾士榮序》）由此可見，楊士奇對那種先文藝而後德行的風氣很為不滿，他認為隻有觀其人的道德忠信的實際行為，才是取官的首要標準，而那種隻考文辭的作法，起不到督促人們去“行”的作用。這一段話體現了楊士奇注重實際反對空談的思想。他在後來當政時仍舊是堅持了這一思想的。
他的另一位朋友鍾潛，官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地偏職低，眾皆谘嗟歎息，但是他對這位朋友卻談了這樣一番道理：“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分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征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征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征於天下，曷經不得哉？”這些話裏，固然有勸朋友安心工作的意思，同時也反映出他這樣一個觀念：官吏的職責便是推行“道”，即封建的綱常倫理等東西，在他認為，隻要每一個官員在他職權範圍內都按“道”行事了，那麽一個“長治久安”的一統局麵便會到來了，他自己正是力行這一信條的。
關於楊士奇遊曆中的活動細節，《楊氏家譜》中還有這樣一些記載：在湖北，士奇曾住在一位同鄉家裏，這個同鄉開了一家裁縫鋪。新春佳節之際，同鄉便請士奇書寫一副春聯。士奇揮筆寫道：“金針引動獨龍行，銀剪裁開雙鳳舞。”這副對聯既生動形象，且用筆蒼勁沉著，著墨濃枯相雜，字體生動有姿。對聯貼出後，轟動了全城。從此這家裁縫鋪身價百倍，生意興隆。士奇在漢陽教館時，每日裏仍攻讀不懈，常常讀到深夜。由於他德才很高，周圍的縉紳君子都對他非常敬重。當時，王叔英為漢陽縣令，一日他巡視到士奇教館附近，“聞書言異之，入視焉，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篇，係其所作，曰：‘此公輔器也’，薦為府學訓導。”但是士奇沒有就任。後來“漢陽府學江夏縣學皆強聘訓導，不就。”（《東裏集》陳賞作《楊士奇傳》）。但是此後都指揮齊讓聘請士奇教私塾，士奇即應聘，齊讓對他“尤敬禮之。”（同上）。洪武三十年時，他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母子終於團聚。但因生活困苦，楊母陳氏體弱多病，身體每況愈下，於次年（1399）六月十三日去世，享年六十。在外漂泊多年，現又孤獨的楊士奇期望娶妻成家，在親友的幫助下，看上了本縣嚴氏名族文明之女嚴琇，但還未操辦婚事，朝廷的征召令把他征入翰林，此時的楊士奇已是三十五歲的中年人了。可以說，他的青年時代是在民間遊曆中度過的。
士奇十六歲這年，一天，有個年輕的讀書人拿著書，愁眉不展地路過他的塾館，士奇挺納悶，便過去詢問。原來那人因為家有老母，自己無法供養，正在心中為此憂傷。他聽後感歎地說道：“誰沒有母親呢？”於是便問他：“你能讀《四書》、《五經》嗎？”那人回答說：“能”。士奇想了想便把自己的學生分出一半來給那人，讓他靠這些學費去供養母親。士奇的母親得知此事後，不但沒有責怪兒子，反而讚許地說：“假使這孩子當了官，必能救濟百姓，肯定不是貪官”。
楊士奇二十歲那年，他姑姑全家得了傳染病，無法起床，那些原來和他姑姑家關係不錯的人們，現在一個個都不上門了。士奇得知消息後說：“他們是我父親的親人，也是我的親人，不能眼看著不管。”於是不顧被傳染上病的危險，跑到姑姑家照顧病人們，他每天在那裏灑掃門庭，煮飯熬藥，直到他們全家康複後才離開。
從這些平凡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出，在楊士奇身上具備著那種關心貧弱的美德和為人正直善良的一麵。自然，這也是他長期生活在下層人民中間的結果。直到做官後，他還常對家人說：“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東裏集》陳賞作《楊士奇傳》）因此我們認為，創始的這種思想感情，對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士奇的名聲越傳越遠，以至當地的郡縣幾次聘他當學官，他都沒有去。
二十五歲後，楊士奇為了開闊自己眼界，便離開家鄉到外麵遊曆教書。他先到章貢郡，郡守早聞士奇之名，對他很為器重，請他任琴江縣學的教諭。琴江縣令邵子鏡與他亦是一見如故。子鏡這人為官雖然廉潔，但待人處事很苛刻，士奇經常規勸他。一次，有個江西永豐籍的客商路過琴江，由於沒有“路引”（通行證）被扣留下來，接著關吏又查出他有數百貫偽鈔，這罪過就更大了。邵子鏡在審理此案時，咬定這些偽鈔是那商人自造的，便派人拷問他。那商人大呼冤枉，說：“我乃一介山野小民，正因為自己辨認不出鈔之真偽才收到這些假鈔，我也是受害者呀！”邵子鏡拿不定主意了，便去請教士奇。士奇想了想問他：“你沒檢查一下他有無真鈔嗎？”邵子鏡回答說：“真鈔倒是也有數百貫，可是我覺得以偽鈔來審判他更容易有收獲。”士奇聽罷嚴肅地說：“製作偽鈔當然要從重處罰，但我們不能按想當然來處置人呀！在我們老家也有人因為偽鈔罪而禍延數家，犯人有的被充為奴，有的遭到殺戮，我們怎能如此輕易地定罪呢？”邵子鏡覺得士奇講得很有道理，便派人燒毀了那些偽鈔，隻按無路引的過錯處分了那商人。事後邵子鏡出於對士奇的佩服，經常與人說起此事，不久，這事的原委傳到了那商人耳朵裏。商人非常感激士奇，一天，拿了五十兩白銀在夜間悄悄送到他住處，沒想到士奇一見此狀，頓時變了臉色，厲聲說：“此事非我所管，我並不知道情況，你快把這些東西給我拿走，離開這裏吧！”那商人嚇得立刻收起銀子，心有愧疚地走了出去。
可見楊士奇青年時代就是一個秉公善斷、正直不貪的人。
楊士奇在琴江隻生活了半年，便離開那裏先後到了湖南、湖北遊曆教學。這期間他結識了一批在全國有名望、有才識的人，與他們互相磨礪，提高學業。據《明史·三楊傳》記載，他“館江夏最久”，而根據他自己的回憶，我們可以推斷出他到達武昌（即江夏）的時間是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0年）左右，那時他大約是二十七、八歲，在那裏他一共生活了七年，於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年）返回故裏。
士奇在十多年的遊曆、學習中，思想日臻成熟。這期間他“涉跡湖湘漢沔，所交鴻儒碩士，所談道德仁義，所受清明。粹溫者養之，直而資之，深芳潤內，融彪炳燁乎外見濡毫，引紙力追古作，於是聲名洋溢。”（《東裏集》黃淮作《少師東裏楊公文集序》）我們從他送朋友的一些“詩序”中，可以看出士奇早期的思想。他的一個朋友曾士榮是位學官，但在一次吏部規定的考試中成績不佳，被降職為吏。為此士奇很發了一段感歎：“古者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後世重文藝。故士有敦行寡文者或摒棄不錄，士榮遊邑庠，其孝友行於家，忠信重於鄉，問學信於師友，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為吏以懲，士榮與在道中。知士榮者莫不枉其去，因此非世所稱敦行。”（《東裏集·贈曾士榮序》）由此可見，楊士奇對那種先文藝而後德行的風氣很為不滿，他認為隻有觀其人的道德忠信的實際行為，才是取官的首要標準，而那種隻考文辭的作法，起不到督促人們去“行”的作用。這一段話體現了楊士奇注重實際反對空談的思想。他在後來當政時仍舊是堅持了這一思想的。
他的另一位朋友鍾潛，官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地偏職低，眾皆谘嗟歎息，但是他對這位朋友卻談了這樣一番道理：“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分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征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征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征於天下，曷經不得哉？”這些話裏，固然有勸朋友安心工作的意思，同時也反映出他這樣一個觀念：官吏的職責便是推行“道”，即封建的綱常倫理等東西，在他認為，隻要每一個官員在他職權範圍內都按“道”行事了，那麽一個“長治久安”的一統局麵便會到來了，他自己正是力行這一信條的。
關於楊士奇遊曆中的活動細節，《楊氏家譜》中還有這樣一些記載：在湖北，士奇曾住在一位同鄉家裏，這個同鄉開了一家裁縫鋪。新春佳節之際，同鄉便請士奇書寫一副春聯。士奇揮筆寫道：“金針引動獨龍行，銀剪裁開雙鳳舞。”這副對聯既生動形象，且用筆蒼勁沉著，著墨濃枯相雜，字體生動有姿。對聯貼出後，轟動了全城。從此這家裁縫鋪身價百倍，生意興隆。士奇在漢陽教館時，每日裏仍攻讀不懈，常常讀到深夜。由於他德才很高，周圍的縉紳君子都對他非常敬重。當時，王叔英為漢陽縣令，一日他巡視到士奇教館附近，“聞書言異之，入視焉，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篇，係其所作，曰：‘此公輔器也’，薦為府學訓導。”但是士奇沒有就任。後來“漢陽府學江夏縣學皆強聘訓導，不就。”（《東裏集》陳賞作《楊士奇傳》）。但是此後都指揮齊讓聘請士奇教私塾，士奇即應聘，齊讓對他“尤敬禮之。”（同上）。洪武三十年時，他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母子終於團聚。但因生活困苦，楊母陳氏體弱多病，身體每況愈下，於次年（1399）六月十三日去世，享年六十。在外漂泊多年，現又孤獨的楊士奇期望娶妻成家，在親友的幫助下，看上了本縣嚴氏名族文明之女嚴琇，但還未操辦婚事，朝廷的征召令把他征入翰林，此時的楊士奇已是三十五歲的中年人了。可以說，他的青年時代是在民間遊曆中度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