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多舛 立誌成才
“公楊氏，字士奇，其先華陰人，南唐虞部府君輅始居廬陵，再世徙吉水，後至允素乃徙居泰和，故今為泰和人”（《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自第十三世德明、德寬兄弟分縣城東、西而居之後，始分兩派，子孫多有遷徙，而士奇之上世有複居於清溪者，以詩書行誼，繼世不斷。如士奇之高高祖叔球，隱居不仕而博識精通，同邑學者有所疑惑，便去向他質疑，問無不答，因此，時人稱他為“書櫥先生”，叔球長子複圭有三子，第三子賢可（即楊士奇曾祖）名景行號吟窗，尤為出類拔萃，八九歲時從山東村（現隸屬泰和縣澄江鎮）王先生就學時就不同凡響。某日，有一位王氏長者在門外池邊散步，景行在室內“見而避之”，長者隨口說了一句：人從門內閃。景行應聲而對：公向水邊沿。恰好王先生有位客人在側，聽後讚賞不已。元延佑二年（1315 年）登進士第，曆官會昌、永新州判，撫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湖州路歸安縣尹，“所至皆有惠政”，離任時，“民皆立石頌之”。最後以翰林待製致仕，入《元史·良吏傳》。東裏，泰和地名，居城東之北，清溪之上。清溪，原係泰和始祖允素執教定居發祥之地。“祖公榮，父子將，皆不仕，皆以文學行誼重於時。”（同上）。可見楊士奇的祖先還是封建官僚，隻不過到了他的祖、父這裏，才下降為一般的封建知識分子。一三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楊士奇就誕生在泰和縣（古稱西昌）澄江鎮東裏的這樣一個普通人家裏。士奇的父親名子將，諱美，一諱順，生元統二年（1334）三月初四日。原係景行次子公辰三子，繈褓中以景行命為公榮嗣子，文學斐然，性至孝。時值元朝後期，到處兵荒馬亂。元至正二十一年辛醜（1361），其叔父楊公武死於“寇”。子將不顧安危，去收葬叔父，被“寇”所執，問子將“你為何不出走？”子將手指叔父的屍體說：“這是我叔父，聽說他被害，返回來安葬他。”“寇”重其義，竟釋放了他。安葬叔父後奉父命避兵於深山中，那時子將27歲。迨父母死後不久，便又“攜家避亂於袁州”（譜載）。
元至正丁未（1367），子將病重，想到“先人德義之事不可泯而無傳”，於是在臨終前三日，奮力撰寫了《楊氏家傳》，稿成，叫其弟子超謄錄，當子超謄錄完給他過目時，他已入彌留之際，當晚便謝世了，時為元至正丁未（1367）農曆四月十九日，享年僅34歲。那時士奇一歲四個月。由此，士奇的家境日趨衰敗。這一方麵是由於元朝末年蒙元貴族的腐朽統治，嚴重破壞了當時的封建經濟，而以江南遭到的摧殘尤甚。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激起了農民的反抗，全國各地到處掀起了農民起義的浪潮，在元朝的主要力量被摧毀後，江南又出現了列強爭雄的局麵，而江西則成了朱元璋與陳友諒決鬥的主要戰場，內戰的毒焰吞噬著百姓的家園，百姓們生活更加困頓不堪。父親的亡故，剩下孤兒寡母，士奇家的境況愈加淒涼。士奇四歲時，母親改嫁給了本縣羅性（字子理）。於是士奇也隨母下堂，改姓為羅。羅性為縣城東廂人，明朝初年，按詔令在郡縣立學時，聘為泰和縣學教諭，洪武四年鄉試中舉，因學識德行出眾，被敕免會試，直接任命為德安府同知。這樣，幼小的士奇就跟隨繼父、母親一起到了德安。幼年的士奇是個極聰慧的孩子，平時他“偶對語多奇絕”，曾被親友們稱為“千裏駒”。但他也是個自尊心相當強的兒童。每年清明、冬至，羅府都要舉行隆重的祭祀祖先的禮儀，凡羅家子弟一應參加，唯獨不叫士奇。當士奇六歲時，私下裏向母親問個究竟，母親向他哭訴了自家的身世及父親死後的艱難經曆。孤寒的身世，易姓的羞辱，以及封建孝道的影響，使士奇過早地成熟了。他仰慕自己的祖先，懷念早逝的親父，以及一聽到祖父和父親的名字便潸然淚下。七歲時，他偷偷地在一間客室中設立了先祖神位，拿磚塊作靈位，用虔誠的禮儀跪拜祭祀三世祖先。他天天早晨如此，時間一長，這事被人發現報到繼父那裏。一天清晨，士奇又來到小屋中拜謁，他繼父攜母親一起在窗外偷看，見他那進退跪拜的樣子，繼父感動得流下了眼淚。羅子理也是個讀書明理的正直知識分子，他看出士奇性格極其剛強，很理解孩子的心情，因此事後便命士奇恢複了楊姓，並親自把楊家祖先的家世告訴了士奇，勉勵他努力上進。但是不久，不幸又一次降臨到士奇母子頭上，羅子理“坐擅用棗木染軍衣，謫戌西安”《泰和縣誌·羅性傳》。於是便打發士奇母子回到了泰和楊氏老家。
幾年無主的故園，已是一片蕭索，家境更加敗落。“餘少時汲杵臼之事，皆親執事（楊士奇作《慈訓錄》）。剛剛九歲的士奇，由於整天喝粥，餓得連打水杵米的力氣都沒有，但是貧家出孝子，少年的士奇已經深深懂得做人和讀書的重要，學習也更加發奮。他每天早晚幫母親做事，日裏讀書。他學習非常認真，據載：士奇在書院“讀書作字，心不外馳，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嚐一顧。暮歸，挾書冊獨行，道間步履徐徐，貌如有所見者。道旁觀者，嘖嘖以語其子弟曰：若曷不為然哉！”（《泰和縣誌·楊士奇傳》）這段文字生動地為我們描繪出幼年士奇刻苦學習、言行謹慎的風貌。士奇這種性格的形成，是深受母親影響的。楊士奇的母親姓陳，名元貞，又名開年，本縣柳溪陳以靜先生之女，是一個書香門第出身的閨秀，十六歲嫁到楊家，二十九歲孀居。生於元朝至元五年己卯（1339）二月十六日，終於明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六月十三日，享年60歲。她從小曾從父兄念過書，當兄弟們講論詩書時，她很留意旁聽。對於《孝經》、《大學》、《論語》、《孟子》諸書都能背能解，對古往今來的史事，也能記下很多，有獨立閱讀和思維能力。她通曉詩書大義，每天都要親自教授士奇“以先世文學行誼之盛”，激勵士奇的上進心，因而士奇也更加勤奮自勵。他把母親的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來，日子久了便積累成冊，編成一本《慈訓》。母親的言傳身教陶冶著士奇的稟情，因此直到他後來當了高官，仍在文中念念不忘老人家的“保育教訓之恩。”（《楊氏祠堂複建記》）慢慢地，士奇這種持重好學的精神，博得了一位老先生的青睞，這人就是士奇母親的伯父陳先生。陳先生曾經教過士奇的父親，是位博學的宿儒。他看出士奇很有出息，能嗣父誌，非常愛重，於是“召而教之”。後來甚至不管走到哪裏都必帶著他。由於戰亂家貧，士奇沒有書，所學的《五經》、《四書》、《左傳》都是自己一筆一劃手抄的。母親見他這樣用功，高興地說：“我兒可以繼承祖先的事業了！”的確，士奇沒有辜負老人們的希望，不幾年便學業大進，到了十二、三歲時就已經名傳四鄉了。十五歲時，他就應地方之聘開館授徒，從此他便開始了二十年的教書生涯。
士奇幼年的生活是不幸的，但是這些接踵而來的遭遇卻激發了他強烈的事業心進取心，艱難的生活也磨煉了他的毅力，增加了他對民間疾苦的了解，同時，他母親和叔外公的言傳身教，《四書》《五經》的熏陶，使得那種立誌成名、振興楊家的孝道觀念和為之緊密相連的關心百姓和忠君思想，成為他一生活動的核心和準則。總之，他完全按照一個標準的封建知識分子的模式成長起來。
元至正丁未（1367），子將病重，想到“先人德義之事不可泯而無傳”，於是在臨終前三日，奮力撰寫了《楊氏家傳》，稿成，叫其弟子超謄錄，當子超謄錄完給他過目時，他已入彌留之際，當晚便謝世了，時為元至正丁未（1367）農曆四月十九日，享年僅34歲。那時士奇一歲四個月。由此，士奇的家境日趨衰敗。這一方麵是由於元朝末年蒙元貴族的腐朽統治，嚴重破壞了當時的封建經濟，而以江南遭到的摧殘尤甚。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激起了農民的反抗，全國各地到處掀起了農民起義的浪潮，在元朝的主要力量被摧毀後，江南又出現了列強爭雄的局麵，而江西則成了朱元璋與陳友諒決鬥的主要戰場，內戰的毒焰吞噬著百姓的家園，百姓們生活更加困頓不堪。父親的亡故，剩下孤兒寡母，士奇家的境況愈加淒涼。士奇四歲時，母親改嫁給了本縣羅性（字子理）。於是士奇也隨母下堂，改姓為羅。羅性為縣城東廂人，明朝初年，按詔令在郡縣立學時，聘為泰和縣學教諭，洪武四年鄉試中舉，因學識德行出眾，被敕免會試，直接任命為德安府同知。這樣，幼小的士奇就跟隨繼父、母親一起到了德安。幼年的士奇是個極聰慧的孩子，平時他“偶對語多奇絕”，曾被親友們稱為“千裏駒”。但他也是個自尊心相當強的兒童。每年清明、冬至，羅府都要舉行隆重的祭祀祖先的禮儀，凡羅家子弟一應參加，唯獨不叫士奇。當士奇六歲時，私下裏向母親問個究竟，母親向他哭訴了自家的身世及父親死後的艱難經曆。孤寒的身世，易姓的羞辱，以及封建孝道的影響，使士奇過早地成熟了。他仰慕自己的祖先，懷念早逝的親父，以及一聽到祖父和父親的名字便潸然淚下。七歲時，他偷偷地在一間客室中設立了先祖神位，拿磚塊作靈位，用虔誠的禮儀跪拜祭祀三世祖先。他天天早晨如此，時間一長，這事被人發現報到繼父那裏。一天清晨，士奇又來到小屋中拜謁，他繼父攜母親一起在窗外偷看，見他那進退跪拜的樣子，繼父感動得流下了眼淚。羅子理也是個讀書明理的正直知識分子，他看出士奇性格極其剛強，很理解孩子的心情，因此事後便命士奇恢複了楊姓，並親自把楊家祖先的家世告訴了士奇，勉勵他努力上進。但是不久，不幸又一次降臨到士奇母子頭上，羅子理“坐擅用棗木染軍衣，謫戌西安”《泰和縣誌·羅性傳》。於是便打發士奇母子回到了泰和楊氏老家。
幾年無主的故園，已是一片蕭索，家境更加敗落。“餘少時汲杵臼之事，皆親執事（楊士奇作《慈訓錄》）。剛剛九歲的士奇，由於整天喝粥，餓得連打水杵米的力氣都沒有，但是貧家出孝子，少年的士奇已經深深懂得做人和讀書的重要，學習也更加發奮。他每天早晚幫母親做事，日裏讀書。他學習非常認真，據載：士奇在書院“讀書作字，心不外馳，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嚐一顧。暮歸，挾書冊獨行，道間步履徐徐，貌如有所見者。道旁觀者，嘖嘖以語其子弟曰：若曷不為然哉！”（《泰和縣誌·楊士奇傳》）這段文字生動地為我們描繪出幼年士奇刻苦學習、言行謹慎的風貌。士奇這種性格的形成，是深受母親影響的。楊士奇的母親姓陳，名元貞，又名開年，本縣柳溪陳以靜先生之女，是一個書香門第出身的閨秀，十六歲嫁到楊家，二十九歲孀居。生於元朝至元五年己卯（1339）二月十六日，終於明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六月十三日，享年60歲。她從小曾從父兄念過書，當兄弟們講論詩書時，她很留意旁聽。對於《孝經》、《大學》、《論語》、《孟子》諸書都能背能解，對古往今來的史事，也能記下很多，有獨立閱讀和思維能力。她通曉詩書大義，每天都要親自教授士奇“以先世文學行誼之盛”，激勵士奇的上進心，因而士奇也更加勤奮自勵。他把母親的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來，日子久了便積累成冊，編成一本《慈訓》。母親的言傳身教陶冶著士奇的稟情，因此直到他後來當了高官，仍在文中念念不忘老人家的“保育教訓之恩。”（《楊氏祠堂複建記》）慢慢地，士奇這種持重好學的精神，博得了一位老先生的青睞，這人就是士奇母親的伯父陳先生。陳先生曾經教過士奇的父親，是位博學的宿儒。他看出士奇很有出息，能嗣父誌，非常愛重，於是“召而教之”。後來甚至不管走到哪裏都必帶著他。由於戰亂家貧，士奇沒有書，所學的《五經》、《四書》、《左傳》都是自己一筆一劃手抄的。母親見他這樣用功，高興地說：“我兒可以繼承祖先的事業了！”的確，士奇沒有辜負老人們的希望，不幾年便學業大進，到了十二、三歲時就已經名傳四鄉了。十五歲時，他就應地方之聘開館授徒，從此他便開始了二十年的教書生涯。
士奇幼年的生活是不幸的，但是這些接踵而來的遭遇卻激發了他強烈的事業心進取心，艱難的生活也磨煉了他的毅力，增加了他對民間疾苦的了解，同時，他母親和叔外公的言傳身教，《四書》《五經》的熏陶，使得那種立誌成名、振興楊家的孝道觀念和為之緊密相連的關心百姓和忠君思想，成為他一生活動的核心和準則。總之，他完全按照一個標準的封建知識分子的模式成長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