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曆史”對人們的欺詐

　　◎ [俄]尤裏·謝爾巴特赫

　　上帝不能改變過去，但曆史學家可以。

　　——塞繆爾·勃特勒欺詐、造偽、作假——在曆史上並不是偶然現象。人類積累的此類現象數量之多，令人不得不考慮該如何應對。

　　首先，作假的對象既可以是過去發生的事件，也可以是如手稿、錢幣、雕塑、日常生活用品等的物質文化載體。其次，可以將曆史作假按照故意歪曲曆史的人所要達到的目的分類。一些人歪曲事實，希望得到政治資本；另一些人作假隻是出於個人利益驅使；第三類人完全出於高度膨脹的虛榮心和出人頭地的強烈欲望。其結果，我們原以為的真實曆史，原來卻是由杜撰、謠言、惡意預謀、模糊傳說、陰謀、自我表白與為數不多的真實事實摻和在一起的奇怪的混合物。

　　如果不是這樣，那才奇怪呢！須知，曆史是由人寫的，而人，正如古人雲，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犯錯誤。因為無論曆史學家如何冷靜，他們書寫的曆史總會被打上個人的烙印——情緒、立場和無意識的好感。因此，留給我們的選擇隻有收集盡可能多的不同作家關於同一事件的證據，以便今後將它們進行對比，努力找出真實的曆史。

　　曆史學家對曆史的歪曲有兩種：“隱瞞和偽造”。因“隱瞞而撒謊”被認為是欺騙中較“輕”的一種，但是這種修正也導致將現實事件歪曲到麵目全非的程度。

　　著名的法國曆史學家馬克·費羅寫了一本非常有趣的書，書名叫《不同國家的人怎樣向孩子們講述曆史》，書中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不同國家由於領導者的觀點和政治利益不同，對曆史事件闡釋的變化幅度之大會達到何種程度。

　　通過比較北京和台北的孩子們所用的曆史教科書，中國曆史在不同的解釋中明顯的不同。如果說台北的中小學生們對中國皇帝各朝代的陰謀詭計了解得非常清楚，崇拜孔夫子，斥責成吉思汗，那麽北京的中小學生們則了解一切農民起義和階級鬥爭，認為成吉思汗不是殘忍的侵略者，而是將中國與蒙古統一起來的首領，將中國文明帶到了西方。

　　這種選擇方法不隻是中國的特點。例如，土耳其曆史學家們完全“忘記”了一九一五年對亞美尼亞人史無前例的種族滅絕。當時將居住在土耳其領土上一百多萬亞美尼亞人一下子全部斬草除根。這一慘無人道的行徑幾十年來一直向人們隱瞞著，是典型的“隱瞞撒謊”的例子。

　　馬克·費羅在書中列舉了大量欺騙曆史的證據，它們反映在許多國家中小學教育體係中，而後，這些證據變成了固定的思維模式，沉澱在民族的意識裏，並生下根來。

　　例如，他在書中講述了波蘭中小學曆史教科書變化的情況。費羅指出，波蘭自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之後，中小學教科書裏那些關於波蘭人與俄羅斯人多年衝突的描寫漸漸地消失了，而這些衝突在許多方麵構成了兩個國家的真實曆史。德國人與瑞典人變成了波蘭人的敵人，波蘭被瓜分和多年的反俄起義在教科書中幾乎隻字未提。

　　喬治·奧威爾在“回憶西班牙戰爭”這篇政論文中寫道：

　　……我發現，人們書寫曆史不是基於已發生的事件，而是按照不同政黨的“學說”演繹而成。

　　我知道流行這樣一種觀點，即任何傳統曆史都必定撒謊。我也同意，大部分曆史既不準確也不客觀，但今天我們時代的特別目標，就是要摒棄思想本身，還曆史以真實麵貌。在過去，人們撒謊，或有意或無意，根據自己的好惡忽視某些事件或竭力確定真相，他們自己也明白這樣做肯定會犯許多錯誤，但無論如何還是相信，多多少少會發現一些“事實”。不錯，一直積累了相當多的事實，幾乎無人與之爭論。打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讀一下關於最後一場戰爭的描述，你就會發現有許多材料采用於德國文獻資料。在許多問題上，德國曆史學家與英國曆史學家意見分歧，但仍然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說是中立事實，沒有人為此而認真爭論。極權政治剝奪了這種和諧的可能性，而這種和諧的基礎是建立在一切人皆屬於同一生物物種之上的。納粹學說極其頑固地否定這種統一形式的存在。比如說，根本就沒有科學，隻有“德國人科學”、“猶太人科學”，等等。所有這種說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一種製度辯護，在這種製度下，領袖或領導集團不僅可以確定未來，還可以決定過去。如果領袖宣布“這件事從沒有發生過”，那就意味著它就沒有發生。如果他認為，二乘二等於五，那就是五。這種前景的現實比炸彈更讓人恐懼，因為前景不是虛構的。要是我們回憶一下最近幾年有幸觀察到的一切就能明白這一點。

　　應該真誠地承認，奧威爾的上述議論在許多方麵也適合蘇聯曆史學。隻是在蘇聯曆史學中，最重要的不是種族，而是階級分類的方法。但是方法無關緊要，無論是前一種方法，還是後一種方法，教科書中剩下的隻有那些順利寫進統治學說的事實。常言說得好：“如果事實不能納入理論範疇，那對於事實更糟糕。”人們對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羅斯曆史中的作用評價就是這種自由解釋曆史事件的例子。他就像“一個終身漂泊的船長”，一會兒出現在教科書中，一會兒又從裏麵消失了。托洛茨基作為十月革命主要領袖之一和紅軍的組織者被精心地隱去了，並最終幹脆從國家的曆史中“掉落”了，剩下的他隻是作為反對運動諸多組織者之一的角色。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期間，最高領導者像巨人統治著侏儒一樣，淩駕於所有曆史事件的參與者之上。他去世二十年之後人們突然發現，原來開墾處女地、恢複國民經濟和高加索的國防卻是由那個長著蓬鬆胡子的上校政治指導員一手操辦的。

　　今天，我們又觀察到類似的現象。隻是托洛茨基的角色現在換成了戈爾巴喬夫——沒有特別理由人們都極力不再提他。這位“改革之父”對於當今俄羅斯統治者們來說是不需要的了，他們努力盡快忘記這位給他們帶來掌權機會的人。其實，長期和有組織地隱瞞或歪曲任何個人在曆史中的作用，會在群眾意識中產生新的虛假觀念，並紮下根來，而失去事實的真理，會慢慢地枯萎和死亡。

　　馬克·費羅在指出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特點時寫道：

　　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選擇了行動的最佳方法：他們不是書寫曆史，而是創造曆史，實現了革命。這樣，他們在那些善於思考和正確判斷曆史發展過程的人們中間獲得了威信和聲譽。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後掌握了政權，把自己稱為先知：他們的預見是唯一正確的，他們在一切方麵都是對的。

　　曾經，布爾什維克黨自認為代表了工人階級和曆史的進步，正是基於其判斷正確才取得了政權，該政權建立在其認識絕對正確的基礎之上。實際上，必須與黨的判斷相一致，凡是與黨的判斷不一致的曆史都必須重新審查和修改，因為任何涉及對曆史進步的懷疑都會破壞黨的路線，動搖黨的領導權。

　　接下來，馬克·費羅寫道，“在當局意識形態的長期壓力下……蘇聯曆史學家們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技巧和職業技能，他們可以用那種模棱兩可的風格寫作，以至於文中表達的某種思想，同時又能讀出其直接相反的意義，以防萬一。”

　　筆者知道一位曆史學家、教授H先生，他和我住在同一個單元，樓層比我的高。他的博士論文特別不走運。第一稿於一九五六年完成，正如那個年代的慣例，文中滲透著對斯大林在一切重大曆史事件中作用的讚美。正當他的論文在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接受評審時，批判個人崇拜的蘇共二十大突然召開了，自然，他的論文被退了回來重新加工。實際上，這篇論文不得不重做，重新泡檔案館，根據“各族人民領袖”的實際作用對一些事件重新評價。首要位置出現了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這位宇宙空間和處女地的征服者，共產主義建設的鼓舞者。曆史學家H先生這篇博士論文重做了六年，直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終於通過了答辯，送到莫斯科批準。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他本應該成為曆史學博士，但蘇共中央十月全會突然召開了，赫魯曉夫從一切位子上被趕了下來……這位曆史學家整整沮喪了一年，直到再次控製自己，重新拿起筆寫論文的第三稿。第三稿中一切桂冠戴給了勃列日涅夫，慶幸的是，列昂尼德·伊裏奇在位時間很長，而且H先生終於當上了博士和教授，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