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背影——地質學家劉東生

嚴師出高徒

　　德高望重的劉東生，桃李滿天下。“師高弟子強”，一批學生在他悉心培養下茁壯成長，其中安芷生、劉嘉麒、朱日祥和丁仲禮四位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令人讚歎的是，在他的鼓勵和主導下，他的學生的研究方向，絕大多數都沒有承襲或“克隆”劉東生擅長的古生物學，而是各自開拓出了新領域：丁仲禮從事古土壤和天文軌道研究，劉嘉麒從事火山岩研究，韓家懋和劉秀銘從事黃土磁學研究，郭正堂從事土壤微形態學研究，顧兆炎從事地球化學研究，肖舉樂從事湖泊環境研究，譚明從事石筍古氣候研究，儲國強從事湖泊古氣候研究等等。劉東生不僅著意將自己的學生安排到各不相同的研究方向上，還盡其可能委托國內該方麵最負盛名的專家予以指導，以博采眾長。這有效地避免了由於“近親結婚”而導致的學科研究退化，最大限度地發揮了“雜交優勢”。

　　高瞻遠矚、循循善誘、嚴格要求、言傳身教，是劉東生把學生引向科研正路的最根本手段。

　　“中國文人難以擺脫對美的偏見，因而成為進步的障礙。在他們的眼裏，步行是低下的。地質工作就等於直接放棄了做人的所有尊嚴……”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說過的這段話，劉東生認為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警示。在地質學界，如果不擺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傳統偏見，那將是致命的。

　　不過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中也有例外，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便是其中傑出的一位。著名科學家丁文江就說過：“徐霞客究江河之淵源，山脈之經絡也。此種‘求知’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徐霞客）已得之２８０年前。”他認為，徐霞客作為中國地理與地質考察的先驅，大大超前於歐美人士。丁文江本人亦曾在這方麵作出了表率。

　　劉東生有機會就向學生們灌輸徐霞客精神。他還親力親為，做出榜樣。黃土高原、地球三極考察後，８２歲的他又於１９９９年乘考察船遠征南沙群島。

　　提到南海海洋研究，劉東生還與之有段淵源。科學研究表明，通過Ｘ-射線對珊瑚拍照，所獲照片能夠揭示珊瑚年際界線和生長率，可以分析其間的海洋環境演變。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期，劉東生在澳大利亞海洋研究所考察，見到澳方學者使用了這一手段，深感值得借鑒。回國後，他專程到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找到聶寶符，建議開展這一研究。研究實施後，果見顯效，聶寶符等後來不僅利用珊瑚生長率研究南海的年平均海水溫度，還開展了更高分辨率的一年內各月海水溫度變化的研究。

　　１９９９年初，劉東生得知他在南海所工作的學生餘克服要赴南沙群島考察，便要餘克服幫助他向南海所申請一道同行。消息傳出，從中科院領導到地質所研究人員，基本上都持反對態度。理由很簡單，劉院士年事已高，加上南沙群島遠離大陸，一旦有個意外救援都來不及。執意要去的劉東生理由同樣充分：“我的學生研究南沙群島珊瑚礁，作為導師的我至少應該去看一看。”

　　在讓他去與不去的關鍵時刻，決定的一票留給了他的夫人胡長康。同劉院士相濡以沫一輩子的胡長康最了解老伴的心思：“考察就是他的生命，他不暈船，可以去。”不久，南海所的“實驗3號”科學考察船自廣州啟碇了，劉東生終於實現了赴南沙群島的願望，成為考察隊中年齡最長者。

　　離開碼頭及歡送的人群，考察船鳴著雄渾的汽笛聲駛出渾黃的珠江口，駛入白浪滾滾的南海。船體搖晃明顯，為避免暈船，包括餘克服在內的不少年輕隊員都回到各自艙內躺在床上。劉院士與同艙的王關養高級工程師也躺下了。不知過了多久，王關養睜開眼睛，突然發現劉院士床位空了，人不知到哪兒去了，他馬上報告給考察隊長。大家從船艙找到船舷通道，又從通道繞到船台最高處，終於發現劉東生正在那裏扛著錄像機對著大海錄像！他說：“我躺在床上，感覺風浪好像越來越大，便想著利用這個機會把衝起的大浪錄下來，留個資料。”

　　登高趕浪拍攝，豈止需要膽量，更要擁有非同一般的適航能力！此情此景，讓虛驚一場的隊友們，篤信這位“超級老頭兒”完全能夠勝任這次海洋科學考察。日夜兼程的航行後，考察船於三天後到達南沙海域。隨考察船巡行了太平島、華陽礁、六門礁等島礁後，劉東生還穿上紅色救生衣，隨隊員下到運輸艇上，從深海區駛上淺水礁盤，登上永暑礁。海底拖網、海底沉積物取樣等考察項目，常常在深夜進行，劉院士也照樣起來觀察、錄像。他還提醒學生餘克服：“野外工作務必細致，盡可能多地獲取第一手材料。”３０多天的海上考察結束後，劉院士勝利而歸。

　　更讓他的學生為之瞠目的是，２００４年，年已８７歲的“超級老頭兒”竟然又現身新疆羅布泊。羅布泊，這是一個謎一樣的地方，一個世紀以來，發生在這裏的傳奇有許許多多。上世紀初，羅布泊還是一片水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曾在這裏放下木船，蕩舟其上。羅布泊幹涸後，地貌的劇變又引來無數的考察者。上世紀80年代，我國科學家彭加木在此地留下“向東找水去！”幾個字後便失蹤了，成為永遠沒有謎底的自然科學之謎。1996年，上海獨行俠餘純順在這裏實施穿越，魂斷荒漠，再現了羅布泊的殘酷。而今劉東生續寫傳奇，僅他那讓人為之咋舌的年紀，就夠讓人擔心的。

　　還在他念中學時，劉東生就知道羅布泊，並心向往之。大學畢業時，他的一位老師要到新疆搞地質調查，本來他可以隨行，不巧他胃病發作錯過機緣。後來他作為地質學家，天山的托木爾峰、華夏最低點艾丁湖、酷熱難耐的吐魯番等新疆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唯有羅布泊成了他的考察盲區。在他的視野裏，羅布泊和樓蘭地質地貌是新疆所特有的，地學研究者不可遺漏。有鑒於此，他給多次出入羅布泊考察的中科院研究員夏訓誠打招呼：“一旦有機會不要忘了我。”

　　機會果然來了。２００４年９月，夏訓誠又要組隊赴羅布泊考察。他首先想到劉院士的囑托，轉而又想到他的年齡，怕有閃失，又猶豫了。最後，他還是忍不住從新疆把電話打到劉東生家裏。電話這邊的劉東生一聽，不僅表示參加，態度還非常堅決。為慎重起見，夏訓誠約劉東生老伴胡長康與丈夫同行，這樣可以多個照應。

　　劉東生與夫人胡長康“都進入羅布泊了，他老伴才告訴我，他去年４月做過腹動脈瘤和腎動脈介入治療，肚子裏帶著３個支架！”夏訓誠不無擔心地對隊友說。還有，跟著來的劉夫人本身也是需要關照的老人啊！

　　在羅布泊，每天出門考察，劉東生總是和普通考察隊員一樣，收拾好跟隨了他幾十年的地質背包，自己拎著走。有人伸出援手，他總是說：“我自己能行！”到了考察地點，他總是爭取下車察看和繪圖。在羅布泊北部“龍城”，突起於地麵的一個個雅丹展布開來，看上去宛若大海湧起的波濤。劉東生被它吸引住了，隻見他身著黃色夾克衫，寬鬆的褲管裏露出細細的腿骨，弓著微駝的背，拎著一把伴他多年的地質錘，向一個先緩後陡的２０多米高的雅丹頂部攀去。待到了崖壁處，他敲下土塊觀察取樣，又照例取出筆記本畫素描，寫下經緯方位。在場者見狀，無不為他堅忍不拔的科學精神所感動。

　　在路上，一個鉀鹽礦展現在他們麵前，腳下就是鹵化池。劉東生用雙手捧起鹵水送到嘴邊舔了一下，喃喃自語道：“終於嚐到羅布泊的味道了。”羅布泊考察結束後，他們又去了聞名中外的樓蘭古城。

　　此次羅布泊考察曆時１０天，行程３０００餘公裏，其中有一半時間在羅布泊。劉院士對考察始終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年輕人般的熱情，還一再以“太不虛此行了”概述他的體會。考察隊最終安全回到烏魯木齊，夏訓誠這顆懸了多日的心才算放下。

　　這種挑戰生命的精神難道僅僅是對他學生的激勵嗎？不！那是對所有人的激勵，因為這是生命的絕唱。

　　多年來，劉東生眾多學生從他身上汲取的，不僅僅是自強不息的精神，還有尊重科學、嚴謹治學、不慕虛名的優良學風。當年他師從楊鍾健，悟到“同一流科學家在一個鍋裏吃飯”十分利於提高研究水平，現在又輪到他的眾多學生“同他在一個鍋裏吃飯”，那同樣是讓他們受益一輩子的經曆。

　　１９８７年，聶高眾與其他師兄弟一道隨老師劉東生到甘肅白草塬黃土上打鑽。劉東生要求他們每天都要做記錄，並包裝好樣品。學生們卻隨便將黃土樣品包成一坨，用細繩紮上，看起來像個中藥包。劉東生看到他們如此馬虎，便教他們將樣品切成方方正正的塊兒，然後包裝整齊，再在包裝上標明方向。他對學生們講，這樣做有助於在實驗室對樣品黃土岩性、物理性狀、磁學測量進行測定。學生們懂得了道理，從此不再草率從事。

　　“一支鉛筆到了他手中賽過數碼相機。”劉院士的學生靳春勝，用飽含崇拜的語句如此形容老師的素描能力。２００５年夏初，靳春勝等隨劉東生赴甘肅省秦安縣進行晚新生代黃土-古土壤考察。車每到一處停下，老師都會下車盡可能地接近剖麵，並揚起冰鎬刨下土塊細致觀察。看到劉院士一絲不苟地做記錄、畫剖麵素描圖、觀察黃土成分和結構，靳春勝感慨地說，真真領略到了大學問家的深厚功底，特別是老師畫的剖麵素描圖，有時還著上顏色，又逼真，又漂亮。　

　　對於實驗室工作，呂厚遠留下了讓他永生難忘的一段記憶。一天中午，他同老師劉東生一道吃盒飯，劉院士邊吃邊提示他：“實驗室的基本訓練是做研究的根本，有人做化學分析實驗，不知道分析結果1和1.００的差別，別人做出1.００的數據還笑話人家，這怎麽能行呢！”“研究工作要有自己的體係，這是最重要的，就怕不成體係。沒有體係就沒有特點，一個單位沒有特點這個單位就失去了價值，一個人沒有自己的研究體係，他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科學實驗要精益求精，科學研究要有獨到的學科特點，可以說，這些叮囑對於任何科研人員來說都是必須堅持的原則。

　　前進在科學道路上的年輕學者需要點撥，對此，譚明體會尤深。一次，他在北京石花洞石筍中找到發育很好的微生長層，向老師劉東生報喜。“那好哇！影響石筍層厚變化可能因素是什麽？”劉東生問道。“是降水。”譚明肯定地回答。“先不要這麽早下結論，溫度影響也要考慮。”這話當時譚明並沒有聽進去。事後證明，劉東生的意見是對的，這給譚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博士後期間，肖舉樂一直琢磨著做點有特點的題目，但不知做什麽好。他想從事湖泊環境研究，但又覺得費時、費力，難度較大；他想做全新世黃土，又覺得找到好的黃土剖麵遠非易事。正當他拿捏不準之際，１９９６年３月的一天，劉東生把他叫到辦公室談話，話題是湖泊。劉東生從青藏高原的湖泊談到內蒙古和華南的湖泊，又論及我國湖泊沉積和環境研究與國際水平的差距等等。接著他真誠地說：“我們做了這麽多年的黃土，通過黃土對環境變化有了一些認識，說老實話還不夠。黃土區周圍有很多湖，像青海湖、三門湖，內蒙古也有湖，就不知道這些湖是個什麽樣的情況，與黃土一模一樣還是有所區別？”一席話激發了肖舉樂一輩子從事湖泊環境研究的決心。它讓肖舉樂難忘的是，盡管老師知道他在日本琵琶湖做了一點研究工作，可並沒有以指令式語氣要他繼續從事湖泊環境研究，而是通過輕鬆愉快的交流和談心，讓他自己領悟到做湖泊研究勢在必行並且責無旁貸。他覺得“這也許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

　　科學需要嚴謹，對於任何有違這一精神的人與事，劉東生都不能接受，更不要說發生在他的學生身上。他有位學生寫了篇論文，劉東生認為應該先寄到國外征詢某科學家意見後再行發表。這位學生覺得反正是文責自負，所以沒有必要征詢意見。劉東生聽後非常生氣，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教育。他從做學問要嚴謹認真，到虛心求教如何有益，一直講到為人處世應該謙恭等，從中午到傍晚足足訓了好幾個小時。在場的學生們找到了招惹老師生氣的原因：“顯然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理解做學問應該嚴謹的道理。一個新的學術觀點和見解，不能隨意拋出來，應當在紮紮實實的工作之後，再多方請教，務求嚴謹求真……我們慚愧自己年少輕狂。”

　　作為科學家，僅自身獲得重要研究成果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能培養和打造出一支精幹的隊伍，做到後繼有人。劉東生以其嚴謹的科學精神和高尚的師德，兩者均做到了。對於後一點，中國科學院廣州地化所陳毓蔚先生是這樣評價的：“……在１９５６年蘭州地質所建立時，我們的前輩侯德封老所長說過，地質所似一隻老母雞，蘭州地質所是它下的一隻蛋，他感到很欣慰。劉東生先生又何嚐不是將我國第四紀學科下了五個蛋（研究基地），從北京兩個延伸到貴陽、廣州、西安，並培育出多名院士及一支強有力的學術隊伍，這是劉先生對我國第四紀科學領域的傑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