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它在那裏”,這是英國著名登山家馬洛裏的名言,它回答了科學家為何曆盡千難萬險去攀登高山的問題。劉東生認為這句話表達了科學家探索自然的強烈欲望。在一次青藏高原學術會議上,劉東生借用此言鼓勵大家:“對於青藏高原研究而言,我們應當說‘因為它在這裏!’青藏高原的主體在中國境內,我國科學家要有這種攀登世界科學高峰的雄心壯誌,有信心建設好世界一流水平的青藏高原國際科學研究平台。”
劉東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本人就是一位攀登高峰的強有力的實踐者,曾經不畏艱險七次前往青藏高原,親自組織和參與了希夏邦馬峰、珠穆朗瑪峰、托木爾峰等地區的科學考察,成為我國青藏高原研究的開拓者。
有“世界屋脊”之稱的青藏高原,主要包括青海、西藏和四川西部的高原,麵積約230萬平方公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山嶺海拔多在6000米以上,峰頂終年積雪。
希夏邦馬峰在藏語中是高山氣候嚴酷之意,海拔為8012米,在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中,是當時唯一未被人類涉足的處女峰。1964年初的一天,冰川學家施雅風在地質所門口遇到劉東生,問他:“中國科學院應國家體委要求,要我組織與率領一支登山科學考察隊去希夏邦馬峰,你有無可能參加,並負責地質組工作? ”劉東生馬上作答:“我願意參加。”劉東生後來回憶說:“我從小對登山就很有興趣,利用了這個機會。”1月,劉東生被委任為副隊長,同以施雅風為隊長的登山考察隊出發了。
這次考察恰逢中國—尼泊爾公路剛剛開通之際,新辟出的公路兩旁岩壁袒露著,為研究人員觀察地質現象與岩石類型提供了難得的“人工剖麵”。不過,這些沉睡了億萬年的岩石因為劈開不久,尚未穩定,隨時可能崩塌,給考察隊帶來危險。有一回,正當劉東生專心察看岩體時,懸在高處的一塊巨石忽然墜落。聽到隊友們“躲開!躲開!”的驚叫聲,他本能地撲向山根死角,巨石隨之擦身而過,砸毀公路後隨之滾下深淵。隊友們無不為他躲過一劫而慶幸。
危險接踵而來。考察隊宿營在希夏邦馬峰海拔約6000米高度的第二天,一大早起來後,劉東生一頭栽倒在雪地上。隊友們以為他發生了嚴重的高山反應,趕緊把他抬到海拔5000米的地方緩解。劉東生很快恢複了正常。後來才發現,這並非高山反應所致,而是由於劉東生所用的新式帳篷外層塗有橡膠,這種塗有橡膠的帳篷優點是保暖性好,缺點是透氣性差,住在裏麵容易缺氧,導致人摔倒。這次有驚無險的遭遇,反倒使劉東生看到了自己適應高原的潛能。後來表明,他不僅適應海拔6000米高度的工作,還可登高至6500米。
希夏邦馬峰的考察獲得了重大科學發現,而在這個重大發現中起重要作用的正是劉東生。
一天,當晚霞染紅了蒼山的時候,北京地質學院教師張康富等從野外返回,他們給劉東生看一塊從海拔5900多米的博野康加勒冰川堆積中拾回的化石。劉東生發現這塊化石竟是葉脈清晰的闊葉化石。他將其帶回北京,交給古植物學家徐仁教授鑒定,鑒定結果確認這塊化石為高山櫟化石,估算時間為第四紀初期。在中國西部,高山植物分布是有序的,從上而下一般是高山草甸、針葉林、針葉闊葉混交林、闊葉林。高山櫟是一種高兩三米、葉子呈革質、色澤蔥綠的闊葉樹,多長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上限為海拔3000米,從事青藏高原考察的人員都認識這種樹木。
劉東生想到,既然海拔3000米是高山櫟的生長上限,而這塊化石卻出現在海拔近6000米的高處,這就表明青藏高原在過去200多萬年裏向上隆起了3000多米,高山櫟化石是隨著地殼上升帶上去的。然而在此之前,地質學界一直認為青藏高原維持目前的高度已經非常久了。這是一個驚人的科學發現。
當時我國科技水平還比較落後,劉東生等地質學家們對於青藏高原上升的判定,隻能通過闊葉化石或海相化石進行。後來通過先進的測繪技術證明,劉東生的直觀判定是正確的。測繪研究表明,雄踞地球之巔的珠穆朗瑪峰充滿活力,偌大的山體長得很快,僅在1966~1992年的26年裏它就長高了96厘米。中國科學院院士陳俊勇談及珠峰上升時,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事實:珠峰有時不是作勻速上升而是變速上升的,如1966~1975年間,它每年以約4。1厘米的速度升高。之後,上升速度逐漸變緩,減為每年平均抬升3。5厘米。相對珠峰而言,周邊地方的上升速度就要慢許多,如與它相距百公裏外的地殼上升速率每年隻有1厘米左右。回顧滄海桑田的曆史,地球上原本沒有青藏高原,更無巍巍珠峰,這片土地曾淹沒於汪洋大海之中,這個海洋的名字叫特提斯。自上新世末以來,青藏高原累計上升約3500~4000米。青藏高原的隆起是晚新生代以來發生的最偉大的地質事件之一。
一葉知青藏。1965年,施雅風和劉東生等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國際科學會議上,報告了他們的重大發現,由此引發了此後多年關於“青藏高原隆起時間、幅度和階段”問題的大規模科學討論。
富於科學前瞻性是智慧的表現。“20世紀日益嚴重的環境汙染及其對人類生存的威脅,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劉東生是我國環境地學創始人之一,他敏銳地感受到研究環境汙染,必須具備比較的標準,也就是環境‘本底’問題。憑借對青藏高原的多次考察,他感受到在人跡罕至的高山區獲取‘本底值’更有意義。”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高登義每當談及這一點,就會以尊崇的語氣說起劉東生。
1975年春,中國第二次組織珠穆朗瑪峰的登山與科考行動。考察隊出發前,劉東生找到參與考察的高登義,委托他利用登珠峰的機會,負責組織采集從珠峰頂峰到大本營不同高度的土壤、冰雪等環境樣品。為使高登義懂得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知識,劉東生給他進行了詳細的講解,還將親筆描繪的采樣圖交給他。隨後,劉東生又讓人把十多箱采集樣品的容器和工具一並送來。“這太信任我了!”高登義感歎道。當時高登義才20多歲,剛涉足大氣物理研究,從未學過、更沒做過采樣工作,加之與劉東生不在一個單位工作,很是陌生。麵對如此信任,高登義下決心一定要完成任務。在隊友們的支持下,他采集到了劉東生所要求的冰雪、土壤與生物等樣品,為研究珠峰地區的環境本底值提供了依據。20世紀90年代,高登義等人再次在地球之巔采集樣品,將獲取的新數據與當年獲取的環境本底值對比,他們發現珠峰的“臉兒”明顯被抹髒了。
例如,1975年,珠峰砷的汙染平均值是每升水中含砷1.33微克,到了1992年,則上升到14.9微克。產生於電解銅陽極泥和硫酸廠煙道灰中的硒,1975年珠峰每升水中含量小於0.05微克,到了1994年則小於0.2微克,上升了4倍。科學家測定酸度的大小以pH值表示,按規定如果降水中的pH值小於5.6,就被視為有害的酸雨,而采自海拔6000米珠峰雪樣的pH值竟然為5.85。聖潔的珠峰,汙染又來自哪裏呢?高登義分析其原因,認為,一是海灣戰爭中科威特油田大火的滾滾濃煙在西風作用下飄向珠峰,作部分沉降;二是菲律賓皮納圖博火山噴發後,其火山灰在東南風的作用下也飄過珠峰,並隨降雪汙染珠峰。他深有感觸地說:“如果再過若幹年,繼續以新獲取的地球地標——珠峰環境數據進行比對,又會有新的發現,又可以對人類的文明發展與倒退進行解讀。試想,若沒有劉先生當年要求取得珠峰環境背景值,一切都無從談起。科學家的卓越與否,就是要看他是否站得高,看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