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背影——地質學家劉東生

在名師身邊的日子

　　投醫問藥，治療胃病，１９４３年這一年，劉東生忙的主要就是這一件事，胃病終於痊愈了。次年初，他背起行囊離開昆明到四川謀職，並在成都鳳凰山機場盟軍第二空軍招待所求得一職，負責管理庫房和洗衣房。之後，他又被調到成都彭家場軍用機場招待所，繼而轉往西安盟軍空軍招待所從事勤務工作。盡管這些工作很不起眼，但是能為抗擊日本法西斯盡一份力，劉東生還是感到些許寬慰。１９４５年８月，他在西安迎來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抗戰，終於贏得勝利。

　　輾轉三年，不管身居何處，劉東生都仿佛感到，他所熱愛的地質專業，他所鍾情的野外科學考察，時刻都在呼喚著他歸隊，以實現他地質報國的夙願。不安的心驅動劉東生寫信給供職於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同學，表達他的企盼。抗戰期間，重慶作為陪都，國民政府的重要機構多遷到了這裏，其中包括中央地質調查所。他的同學回信告訴他，首先要取得所長——１９２３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係的李春昱認可，才可進入入所考試環節。１９４６年１月，喜訊傳來，他可以赴重慶應試。

　　首位考官是調查所古生物地層研究室主任尹讚勳，他主持的麵試順利通過。接著是黃汲清主考，他問道：“雲南的最高山的海拔是多少？”“雲南昆明附近地區海拔大概是多少？”“獅子山頂是哪個時代的地層？”……好在劉東生學業精湛，對答如流，這一關也順利通過。劉東生終於被正式錄用了。

　　夙願化為現實，這一天對於劉東生而言雖然來得晚些，但畢竟從此踏入地質科學的大門。也許是渴望進入地質調查所的情感被壓抑得太久，“科班”出身的劉東生進所後，並不介意所裏分配給他的是與科研專業尚有距離的輔助性工作，圖書管理也好，編輯校對也好，標本整理也好，他樣樣都幹得很投入，他覺得萬事皆學問，無論做什麽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從中汲取知識。

　　中央地質調查所與美國國家地質調查所及其他國家的地質研究機構都有館際圖書交換，圖書館裏排排書架放得滿滿的。劉東生發現，他可以借管理圖書的機會讀到最新出版物。以美國出版物為例，閱後能了解他們做了哪些研究項目、開發了哪些礦山，還能知道美國地質調查局對美國政府所發揮的作用等。

　　在黃汲清先生擔任主編的《中國地質學會誌》，以及侯德封先生主編的《地質論評》中，劉東生一度擔任過編校工作。做了幾個月後，他懂得了編輯出版工作的基本規範，對什麽是優秀論文有了大致的認識。

　　侯德封曾受命負責地質陳列館的恢複與重建工作，劉東生則被指定參與陳列館的標本整理工作。拆包、對接、編號，擺弄化石不僅繁瑣、辛苦，還整天弄得灰頭土臉，劉東生照樣幹得很出色。

　　“我在西南聯大是學習階段，初期在地質調查所的工作是科研的準備階段。這兩個過程奠定了我後來從事科研的基礎。”這是劉東生對兩段生活的總結，表明時光在他身上，隻要可能，他就會充分利用。

　　１９４６年夏，中央地質調查所自重慶回遷到南京珠江路７００號大院。一次，李春昱所長找劉東生談話，建議他從事工程地質工作，他婉拒了。他認為自己既然學的是地質學，還是致力於地質研究為宜。借這個機會他也提出，想隨楊鍾健先生學習古脊椎動物研究。李春昱同意了，劉東生如願以償成了楊鍾健的門生。

　　如果說劉東生在西南聯大時，對楊鍾健追星般的崇拜還僅限於他首次在中國發現最完整的恐龍化石骨架，那麽當他走近楊教授，才知道導師不僅富有愛國情懷，還具有進步的思想，與許多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有過交往，與毛澤東還有過書信往來。抗戰期間，他一再用行動和詩歌表達他的憤懣與抗爭。更為可敬的是，楊鍾健冒著被國民黨以“通共”罪名殺頭的危險，一直保存著毛澤東寫給他的信。

　　跟隨楊鍾健學習，劉東生是幸運的。在學術上，作為我國古脊椎動物學奠基人，楊鍾健的研究水平、治學態度，國內難有幾人可比。剛開始時，劉東生隨楊鍾健學習並研究古哺乳動物，側重古魚類，如新種古鱈魚。後來又在老師指導下整理殷墟出土的動物骨骼。為做好鑒定工作，他頗有創意地到肉鋪裏買了豬的骨骼作為比對標本，受到老師誇獎。劉東生曾這般深情地回顧他的恩師：

　　“在那空曠的大廳裏，看著那些擺在四周的奇形怪狀的動物骨架，它們真好像神話故事中被禁錮了的仙女似的在那裏發呆，毫無生氣。可經過楊先生這麽一講，它們就像是在‘魔笛’的神奇音樂下，又都活了。我為這些寶貝能夠保存下來而感到十分高興。雖然我還不能體會，但已在不知不覺之中，被楊先生引進了古脊椎動物研究的發展之中。”

　　到了１９４７年，楊鍾健直接指導劉東生發掘古生物化石。一次劉東生赴甘肅、青海，配合我國著名古人類學家、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發現者裴文中進行古生物考察。楊教授特意叮囑他，有位叫苗祥慶的人，曾在青海省民和縣采集過鱷魚頭骨化石，而這類化石的出現地，可能會伴存著其他化石，要予以注意。劉東生與同行者到達苗祥慶提供的地點後，果然發現一段恐龍腿骨化石。楊鍾健得知此事，對劉東生的工作大加讚賞。楊教授對這段腿骨化石研究後，認為是合川馬門溪龍遺骨。合川馬門溪龍化石原發現於四川，青海距巴蜀遙而又遙，居然出土同一物種，由此可見其分布之廣。現在，與青海省民和縣城僅隔著一條湟水的甘肅省紅古區廣場上，就豎有一座巨大的合川馬門溪龍雕塑，以示遠古時期當地曾有如此巨型動物生存。

　　１９５１年，山東大學地質係老師帶領學生實習時在萊陽發現了恐龍蛋化石，邀請楊鍾健前往看個究竟。楊教授以前尚未見過恐龍蛋化石，自然興趣盎然，便帶著劉東生等前去考察。這次考察中，劉東生意外發現了一副恐龍頭骨化石。化石運回北京後，楊鍾健看到恐龍鼻子上生有一角，遂將其定名為“青島棘鼻龍”。如今，這副恐龍骨架仍擺放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展覽館內。

　　“研究古生物有點像偵探破案，古生物學家要善於找尋線索來解決問題。”楊鍾健曾對劉東生如是說。劉東生認為這句話對他一生的學術研究影響至深。得益於老師指教，劉東生也有所感悟：“研究人員在專業上若想得到飛速發展，就要爭取與一流科學家在一個鍋裏吃飯。”簡單的“一個鍋裏吃飯”，道出了“近朱者赤”的哲理。

　　大英博物館裏，如今懸掛著世界六大古生物學家的照片和簡介，楊鍾健列於其中，這是迄今為止亞洲唯一一個列入其中的科學家。僅此，楊鍾健可稱為超一流科學家了。與楊鍾健在“一個鍋裏吃飯”的劉東生後來也成了世界級科學家。

　　而立之年的劉東生，不經意間步入未婚大齡青年行列，這時一名叫胡長康的浙江紹興姑娘走進了他的生活。胡長康溫文爾雅，在上海念完中學後，又成為南開大學生物係學生，１９５１年８月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室主任就是楊鍾健。在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古生物室工作的劉東生，從萊陽發掘完恐龍化石後也來到北京，臨時在新生代研究室上班。因為南京、北京這兩個研究室領導都是楊鍾健，等於胡長康和劉東生都是在同一個名師指導之下工作。於是，他們有了相識相戀的機會。１９５３年，劉東生調到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１９５５年聖誕節前夕，他們終於喜結良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