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背影——地質學家劉東生

與地質學結緣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２日，劉東生出生於沈陽。父親名叫劉輯五，母親名叫趙博直。父親作為一名鐵路職員，是從天津到沈陽異地就職的，並在皇姑屯火車站任副站長。劉東生孩提時代，難以抹去的記憶是那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由於張作霖沒有滿足日本帝國主義在遼寧開礦、設廠、移民等無理要求，被日本關東軍視為死敵。日軍預謀除掉他，於是在皇姑屯車站附近埋下炸彈，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清晨５時３０分，將途經的張作霖炸死。事件發生那天，正好趕上劉東生父親值班。被炸毀的火車，就近運到皇姑屯機車修理廠。時年１１歲的劉東生和小夥伴們曾跑去看過一次，那時，日軍的罪惡行徑就在少年劉東生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父親重視對孩子的培養，把劉東生送進當時沈陽的名校奉天省立第二小學讀書。１９２９年小學畢業後，父親又讓他進入私塾學了半年。

　　不久，父親被調回天津鐵路部門工作，一家人也隨其返回津門。１９３０年，劉東生考上南開中學。本來６年即可畢業，由於他患了傷寒，重讀了高一，結果念了７年。

　　南開中學的生活給劉東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日後劉東生每每回首南開的經曆就感慨萬千。他認為南開給予他的教益是多方麵的，除奠定了紮實的文化基礎外，還有思想的成長。當時南開的校訓是“允公、允能”。“公”就是培養學生報效祖國的思想；“能”就是讓學生掌握多方麵知識。劉東生覺得，這個教育觀念是進步的，可使學生擺脫狹隘的個人主義，避免知識的單一性。也因此，他南開同班同學中出了不少優秀人才，後來就有塗光熾等７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學畢業後，劉東生想繼續求學，按說這並非什麽奢望，結果由於日軍發動侵華戰爭，國難當頭，他的求學之路屢屢受挫。

　　此時，劉東生的家已遷到了北平（今北京）。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者發動了蓄謀已久的“盧溝橋事變”，激烈的槍聲打破了古城北平的寧靜。這天，劉東生正好從天津乘火車回北平。若為平日，早上登車，中午也就到了。結果因為事變發生，火車滯留於盧溝橋附近足足十多個小時，半夜他才趕回家中。

　　“七七事變”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野心，也標誌著中國全麵抗戰的開始。“平津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向全中國同胞發表抗戰宣言，疾呼中華民族奮起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時局隨著戰事而驟變，日軍挺著滴血的刺刀步步進逼。為使中華民族教育精華免遭毀滅，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不得不南遷長沙，聯合組成國立臨時大學，不久又西遷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為了求學，劉東生等一批莘莘學子不得不前往西南聯合大學讀書。當他們結伴在天津碼頭登船之際，一個腳穿高筒皮靴的法租界巡捕，蠻橫地拒不讓他們上船，還惡狠狠地踢了劉東生一腳。無奈之下，劉東生隻好暫時放棄遠走昆明的設想，在法租界一所小學教書。

　　求知的渴望不可抑製。１９３８年７月，劉東生重整行裝，再一次前往昆明。他買了怡和公司開赴香港的船票。他知道，此行路途遙遙，行程漫漫。自天津起碇，他要經上海、香港、越南的西貢與河內，然後乘小火車到雲南蒙自，再抵昆明。一路上越海翻山，少不了舟車之累，然而這是他唯一的抉擇。日本帝國主義的燒殺搶掠，已使偌大的華北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要讀書，就得到大後方去！

　　輾轉千裏，曆盡艱辛，他終於抵達有春城之譽的昆明。按學校規定，南開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進入西南聯大學習，劉東生因之順利就學。然而，昆明作為中國抗日的大後方，並沒有因為地處偏遠而完全免遭戰禍，跑警報、躲轟炸成了西南聯大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８日，在一次日機轟炸中，劉東生的一位剛從天津來的林姓同學，因躲在屋簷下，被炸彈爆炸聲震下的房瓦砸中頭部，不幸身亡。

　　張作霖的死、法租界警察的惡、千裏求學的難、同學的亡，使劉東生親身感受到中華民族的屈辱，心中撒下了仇恨的種子，他決心學好知識，掌握報國本領，做一個挺起腰杆的中國人，為中華民族崛起而奮爭。

　　本來，按照父親的意圖，劉東生到西南聯大後讀的是機械係。但後來，他自己轉入了地質地理氣象係地質專業，這個重要轉變同楊鍾健、譚錫疇、袁複禮等幾個老師對他的影響密切相關。

　　１９２３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係，後又在德國慕尼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楊鍾健，在中國地質與古生物界頗負盛名。他於１９３８年在雲南祿豐首次發現中國最完整的恐龍骨架，並發表了論文《祿豐蜥腳類恐龍的初步研究報告》，震動了國際學術界。在西南聯大學子眼中，楊鍾健是他們心中的科學巨星，欽慕與崇拜自不待言。自然，他發表的文字最能打動同學們的心。楊教授有一次在昆明《益世報》上發表題為《論抗戰和鄉土研究》一文，強調隻有了解自己的家鄉，才能談得上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家鄉才有抗戰熱情。這引發了劉東生的思考：“認識家鄉的山山水水通過什麽途徑呢？隻有學習地質，具備了相關知識才能知道山是怎樣形成的，水又是如何流轉的。”劉東生曾回憶說：“年輕時就是這麽一個挺簡單的思維，讀了這篇文章，放棄了西南聯大機械專業，改學地質學。”

　　地質係譚錫疇教授是礦業專家。抗戰期間急需鐵礦等抗戰物資，昆明附近有個易門鐵礦，開采於１９３７年，這裏雖然有露出的礦石，但礦脈有多深多寬多長、礦石品位如何、開采價值有多大均不得而知。於是，譚錫疇老師被請去勘查評估。他前山走走，後山看看，得出結論：易門具備大礦開采條件。這件事被同學們傳為美談。劉東生覺得學地質太有用了，譚老師轉了一圈，居然決定了易門鐵礦的命運，直接為抗戰派上了用場。

　　負責“構造地質學”、“地質製圖學”、“地貌學”等課程教學的袁複禮教授，給同學們講的故事更是如同一把火，進一步燃起劉東生對地質工作的向往之情。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２年，袁教授參加了中國、瑞典合作組織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首席專家便是大名鼎鼎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考察隊員拉著駱駝，從內蒙古包頭前往新疆，沿途進行人文地理考察。雖然軍閥割據、土匪頻出使考察團蒙受了不少磨難，但考察團還是取得了一係列成果。袁複禮置身新疆三年，就在吉木薩爾和奇台地區發掘到７１具恐龍等爬行類動物化石。每當袁教授講起這些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時，劉東生的思想也隨之到了天高地闊的大西北，這喚起了他強烈的探險欲望，堅定了他學好地質的信心。

　　１９４２年劉東生要畢業了，不料臨近畢業他卻患了嚴重的胃病。好在他平時學業優秀，仍於當年夏天準時在西南聯大畢業，但這病也使他錯失進入仰慕已久的中央地質調查所的良機。成立於１９１３年的中央地質調查所，是中國創建最早、規模最大的近代科學研究機構，被認為是中國自然科學研究的先驅，其成果走在世界前沿。眼睜睜地看著同學陳夢熊、羅明遠、顧知微、穆恩之等高興地邁入地質調查所大門，而自己，做了多年的地質夢，竟然與之無緣，劉東生不由得惆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