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CT

第4節 建立莊園

　　早在赤壁戰役之前，魯肅剛剛投奔孫權的時候，就給孫權做過一個堪稱東吳版或魯肅版的《隆中對》：“肅竊料之，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盡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魯肅為孫權所做的戰略規劃的目標，比孫策臨死前的政治遺言更進一步，是要孫權像劉邦一樣建立自己的帝國，最後一統華夏。過程是分三步走，首先保有江東，然後趁曹操無力南顧，占據整個長江流域，再北伐中原，統一全國。

　　隻是當時的孫權坐在江東，還戰戰兢兢，哪裏有一統中原的理想和野心。孫權聽完魯肅的宏偉規劃之後，內心狂喜，嘴上卻淡淡地對魯肅說，我隻能盡一方之力，輔翼漢室而已，您所說的帝王偉業，恐怕是我力不能及的。

　　現在不同了，不可一世的曹操竟然被俺老孫打回老家去了。即使沒有什麽雄心、野心，心中樹立一個目標、懷裏揣上一個理想，總是可以的吧？即使不好公然放眼全世界，悄悄地胸懷全中國，總是可以的吧？

　　曹操退回北方後，南郡的江陵還是被當世名將曹仁、徐晃占著。既然曹操不讓孫權占據江夏，孫權當然也不會讓曹操占據南郡，雙方的道理都是一樣的：同時占據南郡和江夏，才算完整意義上占據了荊州，占據了長江中上遊；才算扼住了中國地緣政治的咽喉；才能進可攻，退可守。

　　周瑜又花了一年的時間，在劉備的幫助下，打得很艱苦，打得很慘烈，死了很多人，公元209年占領江陵，把曹操的勢力逼出長江流域。名將之花周瑜，就在江陵之戰中胸部受了重傷，於次年去世。

　　魯肅接替周瑜以後，在劉備的堅決要求下，建議孫權把江陵給劉備駐軍。這就是曆史上劉備的“借荊州”。江陵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荊州市，當時是南郡的治所，在戰國時期叫做郢，曾經作為楚國的首都。

　　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就知道，湖北省的襄陽市（三國時的襄陽）、荊州、鄂州（三國時的武昌）兩兩之間直線相連，成一個直角三角形。這樣一來，曹、孫、劉就在這個三角形上各占一個角。

　　幾何上、結構上，三角形是最穩定的。戰爭中的地緣戰略上，三角形也是最穩定、最持久的，其中的任何一家要改變這種穩態，另兩家都不會答應。這個地緣政治和戰爭中的幾何原理，不妨稱之為古氏定理。此後在關羽的襄樊之戰、劉備的夷陵之戰中，各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較量以及戰役發動者的悲慘結局，都是這個古氏定理的生動案例。

　　其實，魯肅之所以把“荊州”借給劉備，並不是《三國演義》裏渲染的那樣，是出於魯肅的窩囊、老實、短視。在三國時代，魯肅是搬一遍手指頭就能數著的政治家，他的“出借”，當然有他的道理。

　　世間沒有免費的午餐。魯肅把“荊州”給劉備，一是為了鞏固孫劉聯盟，這是政治賬；二是與劉備分攤來自北方曹操的軍事壓力，這是軍事賬；三是迫不得已，劉備不得到江陵，會跟孫權玩命，這是外交賬。這個時候的劉備今非昔比了，已然成了一支獨立而重要的力量。魯肅做出這樣的計算，豈是窩囊、短視的舉措？

　　公元215年，曹操將主要力量投入西方的漢中戰場，孫、劉兩家在荊州的壓力減輕，孫權立馬向劉備索還“荊州”。孫、劉之間為了南郡領土，差點大打出手。此時曹操已占領關中、漢中，劉備北邊受到巨大的壓力，隻好妥協，與孫權平分荊州了事，也算是初步劃分了國界。

　　可見，魯肅“借”“荊州”給劉備，真的不是出於什麽高尚的動機，更不是因為魯肅的愚蠢短視。劉備敢要“荊州”也自有他的道理。一切都基於現實利益和當前形勢。

　　公元217年，孫劉聯盟的締造者和維護者魯肅辭世。

　　劉備的坐大，讓孫權食不甘味，坐不安席。三年前劉備占領益州以後，強大到足以單獨或與曹操聯手威脅孫氏集團的時候，孫權就背離孫劉聯盟，向曹操靠攏，於本年度歸順中央政府，但仍然與中央政府離心離德。

　　孫權這個人，政治上是沒什麽宗旨，沒什麽定力的，他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當然，不能光批評孫權，劉備、曹操他們也是如此，曹操還把無奶的獻帝也當成娘。

　　小孫的臥榻之旁，豈容老劉酣睡？隻是時機未到而已。

　　公元219年，劉備打敗曹操，占領漢中，王袍加身。關羽北伐襄陽、樊城，試圖占據荊州三角的兩個角。孫權驟然翻臉，悄然出手，頭頂砸磚，背後捅刀。呂蒙巧施妙計，白衣渡江，端了劉備在荊州的老巢。

　　公元221年，劉備稱帝，試圖奪回荊州三角的一個角。次年大舉伐吳，陸遜火燒連營，打得劉備狼奔豕突。孫權把劉備的勢力徹底逐出荊州，將益州的東方門戶封得死死的。

　　公元224年，即劉備死後一年，諸葛亮意識到，蜀漢帝國快要窒息而死，便主動地與東吳再次結盟。

　　公元229年，孫權稱帝，兩家在地圖上興高采烈、客客氣氣地瓜分了曹魏帝國的領土（想象一下，今天你拿著世界地圖，在美國版圖上的某處大筆一揮，做幾個記號，便宣布美國的若幹個州歸我所有，會是怎樣的一種感覺？不瘋掉才怪）。

　　孫、劉之間在荊州的時戰時和，時和時戰，大致如此。

　　從赤壁之戰到孫權稱帝的二十餘年間，同樣持續不斷的，是孫權與中央政府（公元220年曹丕篡漢前）、曹魏帝國在江、淮之間的拉鋸戰。

　　打個比方來說，曹操像一個巨人，橫躺在北中國，劉備啃曹操的P股，孫權則卡曹操的脖子，弄得老曹兩頭癢癢，好不難受。當孫、劉兩家弄得曹操不能動彈的時候，相互又在荊州狗咬兔子，或者兔子咬狗。

　　因為荊州是東、西、北三股勢力較勁的策應中樞，孫、劉、曹三家，其中的任何兩家，都絕不會讓第三家獨占荊州。

　　東麵，公元211年，孫權將大本營搬至建業（今江蘇省南京市），築濡須塢（在濡須水築軍港碼頭，今安徽省含山縣境內）。公元212年，曹操進攻濡須塢，打個照麵便撤退。

　　公元214年，孫權攻皖城（揚州的廬江郡治所，今安徽省潛山縣），俘獲曹操的廬江郡（今安徽省西南部）太守朱光及人口數萬。

　　公元215年，孫權親征合肥，不克而還，在逍遙津差點被張遼幹掉。

　　公元216年，曹操再攻濡須塢，虛晃一槍，班師回朝。

　　公元217年，孫權投降曹操，準備與關羽在荊州決戰。為了對付劉備，東方的和平維係到公元222年。

　　公元223年春，在夷陵之戰中戰勝劉備的孫權反誌又露，曹魏帝國派曹真侵江陵，曹仁侵濡須，均被孫權擊退。

　　公元224年，魏文帝曹丕親征廣陵郡（屬徐州，今江蘇省揚州地區），感歎一番“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撤軍。

　　公元226年，曹丕死，孫權征江夏，不克而還。此時，荊州三個戰略要地襄陽、江陵、江夏全被曹魏占領。經過十四年的拉扯，才達成當年曹操南征荊州的設想。蜀漢帝國和東吳王國的命門都被關死。

　　既然命門已被關死，孫權就可以關起門來做皇帝了。

　　公元229年，孫權終於稱帝建國。

　　對於孫權的稱帝，為什麽要在前麵加上“終於”一詞呢？

　　三國當中，最早稱帝的是曹丕，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去世，曹丕在當年的十一月便篡漢自立。劉備也急不可耐地於次年稱帝。孫權一直到公元229年，在劉備稱帝八年後才黃袍加身。在稱帝這件事情上，孫權有足夠的耐心，的確不像他的父兄那麽“果躁”。

　　有耐心，也可以理解為沒信心。孫權這樣做，自有他的道理，自有他的苦衷。

　　孫權的稱王，不是稱王，是封王——公元221年被曹魏帝國封為吳王。這時候的孫權，麵對劉備的舉國討伐，隻好向曹魏稱臣，隻能在曹魏帝國的羽翼下做一個屈辱的藩王。

　　即使夷陵之戰大敗蜀漢以後，孫權仍然找不到稱帝建國的法理上的依據。孫權既不能像曹丕一樣借殼上市，又不能像劉備一樣借屍還魂，隻能等待時機，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找到一個適當的機會，強行突破。

　　“國際”形勢終於有了變化。公元223年，劉備去世，吳蜀重新結盟。蜀漢帝國也不再堅持“天無二日，民無二主”這一套，孫權再也不會兩麵受敵。公元226年，曹丕去世，孫權卸去了稱帝最後的心理負擔。

　　孫權延遲稱帝的另一個原因，是讓他頭痛的山越。所謂山越，就是居住在江南山區（如今天的贛東北、皖南、浙西北等地）的土著，這些土著開化程度很低，難以接受“文明”統治，拒絕繁重的捐稅、徭役，經常作亂，導致孫權後方不穩。

　　既然後方不穩，前方就不能公然樹敵，尤其不能樹兩個敵人。所以，從公元217年到223年，孫權的政治路線一直搖擺不定。一會兒與劉備講和，與曹操開戰；另一會兒與曹操講和，與劉備開戰；兩邊忽悠，自說自話，自強自大。

　　有學者說過，曹操把皇袍當襯衣穿，劉備把襯衣當皇袍穿。孫權呢？自己做一件皇袍，先反著穿；條件成熟了，再反過來穿，反反得正。這種說法，有趣、有味、有理。

　　這就是孫權的建國道路，或者說，孫權的武裝或軍事建國道路。這個武裝建國道路，是孫氏父子從東漢的臣子，演變成地方軍閥，再成為曹魏藩王，最後稱帝建國之路。

　　這是相對於“國際”方麵而言的。“國內”方麵，則有一個政治勢力、組織架構、權力分配的培育、磨合、整合過程。有學者把這個過程叫做孫氏政權的江東化。孫氏政權的江東化，也可稱之為孫權的政治建國道路。

　　跟隨孫堅、孫策南征北戰打天下的老班底，大多來源於江淮之地，如周瑜、程普等，有學者把這一幫人稱為淮泗將領。在孫策渡江前後，有一批北方的文化人避亂於江東，如張昭、諸葛瑾等，有學者稱他們為流亡北士。這些流亡北士，寄寓於當地政府官僚或當地有錢、有權、有勢的土著——江東士族，如虞、魏、顧、陸四大家族。

　　拿易中天先生的話來說，淮泗將領是槍杆子，流亡北士是筆杆子，江東士族是錢袋子。與任何一個政權一樣，孫吳政權的建立、生存、發展，對槍杆子、筆杆子、錢袋子哪一樣都離不開。

　　對於江東士族來說，孫策及其帶領的淮泗將領，無疑是入侵者，因為這些將領們要再一次瓜分他們的利益。孫策能很快平定江東，最大的原因，恐怕不在於作戰的勇猛，而在於軍紀的嚴明。孫策軍隊紀律的嚴明，給了江東士族一個希望：這幫入侵者不會對他們做毀滅性的掠奪。所以，江東士族的抵抗，不會太堅決、太頑強。孫策就能橫掃江東如卷席了。

　　孫策依靠槍杆子征服了江東。而孫權要在江東長期立足，就要治理好江東。如此，則不僅要抓住槍杆子，還要依靠筆杆子，捏住錢袋子。

　　早期，武力征服是主要的，主要依靠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來做。慢慢地，由流亡北士將淮泗將領和江東士族調和、穿插、融合起來，最後過渡到江東士族身上。

　　東吳政權前期的統帥依次是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這些人事安排，並不是單純的所謂人事安排。除了軍事上的需要，還有政治上的考慮。政治需要就是利益需要。利益從何而來？當然是從土地上獲取而來。

　　既然孫策兄弟占有了江東，並定下“坐斷東南觀成敗”的“國策”，就必須依靠、利用江東這片土地，也就是必須最終依靠、利用、團結這片土地的主人——江東士族，這些江東士族，同時又是江東的大地主。除非，孫權全部消滅這些江東土地的主人，或把他們的土地全部掠奪過來——孫權是不可能這樣做的，也是做不到的。

　　如此，孫氏政權必須江東化。

　　所謂孫氏政權的江東化，就是孫氏家族擁有所有權，但把江東這片土地的治權交給江東士族，並由江東士族主宰政治利益（如輿論控製權和仕途壟斷權）和經濟利益的分配權。

　　周瑜死於公元210年（36歲），魯肅死於公元217年（46歲），呂蒙死於公元219年（42歲），呂蒙之後便是陸遜。周瑜是淮泗將領的代表，魯肅和呂蒙屬於流亡北士，接替呂蒙的陸遜所屬的陸氏是江東最大的士族。

　　說到這裏，又會產生一個曆史的“如果”：如果周瑜不早死，假如再活二十年，活到公元230年（56歲），孫權的政權怎麽江東化？周瑜該怎麽辦？孫權又該怎麽辦？看來，一個人的早死，對家庭、家族來說，無疑是不幸的。但，對於他所在的團隊，即使他是領袖人物，早死不一定是壞事。

　　當公元229年孫權稱帝時，陸遜為東吳統帥已十年，江東士族子弟在吳帝國政府為官者，數以千計。

　　這個時候，“國際”和“國內”形勢一片大好。孫權便把反穿多年的皇袍再反過來，扭扭捏捏又瀟瀟灑灑地、躲躲閃閃又風風光光地做起皇帝來。

　　孫權稱帝時，48歲，距19歲接過父兄基業，已整整30年。三十年的光陰，使一個英俊少年，變成了一代雄傑；一個英俊少年，將父兄的割據基業變成了堂堂帝國。小孫確實不賴。從個人資質、資曆來看，老孫要做若幹年皇帝，也沒什麽不可以。

　　孫權在父兄基業的基礎上，用了大半生的時間，浴血奮戰，建立、鞏固了自己的帝國。

　　48歲以前，孫權走過的道路，是一條艱辛的建國之路。48歲至60歲，孫權使用一切手段，鞏固自己的帝國。60歲以後，孫權所走的路，則是一條血腥的毀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