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CT

第2節 北伐為什麽

　　打仗這種既花錢又要死人的事情，不是出國旅遊這樣的職務性消費，可以憑發票報銷，一報了之。諸葛亮總是要給他的同誌們一些說法的。

　　理想之戰

　　這是諸葛亮自己說的。諸葛亮的理想是什麽？他北伐的理想體現在《前出師表》中：“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複興漢室，還於舊都。”

　　青年諸葛亮的理想則體現在《隆中對》的最後一句：“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也就是輔佐劉備圖霸業，興漢室。

　　諸葛亮自始至終是有理想的，這一點似乎不用懷疑。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稱帝，魏王朝建立，東漢王朝滅亡。當然，劉備建立的王朝也叫漢，劉備又是東漢王朝皇室遠支，說複興漢室，也勉強說得過去。隻是諸葛亮這時拚了老命去實現扭曲了的理想，不知心裏是什麽滋味。

　　《隆中對》中的圖霸業、興漢室，是說諸葛亮北伐，為理想而戰。第二次北伐的時候，諸葛亮就不談什麽理想了，直通通地擺事實，講道理。

　　諸葛亮的《後出師表》（第二次北伐前上給後主）有一句話：“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意思是說，不打漢賊曹魏帝國，我們也注定要滅亡，與其坐以待斃，何如鋌而走險？不惜魚死——即使網不破。

　　請注意“不伐賊，王業亦亡”這句話中的“亦”字。這個“亦”字隱去了前麵一句話：“伐賊，王業必亡”。那麽，“不伐賊，王業亦亡”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伐賊，王業要亡；不伐賊，王業亦亡。看看，劉備、諸葛亮君臣辛辛苦苦，玩命建立起來的蜀漢帝國，是怎樣的一個政權。這個政權剛剛建立，它的創立者和掌舵人心裏就像明鏡似的：必亡。

　　既然知道自己剛建立的政權必亡，諸葛亮為什麽還要孜孜以求，鍥而不舍？打仗應該是為求生存的，難道世上有為滅亡而打仗的麽？

　　劉備君臣的這個政權就是為滅亡而建立的。恐怕這是古今中外最沒意思的一個政權。

　　既然巴掌大的蜀漢都保不住，怎麽去恢複東漢王朝這個已經解體的龐然大物？問題是，諸葛亮先前說過，北伐是為了實現他和劉備的偉大理想——複興漢室。現在又宣稱這個理想早已破滅，但北伐還是要搞下去。

　　這個“搞”字，是中國文化的特有產品，建議“申遺”。

　　比如在我的老家，這個“搞”字就很有意思。我每年都要回老家幾次，每次回去與老同學、老朋友（男）吃飯喝酒，都要問問他們升官幾許，發財幾何。每每聽到的是“我現在搞個副局長”、“我現在搞個副縣長”之類。

　　我就覺得好笑，搞什麽搞！如果領導賞識你，讓你當個婦女主任或婦聯主席，難道你也說“我現在搞個婦女主任或婦聯主席”麽？

　　拿現在的北京話來說，“搞”就是混。拿現在的上海話來說，“搞”就是搗糨糊。拿現在的香港話來說，“搞”就是無厘（通纏）頭。拿我老家的客家話來說，“搞”就是當什麽官。

　　真不知道諸葛亮的北伐還要“搞下去”的“搞”是什麽意思。

　　這倒是有點像台灣的陳水扁，一方麵以台灣之子、“台獨”旗手自標榜。不知哪一天誰說阿扁玩的“台獨”是空手道，這可惹惱了阿扁，他竟然蹦出一句狠話：“台獨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我不可能李登輝也不可能。”

　　諸葛亮的思維是比較縝密的。可他沒想到，兩千年後，一個偶爾鑽空子的外科醫生，用他正式文件裏的一句話，將他北伐中原的崇高理想捅了一個透明的大窟窿。看來外科醫生不僅會玩刀，還會玩槍：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福不能至，願許諾之。諸葛亮的北伐中原，複興漢室，還於舊都，大概就算是這麽一回事吧。

　　諸葛亮自己說的北伐理由過於空洞，隻是停留在政治宣傳的層麵。後世之人，也可能覺得說不過去，有點意猶未盡的意思，也就根據諸葛亮的所作所為，加上自己的理解、推理甚至杜撰，煞費苦心地、身臨其境地為諸葛亮的北伐找出其他一些理由，比如說，以攻為守。

　　以攻為守

　　以攻為守是一種攻防策略，這種策略可以是戰略，也可以是戰術，視不同情況而定。諸葛亮到底是把以攻為守當成保家衛國的戰略呢，還是當成具體軍事行動中的戰術？

　　我們先來弄清楚相互聯係的兩組概念。第一組：戰爭、戰役、戰鬥；第二組：戰略、戰術。

　　根據《辭海》對相關概念的解釋，戰爭是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政治集團之間為達到一定的政治、經濟目的而進行的武裝鬥爭。一場戰爭往往由數個戰役組成，一個戰役則由大大小小的戰鬥組成。

　　可見，戰爭的主體是國家、民族或政治集團。戰爭的目標是推翻或建立一個政權或長期占領某一區域。例如，公元1937—1945年中國與日本兩個國家之間的武裝鬥爭在中國稱為抗日戰爭，在日本叫做大東亞聖戰。公元1946—1949年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武裝鬥爭，共產黨稱為解放戰爭，國民黨稱為戡亂（戰爭）。

　　戰爭是要達到根本性、全局性目標的整體軍事行動。戰役是為達到戰爭的局部性目標或配合全局性目的而在較短時期內、一定空間內展開的軍事行動。戰鬥是敵我雙方為達到具體的、特定的目標而進行的攻防行動。

　　依據上述幾個概念的含義，根據《隆中對》的規劃，劉備集團要進行兩場戰爭，第一場戰爭為建國戰爭，第二場戰爭是蜀漢帝國立國以後，為了“恢複漢室，還於舊都”的戰爭，學名應該叫“複興戰爭”，也就是諸葛亮的理論上的北伐戰爭。

　　鑒於孫權稱帝時（公元229年），吳蜀再次結盟，已在地圖上瓜分了魏國的領土，兗、冀、並、涼四州歸蜀，豫、青、徐、幽四州歸吳，司州每家各半。那麽，劉備和諸葛亮的“複興戰爭”應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占領吳蜀再次結盟時約定的歸蜀國的魏國領土。這個階段，大約由兩大戰役組成：西方戰役（占領今西北地區）、東方戰役（占領今華北地區）。第二個階段蜀吳對峙（理論上，吳國應解決魏國的其他領土），消滅吳國，統一中國。

　　根據上述分析，諸葛亮實際進行的北伐之戰，隻不過是他和劉備規劃的“複興戰爭”第一階段的“西方戰役”。無論依據概念理解，還是從實際出發，諸葛亮的北伐軍事行動隻能是戰役，而不是戰爭，是從屬於“複興戰爭”第一階段的一個戰役。至於諸葛亮的北伐有五次之多，也不能否定它的戰役性質，怎麽也達不到戰爭的程度和高度。隻不過這個戰役拖的時間長；由於主管和客觀的原因，斷斷續續地打。

　　我們看看，第一次北伐，在街亭打一仗，失敗，班師；第二次，圍陳倉，不克，班師；第三次打下兩個小縣城，放棄，班師；第四次，圍祁山，敵人不配合，班師；第五次，帶了十萬兵馬，浩浩蕩蕩，準備大幹一場，敵人又不配合，隻好邊抓革命，邊促生產，不幸……總司令過勞死。

　　沒錯吧？從這個簡單而全麵的羅列，可以說，諸葛亮的北伐“戰爭”，其實就是在八年內，打了五次戰鬥的一次戰役。

　　根據《辭海》對相關概念的解釋，戰略是對戰爭全局的籌劃和指導，屬於戰爭的策略性問題，是根據國際、國內形勢以及敵我雙方綜合力量對比來決定的。戰術是具體軍事行動（戰役、戰鬥）的方法和技巧，屬於戰鬥、戰役的技術性問題，是根據敵我雙方兵力對比以及雙方所處的地形、氣候、水文等具體條件來決定的。

　　戰鬥屬於戰役的範疇，戰役屬於戰爭的範疇。攻、防是具體軍事行動的方法和過程。戰略是與戰爭對應的一個概念，戰術是與戰鬥或戰役對應的一個概念。

　　進行一場戰鬥，可以采取以攻為守的戰術，一個戰役有時也可以采取以攻為守的戰術。戰爭是根據事先擬定的戰略進行的，而不是根據戰術進行的。比如，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述的，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

　　戰爭中，隻能說采取什麽戰略，不能說采取什麽戰術。反之亦然，在戰役、戰鬥中，隻能說采取什麽戰術，不能說采取什麽戰略。

　　上文說過，“以攻為守”可以作為戰略，也可以作為戰術，這個說法仍然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是，政治戰略上，可以韜光養晦，也有以攻為守一說。軍事戰略上，從來沒有什麽“以攻為守”。

　　在軍事戰略上攻擊敵國，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國家，我看是說不過去的，除諸葛亮以外，也沒聽說哪個這樣玩過。

　　如果軍事戰略上真的有什麽以攻為守，如果“以攻為守”真的是什麽好戰略，像毛澤東這樣高明的戰略家，為什麽不也來個“以攻為守”，建議國民政府組織一支遠征軍，或者幹脆將他手下的八路軍改編成遠征軍，叫朱德打到日本列島去？禦敵於國門之外，決勝於國門之外，免得本國的老百姓遭殃，不是很好麽，為什麽還要打持久戰？

　　諸葛亮將戰術上的以攻為守應用到戰略上，是原則性錯誤。即使在戰術上，我看諸葛亮也有些糊裏糊塗。

　　他的每次戰鬥意義上的北伐，都是進攻。進攻的一方，總是主觀上希望並要求速戰速決。隻有堅守的一方，才作長期準備。如果進攻的一方不能做到速戰速決，說明沒有足夠的實力，沒有足夠的準備，或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這樣就不應該進攻；或者，進攻不成，則應及時撤退，守住自己的老巢為妙。

　　第五次北伐，諸葛亮自以為準備是充分的，把一些難以預料的困難也想到了，如魏軍堅守不戰。為了解決軍糧不繼的問題，在渭水南岸軍屯，以為持久之計。

　　心急火燎地攻，同時又慢慢地攻，持久地攻，攻不成或攻不下，等自己種的麥子熟了，吃飽肚子再攻，實在是讓人費解。

　　打仗這玩意，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跑不了就守，守不住就降，不能降就死。天下通理，古今皆然。

　　諸葛亮的仗卻打得有些特別，打不贏要打，打贏了也撤，撤回家再去打，而且慢慢地打，邊種糧邊打。

　　諸葛亮打的是明白仗還是糊塗仗，隻有他老先生自己清楚。至於把諸葛亮捧成智聖、戰神，更是莫名其妙。諸葛亮個人的成功，不在於他的智，而在於他的慧——情商高，會做人。像諸葛亮這樣糊裏糊塗地打仗，恐怕不是戰神，而是戰鬼——把自己戰成死鬼。

　　說諸葛亮的北伐，是為了實現他的偉大理想，可能他老人家自己也覺得有些勉強。說諸葛亮的北伐，是以攻為守的一種策略，在冒險中相機而動，尋找戰機，諸葛亮聽了這種說法，可能也會高深莫測地笑笑——嗬嗬，各位，告訴你們，其實不是那麽一回事啊。你若再問諸葛亮到底為什麽要北伐，他還是高深莫測地笑笑……天機不可泄露。

　　那麽，什麽是諸葛亮北伐之戰的“天機”呢？

　　該死的政治

　　這個問題，可能隻有諸葛亮和老古之類的幾個聰明人弄得清楚。

　　馬克思主義認為，戰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表現形式，是政治的延續，任何戰爭首先要考慮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考察北伐之戰，首先要考察北伐是不是蜀國國內政治的需要。政治上不需要的戰爭，或者與現實政治相反動的戰爭，是發動不了的，或持久不了的。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有位中國人提出“攘外必先安內”。不知是不是諸葛亮“安內必先攘外”的反版（不是翻版）。如果是的話，可謂是死學活用的典範。

　　什麽是諸葛亮的“安內必先攘外”呢？“攘外”的“外”是指國家的敵人，即曹魏帝國。北伐之戰（對外戰爭），與國家的敵人不停地打仗，是手段。“安內”是對國內統治集團的敵對勢力和異己分子進行控製，是目的。

　　當然，諸葛亮自己是不會這樣說的，這樣說就泄露天機了。隱藏天機是諸葛亮這樣成功的政治家玩政治的基本功和基本套路之一。

　　曹魏取代東漢後，蜀、魏兩國間的戰爭，表麵上、理論上看起來是國際戰爭，其實是國（已滅亡的東漢帝國）內戰爭，更不是涉及亡國滅種的民族戰爭。蜀漢帝國、曹魏帝國、東吳帝國隻是三個利益集團分別建立的三個政權，而不是三個民族國家。

　　易中天先生有個形象的說法，魏、蜀、吳三國，就像三個親兄弟，他們都住在老爹遺留下來的一棟大房子裏，各有各的房間。本來，兄弟仨一奶同胞，沒什麽深仇大恨，隻不過在老爹彌留之際要爭奪老爹遺留下來的整棟房產；即使占不了整棟房產，也要占幾個房間。

　　所以，幾兄弟打起架來，不會太玩命，隻要贏了的答應給另兩位至少一個房間住，輸了的立馬停手。後主劉禪的投降魏國以及此後孫皓的投降晉國，即是明證。

　　可以說，對蜀漢帝國來說，曹魏帝國這個敵人，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是真是假，視政治形勢和客觀需要而定。

　　在某種意義上，北伐之戰是一種需要，是一種手段和目的的關係。這種需要是政治需要，這種政治需要又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北伐是國內政治的需要；第二個層次，北伐是國際政治的需要。

　　從國內政治來看。首先，是蜀漢帝國（核心是荊州集團）統治合法性的需要。其次，是蜀漢帝國國內政治現實的需要。而且，這兩者是糾纏、交織在一起的。

　　說北伐之戰是蜀漢帝國統治合法性的需要，涉及組織使命這一概念。

　　所謂使命，是指個體或組織賴於存在的理由，也是他/它存在的責任和目的。比如說，從生物學的意義上看，生物個體（包括最高級的人類）的使命，在於讓種族得以延續，也就是傳宗接代。拿人類來說，所謂的愛情，隻不過有性生殖的兩性個體之間的性吸引（性愛）在心理、精神層麵的表現（情愛），隻不過是性成熟之後的個體性激素在體內燃燒的火焰。

　　同理，組織，下至黑社會團夥，上至國家，它的存在必須有依據、有理由，這就是這個組織的使命。組織的使命一旦完成，它的生命就行將消亡，組織架構必將解體。

　　劉備建立的蜀漢帝國的使命是什麽？這是劉備和諸葛亮規定的：複興漢室，還於舊都。也就是在洛陽或長安，複興或重建東漢王朝。

　　既然劉備規劃的蜀漢帝國的使命是複興或重建東漢王朝，這樣，蜀漢帝國就以東漢王朝的法統繼承者自居。

　　現實的情況是，政治方麵，劉備去世前，東漢王朝已被曹魏篡奪。軍事和經濟方麵，蜀國國小民窮，關羽又丟了“荊州”。撇開別的不談，按照劉備和諸葛亮對他們建立的政權的使命定義，在政治上，曹魏帝國是蜀漢帝國的真正敵人，這就是諸葛亮說的“漢賊不兩立”。如果蜀漢帝國不伐魏，蜀漢帝國就有辱於自己的使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既然蜀漢帝國以東漢王朝的法統繼承者自居，東漢王朝是被曹魏帝國篡奪的，曹魏帝國就是蜀漢帝國的最大敵人。殺父之仇，亡國之恨，不能不報。報得了報不了，是另一回事。

　　因此，蜀漢帝國就必須，至少在形式上必須不停地伐魏。不管打得贏還是打不贏，不管是今年打還是明年打，不管是大打還是小打，都必須不停跟曹魏帝國打。至於什麽時候打，怎麽打，打到什麽程度，諸葛亮自有安排。問題的關鍵在於，不與曹魏帝國開戰，這個以漢帝國法統繼承者自居的“國家”，對自己無法交代，對人民無法交差。

　　一句話，蜀漢帝國的政治使命決定了，諸葛亮必須不停地進行以卵擊石一般的北伐。即使不以卵擊石，這個“卵”也會被人踩碎。這就是諸葛亮說的“不伐賊，王業亦亡”。那就幹脆不停地以卵擊石吧，雖然一籃一籃的雞蛋是打破了，至少把石頭弄個大花臉。

　　除了蜀漢帝國統治合法性的需要外，北伐之戰還是蜀漢帝國國內政治現實的需要。

　　蜀漢帝國內部，存在荊州集團、東州集團、益州集團三大利益集團。

　　益州集團是劉焉入益州前的土著上層——當地的世家大族。劉備建立蜀漢帝國以後，益州集團在政治結構上處於蜀國統治階級的最底層。這個集團中，隻有極少數精英分子被安排在橡皮圖章式的機構裏領薪水，坐冷板凳，自然沒什麽話語權，還要承擔北伐浩大軍費的大部分，對荊州集團的統治最不滿。

　　東州集團主要是劉焉、劉璋父子統治益州時的外來勢力（主要是關中和荊州逃來士人），他們根基沒有益州集團深，雖有少數人做了高官，卻沒有什麽實質性的權益，在益州集團與荊州集團的夾縫中求生存，像風箱裏的耗子，兩頭受氣。比如李嚴的處境和下場，就是典型的例子。

　　荊州集團是指以劉備為代表的最新外來勢力，是蜀漢帝國統治階層的核心，也是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心目中的“入侵者”。

　　政治上，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受荊州集團的控製。經濟上，益州集團受到盤剝，東州集團受到平抑。屢次戰役的巨大耗費，也主要由這兩個集團承擔。如果東州集團還算統戰對象，在政府官職和經濟利益上有所照顧的話，益州集團則成為主要的壓榨盤剝對象。

　　這三個利益集團之間，尤其是荊州集團與東州、益州集團之間矛盾重重，難解難分。史學界有一種說法，蜀漢帝國是三國中治理得最好的。恐怕這不是事實，而是在幫諸葛亮抬轎子。事實是，自劉備占有荊州以後，地方上叛亂頻頻，政府內摩擦不斷，社會上謠言四起。

　　荊州集團占領益州之後，尤其是建立蜀漢帝國之後，怎麽來治理在平衡木上建立的國家，控製各派勢力，製服形形色色的離心分子、敵對分子，突出地擺在前期以劉備為代表、後期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蜀漢帝國統治者麵前。

　　在傳統的專製體製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統治“藝術”，這種“藝術”無外乎兩種：分權製衡、聲東擊西。

　　這樣說來，我們遙遠的先輩玩的東西，不是比美國佬當今那一套玩意還先進麽？“分權製衡”，多麽美好的字眼。可惜，中國古代的分權，是三權分裂，而不是三權分立；三權分裂的目的，是便於掌權者挑動幹部玩幹部，發動群眾鬥群眾，最終分而治之，分而製之。而不是讓各種權力之間相互平衡，相互製約，以達到權力不被濫用的現代政治理念。

　　聲東擊西是古代軍事上的三十六計之一，運用在政治和行政上，就是掌權者以動聽的理由，打著高尚的旗號，達到一些不可為外人道的目的。政治上有一條規則：能說的往往是不能做的，能做的往往是不能說的；越是不能說的，越是能做的；越是做到底的，越是不能說的。

　　諸葛亮聲東擊西的具體做法是，開動宣傳機器，製造一個假想敵，然後大張旗鼓地、鄭重其事地對假想敵開戰。當所有人的注意力乃至生命財產都集中在、傾注在假想敵身上的時候，掌權者則悄悄地調轉槍頭，對準統治集團的或他自己個人的敵人狠狠地放幾槍。真正的敵人應聲而倒，統治者迅速擦幹手上的血跡，轉過身來大聲疾呼，我們的目的達到了，該班師回朝了！

　　以劉備、諸葛亮為首的荊州集團，攫取了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的益州，這兩個集團是心懷不滿甚至心懷怨恨的。一切衝突的根源，在於利益尤其是集團的利益。當入侵者與被入侵者的利益無法調和、矛盾無法緩和的時候，諸葛亮便製造、放大一個假想和真實混在一起的敵人——曹魏帝國，並不停地對這個敵人開戰。

　　一方麵，利用對外戰爭轉移、緩和國內矛盾；另一方麵，利用戰爭，使國家的中樞神經繃緊，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解決不同利益者、不同政見者、不同立場者與統治者的權力和利益紛爭。

　　比如李嚴（東州集團的代表人物）被廢（公元231年），諸葛亮說他假傳聖旨，令北伐軍班師，以推卸糧草不繼的責任。我看這件事《三國誌》記的也是一筆糊塗賬。

　　最可能的原因，是李嚴不滿於諸葛亮的威權，向諸葛亮的權威挑戰，諸葛亮便找一個兩可之間的理由，解決李嚴這個政敵。不然的話，諸葛亮為什麽讓李嚴的兒子李豐接替他老子的職務？諸葛亮這樣做的目的，是清除自己權威的挑戰者，又不至於引起東州集團的過度反彈。

　　在和平年代，這種事做起來是很棘手的，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不好交差，而在戰爭狀態下，就輕而易舉、理直氣壯了。一切都是為了戰爭，戰爭的勝利，則是國家的最高利益。

　　這是多麽美妙又多麽無可奈何的手段——安內必先攘外。劉備和諸葛亮馬背上得益州，隻能在馬背上治益州。荊州集團乘著戰車進入益州，這輛戰車就再也停不下來，隻能滾滾向前，直至墜入萬丈深淵。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的建立必須有法理依據，否則，會被視為割據政權或叛逆集團。

　　劉備的立國依據是他的皇族身份，所以公元219年他自封為王的時候，就叫漢中王。隻不過，這個時候東漢王朝名義上還存在，他不敢自封為漢王。當公元221年劉備稱帝的時候，他的國家就毫不客氣地叫漢帝國了，因為這個時候東漢王朝已被曹丕篡奪。

　　這樣，理論上，在劉備君臣的心目中，他們的蜀漢帝國就是合法的、正統的了；而且曹丕是篡逆者，曹魏帝國是非法的、叛逆的，是賊。既然曹魏帝國是賊，當然就要不停地討伐他，否則不能顯示自己的正義。至於成敗利鈍，則在所不問。

　　再思索下去，北伐之戰，除了政治的需要，有沒有別的需要？

　　我幫諸葛亮找了北伐的另一條理由。

　　討厭的生活

　　我的這個觀點，現在的很多人肯定不同意，不知道諸葛亮老先生同意不同意。

　　通讀《三國誌》，總覺得蜀漢帝國這個國家真的有些怪裏怪氣。比如，興師動眾的北伐“戰爭”。再如，從劉備開始，曆任的實際掌權者都不是長期住在京城，都死在外地。

　　夷陵之戰後，劉備在白帝城（四川省奉節縣）一病不起。可能是無顏見蜀中父老，竟不回成都，將諸葛亮招來，托孤於諸葛亮，然後病逝於白帝城。有人認為，劉備臨死駐白帝城，是為了防備東吳。其實，東吳軍隊在猇亭大敗劉備後，追到宜都即自動停止進擊，用不著劉備用自己的老身殘軀親自阻擋。

　　諸葛亮掌權後，經過短暫的準備，即進行南征，南征的征塵未退，又進行北伐。北伐則以漢中為大本營，很少回首都處理政務，而是遙控指揮，直到死於北伐前線。

　　諸葛亮形式上的繼任者蔣琬，先是屯駐漢中六年，後屯駐涪縣（今四川省綿陽市），直至去世（公元246年）。

　　蔣琬的繼任者費禕上任後也出屯漢中，後駐漢壽（今四川省廣元市），在漢壽被魏國降人郭循刺殺身亡（公元253年）。

　　薑維掌握軍權之後，一直在外麵折騰，要麽打他幾仗，要麽屯田遝中（今甘肅省舟曲縣）。

　　《三國誌·費禕傳》記載：“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意思是說，這些掌權者，雖身在外任，對朝中大事卻擁有某種程度的知情權和決策權。

　　這自然讓人聯想起清王朝的後期，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中興名臣”，也是以某“洋”大臣的身份，不在北京，卻遙製朝綱。不知道是不是清朝統治者向劉禪死學活用的結果，但這種狀況總是有點不正常。

　　一個組織架構和權力結構正常、權力機製運轉正常的國家，君臣之間不是如此相處的。這種現象，總是給人一種君不君、臣不臣的味道。

　　同時代的曹魏帝國和東吳帝國，文臣、武將各負其責，各盡其能，而蜀漢帝國的諸葛亮、蔣琬、費禕都是行政首腦兼軍事首腦，他們身在軍營，心在朝廷；職在軍營，權在朝廷；一肩雙職，一心兩用。這幾個人，都擅長行政而不是軍事。如果自己坐鎮中樞，用軍事長才（如魏延、王平、馬忠、薑維等）專務國防，不是各得其所，各展其長麽？為什麽要如此軍政不分、內外不明呢？查遍相關史書，也找不到一個所以然的說法。

　　我推測，這是蜀國君臣的一種相處之道。諸葛亮的理想“複興漢室”，不僅要恢複漢王朝的統治，還要恢複西漢王朝的統治方式，那就是虛君實相，削弱君權，充實相權，帝王成為名義上的統治者，以丞相為首的管理層治理國家。

　　虛君實相，拿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管辦分離。按照諸葛亮的這種理想，這些治理國家的朝臣，不能世襲，不能被士族壟斷，要以才、以能取士，讓真正的社會精英進入國家管理層。

　　其實，曹操就是這樣做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廢三公官，自任丞相，起用大批寒士。曹操掌權以後，龐大的、盤根錯節的儒家和士族勢力成為他的反對派、政敵，一直讓曹操頭疼不已，他的殺孔融、殺楊修，都與此有關，都是殺雞給猴看。

　　曹丕接班後，反父道而行之，實行“九品官人法”，與儒家、士族妥協，承認儒家的輿論控製權以及士族的取士（做官）壟斷權，才順利稱帝。

　　蜀漢帝國自劉備去世後，諸葛亮成為實際上的掌權者。諸葛亮和曹操的政治理想不同，他們的施政方式倒是頗為相似，都采取虛君實相。其實，這個“實相”，不僅僅是丞相一個人要權。諸葛亮這個丞相，在某種程度上是代表寒族的。蜀國的統治核心，是荊州集團，荊州集團的核心，都是寒士，包括劉備，劉備這個沒落貴族其實就是一介靠賣草鞋為生的平民。

　　如果把蜀漢帝國比作一家公司，董事長（劉禪）本來就慵懶好靜，希望無為而治，總經理（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兩手都抓，兩手都硬，有點咄咄逼人；手下又有一幫能幹的、起自基層的幹部，總想折騰點什麽。

　　劉董事長煩了，說，你們自己折騰去吧，離我遠點，隻要不造反就行，讓俺老劉清淨點。

　　於是，諸葛總經理便帶著手下一幹人馬，在某個軍事重鎮安家落戶，不時地打上幾仗，權當軍事演習。小勝或小敗的間隙，則帶著自己的生產建設兵團墾荒種地，養魚喂豬，給士兵們改善夥食，增加營養。

　　劉董事長呢，則在自己的皇宮裏左擁右抱，喝喝茶，聽聽戲，實在無聊，就去勾引大臣的老婆，倒也自得其樂。

　　大家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混完這輩子拉倒。

　　這就雙贏了，雙贏才能和諧。

　　同時，這也是一種活法，沒有什麽好不好，也沒有什麽對不對。一千個人有一千個活法，三個國家，則有三個玩法。

　　當時的儒家和士族勢力，就像橡皮筋做成的一張巨網，疏而不漏，彈性十足，掙不脫，撕不破。諸葛亮隻好采取這種不倫不類的方式與他的老板相處。

　　諸葛亮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大動亂、大分裂的前夜。到了中國重新統一的隋朝，隋文帝才幫助諸葛亮實現了他的行政理想——實行開科取士（類似今天的公務員資格考試）的科舉製。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認為，諸葛亮發動北伐，為了實現偉大理想，他自己心知肚明，我們不好強行否認。為了國家安全，肯定是表麵上的理由。如果把以攻為守作為保家衛國的手段，則是將戰爭、戰役混為一談，戰略與戰術倒用的一種錯誤。

　　北伐真正的原因，或者說準確的原因，在於以“戰爭”這一手段來維護蜀漢帝國的統治合法性，控製、打擊國內敵對勢力，並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

　　用上述四條理由發動的北伐，不失敗就沒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