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4章 火一樣燃盡自己的師複

　　◎傅國湧

　　師複是誰？

　　大約兩年前，李潔在《文武北洋》出版之後從青島來杭州尋訪近代名人的故跡，他感興趣的是名人故居和名人墓。在一位本地向導的陪同下，他走馬觀花，一天下來，斬獲頗多，拍了很多照片。那天在西湖邊的一家賓館，他給我看他拍的照片。他說在西湖煙霞洞旁有一個“師複墓”，墓誌銘就刻在摩崖上，從依稀可辨的字跡可知，師複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好像姓劉。我那時對師複這個名字感到陌生，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倡導無政府主義的那個劉師培。

　　師複本名劉紹彬，因立誌反清，光複故國，改名劉思複。信仰無政府主義後，連姓氏都廢棄不要，改名為師複。三個名字代表了他短暫一生的三個不同階段。一九二三年，他的生前好友重修其墓，由鄭佩剛撰文、王思翁書寫的墓表鐫刻在崖石上。如今墓雖不存，碑卻留下了，對其人其事作了簡略而有力概述：

　　師複為人道主義者，生平謀炸悍將，厲行革命，被錮三年，出而組織東方暗殺團。辛亥而來，舍其單純破壞，轉而為自由社會主義宣傳，創晦鳴學舍、世界語研究會及心社。旋發刊《民聲》雜誌，淬厲自刻，盡瘁其主義，嘔血而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終其紀。痛矣！君於公曆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於東亞之廣東香山縣，以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歿於上海，同年葬於浙江西湖之煙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誌不忘。

　　安那其主義思潮在中國

　　“無政府主義”本是日本的譯法，高一涵主張譯為“無治主義”，辜鴻銘主張譯為“無王主義”，巴金等人幹脆用譯音“安那其主義”，無論叫什麽，都不能否認在十九世紀那曾是一股世界性的思潮，俄國十二月黨人的慷慨悲歌，伴隨著他們流放西伯利亞路上的漫漫風雪，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理想曾激動過幾代青年，《麵包與自由》等都成了傳世的經典，也是幾代年輕理想主義者的口號，活了一百零一歲的巴金就是他們在東方的傳人。毛澤東在陝北窯洞裏親口對斯諾說，他年輕時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二十世紀這一思潮初傳中國，就打動了一些尋找精神出路和民族出路的讀書人，李石曾、吳稚暉、張繼、劉師培、張靜江等一度都曾熱衷於此，《天義報》、《新世紀》、《衡報》、《人道》等中文期刊先後在日本和巴黎問世，那個時候無政府主義思潮是和“驅除達虜，恢複中華”的革命浪潮糾結在一起，密不可分的。那時，包括蔡元培、馬君武、馬敘倫、楊篤生等人都曾寫過一些介紹文章。（1933年《東方雜誌》“新年的夢想”中就包含了許多對無政府主義式的夢想。）

　　民國初創，多元格局出現，各種政黨、報刊蜂起，中國社會黨當中以太虛等代表的一派信仰的就是無政府主義，出版過《社會世界》、《良心》月刊等，並另組社會黨，很快被袁世凱取締。影響最大的當數師複，他創立的“晦鳴學社”與《民聲》周刊，係統地介紹了克魯泡特金的思想，組織了無政府共產主義同誌社，被看做是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奠基人。

　　等到“五四”時代，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各種刊物應運而起：《進化》、《勞動》、《自由錄》、《民風》、《新生命》、《閩星》、《奮鬥》、《勞動者》、《自由》等等。《民國日報》著名的“覺悟”副刊上也發表過太樸等人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毛澤東等人熱衷過的新村運動，匡互生在上海創立的立達學園都帶有安那其實踐的痕跡。少年巴金就是那個時候，在並不中心的、也不沿海的四川信上了這一“安拿其主義”思潮的。（他和誌同道合的夥伴辦了《半月》，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當他在這個雜誌十七號發表《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時，他隻有十七歲。雜誌被軍閥查封，是他第一次嚐味到專製的滋味，但他沒有喪氣，當年九月一日，他的《愛國主義與中國人到幸福的路》又在新辦的《警群》上發表，開篇提出“現在中國的社會黑暗到了極點，一般的青年人處在這種勢力下麵，被他弄得全無生氣，力量薄弱的隻能順世墮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氣的也隻有忍氣吞聲，聽天於命”。他說這個主義最令他滿意的就是“重視個人自由，而又沒有一種正式的、嚴密的組織”。他遠去巴黎就是去取安拿其主義真經的，他的《愛情三部曲》就貫穿著安拿其主義追求與幻滅的淡淡憂傷，到後來，他還懷念著早年的那些同伴……他的《我的幼年》有深情而無奈的回憶，這是他百年揮之不去的一個夢影。）

　　此時，離師複之死已有好幾年，但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們一直忘不了他，他的篳路藍縷之功，他的堅忍不拔的個人魅力，他的苦行僧作風，他的大刀闊斧、衝鋒陷陣的勇氣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都為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闖開了一條路，雖然這一思潮最終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曆史洪流中漸漸枯竭了，但我們否定不了包括師複在內那些青年的熱情、熱血和理想情懷。那一激動過無數熱血青年的思潮不是什麽洪水猛獸，更不是見不得陽光，而毋寧帶有更多理想主義色彩，其核心其實是人道主義，盡管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幻想的成分。今天，我們可以不認同他當年的信仰，卻也不能不佩服他身上那種人格力量。《民聲》周刊上有師複的大量文章，可見其戰鬥的豪情，和為主義犧牲生命的那股子勁。他生前的文章，有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師複文存》。在整個安拿其思潮在中國的傳播中，他是一個承前啟後的標誌性人物，回溯這股思潮，就不能回避這個人物。

　　也曾熱血俠少年

　　劉家在香山是個大家族，被稱為“水樓劉家”。他的父親就是個不簡單的人物，在維新運動期間創辦了當地第一所新式學校，組織了“天足會”，允許其女兒留天足，帶頭下河遊泳，還每年印贈小冊子，宣傳廢科舉、興學校、開礦築路，被看做香山縣第一個新派人物。他有兄弟姐妹十三人，他排行老四，受他的影響，幾乎都或多或少參加了無政府主義的活動。

　　他十五歲中秀才，名列全縣第一，到廣州應鄉試，親眼目睹科場黑暗，從此產生厭惡心理，不再應試，他後來對弟弟劉石心說：“看到考場的黑暗情景，才使我認識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從此，他開始獨自研究小學和諸子，做了大量的筆記，對中國古代的數學，如天元、八線等，尤其有深入研究。一九〇四年，師複先赴香港，再到日本留學，一九〇五年他參加同盟會，還學會了造炸彈。回國後，他為了提倡革命，在香山創設演說社、閱書報社。那時風氣未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盛行，禁止女子讀書，他不顧種種反對和非議，其中包括知縣鄭榮和人稱“何老虎”的大鄉紳何玉銘（鼎元），借助清廷鼓勵興新學的機會，靠私人集資在香山創辦了第一所女學校——雋德女校，提倡女權，使當地女子有上學的機會。他到香港創辦過《東方日報》，宣傳反清，鼓動風潮。

　　一九〇七年，革命黨人要在欽、廉舉義，廣東提督李準凶狠殘暴，是最大的障礙，他決心除掉李準。他帶炸彈秘密來到廣州，等待暗殺的機會。有一天，探聽到消息，李準要出來，他預備在其必經的路上動手。哪知還沒出門，安裝雷管時，炸彈就轟的一聲爆炸了，頭、胸、手到處是傷，血流如泉，但他還是忍痛站起來，將其他炸彈扔進了溺壺裏。幸虧隔壁的醫生、也是革命黨人伍漢持趕來，在警察趕到前燒毀了他寫給家人的書信、文集等。他先是被送進醫院，因擔心家人受驚，他不肯吐露真實姓名，自稱“三水李德山”，做化學實驗不慎爆炸。有一朋友不願他死在敵手，想給他毒藥自盡，因為監管太嚴，沒有機會，在醫院住了一個月，傷勢漸愈，但左手被醫生割斷，從此成了一隻手。（可別小看他的一隻手，以後辦《民聲》印刷部，一隻手排字、印刷、搖機，什麽都能幹。有人擔心他做事不便，想幫他，他總是婉拒。有朋友做了一聯：“稚暉五體投地，師複隻手回天。”前一句，是吳稚暉寫給師複信中的話。）

　　他傷好以後，多次提審，他都沒有吐露實情，卻被原在香山知縣、時為李準幕僚的鄭榮認出。李準曾想親自提審，因為巡警道和他爭權，不許提解才罷，最後隻是以嫌疑犯而移往香山縣監獄監管。

　　這樣一個敢於暗殺清廷大員的熱血少年，在獄中兩年多，始終不屈，以讀書自娛，寫了《粵語解》、《佛學大意》、《獄中筆記》等，有些還在好友鄭彼岸主辦的《香山旬報》上發表。《粵語解》對古今粵語的本源、流變等都作了考究。他還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起草了《改良監獄議》，呈給正在籌劃改良獄政的兩廣總督岑春煊，受到讚賞。期間，女學教師出身的女友丁湘田從香港親赴香山，在他家住了五十多天，試圖組織革命黨人，武裝劫獄營救他，他堅決不同意，認為這一計劃行不通。為救他出獄，上下疏通，他家因此破產。一九〇八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死去，宣統即位後大赦天下，香山一千多人聯名保釋，他才得以於一九〇九年底獲釋。

　　出獄後，他即到香港結合有誌於單獨行動的個人，組織了“東方（或支那）暗殺團”，以反抗暴政，成員中包括了陳炯明、謝英伯、高劍父、林冠慈、丁湘田等。這個時候他主張單純的破壞主義，認為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波蘭亡國記》一書對他影響很大。一九一一年，暗殺團團員林冠慈在廣州雙門底炸李準，李沛基在大南門炸死廣東將軍鳳山的行動，都是他精心策劃的，炸死鳳山的炸彈還是他親手製造的。這在當時都是轟動視聽的大新聞，已載入近代史冊。

　　心社·晦鳴學舍·世界語研究會

　　辛亥革命發生，他與莫紀彭、林君複等人策反駐紮香山與澳門交界處的一支清軍，以此為基礎，組織了“香軍”，光複香山，並參與東江地區的起義，然後率香軍進駐廣州。但他沒有像其他革命黨人那樣從此踏上從政之路，而是踏上了另一條永遠看不到盡頭的不歸路。

　　他最早對無政府主義發生興趣，乃是在獄中經過種種刺激和研究以後，他弟弟、受他影響參加過無政府主義活動的劉石心說，從思想上來說，他哥哥是受托爾斯泰、《新世紀》的影響。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內部爭權奪利，一片烏煙瘴氣，這些也是他為尋找出路、探求未來而轉向無政府主義的重要原因。當他和同伴率兵進入初光複的廣州城時，胡漢民與陳炯明之間的矛盾，以及其他錯綜複雜的矛盾都開始凸現，他與莫紀彭等曾居間調停無效，他深為失望，把軍隊交給陳炯明，準備北上去刺殺攝政王載灃（後來又改變計劃想殺袁世凱）。一路上，耳聞目睹了湘、浙、贛、皖等地同樣爭權奪利的事實，湖南獨立後的第一任正副都督焦達鋒、陳作新等慘死。他到達上海，正遇到汪精衛南下，告訴他南北和議即將實現，暗殺計劃就此作罷。

　　他和丁湘田、鄭彼岸等到了杭州，遊覽西湖之勝，在白雲庵住了一個月，在美麗寧靜的西湖邊，他思考了辛亥革命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對政治產生了厭惡情緒，認為任何官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解決這些弊病的良方就是無政府主義，要從根本入手，就是從個人的道德品行修養做起，“心社”之約由此創議。他以為民國已經告成，單純的破壞時期已經過去，從此可以一門心思傳播無政府主義信仰。這是師複初次與西湖結緣，他沒有想到最後他會歸宿在西湖。

　　一九一二年五月，他在廣州發起成立“晦鳴學舍”，加入者多為他的朋友和親屬。七月，他將自己的姓名“劉思複”易名為“師複”，從此廢姓，並與鄭彼岸、莫紀彭聯名發表“心社”社約十二條：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不吸煙；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轎及人力車；六、不婚姻；七、不稱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作議員；十、不入政黨；十一、不作陸海軍人；十二、不奉宗教。同年二月，李石曾、張繼、汪精衛、吳稚暉等發起“進德會”會約，也是相約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這些“會約”曾在上海影響很大的《民立報》上公開發表。不管其中有多少空想、不切實際的成分，同樣都可以反映出那個轉型時期部分中國人對個人操守德行的一種追求，旨在為社會樹立新風氣，創造一個新社會。

　　嚴格地說，“心社”和“晦鳴學舍”不一樣，隻是個人道德修養與精神上的結合，不是一個有形的團體。師複為人孤介，清心寡欲，淡薄名利，很仰慕托爾斯泰的做人。“心社”的十二戒條，他無不躬身實踐，絲毫不肯放鬆。即使生病很重，醫生多次勸他吃肉，補充營養，他竟迂執地不破戒。與他來往的親朋也無不受他感化，他反對抽煙，有一天朋友聚會，在廣州東園，有個朋友正在吸煙，聽說他到會，馬上把香煙藏在衣袋裏。有一政客乘轎來拜訪他，到了離晦鳴學舍還有一截地的街口，即自覺地下轎步行。他絕不強求別人，但他自身的行為在無形中對周圍的人起了些感化的作用，使不拘小節的人們在良心上會感到一種不安。

　　師複認為都市太繁擾，曾想約同誌去鄉村居住，半耕半讀，他們在新安的赤灣（九龍宋王台畔）找到了一塊地方，從香港航行兩小時可到，麵臨文天祥歎息過的零汀洋，挨著宋帝陵，枕山麵海，風景天然，有田七十畝，荔枝五百株，鄭彼岸提議取名“紅荔山莊”，他們試圖在那裏開辟一小塊無政府主義的實驗基地，推行新村計劃，可惜最後沒有成功。

　　在“晦鳴學舍”，大家一起勞動、學習、生活、相互幫助、人人平等。大家以為這個學舍就是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的雛型，至於經費來源則是當初為暗殺募捐來的。師複經常給他們講無政府主義理論，有時出題目讓大家做文章。丁湘田教語文，聖約翰畢業的李希斌教數理化和英語。當時主要勞動是排字和印刷，他們選印《新世紀》上的文章，發行了《無政府主義粹言》、《無政府主義名著叢刻》等小冊子，重印了《新世紀叢書》，每種都印了五千冊，免費贈送讀者，郵寄到國內各報館、會社、各省議會、縣議會，無政府主義這個名詞才漸漸廣為人知。此前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傳播對國內影響甚微，雖然早在一九〇七年，李石曾、吳稚暉他們就在巴黎編輯《新世紀》周報，介紹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學說，到一九一〇年停刊，前後有三年，但很少傳入國內。直到“晦鳴學舍”創立，無政府主義的種子才開始在國內撒播。師複早年的同伴陳炯明對其理想主義選擇表示了同情。

　　他偶爾接觸到剛剛傳播到中國的世界語，認為世界大同，應該以語言統一為先導，所以對提倡世界語非常熱心，發起“廣州世界語學會”，曾被推選為“環球世界語會廣州分會”，每天他從西關步行到東堤會所，到夜深二三時才回家，即使刮風下雨也是如此。短期內，廣東參加世界語會的有三四百人，世界語學會成立大會有上千人參加。這與他的努力號召分不開的。

　　從《晦鳴錄》到《民聲》

　　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日，正值幹戈不息、擾攘不安的袁氏當國之時，“晦鳴學舍”創辦的《晦鳴錄》周刊問世，二十開本，十六頁，標舉反抗強權、實行社會革命，謀取平民自由幸福的宗旨，隻出版了兩期，就被袁氏在廣東的死黨龍濟光查禁，“晦鳴學舍”也被封，袁世凱政府通電全國各省緝捕師複，他舉家遷到澳門，將《晦鳴錄》改名為《民聲》繼續出版，也隻出了兩期，袁世凱下令外交部照會葡萄牙公使、廣東當局照會駐澳門的葡領事，禁止《民聲》出版。廣東當局甚至派人以摩托車將他從澳門劫持到前山，幸得他聞訊有了戒備，得以不遭毒手。在勉同誌文中說：“殺戮囚辱，固無政府主義黨之樂鄉。”

　　一九一四年元宵節後，他們幾經周折，轉往上海（後安頓在法租界），以“世界語傳習所”為掩護，恢複出版《民聲》，印刷地寫為“日本東京”。《民聲》成為傳播無政府主義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受到包括克魯泡特金、格拉佛、大衫榮等在內的世界各國無政府主義先驅的紛紛鼓勵。吳稚暉曾勸師複去法國留學，但他認為，中國隻有他最熟悉安那其理論，又有決心傳播，還能籌款維持刊物，沒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終於沒有出國。（他故後，刊物勉強堅持到一九一六年，出到第二十九期就停刊了。後來年區聲白等又在廣州複刊，出至第三十四期停刊。）

　　他辦刊以傳達“平民之聲”的言論機關自勉，在《晦鳴錄》的編輯緒言中即指出，不限於一家之學說，不囿於一黨之見解，獨立不倚，表達自己良心上的是非，說出人人心中想說的話，以真理為目標。他理解的無政府主義首先就是反抗強權，反對軍國主義等許多形形色色束縛人類自由、妨礙人類幸福的教條，出路是萬國大同、語言統一，人道主義、人類自治是核心。為此，他寫了大量文章，闡明無政府主義的正確和可行性，苦口婆心地解釋、試圖說服讀者，有時同一期刊物上就有他的多篇文章。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八日，他在《民聲》六號發表的《孫逸仙江亢虎之社會主義》一文，他從學理角度認為孫、江所言隻是社會政策，而非社會主義。之後，他還發表過《江亢虎之無政府主義》等文，對“中國社會黨”創立者江亢虎的觀點尤多駁斥。

　　師複離世十二年後，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鄭佩剛等在上海出版《師複文存》，梅定成執筆的序言中說：“師複本無政府主義黨健全分子，為同誌中前輩後生所共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氣，有熱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謂‘一點不留餘渣十分成全自身’者，是固一模範實行家。”他雖不以文字知名，但讀他的文字，無不深入淺出，語重心長，“說高尚之主義，如數家珍，能令閱者忘疲，聽者興奮。”他的文章能立、能破，三寸鐵管，洞察幽微，有縛馬伏虎的筆力，對某些主義、信仰之禍害尤有先見之明，讚同他的人稱其文字為“降妖伏魔之法寶”，“足令舉世妖孽，望影驚避”。

　　一九一四年六月，師複致函無政府主義萬國大會，報告中國無政府主義傳播的曆史和現狀，並向大會提議：一、組織萬國機關；二、注意東亞的傳播；三、與工團黨聯絡一致進行；四、萬國總罷工；五、采用世界語。（此前，他就在《民聲》特設了一個世界語部作為通訊機關，與世界各團體、同誌相互聯係，交換雜誌，討論問題。）這是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最初與世界發生關係。

　　七月，師複在上海發起“無政府共產主義同誌社”，起草成立宣言，發表《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等文，提出一係列求得經濟上、政治上“絕對自由”的主張，如一切生產要件歸社會公有，廢絕財產私有權，廢錢幣，廢除婚姻製度，男女自由結合，廢除一切宗教，人人勞動，不要政府、軍隊、警察、監獄，不要一切法律規條，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組織各種公會，等等。這些主張誠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但他的主張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視人道，反對強權，廢止家族，反對迷信等，今天看來也都還有價值。

　　與此同時，師複在廣州的弟弟劉石心，與黃淩霜、區聲白等一起成立了“廣州無政府共產主義同誌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類似的社團，他們相互聯係，討論學理。當年《民聲》的編輯幾乎由師複一個人負責，從寫稿、校對、處理來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結果把身體拖垮了，患上了嚴重的肺病，無錢醫治，友人多勸他把印《民聲》的機器賣了，他的回答是“此吾黨主義東方命脈；斷之以活一人，吾不為也”。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錢送他進了醫院，醫生說他身體衰弱，須補充營養，要多吃肉類、蛋類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約，寧死不破戒。病重之時，他還撰文評論《上海之罷工風潮》，對社會民生耿耿不忘。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在鐵道醫院病亡，臨終之前留下一封給友人的信：“文明科學本為富人之專利品，托爾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絕之也。現在《民聲》垂危，幾將易簀，餘之憂《民聲》，比憂病為更甚。倘《民聲》嗚呼，餘又真成為不治之癆病，則師複將與無政府主義同葬支那之黃土而已！”（1915年1月31日）

　　師複之死，大大削弱了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像他這樣堅韌卓絕，知行合一，既有探索學理的熱忱，又有實踐能力的人物可謂後繼無人。從“心社”、“晦鳴學舍”、“世界語研究會”到“無政府共產主義同誌社”，從《晦鳴錄》到《民聲》，在短短三四年間，他的生命如同火一般熊熊燃燒，最終燒盡自己。他編印《民聲》，勞神竭慮，每出一期，就要臥病幾日，但病稍好，他又照常風風火火幹開了，在信仰安那其的陣營中，他確實隻手撐起了一片天空，在他的努力下，安那其主義的種子才開始播在古老的大地上。美國學者阿裏夫·德裏克在《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書中說，師複是因為目標的嚴肅性並致力於將自己的理想付諸實踐而受到廣泛的尊敬，在他去世後，成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楷模。“師複之所以聞名不是因為思想的獨創性而是因為宣傳這些思想時的熱情。”

　　一九二七年三月，《民聲》雜誌繼一九二三年的“克魯泡特金”專號之後推出“師複”專號，吳稚暉等許多重要的無政府主義信仰者紛紛撰文紀念。畢修勺如此緬懷師複：“如果信仰主義的人有大無畏、百折不撓，以主義為第二生命，甚至於列主義於生命之前，於主義有益的事，雖粉身碎骨亦所不卻”，“說到這層，我就想到師複，想到我所敬愛的師複的精明，以身殉道，以主義為第二生命的可羨可慕，尤其是在烏煙瘴氣的中國，有這樣純潔的人格。他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且在中國隻有他可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無時無地不以主義為自己人生的目的，殫精竭慮，使之實現於世。”

　　師複去世的噩耗傳到美國時，他的摯友鄭彼岸曾寫下兩副沉痛的挽聯，概括其生平和他們理想無成的悲愴：

　　春夢短江南，紅荔灣頭虛宿約；

　　夜盟記湖上，白雲庵裏痛前塵。

　　繼秋璿卿女士分占湖上青山，

　　他年三竺重經，感舊應添一副淚；

　　與無政府主義同葬支那黃土，

　　此日重洋悵望，哭君寧為十年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