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3章 關於馬一浮的“國學”——答王韌先生

　　◎朱維錚

　　作者按：王韌先生是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的《大師》欄目的首席編導。他和他的同仁，為將百年來中國的教科文衛各個領域的傑出人士，通過形象化的電視媒體，介紹給千千萬萬的觀眾，付出了巨大努力。忝居人文學科從業者，我向來以為青燈默照，甘於寂寥，乃我輩宿命，偶而難卻友朋好意，被迫“上電視”，也不敢嘩眾取寵，隻講自以為是曆史話題，並以能講的真話為限度。或許因此得王導青睞，涉及他們準備拍攝的某些曆史人物專題，時常向我垂詢。所謂人貴有自知之明，我的回應絕不敢越位，如《莊子》所說：“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無奈有時王導垂詢的問題，在他看來應在我的專業範圍之內，在我恰屬於盲區。這不，王導擬向觀眾介紹馬一浮，一位去世已四十年的“現代儒者”，一位生前自居“大師”而在近年突然得到某些學人炒作的人物，遇到其人其學的價值判斷難題，於是下問於我。這在我曾經討論的清末民初學術史的時限以內，但我對其人其說的認知，沒有越出浮泛之外。不得已，隻好漏夜重讀馬一浮的幾種遺著，喚起十多年前初讀其書的記憶，用一日夜草成一函，敬答王導。不料多位友人，見到拙函，均為可以公表。適值《悅讀MOOK》特約編輯林韻女士，又第N次向我催稿。林韻女士是我的同校而不同係的學長，相識已逾五十年。由她傳達也是複旦校友的《悅讀MOOK》主編褚鈺泉先生的約稿之命，我隻好推宕，卻不能敬謝不敏。日前得學長電，限期必交一稿。怎麽辦呢？唯有移花接木一策。幸得王韌先生同情，允將他與我就馬一浮問題的通信公表，以下便是函件內容。

　　朱老師，您好！

　　關於馬一浮，我們有這樣一些問題：

　　1.介紹馬一浮，價值何在？

　　2.如果當年是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學長，而不是陳獨秀，或許中國的現代文化思想史不是這樣的一種寫法了，您對這個問題怎麽看？蔡元培請馬一浮，是有深意的嗎？馬一浮是不是也應該算是學貫中西？

　　3.馬一浮對儒學如此執著，近乎固執，有解釋的原因嗎？是不是看到了西方發展後存在的問題，覺得中國的傳統文化才是醫治世界的良方？

　　4.他推崇“直接孔孟”，按您的觀點，如何解讀？

　　5.複性書院的創建是馬一浮畢生的理想和追求，但他隻維持了一年零八個月的講學時間，其直接的因素是什麽？其社會文化背景來考察，又是什麽原因？

　　此致 敬禮

　　王 韌

　　2007.11.10

　　王韌先生：

　　十日電郵奉悉。我對馬一浮缺乏研究。往曾一閱馬鏡泉《馬一浮傳略》（收入《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畢養賽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見其中謂一九〇四年十一月馬一浮回國，帶回馬克思《資本論》德文版一部，是“最早把馬克思著作引進中國的中華第一人”雲雲，即不謂然。蓋此人不知一八九九年中國已在“引進”馬克思著作。我在一九八二年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周年一文，已略考“引進”的過程，見拙著《走出中世紀》增訂本，第379至382頁。及閱至馬鏡泉謂馬一浮於二十一歲（1903）在美僅一年，便在工餘遍讀西文名著二十餘種，並由英文譯出法德俄革命史數種，越發不能置信，因所列亞裏士多德、康德、黑格爾諸書，如今均有中譯本，欲讀任意一本，即非數月可畢，況英德諸文本乎？況數達二十餘種乎？此若據馬一浮自述，適足以表明其言偽而誕。

　　以後得馬鏡泉編《馬一浮卷》（乃劉夢溪主編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一種，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略翻目錄，年表及所收諸種序跋，即不欲細讀，唯於內收《蠲戲齋書信選》頗感興趣，因所選書信二十七通，多涉及清末民初學界一隅史事也。

　　今承谘詢五問，不得已再翻《馬一浮卷》，但限及十年前偶作記號諸則。以下呈複，止於印象，僅充參考，不足為據。

　　一、介紹馬一浮的“價值”

　　馬浮即馬一浮，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卒於“文革”次年（1967年6月2日），一生八十五歲，綿曆三朝（在晚清二十九年，在民國三十六年，在共和國十八年）。清末嚐充小吏（駐美聖路易留學生監督公署之中文文案）。民元嚐充教部秘書長十餘日，民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1939-1947），嚐充教部下屬複性書院主講，實為“山長”。一九五三年初任浙江省文史館館長，至一九六七年五月經受“文革”衝擊後死去。有“隱”之名，無“隱”之實。在民國雖自高身價，但複性書院實為蔣介石授意陳立夫以官帑設置的學堂，以“賓禮”待馬浮，無非蔣、陳欲抬高浙江幫之文化位置而已。解放初馬浮未隨蔣幫遁台，被列愛國人士，故年屆七旬，受浙江省文史館館長之任。然而台灣蔣陳當道，仍不忘利用其人，一九六四年台灣當局重印馬浮於解放前舊著，達十一種，便是顯例——當時馬一浮在浙江為官，然舊著未印一種。

　　劉夢溪盛讚馬一浮：“其人格之特點，則超凡脫俗，高蹈獨善，可謂神仙一流人物，是二十世紀師儒中的一個真正的隱者。”（《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前揭《馬一浮卷》第42頁），在我看來言過其實，乃至大悖其實。

　　不過我仍讚成將馬一浮列為上世紀學界“大師”。他自清末起改治“國學”，在政治上總隨改朝換代而轉向，可謂“與時俱進”，卻不因政治轉向而改變學術取向，相反越發堅持其“用世”為歸宿的所謂儒學教旨，堪稱逆來順受卻堅持己見的學人典型之一。“他對今天最重要的是什麽？”如果一定要作價值判斷，那麽在我看來，如今此等老宿已近於無。

　　二、關於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學長

　　第一，近年此說流傳甚廣，出於劉夢溪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的一段話：“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再次懇請馬一浮出任文科學長，又遭婉拒，理由是‘古聞來學，未聞往教’遂不就。”（前揭《馬一浮卷》篇前總序第42頁）。劉文注謂出自馬鏡泉《馬一浮傳略》第十章。但《馬一浮卷》亦為馬鏡泉所編，卷前《馬一浮先生小傳》，亦署馬鏡泉名，卻如此說：“抗戰以前，北大蔡元培、陳大齊曾先後兩次請先生出山講學，先生以自己所學非時賢所尚，在今儒術方見絀於時，玄言亦非所急。如稱性而淡，則聞者恐臥，遂婉言辭之。”（《小傳》第2頁），卷末又附馬鏡泉編《馬一浮先生學術年表》，在一九一六年三十四歲條下，甚而完全不提蔡元培聘馬一浮赴北大事。

　　第二，《馬一浮卷》內有《蠲戲齋書信選》，據編者說明為“新編本”，收有《答蔡鶴廎書》一通，自署“丙辰十二月二十月二十四日”，內容即辭蔡元培邀赴北大事，首謂“承欲以浮備講太學”，繼薦謝無量自代，謂“先生若為諸生擇師，此其人也”（該卷第713頁）。語氣甚明確，其所辭是“師”，而非“官”，即文科學長。寫信時間為農曆丙辰十二月二十四日，當民國六年（1917）一月十七日。這以前四天，即一月十三日，時任教育總長的範源濂，已簽發第三號“教育部令”：“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此令。”更反正蔡元培聘給馬一浮的“手書”是聘他“備講太學”（這顯然為馬一浮用清舊詞語概括蔡元培聘他到國立北京大學任教的說法）。

　　第三，蔡元培於一九一六年十月初應範源濂電邀，由法國啟程返華，先抵上海，即力勸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包括同意《新青年》移往北大編輯；十二月抵北京，由北洋政府正式任命為北大校長；一九一七年一月初到北大視事，同月十一日致函教育部，要求任命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十三日即得範源濂簽令批準。這期間蔡元培為北大文科增聘了一批教員，新舊學者都有，所謂“兼容並包”，馬一浮也在其內。手頭沒有蔡氏全集，未知致馬一浮函是否收入？據馬氏答書，可推知蔡氏給他的“手書”，必在蔡氏就任北大校長之後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上旬或中旬。那時北大文科學長的人事案早已塵埃落定，也可知蔡致馬函必無“再次懇請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之類文字。——蔡長馬十六歲，在前清曾點翰林。而馬雖曾應紹興縣試為第一，但沒有材料說明他在清末廢科舉前曾“進學”，即通過省學政主持的院試而成諸生，因而論年資均為蔡氏同鄉晚輩。蔡為民國元老，平等待人。而馬則等級意識濃厚，無論如何倨傲，在蔡的麵前，斷不敢在複函中說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那種非禮的話，這由現存《答蔡鶴廎書》已得確證。

　　我不知馬鏡泉乃何許人，僅由他的《馬一浮傳略》，可知他在作傳前並未讀過馬一浮答蔡元培函，因而或居某種誤傳，說蔡元培曾請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且將《禮記·曲禮》作者所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變成馬的答辭，似乎對蔡無禮之至。及至此人編《馬一浮卷》（此卷校點錯誤極多，證明編者缺乏經史基本素養），發現馬一浮答蔡書並非那麽倨傲，又恥於認錯，於是在新撰《小傳》含糊一說，在《年表》幹脆不提。隻是害苦了好講經典的叢書主編，沒有發現馬鏡泉已悄悄改錯，卻據此人《傳略》的謬說，故不得不提出質疑。尚祈您和您的同事，就此向持此說的專家要求論證，除馬答蔡書以外，還有沒有別的可信史料能證明這一公案？

　　三、馬一浮與中西文化

　　您的三問，是大難題。試陳拙見如次。

　　1、我手頭僅有前揭《馬一浮卷》，凡收馬著十三種。選家有選取家的眼光，所收論著，清末民初及解放前後的作品都很少。大半為馬氏於抗戰時期在浙大和複性書院的講義，主要反映他五十以後至六十三歲以前的見解。

　　2、據前揭馬氏“學術年表”，他學西文，讀西書，譯西論，均在十七歲至二十三歲之間。那期間他曾學習五種外文（先習英、法、拉丁文，後習日、德文），但時間都不長，造詣如何？不詳。唯知曾由英文譯介西書數種。倘知清末的西書中譯情形，勇於“耳食”，或粗知西語，便從事譯介，所謂譯文與原著相關不可以道裏計。但馬一浮終究在美在日各一年，耳濡目染，其譯文或較粵滬洋行買辦如鄭觀應等略為高明，也未可知。青少年氣盛，好激進。由馬一浮二十一歲在美曾譯《法國革命黨史》、《日耳曼之社會主義史》、《露西亞之虛無主義史》，二十二歲（1904）在日曾與謝無量同習《資本論》，次年返國後仍作文支持同盟會的《民報》可知。

　　3、馬一浮歸國年方二十三歲，卻麵對政壇大變。一變是這年主張革命的三大派（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由孫文、黃興串聯組成同盟會。二變是慈禧為首的清廷，被迫走出“官製改革”最重要一步，宣布廢科舉，不想斷了除滿洲權貴外的各族人士學而優則仕的生路，將大批號稱四民之首的知識分子推到同情反清一方。三變是慈禧集團玩弄假立憲，固然取得分化康梁與孫黃兩大反清勢力的眼前效應，卻喚起潛在的離心力量，特別是南方諸省紳士要求地方自治的真立憲運動的崛起。對此複雜的政治態勢，青年馬一浮顯然不知所措，他於二十四歲（1906）突然由西學轉向“國學”，在杭州大讀文瀾閣藏《四庫全書》，或許反映他在兩種政治文化短兵相接時的困惑。

　　4、清宣統二年（1910），二十八歲的馬一浮要纂集一部《諸子會歸》，起草了“總目”“序例”。（見《蠲戲齋文選》，前揭《馬一浮卷》第657-666頁）。這是他讀“國學”書第四年的初次整合見解——“會歸”意即整合。由民國三十四年（1945）十二月稿末的“馬浮識”，知他六十三歲仍重視此稿，說是序錄雖不改定也可刊行。

　　這份《諸子會歸總目並序例》，首列選目，依時序分四階段（周秦諸子，兩漢諸子，魏晉迄隋唐諸子，宋代諸子）；次列選書標準，所謂“例”；末為“敘”，即總結特色。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〇年，由於章太炎在東京講學，風靡留學生界，而章氏擁護者在上海租界辦《國粹學報》，導致依晚清漢學回顧傳統學說而“群言攻孔子”的現象。馬一浮無疑受其影響，因而他的“會歸”見解，有四點值得注意：第一，認為諸子學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仍在延續，到南宋朱熹（卒於1200年）才告一段落（到他晚年說應“斷自濂溪以後”，即周敦頤1073年卒後）。第二，認為漢以後諸子學特色為“變”，變而終於兩宋濂洛關閩（即周程張朱），卻強調“宋後異論唯在儒，其書充棟，要皆沿宋，故不統於儒者，其言枝以穢，不得比一家”。就是說宋以後已無真儒家，隻有學舌宋人而枝蔓汙穢的“儒林”。第三，認為自漢至宋千年的諸子，“為流有六，曰儒曰道曰法曰名曰墨曰雜，其誌皆以範圍天下，五家者皆有所蔽短，儒亦醇駁互見”，他不僅將佛教、方土排除在外，也將陰陽、縱橫、農家、小說家屏而不錄，又將兵書、醫書、天文曆算、譜牒曲藝等也置諸度外，就是說他的尺度，在於六家都以天下為己任而殊途同歸。第四，稿末總敘，屢引《荀子》、《呂氏春秋》、《屍子》，突顯自老、孔以下諸子各有長短，但漢以來“人知尊孔子”，卻不知“禮失則求諸野，彼異家者，猶愈於野已”。

　　以上諸點，表明馬一浮在清末思考中世紀中國傳統，雖然沒有超越漢學思潮，卻讚同研究傳統應當“回歸原典”，更應當注意諸子的原典的時代性，即無不隨時而變，變的態勢是殊途同歸，“至宋而反於純”。

　　5、因為馬一浮已認定宋代曾達到“諸子會歸”的高峰，所謂“純”（專一不雜），認定南宋亡後的朝野“儒林”，都每下愈況，這無疑使他比照歐洲度過所謂黑暗中世紀的先例，認為“師儒之守，當務適時”（1917年初答蔡元培書）。在他看來，適時又有用的純儒，楷模即為宋代整合諸子而自成體係的濂洛關閩一派，所以他要學程朱以振起“國學”。

　　四、馬一浮為何強調“直接孔孟”

　　前已奉答，由於缺乏馬一浮早年論西學西史的原材料，我難以判斷他對同時代歐美日本學術的認知程度。但僅由他在清末附和“回歸原典”思潮，以及他屢表憎惡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諸說，斥為“言師夷已自淪為夷，言製夷卒為夷所製，禍烈之至，而朝野上下，曾不一悟”（1938年與袁心粲諸友書，前揭《馬一浮卷》第743頁）等等，可知他是自命真通西學的。

　　民國元年（1912），馬一浮年三十，相傳曾被蔡元培聘作臨時政府教育部秘書長（說相傳，是因為今見有關蔡任教育總長半年的種種資料，都沒有提及馬一浮其人，卻無不提及料理部務的是蔣維喬，故存疑），辭職後赴南洋，見新加坡有閩商集資所建“道南學堂”，於是大發感慨：“予惟今國家初改政典，教育者方議絀儒術，廢六藝，而茲堂之稱，乃有取於洛學之傳，所謂禮失而求諸野，非歟！”（前揭書，第667頁，伊川即程頤，其送門人楊時回福建，曾模仿東漢馬融因鄭玄辭回山東的歎語，說是“吾道南矣”。）據說此後馬一浮便執著地以程朱傳薪者自居。

　　中唐韓愈作《原道》，已稱古代道統，由周孔傳之孟軻，“軻死焉不得其傳也”，首次宣稱在孔孟死後，“中國”便進入千年黑暗王國，到他韓愈表彰孟軻，才重現光明。北宋王安石首先借助權力“尊孟”。其後程朱講道學，都標榜“為往聖繼絕學”（張載語），也就是跳過荀董楊劉以及漢唐經學，直承“孔孟之道”。（請參拙著《中國經學史十講》第13至30頁），其實，不僅程朱，反對朱熹的陸九淵，到晚明的王守仁，同樣自命直接孔孟。

　　馬一浮既稱濂洛關閩為“純”儒，便無法回避由朱陸之爭已開始的一個問題，即所謂理學兩派與異教的關係。清初學者已指斥“陸子禪，朱子道（朱熹曾化名空同道士鄒訢）”。晚清經今古文兩派新學家，對滿清尊朱的“帝學”批判尤烈。馬一浮理想的“純”儒，既要像陸王“六經注我”，“吾心便是宇宙”，在哲學上是徹底的唯我論，又要像程朱力求“化民成俗”，所謂不為民所化，不為俗所拘，在實踐中是“創造未來”的先知，“為萬世開太平”。然而這樣的雙重角色在中國史上從未出現過。如一九〇七年章太炎導引“群言攻孔子”的名篇《諸子學略說》所說，由孔子到孟荀，“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是故終身誌望，不敢妄希帝王，唯以王佐自擬。”倒是佛祖如來，敢於自負“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而所謂華化的禪學，也敢於嗬佛罵祖，連深悉禪機的王陽明，也不得不承認“塗之人皆可為禹”是合理推論。正如晚清許多改革家，都通過陽明學向佛學與西學汲取反現狀的理念一樣，馬一浮也苦思調和儒佛中西矛盾學說的對策。他自稱終於大徹大悟，說是經過收集“彼土”即歐美日本論著百餘家，發現論人生和治術，不存在儒佛中西的區別：“從本源上看，儒佛等是閑名。孔佛所證，隻是一性。果能洞徹心源，得意忘象，則千聖所歸，無不一致。”（轉引前揭書《小傳》第2頁）。用不著指出，這是莊子到禪宗包括晚明左派王學已申述過百千遍的文化相對主義。馬一浮的“創見”，隻在聲稱這是孔孟的原教旨，古今中外“千聖”所有思想學說共同的出發點和歸宿。所以他馬一浮界定何為“真儒”，那就是濂洛關閩“直接孔孟”的衣缽真傳。

　　因此，馬一浮在五十歲後，就自以為洞察天命，否認世間有客觀真理，以為隻要承認心外有物，必定“求真反妄”。他在一九三六年《與熊十力書》，譏笑“科學家可以語小，難與入微；哲學家可與析名，難與見性。”尤其憎惡史學家，說：“獨有自號曆史派者，以誣詞為創見，以侮聖為奇功，向壁虛造而自矜考據，直是不可救藥，但當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前揭書，第729頁）。人們一看便知，這是特指“古史辨派”，也不好說罵得全錯。

　　我以為有趣的，是馬一浮忘記了二十年前拒蔡元培邀“備講太學”，一個理由即是入民國了，“幸值自由之世，人皆獲求其誌”。自己要求有反現狀的自由，卻不許他人有疑古史的自由，豈非自相矛盾？好在他在野行使批評自由，不能說他背離文化相對主義的信念。

　　五、馬一浮與複性學院

　　來示第五問，涉及政治幹預學術的古老傳統問題。

　　由馬一浮的傳記資料，可知此人年逾“不惑”，便以“大師”自居。一九三〇年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請馬一浮到校任教，一再遭拒。此公的理由，一要浙大奉上“大師”徽號，以示淩駕全校教授之上，二要浙大遵從“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的古訓（前引馬鏡泉、劉夢溪二文，均將此說提前二十年），命學生至其寓所受教。折騰年餘，事未成。豈知形勢比人強，時過八年，竺可楨率浙大師生避日寇侵浙之難，一路內遷至江西泰和。時年五十六歲的馬一浮忽然自行上門，願為浙大學生講授“國學”（是否由竺可楨代表學校“聘之以大師名義”？未見浙大校史，姑存疑）。

　　那以後馬一浮便跟著浙大從贛北跑到廣西。所謂時危匕現吧，已逃至重慶的國民政府的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經教育部長陳立夫推薦，發現他們的浙江同鄉馬一浮，可充“國難”時期文化點綴。於是擬設與“新生活運動”合拍的複性書院，延聘馬一浮為書院山長。馬大師的生平宿願，便是充當“帝師”。既受今上延請，又許以“賓禮”相待，焉有辭讓之理？正如孔子聞君命“不俟駕而行”，民國二十八年（1939），馬大師便在重慶晉謁蔣委員長，同年九月便在四川樂山烏龍寺的複性書院開光儀式上現身，如朱熹創白鹿洞書院先例，向諸生宣布“學規”、“讀書法”等，然後正式開講，留下他生平最有係統的著述《複性書院講錄》六卷。

　　稍知蔣介石統治風格的，都會同意其政敵毛澤東的一句評語：“此人是曆來不知感恩的。”或說這也是毛夫子自道，但用於觀察蔣把馬一浮收入囊中，卻可理解，因蔣對馬轉眼以幕僚相待，況且馬一浮隻是點綴帝治的花瓶。

　　可悲的馬一浮。在他的《複性書院講錄》卷一，大講“國學即六藝”，特別強調孔子《春秋》，應如董仲舒所說，旨在“因行事加王心”，“王心者何？即道心也，天理也”，“誌在《春秋》，此誌即王心也”。接著又引《莊子》，又引《孟子》，下及宋初至晚清諸說，力證“王心”合乎孔孟之道。可惜他講得再賣力，也未能上達天聽，誰敢以此迂說去幹擾委員長抗日反共聯美的大計呢？待到馬一浮發現蔣介石、陳立夫為書院設置的董事會，其任務是監督他講學是否出格，絕非待以“帝師”之禮，反而如同奴隸總管，不禁甚感失落。

　　一九四一年，馬一浮五十九歲，主講複性書院已至第四期。此前他力邀至書院任教的熊十力，因與他見解相左，由相罵到相違，絕裾他去。他的另一個同道梁漱溟，又於前一年在北碚創辦勉仁書院，約熊十力主講，致使複性書院生員流失。更令馬一浮不堪的，是重慶政府教育部，於此年下令要書院填報講學人員履曆及所用教材，說是備核，實則將複性書院降格為部屬“國立”院校之一。馬一浮因而發作，拒填報表，又致函教部，斥其違背蔣陳對其以賓禮相待的諾言，要求辭職。董事會未窺委員長旨意，當然力予挽留。馬一浮保住了麵子，卻心灰意冷。次年行年六十，便宣布“鬻字刻書”，不再受領複性書院薪水。但直到抗戰結束，書院遷回杭州，馬一浮仍屬書院的山長。一九四七年，馬一浮六十五歲，才得書院董事會同意，廢書院為智林圖書館。他也由此結束了主持複性書院講席長達七年的生涯。

　　所以，倘說馬一浮主講複性書院，發抒己見不過三個多學期，那是可以的。但倘說馬一浮在複性書院講學，僅維持一年八個月，則不合曆史實相。

　　馬一浮在複性書院由得意到失落，關鍵在於複性書院是蔣介石欽定的複古文化機構。蔣介石在大陸統治二十八年，設置文化機構無數，除中央研究院外，沒有一所大學或研究所不是半途而廢。複性書院不過是其中一所很小的國立學院，當初設置無非為了安置蔣介石、陳立夫的一名浙江同鄉。這名同鄉享有“國學大師”名聲，在蔣陳控製教育的中統（C。C。）眼裏，尚有利用價值。然而馬一浮認假為真，不明蔣陳借其打傳統牌的機心，竟以“帝師”自居。及至身處蔣陳政治囊中，發現實際地位，不過是蔣介石政治弈局中的一名過河小卒，絕非當初期待的帝師王佐，已經噬臍莫及。

　　此後馬一浮沒有追隨蔣幫跑往台灣，留在大陸而榮膺浙江文史館館長。但理想與現實相距更遠。屍位素餐十多年。至“文革”次年，遭批鬥而以八十五歲高齡驟逝，那是後話。

　　朱維錚2007年11月1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