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七卷）

第一個被錯誤批判的元帥——劉伯承

　　顧保孜

　　一九四九年後，為中國共產黨打天下立下汗馬功勞的十大元帥中，第一個遭到錯誤批判的是誰？人們都會以為是彭德懷，其實，並非是他。而是被看作中國“三個半”戰略家之一的劉伯承。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的高參們》（顧保孜）一書披露了有關情況。現摘錄如下——

　　如果有人問，在中國第一個被錯誤批判的元帥是誰？人們肯定會說，是彭德懷！這就大錯特錯了。其實，第一個受批判的元帥是劉伯承。他是在授銜三年之後就被批判的，而彭德懷，則是在授銜四年之後。

　　一九五八年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特殊的年頭。

　　在全國上下大幹快上的日子裏，共和國軍隊的高層正在醞釀著一場史無前例的鬥爭——一九五八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反教條主義。

　　從斯大林去世以後，中蘇關係出現了變化，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了五個整風學習文件，反對照搬蘇聯的一套東西。

　　從那個時候起，作為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劉伯承就開始檢查自己的工作了。軍事學院的教學工作中有沒有教條主義的東西呢？實事求是地說，是有一點的。因為當時我們的軍隊還沒有正規的院校，毛澤東說了，你們請不請蘇聯顧問？反正我是要請的。在我們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借鑒蘇聯的一些條令、條例和一些教學方法是必要的，這中間有一點教條的東西也在所難免。

　　一九五七年，國防部長彭德懷帶工作組到了南京的軍事學院。

　　不管是由於什麽原因，當時他們作出的關於軍事學院教學工作的評價是不公正的，是有問題的。

　　他們在寫給中央和軍委的報告中說：“……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與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大相適應。在教材和作業製訂中，對於我軍黨委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相結合的製度、對於我軍的政治工作製度照顧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長製’的精神。”“……從學院方麵來說，在成立六年多之後，對於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特別是經過一九五六年九月全院學習五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誌已經感到有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使黨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後於客觀實際了。”

　　……

　　此時，劉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一九五六年的嚴冬，劉伯承元帥就因腦病離開了軍事學院。由於身體原因離開自己親手創辦的高等軍事學府，劉帥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風中，他對送行的同誌們說：“看來今後我隻能當個名譽院長了。”

　　說這話時，他眼含著淚，為他送行的人也熱淚盈眶。

　　人離開了軍事學院，心還在那裏，他時常為學院的事牽腸掛肚。當他聽說了國防部的報告之後，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潔白的病房裏，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在我主持工作的過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條主義的東西呢？是不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呢？剛剛開始時，嚴格按照蘇聯的操典，後來看到有的學員是有些吃不消，對這些東西也作了必要的改動，這些就是教條主義嗎？如果說在學習蘇聯的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麵有些生搬硬套的問題的話，那也不能冠之為教條主義。雖說有些想不通，但他還是從自己的角度來檢討這些問題。

　　那些日子，劉伯承總是睡不安穩。他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先後給有關的人士寫了好幾封信，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寫信給在學院主持工作的陳伯鈞副院長和鍾期光副政委，要求他們認真貫徹彭德懷等同誌的指示：“黨委做深入研究，集體討論，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再經過群眾路線，必有成就。”

　　軍事學院黨委很快召開了全體委員會議，雖然他們不同意國防部的報告的主要觀點，但還是作出了《關於深入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對學院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問題作了認真的檢查。

　　這時在北京主持訓練總監部常務工作的蕭克上將對彭德懷的報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蕭克認為，彭總對軍事學院的教條主義問題的估計是過於嚴重了。他認為隻是教學內容與我軍的實際情況有一些不適應。

　　蕭克將軍上書彭德懷，公開對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特別不能同意彭德懷在一篇將要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把“正規化、現代化”和“現代化、革命化”對立起來，他認定這樣提是十分有害的。

　　……

　　對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擺到桌麵上來，爭論個麵紅耳赤，分出個青紅皂白，這在黨內是允許的。可怕的是別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幾乎是在劉伯承給軍事學院的有關領導寫信的同時，北京的軍委訓練總監部的四級幹部會議也發生了很大的爭論。

　　這裏有必要向讀者多說兩句，訓練總監部是建國初期軍委所屬的一個部。在反教條主義後撤銷了。首任的部長是劉伯承，後來是葉劍英元帥代理部長，再後來是蕭克將軍任部長。

　　因為訓練總監部是主管全軍的教育和訓練的，他們對軍事學院反“教條主義”也是很敏感的。

　　當時訓練總監部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意見，一種認為，這幾年的軍事訓練和教學的成績是主要的，教條主義是小的失誤；另一種意見卻認為教條主義是相當嚴重的，嚴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對一個問題有尖銳對立的看法也是難免的，但是這種不同意見一旦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會出現誰也預想不到的結果。

　　林彪恰恰是在這個時候插手的。

　　前幾年一直在稱病的他，開完成都會議回到北京。聽有關的人士向他講了訓練總監部四級幹部會議的一些情況後，他決定要親自出馬了。

　　關於這段曆史，林彪自己有個說法，我們可以拿來作很好的佐證。一年後他在批判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說：“……當時軍委擴大會議馬上要開，但並沒有確定以反教條主義為主題。我得到這個材料以後（指有人向他講了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的問題），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應該以這個為主題，軍委擴大會議應該有個思想內容。把情況報告毛主席，毛主席認為……應該開展這個鬥爭。會議是毛主席決定的，材料是xxx提供的，這才有去年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軍委擴大會議。”

　　這樣一個本來並不是很複雜的事情就變得越來越複雜了。

　　軍委擴大會議一開始，就宣布了這次會議的開法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軍隊的高級幹部會議上開展“四大”，這在當時的確是件新鮮事。全國的形勢日新月異，軍隊也應該有點新的氣象嘛！

　　對這種形勢，大多數同誌是有抵觸情緒的。中將程世才就表示：我可以提供炮彈，但我不當炮手！這種說法自然受到了大會小會的批評。

　　軍委擴大會議的前一個階段，人們還是可以講話的。不管是認為教條主義有多少，都還可以鳴放。但越開鬥爭的氣氛越來越濃。

　　明眼人越看越清楚，這次鬥爭的矛頭直指兩帥——劉伯承和葉劍英。而劉伯承又首當其衝。

　　劉伯承本來是在外地養病，他接到會議的通知以後，不得不趕到北京。

　　離開南京的時候，劉伯承就有了預感。他一夜未眠，本來就不好的眼睛充了血，紅得讓人感到害怕。

　　在火車上，他又是一夜未眠。下火車時，他的病情進一步加重，眼壓達到了七十多。

　　他被安排住進了北京醫院，一邊治療，一邊準備檢討。他冒著失明的危險，一字一句地寫檢討。

　　七月十日，劉伯承來到了懷仁堂，他是在別人的攙扶下走上講台的。

　　劉帥一生多次上過講台，無論是講軍事理論，還是講黨的方針政策，他都很是自如，但今天他卻要在這裏作違心的檢討！

　　他扶了扶眼鏡，開始向軍隊高級幹部講自己在軍事學院以來的工作，這裏有實事求是的說明情況，也有違心的自我批評。

　　劉伯承作檢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想保護一批同誌，想讓這件事情平息下去。但他的想法還是太善良了，軍委擴大會議的後期，鬥爭越來越激烈了。

　　蕭克、李達等同誌都受到了嚴厲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檢討，還是不能過關，非要他們承認是反黨才行。說起這些來，蕭克將軍至晚年還很氣憤：“我是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加入黨的，叫我承認反黨，我絕對不能接受！”

　　在鬥爭會上，蔡鐵根大校說了幾句真話，當場被撕下肩章，推到台下看押起來！

　　此後這些人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後來都受到了組織處理。蕭克、李達都被撤了職，降職到地方工作。另外一些同誌，有的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降職降級。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以後，劉伯承元帥的心情更加不好了。變得更加沉默。有是坐在椅子上，有時站在窗前，好半天不說一句話。

　　此後的日子裏，教條主義像一塊巨大的石頭，壓在年邁多病的老帥心頭。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他的雙眼幾近失明，他對那些極左的事情越來越不能理解了，但他還是堅信曆史會作出公正評價的。

　　這一天正在慢慢走來。

　　盡管從一九五九年以後就備受磨難，但還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說出了心裏話。他讓自己的侄子彭繼超找到了蕭克同誌家，對蕭克同誌說：“一九五八年的事情，讓他們受苦了，對不起同誌們啊！”

　　真正為這次鬥爭平反，還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總政治部又專門發了文件，為這次反教條主義所傷害的同誌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但是這些話，劉伯承同誌都已聽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