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1892—1986),原名孝生、明昭,1892年12月4日生於四川省開縣浦裏區趙家場鄉張家壩。
據《劉氏家譜》記載,劉家的祖籍原在湖北荊州府江陵縣。後來,隨著清朝初期“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浪潮遷到四川省。孩提時代的劉伯承異常頑皮,敢打善鬥,喜歡領著小夥伴爬樹、掏鳥窩、采桑葚。赤身在河塘裏玩水、戲鬧。有時,他帶領小夥伴和鄰村孩子“開戰”,互投土塊和石子;他很善於指揮,結果他領頭的這一方常常獲勝,而對方卻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一次,劉伯承貪玩未認真讀書,回家後母親讓他背誦。他知道母親識字不多,便胡亂地背了一遍。在屋裏的父親聽到後,走出來斥責他:“亂背啥子!我告訴你,我沒得南莊田、北莊地,隻有一管筆、一錠墨留給你。你不用功,看你日後如何得了!”聽著父親的訓斥,看著母親傷心的眼淚,劉伯承深受觸動。從此,他發奮讀書,進步很快。在開縣小學畢業以後,劉伯承又到夔府(今奉節)官立中學就讀。剛讀一年,他因父親病逝,被迫中途輟學,回鄉務農。年僅15歲的劉伯承淪落到社會生活的底層,使他的思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12年,劉伯承以文武各科的優異成績考入重慶蜀軍政府開辦的將校學堂,被編入第二隊第一排第一班。經過10個來月的緊張訓練,於次年底畢業,分派到熊克武的部隊當見習生。劉伯承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軍旅生涯。
1916年元旦,袁世凱公然稱帝,激起公憤。雲南都督蔡鍔在雲南首先宣告獨立,起義護國。劉伯承等起兵響應,成立了“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這年春天,雲南護國軍出兵討袁,與在川南的北洋軍展開了決戰。為支援雲南護國軍,劉伯承決定北渡長江,占領豐都城,切斷長江的運輸線,阻止袁世凱派兵增援。3月,在豐都攻城戰中,奮勇當先的劉伯承頭部連中兩彈,一彈擦傷顱頂,另一彈從右邊“太陽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他昏倒在血泊之中。因為劉伯承傷勢惡化,不能主持軍務,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又沒有像他這樣的人統領部隊,遂告瓦解。為了治傷,劉伯承由康雲程護送,改名換姓化裝潛赴重慶就醫,先在寬仁醫院治傷,後轉到臨江門一家德國人開的私人診所治眼傷。一位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軍醫決定為劉伯承做眼眶手術。手術前,劉伯承問醫生:“打了麻醉藥針,是否會影響大腦神經功能?”醫生一時很難明確作出回答。看著醫生猶豫的表情,劉伯承靜靜地想了一會兒後,懇切地提出手術不要麻醉的要求。醫生連聲反對:“不行,不麻醉的痛苦任何人都難以忍受。萬一你忍受不住,手術就會失敗,這個責任誰來負?”劉伯承堅定地對醫生說:“你放心,無論發生了什麽意外,都不要你負任何責任。不管怎麽疼痛,我都能忍受!”劉伯承的意誌深深感動了醫生,終於不用麻藥為劉伯承做了手術。整個手術做了3個多小時,前後拉割開了74刀。劉伯承咬緊牙關,忍著劇痛,堅持完手術,硬是沒有發出一聲呻吟。手術結束了,劉伯承堅忍的毅力,令進行手術的德國醫生大為讚歎:“了不起,了不起,你是真正的中國好漢!”
1926年5月,經吳玉章等人介紹,劉伯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劉伯承加入中國共產黨之時,也是北伐戰爭開始之際,他回到四川,積極投身於四川省的軍事工作,試圖在四川組織一支革命的隊伍。次年,劉伯承領導了瀘順起義和堅守瀘州保衛戰,這是他參加中國共產黨後指揮的第一次軍事行動。起義和保衛戰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局麵下,策應了北伐戰爭,推動了四川國民革命運動的興起。不久,在吳玉章的努力下,武漢國民政府任命劉伯承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十五軍軍長。
1927年7月11日,劉伯承經陝西、河南,輾轉來到武漢。
組織南昌起義的周恩來,軍事上需要一個得力的助手。這個人既要有秘密組織大規模兵暴的經驗,又要有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周恩來選中了劉伯承。劉伯承臨危受命,堅決聽從共產黨的指示,遂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請了“病假”,乘江輪前往九江,參與南昌起義。劉伯承與朱德、賀龍、葉挺不一樣,他參加南昌起義時沒帶一兵一卒,而是單槍匹馬趕赴南昌參加起義的。他擔任了起義軍的參謀團參謀長,也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建軍史上的第一位總參謀長。當時,劉伯承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到第二十軍軍部協助賀龍擬製起義計劃,劉伯承與賀龍久已相識,此次在南昌相逢,兩人格外高興。起義計劃擬定後又得到葉挺的讚同。隨後,劉伯承前往中共江西省委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南昌起義的指示和計劃。據此,中共江西省委召開緊急會議,布置各群眾團體,積極協助起義軍搞好通信、聯絡、後勤和宣傳工作,並組織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配合起義軍行動。
8月1日淩晨2時,起義戰鬥打響。戰鬥中,劉伯承一直和起義軍總指揮賀龍在一起,共同指揮戰鬥。他們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來到前沿,仔細觀察敵人火力情況,指揮部隊調整進攻方向,采用正麵壓製、兩側迂回的戰術,很快就攻占了敵指揮部。至6時,起義軍完全控製了整個市區。上午9時,劉伯承和李嘉仲作為四川代表,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會上選舉了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和委員,下設秘書廳、參謀團和宣傳、財政、農工、黨務各委員會以及政治保衛處。劉伯承為參謀團參謀長,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聶榮臻、賀錦齋、蔡廷鍇、張國燾為參謀團成員。
關於參謀團的組建,據周恩來後來回憶:
參謀團當時沒有人任主任。後來我就指定劉伯承同誌來做參謀長,他起初謙虛,不肯答應;後來我說一定要你來做,他才擔任參謀長職務。
8月1日下午,劉伯承在總指揮部召集參謀團會議,根據中共中央依靠海口取得國際援助、組織力量重新北伐的指示,確定起義軍撤離南昌城、南進至東江的行軍路線。經過討論,劉伯承集中與會多數人的意見,決定經臨川、會昌、尋烏進入廣東。南征途中,劉伯承又多次召集參謀團會議,部署會昌作戰方案、行軍路線更改等。潮汕潰散後,劉伯承與林伯渠、賀龍、彭湃等一起到達陸豐縣,從神泉港乘船從香港轉赴上海。
南昌起義失敗後,中共中央決定派劉伯承到蘇聯學習。在蘇聯,劉伯承寫出了《南昌暴動始末記》,詳細地記述了南昌起義軍事活動全過程,並對起義的得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總結出了起義的四項“根本弱點”和八條“行動的錯誤”。
這四項弱點是:在發動時間上,沒有選擇在我黨力量上尚未遭到嚴重破壞的時刻;在起義空間上,沒有選擇在群眾基礎廣泛的兩湖地區;在革命武裝數量上,沒有把軍事力量同群眾力量結合起來;在革命武裝質量上,沒有切實加強起義隊伍的政治領導。八條錯誤是:黨的領導不力;未能發動農民一起奮鬥;作戰指揮不統一;對敵鬥爭不堅決;對敵我力量估量有錯誤;財政政策不明確;軍事人才準備不足;輿論宣傳不夠。這些意見,反映了劉伯承對革命武裝的高度重視和對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比較清醒的認識。
1930年夏,劉伯承從蘇聯回國。在此後的蘇維埃運動中,他曾先後擔任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總參謀長和總司令部部長(總參謀長)等職。他協助周恩來、朱德指揮作戰,取得了中央蘇區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紅軍長征中,任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力主紅軍北上,而張國燾卻堅持南下。兩方相爭之時,劉伯承對張國燾的錯誤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以共產黨內老資格自居的張國燾,對像劉伯承這樣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人,竟敢批評他,感覺受到了極大的汙辱。張國燾惱羞成怒,幾次威脅劉伯承說:“不念你是南昌起義的參謀長,我就殺了你。”劉伯承毫不示弱:“你殺了我,我也擁護中央決議和毛澤東的路線。”毛澤東多次委托劉伯承指揮關鍵戰鬥,劉伯承不負重托,先後親臨前線指揮強渡烏江、智取遵義、巧奪金沙江、強渡大渡河諸戰役,迭挫強敵。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中原軍區暨中原野戰軍司令員,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在此期間,劉伯承、鄧小平率10萬大軍行進千裏,突破國民黨軍的黃河防線,勝利地進入大別山,建立根據地,在江淮河汊間大量殲滅敵人,擴大了中原解放區,迫使國民黨軍陷於被動防禦地位,為實現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的轉折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伯承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