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共產黨人在南昌城頭舉起義旗的時候,在這麵旗幟的下麵,聚集著幾個不同國籍的外國人:
兩位列寧生前決定、而由斯大林派來幫助中國革命的蘇聯同誌,還有幾個朝鮮、越南同誌。
從起義戰鬥打響到南下廣東,以至起義軍最後失敗,這兩位蘇聯顧問幾乎日夜緊隨賀龍身邊。他們的心與起義軍領導人的心在一起跳動,共同為勝利而笑、為失敗而悲。
莫·費·庫馬寧,蘇聯人,是賀龍的騎兵軍事顧問,參加南昌起義時化名紀功。他有雙孩子似的總是笑眯眯的眼睛。他1919年參加蘇聯紅軍,1926年來到中國,先在黃埔軍校任軍事顧問,後編入賀龍第二十軍任顧問。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的南昌起義,共產國際的態度就像他們給羅米納茲的電報一樣,含含糊糊,並不熱烈。而且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出於外交考慮,禁止蘇聯顧問在任何情況下介入和參加武裝起義。然而,庫馬寧等人毅然參加了,在這生死攸關的節骨眼上,他們並不想離開準備起義的部隊,並不想離開存亡未卜的中國共產黨。並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起義和南下提出過非常高明的意見和主張。
在起義軍占領瑞金後,對會昌之敵,打與不打,庫馬寧明確主張避戰,速到汀州、上杭入粵。他認為,就實力來看,敵人和起義軍兵力相當;就優勢看,敵以逸待勞,起義軍疲憊;就形勢看,起義軍不攻會昌,徑直由瑞金東出,完全可能。然而,庫馬寧的主張沒通過。會昌之戰打了,也打贏了,但起義軍傷亡1700人,幾乎占起義軍總數的七分之一,造成“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拚消耗局麵。
在起義軍到達上杭後,關於起義軍的下一步軍事行動進行討論時,擔任賀龍顧問的另一位蘇聯人阿托裏斯夫斯基,提出了一個與大多數起義領導人,包括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朱德、譚平山在內的不盡相同的意見。
阿托裏斯夫斯基主張起義軍暫駐閩西汀州上杭永定一帶,因為這裏是富庶之區,在經濟方麵可以自給。起義軍經過一個多月的行軍作戰,實在需要一個相當期間的休養。
阿托裏斯夫斯基充滿信心地預估,如果起義軍能在閩西停留4個月,則至少可以在閩西新編4個師工農軍,增加5萬以上的兵力。而且,閩西的富庶,可以挽救革命委員會的財政危機。等實力財力增加以後,再長驅入粵,猶未為晚。
阿托裏斯夫斯基的計劃竟幾乎沒有一個支持者。起義領導人都主張立刻到廣東去。
現在看來,庫馬寧、阿托裏斯夫斯基的意見,具有遠見卓識。
會昌之戰,從戰略上講,在當時,保存實力、力避敵鋒、應為上策,拚掉精華、與敵決戰則是下策。這場戰鬥,打後走,不如不打而走;大打不如小打,小打不如不打。
暫駐閩西,就對當時情況而言是非常有利的,不僅可以避開強大的敵人的追堵,使非常疲勞的起義軍得到休整,而且還可以得到新的補充。如真能擴充4個師,增加5萬兵,敵人想吞掉起義軍是不容易的。而且,這樣就能占領山區和農村,建立農村根據地,從而打開一個偉大的新局麵。這條道路在以後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的革命實踐中證明,它是極其寬廣而正確的。
可惜,曆史曆來沒有“悔棋”。蘇聯顧問不是決策人,僅僅是顧問而已。
庫馬寧和其他幾個外國同誌隨軍南征,同樣曆盡了饑餓、疲勞、炎熱的艱難困苦,終於一起到達廣東潮汕。
在起義軍失敗後,庫馬寧在一次遭遇戰中,被敵軍俘虜。後投入監獄8個月之久。獲釋後回國,他在回憶南昌起義所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南昌暴動雖沒能挽救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命運,但它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獨立武裝,向反革命勢力打響了第一槍,從而誕生了中國人民的軍隊。
其他幾位外國同誌後經香港、上海及內地輾轉回國,無一犧牲。
§§第九篇 山窮水盡疑無路